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文学遗产》已经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她创刊于1954年3月。最初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刊行。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销，《文学遗产》改由当时还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任主编，继续在《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发表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停刊。1980年，经多方努力，《文学遗产》以学术杂志形式复刊，为季刊，仍由文学研究所主办，余冠英出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1985年至1988年间，刊物一度改为双月刊，1989年至1993年间，复为季刊。从1994年开始，改为双月刊，延续至今。
　　为庆祝创刊六十周年，我们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编纂这部文集，就是其中一项工作。这一设想，得到学术界一如继往的支持，共征集文稿六十余篇。作者队伍很有代表性，既有创刊初期的编辑、作者，也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锐。文章的编排，以作者年龄为序，五世同堂，让人感慨。
　　这些文章，多数介绍作者成长或学界前辈与《文学遗产》的关系，也有的回顾《文学遗产》组织或者参与的重要学术活动，还有一些专题性论文，宏论迭见，异彩纷呈，代表了历年在本刊发表论文的三千多位作者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成就。正如本书一位作者所说，《文学遗产》这份刊物本身就已成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六十年前，《文学遗产》创刊词这样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学遗产，由于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不断地创造和努力，也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从《诗经》、《楚辞》起，一直到‘五四’时代新文学奠定者鲁迅先生的作品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杰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学种类中都有独特的成就。但是这些文学的宝藏，不仅在封建社会里面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就是到了‘五四’以后，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还未能获得充分的科学的阐明。因此，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于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们来认真地进行。”所谓“科学的观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坚持“文学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代文学遗产，总结和汲取古代文学精华，弘扬民族精神，为繁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这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业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其核心主张是：关注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体察中国文学家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满足中国人民对文学的精神需求，发挥中国文学在弘扬民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回顾六十年来的编辑实践，我们深切感到，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必须紧密依靠学界同仁的充分的信任支持，必须时刻倾听广大读者的建议性的意见。这是一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办刊经验。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坚持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科学性、建设性原则，积极组织发表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阐释传统文学经典，辨析不同阶层文化，充分展现中国文学反映出来的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和精神风貌，深度挖掘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丰富底蕴。同时，我们经常举办各种学术会议，论辩交锋，以文会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讨论，八十年代关于宏观文学史观的探索，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建设与学术史的回顾等，都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更在下列三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加强对传统文献学、中国文体学，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第二是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将华夏各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民族文学研究的大视野。第三是强化综合比较，旁罗参证，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体文化以及性别文化等不同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文学研究领域，将古今文学与中外文学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有助于重构中国文学史体系，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高度重视学术思想的传承，通过“学者研究”等栏目，及时总结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传播他们的治学理念，金针度人，启迪后学，让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同时，借助通讯员制度，开辟“博士新人谱”等栏目，为青年学者搭建学术平台，展示他们的最新成果。这是《文学遗产》高质量稿件源源不断的制度保障。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努力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开辟“海外学术信息”、“海外学者访谈”等栏目，沟通中外学术信息，强化中外学术交流，呈现开放的办刊理念。我们认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学必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重视，这是和平崛起的中国必然要引领的一种历史趋势。这是一种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悠久的文化传统，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源于学术界同仁的研究成果。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
　　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研习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保护和继承是发展的前提，而开拓和建设才是根本。习近平同志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曾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关于如何发展民族新文化，习总书记指出要走中国化的道路。他说：“办好中国的事情，要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对本土化的东西要很好的总结。”文学研究也必须要在批判性地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化。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为此，《文学遗产》将一如既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努力开拓研究空间，积极完善学术规范，为建构中国化的文学研究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从1954年到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的轮回。历史在发展，现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登高望远，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学遗产》将在继承传统文化、服务当代社会方面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再创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