傅璇琮

（一）

　　《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年以来，除了刊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题论文外，还十分重视文学古籍的整理，发表过不少有关诗文总集、别集、小说和戏曲作品整理以及各类专题资料汇辑的建议与评论。这些文章，已经成为整个古籍整理研究的极可珍贵的资料，对于现在古籍整理出版如何进一步开拓思路、提高质量，仍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建议和设想，经过研究者的多年努力，今天已经见诸行动，有了具体的成果。如1956年李嘉言先生曾提出《改编全唐诗草案》，引起学术界的深切关注和热烈讨论，现在新编《全唐五代诗》，已由苏州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有关专家编纂。有关编纂《全宋诗》、《全宋文》的动议，前几年也由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的《全宋诗》、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全宋文》的陆续编印问世，得到完满的落实。

　　四十年以来，我们古典文学的研究，虽然几经曲折，但整个来说，还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在这些成绩中，文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应当说占有显著的地位。

　　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说有其完整的结构。这种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工程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其具体内容，大体有这样三个范围：1、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包括各类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点校、笺注、辑佚、新编。2、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作家传记资料的辑集，文学活动的编年，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和考证等。3、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题解，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或索引，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应当说，文献的整理对文学研究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它不但为深入研究奠定扎实的资料基础，而且有时还能影响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向的开拓。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建筑的上层结构，则能进一步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探索艺术发展的规律，发扬古典文学的精华，使之为当代创作提供借鉴，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二）

　　四十年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古籍的整理和出版，逐步理出了学科或门类发展的脉络和体系，反映出这项工作正逐步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这应当说是当前文学古籍整理研究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向。

　　这首先反映在一些大项目的组织整理上，特别是有关一个时代文学总集的编纂，近十余年来有着引人注目的发展。文学总集的出版，最初仅停留在对过去代编纂成书的典籍选择较好的版本加以影印或一般性的点校，如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以及《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唐诗》等。在这方面开创一个新局面的是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著者花了大半生的精力，经多次修改补充方始成书，于一九八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共135卷，除《诗经》、《楚辞》而外，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各代的成篇诗歌及零句，都加采录，特别是详注出处及版本异文，不但大大超越了明冯惟讷的《诗纪》及近人丁福保同类性质的书，而且为在这之后的新编总集创立了良好的范例。

　　在这之后，正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的诗、文、词总集，其编纂方法上大致有这样共同的格局：第一、广泛搜辑现存的各类资料，务求做到搜采广博，涵容繁富，无论名家钜制，或散篇佚作，尽可能汇集，力求减少遗漏。同时对所采辑的作品，一一注明出处，以示征信。第二，在普查的基础上，考清版本源流，然后选择较好的底本和有代表性的参校本。校勘工作则不但校文字的异同、是非，更在于考析作品的真伪和时代归属，这方面的工作更能见出整理者的功力与该书的价值。如正在整理中的《全唐五代诗》，即考出清人所修的《全唐诗》有不少宋人的作品，甚至有成卷的明人诗集混入其中。又如《全宋诗》的编纂，就特别注意防止误收。误收有两方面，一是把其他朝代的诗当作宋诗，二是把他人的诗误列于此一作者名下。如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寇准名下载《春恨》诗，注谓出自《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而经考核，此诗实为唐人来鹄《寒食山馆书情》七律中的四句，已见于《全唐诗》卷六四二。又如《六一诗话》所谓惠崇“马放降耒地，雕盘战后云”，实为北宋另一僧人惠昭《塞上赠王太尉》五律中的二句，见《清波杂志》卷十一。第三，对所收作家，努力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查检核实，撰写小传，力争做到无证不信，言必有据。

　　可以想见，新编的文学总集，只要以这三方面作为标准，就必定能大大超越前人，并且能启示当代，树立严谨的学术风气，开创新的研究格局。事实也证明，这些年来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学总集的编纂，不但出成果，也出人才，培养出不少极有发展前途的、基础扎实的年轻研究者。

