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 青　　

《文学遗产》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高级学术刊物，不仅是发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最新成果的重要园地，而且也是衡量古代小说水平的重要标尺。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复刊十五周年之际，对其复刊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古代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不仅有利于提高刊物的编辑水平，同时也有利于与学术界沟通学术信息，为古代小说的深入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一

　　《文学遗产》自1980年复刊以后，古代小说论文的来稿量一直比较平稳，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来稿量则稳中有降，平均每年保持在百篇左右，发稿率一般在4％至8％之间，其余均为约稿。以下就已刊发的论文及其作者情况，作一定量分析。

　　（1）论文构成分析（不含短文）

　　总量1990年至1995年，共发表古代小说论文54篇，其中：白话小说研究38篇，占70.4％；文言小说研究10篇，占18.5％；其他6篇，占11.1％。

　　名著研究在54篇论文中，小说名著研究27篇，占50％，其中：

　　《三国演义》4篇，占7.4％；

　　《水浒传》4篇，占7.4％；

　　《西游记》2篇，占3.7％；

　　《金瓶梅》8篇，占14.8％；

　　《儒林外史》1篇，占1.9％；

　　《红楼梦》8篇，占14.8％；    .

　　《金瓶梅》和《红楼梦》成为研究最集中的作品，两者论文之和占全部论文的29.6％。

　　论题在54篇论文中，综论12篇，占22.2％；人物研究4篇，占7.4％；思想研究5篇，占9.2％；文体研究2篇，占3.7％；小说评点研究2篇，占3.7％；作者研究6篇，占11％；版本研究8篇，占14.8％；艺术研究1篇，占1.9％；叙事研究1篇，占1.9％；文化研究3篇，占5.6％；小说观念研究3篇，占5.6％；小说史研究2篇，占3.7％；学术史研究1篇，占1.9％；其他问题4篇，占7.4％。除综论之外，对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和作者问题上，两者论文之和占全部论文的25.8%。

　　将九十年代六年间的论文构成情况与八十年代十年间的情况相比较，某些方面有所变化：1980年至1989年共发表论文106篇，其中：白话小说研究63篇，占59.4％；文言小说研究22篇，占20.8％；其他21篇，占19.8％。名著研究55篇，占51.9％，其中《红楼梦》是研究最集中的作品，论文为15篇，占全部论文的14.2％。除综论外，对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版本和作者问题上，论文各16篇，两者之和占全部论文的30.2％。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白话小说研究的比重上升很大，文言小说研究的比重继续下降；名著研究的比重也在上升，研究的焦点有所分散；论题仍集中在版本和作者两个方面。此外，年均发表论文的数量略有下降，八十年代年均发展论文10.6篇，九十年代年均发表论文9篇。

　　（2）作者构成分析（不含短文作者）

　　年龄1990年至1995年，发表古代小说论文的作者共53人，其中：80岁以上作者2人，占3.8％；70岁至79岁作者2人，占3.8％；60岁至69岁作者13人，占24.5％；50岁至59岁作者12人，占22.6％；40岁至49岁作者16人，占30.2％；30岁至39岁作者7人，占13.2％；30岁以下作者1人，占1.9％。

　　性别  女性作者4人，占全部作者的7.5、％。

　　学历  具有硕士学位作者13人，占全部作者的24.5％；具有博士学位作者5人，占全部作者的9.4％。两者之和占全部作者的33.9％。

　　职称  具有正高级职称作者26人，占全部作者的49.1％；具有副高级职称作者15人，占全部作者的28.3％；具有中级职称作者11人，占全部作者的20.8％。

　　从作者构成情况看，40岁至69岁的作者形成了主要作者群落，占全部作者的77.3％；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成为主要撰稿人，占全部作者的77.4％。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39人，占具有高级职称作者的95.1％；40岁以下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仅有2人，占具有高级职称作者的4.9％。

　　此外，撰稿人主要在国家和省级科研机构、国家教委所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级出版机构任职。发表论文最多的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10篇，占全部论文的18.5％；发表论文最多的高等学校：南开大学中文系，共3篇，占全部论文的5.6％；发表论文最多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共5篇，占全部论文的9.3％。