　　就具体成果而言，这些年来整理出版的项目也已大为可观。以诗来说，除上面提到过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外，有翁独健、陆峻岭主编的《全元诗》（即可出版一、二册），复旦大学古籍所等的《全明诗》（已出版三册），以及正在筹备中的《全清诗》。词总集的辑集，唐圭璋先生创获最钜，他于三十年代即从事于《全宋词》的编辑，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又请王仲闻先生订补，于1965年出版新的修订本。七十年代又出版其《全金元词》。在宋词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八十年代出版张璋的《唐五代词》，现在湖北大学古籍所又在从事于新的校辑本。宋词之后，则有饶宗颐、张璋的《全明词》（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南京大学古文献所的《全清词》（中华书局已出顺康卷前二册）。这样，中国古代词的总集，从唐开始，直至清末，都已齐备。文的方面，清人严可均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搜罗颇广，但校辑上有不少问题，现在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做增补修订的工作。唐五代文的编纂也在进行。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全宋文》已出版五十几册，全书将达一百数十册，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新编文学总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的《全元文》，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今明两年内陆续印出。《全明文》已出版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至于规模更大的清文，也在酝酿筹备中。诗、文、词之外，戏曲方面有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小说方面有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话本大系》等。

　　如果总集的编纂以广博著称的话，则古代作家别集的整理则以精深见长。这些年来，我们已有不少颇有研究深度的作家诗文集、戏曲小说集的校辑和笺注，更有正在进行中的几个大作家的汇注汇校汇评本，如詹锳先生主编之李白集，萧涤非先生主编之杜甫集，以及陶渊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轼、关汉卿等诗文集、戏曲集等。可以想见。这些大作家集新的整理本完成问世，必将使研究工作有新的开展。

有关作家作品专题资料的辑集，也是近四十年来文学古籍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五、六十年代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杜甫研究资料汇编》起，已出版的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有三曹、李白、自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苏轼、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李清照、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水浒》、《金瓶梅》、《红楼梦》等。正在编纂中的还有杜牧、欧阳修、曾巩、秦观、辛弃疾、姜夔等。这些专题资料，除了辑集作家传记及文学活动资料外，还大量采录有关作品的考订、评论、释义及版本流传情况，是从经史子集大范围的群籍中，爬梳搜剔，精细采集的。这是一种高水平的著述，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五六十年代，在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推动和组织下，曾系统地编辑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义和团、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八十年代初，一位美国学者曾说，这一套书培育了美国整整一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这句话是不过分的。我们希望，古典文学研究界和专业古籍出版社共同合作，在已有的基础上，能更全面地规划一下这套专题资料的编纂与出版，这必将使广大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深受其益。