二

　　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尤其是近十几年海内外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跃，使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诸多领域均得到了开拓与深化。这一点，也体现在《文学遗产》所刊发的古代小说论文中。

　　（1）研究观念的转变

　　1987年，《文学遗产》等四家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文学的宏观研究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宏观研究的倡导活跃了研究者的思维，大大开拓了研究视野，从而加强了对古代小说发展规律的把握。一些宏观研究文章的观点使人颇受启发：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对小说起源于神话说应予以质疑；并指出古代小说是在与史传文学分离过程中逐步发展的，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传统。（《中国古代小说起源和民族传统》，1987年，5）。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唐代小说发展规律时指出，唐代小说主要从史部的杂传演化而来，但是也还有其他的渊源；许多唐代小说是文人们“征异话奇”的产物，唐代传奇与话本有某些共同之点，因而形成了中国小说的一个民族传统。（《论唐代小说的演进之迹》，1987，5）。在此，研究者不仅从小说与史传文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上，而且还从小说与民间说唱文学的关系上，论证了小说的民族传统。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传统时强调，要注意研究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的审美思想，从而提出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的美学评价；不应仅是一般性地运用西方小说理论范畴及套用某个西方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特征。古代小说的典型塑造遵循着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古代小说是人生化、理性化的艺术，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显著特征。（《研究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思考》，1987，1）。这种观点确实值得研究者思考。与五、六十年代派生性质的宏观研究相比，八十年代的宏观研究已具有了新的特点：前者的研究缺少宏观理论构架，就问题论问题，罗列文学现象多，揭示本质特征少；而后者的研究已进入自觉时期，注重对古典文学宏观特征和规律的探讨，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古代小说的宏观研究也具有这种学术品格，它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系统来看待，而不是多个独立的分散个体，并运用宏观意识审视、把握古代小说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这就对研究观念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9年，《文学遗产》编辑部召开了“古代小说研究四十年反思”座谈会，对四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其间，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观念的反省，成为重要内容之一。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当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状况时，应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中的一些发人深思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以严肃而冷峻的批判精神透视古典小说研究者在历史的选择和选择的历史中的文化心态。1954年以后，小说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盛极一时，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形成了古典小说研究中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此种模式虽然亦有其独到之处，但当将其作为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并以社会分析的一般定义代替小说研究的具体方法，从而形成一种两分法的搭积木式的理论思维方式时，研究者的理论思维便被禁锢和扼杀了（《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1989，3）。有的研究者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剧，也是批判者的悲剧。（《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对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考》，1989，3）。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座谈会以前，已有学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作了再评价，并指出：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他对《红楼梦》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研究的局限和失误，主要是对《红楼梦》“作意”的解释不完全符合创作实际，对作者的倾向性特别是在钗、黛的看法上不合作家原意，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认识不足，对《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解释不当。而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的大规模批判运动，是实际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学术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它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再评价》，1986，2）。如果说，有的研究者对四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状况的反思或不无偏颇，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对陈旧的研究观念的针砭，却是入木三分的；而学者们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所作的再评价与对其遭遇的思考，则是公允和深刻的。要之，古代小说研究界对四十年来的研究状况的清理与反思，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学者们研究观念的转变。

　　（2）研究方法的进展

　　八十年代以来，在改正、扫除了以往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造成的明显失误和由于单一视角造成的批评理论盲点之后，古代小说研究引进、吸收了大量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努力建构新的小说批评理论范式。进入九十年代，当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虽然我们看到成绩有限，成果不多，但也不可否认，古代小说研究在方法上确实有所进展，一些批评模式的运用日趋娴熟。

　　文化批评模式　文化批评模式主张从作品文本的内部构成来反观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特质，或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判定其文化价值、文化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模式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标本来研究的。如有的研究者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宏观地把握明代小说的特点，认为明代优秀小说无一不表现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精神以及对新的社会现象的深切关注，而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不断深入反思，正是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重要线索。这一发展线索与明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正相吻合。（《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反思——明代小说发展的一条线索》，1987，5）。

　　有的研究者通过剖析《金瓶梅》所蕴含的思想矛盾，指出《金瓶梅》不仅是一部真实、深刻地反映晚明文化、哲学思想矛盾、混乱的沉痛之作，一部末世社会迷惘者的精神自供状；而且是一部在儒、释、道与晚明新兴哲学思想的双重顺应、疑难中，最终走向对人、生命、历史的更高意义的思考的大书；它把思索人类与社会历史的视角，放在生命这个基点上，然后从生命的基本需求与生存状态出发，揭示出人生悲剧与社会悲剧的永恒意义。（《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1993，4）。有的研究者着重探讨墨家思想对《水浒传》所体现的绿林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认为梁山好汉聚义起事的绿林精神，尽管可以部分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得到解释，但能够解释绿林文化思想渊源的，则非墨家莫属。以墨侠思想为内核的绿林文化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圈，将《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归入墨家模式，是切中肯綮的（《<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绿林文化的影响》，1995，2）。文化批评模式的运用，有助于深化对古代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其文化意义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古代小说在雅俗文化双向渗透融合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

　　审美批评模式　　审美批评模式有异于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它超越了对文学作品诸艺术层面作随意解剖或罗列特征的线性思维方式，而强调对文学作品作整体的审美观照。如有的研究者对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宏观审视，指出作家在戏曲小说中构筑的理想人格，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审美理想，也是戏曲小说审美趣味的聚光点，实际上展示了对近代人性论的思想追求。此外，爱情题材文学作品的主题由《牡丹亭》的情与理的冲突转向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情与理的合一和情与势的冲突，是与晚明清初进步哲学思潮的流向同步的；这一流向决定了作品主题的逻辑演变。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失败了的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它的审美价值在于揭示了这种近代审美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极致，以及知识阶层对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终究无法超越古代与近代意识的临界状态，并不可避免地复归封建文化传统的必然归宿（《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1987，5）。这种批评模式的运用避免了或訾议交加，或揄扬备至的偏颇，扬弃了貌似公允的机械两分法，使横亘明清两代的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文本批评模式　文本批评模式在西方原指主要运用语言学、结构学、叙事学的方法对文本本体结构进行释义与重构，而目前古代小说研究界的文本批评模式已引入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审视、解读文本，或可视为文本批评模式的中国流派。如有的研究者对《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的构造作了分析，认为由（隐蔽的）作者、说书人、叙述者、“石头”组成了《红楼梦》的特殊叙事结构，而选择“石头”这种奇特的叙事观点为作品的故事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表现了作者某种程度的虚无思想，给予作品以特殊的美感。此外，叙述者的诠释和评论有时与客观叙述形成强烈对照，使人能够发现作者的强烈反讽意识（《〈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1988，1）。有的研究者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方面的创新意义，认为它在叙事立场上已向客观叙述转变，更多地采用限知视角叙事，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不作直露式地描述，从而有别于《水浒传》之类的“讲述”型小说，而成为“呈现”型小说的雏形。此外，《金瓶梅》采用单体式网状结构展开故事情节，突破了《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联缀体线性结构模式，这是中国小说文体发展的一次飞跃，它对白话小说文体传统模式的突破，使之成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金瓶梅〉小说文体的创新》1990，4）。有的研究者对唐传奇在叙事方式和结构方面的新变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的意义作了深入开掘，指出长期充当子、史附庸的中国古代小说，由史的政事纪要式叙述转变为小说的生活细节化叙述，迈出了文体独立的第一步。这一转变不但大大地扩展了小说反映生活面的广度和深度，拓宽了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特别是揭示各色人等心理状态的用武之地，而且必然引起整个叙事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对于子、史叙事成规的全面突破和超越，最后使小说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规范的一种新型文体。唐传奇从子、史叙事规范和被此规范牢笼着的志人、志怪小说的叙事成式中的脱颖而出，正是中国小说叙事方式变革创新的丰硕收获；唐传奇在小说文体独立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因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二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1991，1）。还有的研究者对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叙事特征及双向渗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叙事时间方面，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共同特征是直线式和立体式的有机组合；在叙事视角方面，古代小说和戏曲均存在着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的潜相转换，由此构成“散点透视”；在叙事话语方面，古代小说和戏曲均兼用叙事体和代言体，创作“曲史”和“无声戏”。古代戏曲小说的共同的叙事特征的审美内涵是以整体美和自然美为本，以综合美和通俗美为用；而这种审美内涵的文化基因又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汉语的语言特性密切相关（《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1995，4）。文本批评模式是进行古代小说本体研究的利器之一，它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探寻其深层结构的特征，最终有助于对其艺术价值的评判。