（三）

　　回顾这些年来的文学古籍整理工作，我个人觉得还有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总结历史的经验，文学古籍的整理，不但与研究，而且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潮都有密切的关系。如以宋诗而论，我们知道，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继唐诗之后又一个新的高峰，但这一高峰的形成，是与宋人对唐诗的编集、刻印分不开的。元明以后刻印的唐人别集，几乎都经过宋人的整理。唐代一些大家的集子，如杜诗、韩文的校辑，在宋代都是专学（元好问所见宋人杜诗注即有六七十家，他称之为杜诗学，见《遗山集》卷三六《杜诗学引》）。在年谱学史上，宋人所作的杜甫和韩愈年谱，都是有首创之功。无论北宋和南宋，都编纂有较大规模的诗文总集，如北宋初期李昉的《文苑英华》和姚铉的《唐文粹》，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都对宋人研习前代文学提供详实的资料。据南宋人周必大说，北宋初期唐人集子流传极少，像陈子昂、张九龄等一些名家作品，也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正由于此，当时修《文苑英华》时，即把柳宗元、自居易、李商隐、罗隐等人的诗文“全卷收入”（《文苑英华辨证序》）。宋人的这些努力，促进了唐诗的传播，开阔了人们对唐诗的认识，也提高了宋代诗人本身的文学素养。宋诗之所以继唐诗之后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与宋人对唐诗所作的大规模整理、流布有密切的关系。到明代，情况有很大不同。明人尊唐黜宋的观念很盛，有人认为“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杨慎《升庵诗话》引何大复语），乃至“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清叶燮《原诗》）。受这种评论风气的影响，明人编印、刊刻唐集即很多。被誉为“考明一代著作，以此书为最可据”（《四库提要》语）的《千顷堂书目》，著录有关唐诗的编选将近五十种，而有关宋诗的只三种。到了清初，以对明代诗风的反拨为契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王士祯《精华录》提要所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在这种文学思潮变异的情况下，出现了吕留良、吴之振等的《宋诗钞》、曹庭栋的《宋百家诗存》，以及陈焯《宋元诗会》一百卷，法式善《宋元人诗集》二百七十卷，再后就是著名的厉鹗《宋诗纪事》一百卷。而这些较大规模的宋人诗集的编印，又反过来影响清代宋诗派的形成与发展，乾隆时翁方纲等人的肌理说及后来同光体诗，都莫不与当时宋集的大量刊刻有关。

　　这只是就宋诗而言，其他如戏曲、小说在元、明时期的发展也都有类似的情况。由此是否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即我们现在的文学古籍整理，一方面当然仍须与研究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是否应与现代的创作贴近，更好地利用古籍为现实服务，尽可能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文学古籍更好地走向大众。最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几种古典小说评点本，即是请当代作家王蒙、李国文等作的，引起学术界与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要处理好几种关系。如大型项目与中小型项目都应重视，都要力争提高质量，出精品。如上所述，这些年来，文学古籍整理中有不少大项目产生，有些项目带动了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而且大项目由于投入的人力多，有周密的计划和完备的体例，这就更能发挥集体的力量，有助于养成团结合作的学术风尚。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鼓励“小而精”的项目，不能顾此失彼，只看重“大而全”而忽略“小而精”。应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平衡，满足社会各界不同的需要。各种规模、各种层次的古籍，都要讲究质量。“小而精”固然要讲究精，“大而全”也要讲究精，因为“精”就是高质量，而我们文学古籍整理出版的生命线就在于高质量，就在于精。

　　文学古籍整理中也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我们固然要注意对研究者提供有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专书，但同时要选择一些思想健康、艺术优美的古代名作，加以注释或评译，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好书产生，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就有计划地编印一套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八十年代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古典作家作品选集，巴蜀书社有作品欣赏评论丛书，岳麓书社有韵文三百首系列，浙江文艺出版社有“中国古典诗歌基本文库”，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普及读本在文化层次上有故意向下降的倾向，什么都来个白话今译，有些则认为连白话今译也太高了，索性来个口语拼音翻译，配上连环画。我们的普及应当引导读者高层次发展，而不应逐步下降以求媚俗。

　　这里附带一个问题是目前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复现象。重复是难免的，而且重复也并不绝对是坏事。历史上，如《诗经》、《楚辞》，李杜诗、韩柳文，注家不知有多少，其中难免有次品，但也有不少佳作。如现在《红楼梦》的校注本有好几种，各有特色。你整理某一作家作品，并不能限制别人对同一作家作品再进行整理；你编某一时代的作品，并不能禁止别人也做类似的工作，只要各有其特点，各有超越就行。在翻译界也是如此，如果只允许一部翻译作品，那末翻译水平就永远不可能提高。我们应当允许并提倡在高水平上的“重复”，这种“重复”实际上是学术上的竞赛和争鸣。问题出在目前有一些纯粹出于追求经济效益，只赶进度而不顾质量，如重复出版不少明、清时代格调不高的通俗小说，以及千篇一律的所谓赏析性书籍。低水平的重复是无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的。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