　　上述三种小说批评模式在研究实践中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尚有待于不断完善。但对于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的种种尝试，应持宽容的态度；对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不应漠视。

　　（3）研究课题的深入

　　古代小说研究界在转变研究观念、重构小说批评理论范式的同时，对一些课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其中，作家作品研究是最为活跃的层面。

　　白话小说研究  有的研究者发现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论》、《赞》、《评》直接引自《十七史详节》，从而对《三国演义》版本的演变有了新的认识，并认为应对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三国演义》的来源的观点，予以重新考虑（《〈三国演义〉与〈十七史详节〉的关系》，1987，5）。有的研究者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独特审美价值作了评判，认为它主要源于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的“三本思想”，这种思想使该书成为一部千古不朽的形象的“资治通鉴”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三本”思想》，1992，2）。有的研究者对众说纷纭的罗贯中的籍贯加以考辨，通过对东原说主要依据的排比辨析，最后认定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罗贯中籍贯考辨》，1992，4）。有的研究者对容与堂本《水浒传》中梁山聚义故事与洞庭湖钟杨起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了探索，指出从南宋至明末洞庭起义传说始终为民间所津津乐道，并在南宋时已进入说部；而钟杨事迹被《水浒》故事吸收，亦属不可避免的文学演进趋势（《<水浒>源流新探》，1992，6）。有的研究者发掘出有关宋江的新资料，即李纲《赵忠简公言引录》，从而证实宋江确曾受招安、征方腊、最后被朝廷谋害，基本解决了学术界有关此问题的长期争议（《宋江征方腊新证》，1994，3）。有的研究者则深入剖析了《水浒传》中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指出负载这种意识的《水浒传》在产生、传播之后，便对游民群体的政治化、组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导作用（《论<水浒传>中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1994，5）。有的研究者对《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作了重新定位，认为以往的观点或抹煞了这个人物的崭新历史内涵，或夸大了其商人特质，掩盖了其身上深烙的封建印记；西门庆实际是集官、商、霸于一体的暴发户典型，是十六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而生的畸形儿（《西门庆：中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而生的畸形儿》，1994，4）。有的研究者对张竹坡以道德理性思维方式解读《金瓶梅》文本的特点作了探讨，认为这种特点不仅体现了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的价值取向，而且也昭示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与读者审美情趣的转变（《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道德理性思维方式》，1994，5）。有的研究者对笔记小说与话本小说进行了深入比较，从语境、叙述方式等方面论述了两者的文体特点，认为将两种不同文体的作品混为一谈，甚至强分轩轾，是两不相宜的（《论“三言二拍”对〈夷坚志〉的继承与改造》，1995，4）。有的研究者对明清时事小说作了新的探索，指出随着历史变革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民众参与时政程度的加深，小说家不甘心仅做史家的注释者和演绎者，他们力求争得反映现实重大题材的权利和主体地位。（《超前于史籍编纂的小说创作——明清时事小说新论》，1992，5）。还有的研究者对近代“经世致用”思潮与近代小说的密切关联作了研讨，认为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近代新小说运动”，将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作了大胆地选择和综合，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结构，作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近代经世致用思潮与近代小说》，1995，3）。

　　文言小说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先秦两汉并非没有小说，并举出《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加以证明，呼吁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来探索先秦两汉时代小说的面貌（《<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1981，2）。有的研究者指出《燕丹子》可能是现存西汉以前小说中的代表作，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应得到公允的评价（《<燕丹子>成书的时代及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1982，4）。有的研究者对小说研究界长期存在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唐代小说的发达与行卷无关涉，证之史实，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的记载纯属臆测妄说，由此派生的唐人小说发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行卷造成的观点应予以澄清（《唐代小说的发达与行卷无关涉》，1987，5）。有的研究者认为，有些小说史著作论及魏晋六朝社会风气及“志怪”、“轶事”两类小说的兴起时，往往较多地强调儒学的衰微，又将其原因多归之于汉末社会的大变动及黄巾起义的影响，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当我们探讨魏晋六朝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时，似乎有必要上溯到东汉人的一些著作，其中应劭的《风俗通义》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风俗通义>与魏晋六朝小说》，1988，3）。有的研究者对佛教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方式作了探究，认为对佛教故事的袭用并逐渐融化的过程，便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发生变化的过程，在佛教文学故事的刺激和促进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成为唐代中国小说发育成熟期到来的基础（《中古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1989，1）。有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早期的杂史小说和史籍同源异态，经历过一个共生而旁出的嬗变过程，杂史小说的特征在于杂中见异，或史的成分大于小说，或小说的色彩淹没了史，具有不同的史学和审美品位（《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形态》，《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有的研究者对瞿佑的仕宦经历作了仔细梳理和详尽考证，弥补了以往有关史料中的粗略之处，纠正了错误不确之处。（《瞿佑仕宦经历考》，1992，4）。有的研究者对《聊斋志异》中反映的商人生活及蒲松龄的商人意识予以充分关注，指出小说对各种商人的描写仅次于对读书仕人的描写，而其中折射出的蒲松龄的商业及社会经济思想，虽不够系统、深刻，但在同期戏剧小说作家中却是独树一帜的。（《〈聊斋志异〉所反映的商人生活及蒲松龄的商人意识》，1983，3）。还有的研究者对《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问题作了辨析，认为它是在肯定理学人性论的前提下，对理学末流从学风旨趣和为学者的个人修养两方面加以“深文诋諆”，其“反理学”的内涵与《聊斋志异》、《红楼梦》有着原则上的差异（《《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问题新论》，1990，2）。

　　上述古代小说研究，或展示新资料，或提出新问题，论述深刻，抉剔入微，使人获益良多。应该强调的是，《文学遗产》刊发的许多古代小说论文在所研究的课题上都有不同程度地深入，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列举，这并不意味着褒此贬彼；而此处挂一漏万的评述，则意在窥一斑而睹全豹。

三

　　纵观《文学遗产》复刊以来的古代小说研究，成绩是显著的，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而且有些老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我们希望作者和编者能够通力协怍，共同解决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拓宽研究领域，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文学遗产》1980年至1995年共发表古代小说论文（不含短文）160篇，其中白话小说研究101篇，占全部论文的63.1％；文言小说研究32篇，占全部论文的20％；名著研究82篇，占全部论文的51.3％。显然，十几年来研究的焦点仍集中在几部名著上，忽视了其他小说的研究，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小。另外，对文言小说的研究也应加强，而且同样不应将研究视野局限在几部名著上。上述问题是老问题，学者们也曾多次呼吁解决这种研究上的偏差。我们希望古代小说研究者们充分重视、努力开拓百分之一、二之外的广大领域，以便为古代小说其他课题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我们应加强理论修养，努力进行新的学术探索。十几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视点凝聚在版本与作者问题的考证上，论题比较单调。文学史料研究无疑是构成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同时，文学研究比史料研究范围更广泛，也更具系统性、理论性。我们在新的小说批评理论范式的建构上，进展有限。以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为例。八十年代仅发表了一篇论文，九十年代以来仅发表了三篇论文。我们希望古代小说研究者们在加强文学理论修养的同时，重视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转化，不断丰富、更新自己的理论储备，以有助于思路的拓展。我们建议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古代小说与宋明理学；古代小说与江湖文化；古代小说与宗教；古代小说与戏曲的比较研究；古代小说文献学；古代小说本体研究；古代小说学术史研究。

　　最后，作为《文学遗产》的编者，我们将继续坚持发稿标准，提高编辑水平，努力为学术界服务，关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热点而杜绝其中非学术因素的渗入，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鼓励扎实的学术创新，与学术界一起共同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