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退休12年了，按照古人的说法也就是过了一纪。虽然这十多年俗事俗情缠身，有时还不免要写点俗文，但每当拿到新一期的《文学遗产》还是要看看目录，有好的文章忍不住还要读一读，尽管眼了白内障手术之后，长时间的阅读已经很吃力了。这大约就是爱好的力量罢。

一 作为良师益友的《文学遗产》

　　从初中开始接触古典诗歌，先是因为它合辙押韵，音律优美，特别“上口”，尤其是供孩子读的《千家诗》之类，便于诵读，读它好像唱歌一样，带来美的享受；继而是从思想到情感上受其熏染，陶醉在这些作品的优美意境与神韵之中。后来阅读、背诵了一些诗词后，开始关注讨论诗词内容与艺术的文字。这是1954到1957年间的事儿。

　　初中我就读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这是座老学校，馆藏图书十分丰富，我曾借了馆藏的胡云翼的《宋诗研究》梁昆的《宋诗派别论》薛砺若的《宋词通论》等三四十年的年代的论著来读，因为知识面不够，理解力也还幼稚，读来读去，不得要领。此时偶然读到《光明日报》上的“文学遗产”专栏，每期都发讨论古典文学的文字，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

为什么读诗还要关注有关的研究文字呢？现今的青年人也许不知道，1953年以前，虽然高校的文史教学还未能摆脱民国以来教材的影响（当时许多文科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认为老教授学问越多，“对社会危害越大”），然而面对社会的传媒如报纸、电台等已经没有诗词这类旧文学作品的位置了。作为主流的社会舆论已经把传统诗词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的意识形态”从而摒弃不论，青年人读旧诗是思想落后的标志（这在王蒙小说《青春万岁》都有反映）。我想弄清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那是个“重志不重情”的时代，连新诗中的抒情诗都会被打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何况古代抒情诗！那是个强调“树雄心，立壮志”的年代，当时最受青年欢迎的诗人邵燕祥、公刘、闻捷要写抒情诗时也须向“立志”方面靠拢。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描写姑娘应答小伙子的追求时也没忘了加上这样的句子：“你要爱我吗？脖子上还缺了一块奖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不言自明。

　　那时古典诗歌选本的出版也很少，旧书、线装书在旧书店堆成山，没人买，因为，新社会了，要这些破烂儿干什么？它的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现实也是这样库存的“经部书”大多回炉造纸了，“子部书”中小说也不像人们想象那么热。黄裳有篇文章写道，上海某旧书铺中光是《金瓶梅》就码满了一墙，没有什么人光顾。有关诗词的集部书也是如此，康熙时期刻本（清代刻本中康熙时代的比较精致）中的清人集也好，前人诗词选本也好，都是一两毛钱(旧币一两千元)一本；扫叶山房、同文书局的石印本，纸白墨浓，楷法漂亮（印石本大多是写印的），才五分钱一本。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中年以下读书人愿意捧着线装书读了，谁愿意没事儿找麻烦呢！

　　六十多年来，有两次割断与传统关系时期，大家记住了文革十年，那是激烈的反传统时期，凡是“四旧”皆在扫荡、捣毁之列，大拆、大毁，投之于火；一个是所谓的“十七年时期”（文革当中认为从1949到1966年，文化领域是“修正主义黑线专政”的）。这个时期虽被“四人帮”诬蔑为“封资修”统治时期，实际上在这十七年文化领域中极左意识也是占统治地位的。虽然这些年中对于文化管理有宽有严、有张有弛，但其基调上还是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因为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告白的。因此无论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好，说“厚今薄古”也好，其目的都是消弱传统对于今人的影响；这一点与苏联不同，即使斯大林当政期间，对于俄国传统文化也是百分之百肯定的，苏联学界每当提到普希金、果戈里、契柯夫、托尔斯泰这些大师的名字一律是顶礼膜拜、当作圣人一样供奉。苏共的文化政策是把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当做社会的凝聚力量来看待的；而我们恰恰相反，传统文化在我们领导眼中是一种涣散力量，认为它的存在必然会矮化当代文化。因此，在评价古典作家之时即使被充分肯定的伟大作家（如杜甫），最后也要落实在“他毕竟是古代作家，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历史局限，人们还易理解；所谓“阶级局限”，就是指出身于地主阶级。似乎不管多么伟大的古代作家，也不能与现今的“工人阶级”作家相提并论。在鄙视传统、迷信未来的社会风气下，作为青年学生喜欢古代文学必然会有一定的压力。十七年中，“割断”传统的手法不像文革中那样激烈，所以不为研究者所注意，但它为文革中激烈反传统奠定了基础。这十七年中传统文化日益解体，不仅没有培养中像样的、对传统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而且使得整个社会很自觉地疏离了本民族的传统，以致现在补救都很困難。

　　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由法、德等欧洲“进步人士”发起，为苏联支持的左翼组织）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国内隆重纪念了这个贵族出身的“人民诗人”。也有楚辞各种版本出版（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就是稍后出版的），由此，国家出版机构也开始重视古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几位著名编辑（聂绀弩、王利器、黄肃秋、舒芜、陈迩冬、周汝昌等）各抱一部古典名著整理编校。纪念屈原，使得对古代文学基本否定的极左做法有所矫正。

　　1954年在《光明日报》开辟了《文学遗产》专刊，每周定期发表评论和研究古代文学的文章给广大读者阅读以指导，也给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参考。大约也是矫正“极左”做法的一部分吧。

我关注《文学遗产》是从1955年开始的。因为李泽厚的一篇长文在这个专栏上发表——《关于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前面说到我对古典诗歌的喜爱，作为人总要给自己的感情倾向与行为找个正当的理由，特别当这种感情或行为与社会舆论不太合拍的时候。我读了李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太有价值了、它是中国人的骄傲、是值得人们喜爱和长久诵读的。

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李文高度评价了中国古典诗歌人民性。该文肯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绝大部分作品，包括当时几乎被绝对否定的南唐亡国皇帝李煜大部分抒情词。这篇文章我读了两三遍，它对古典诗歌作品价值的认定，给我的个人爱好以心理和感情上的支持。

　　“人民性”是当时从苏联传来的一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那时一切都要学习苏联，李泽厚运用这个概念来评价中国古代抒情诗谁也不敢乱打棍子（当时有许多所谓批评文章明目张胆地“打棍子”，而且混不讲理，以势压人）。此文的发表，有点空谷绝响。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思想界逐渐活跃，文艺研究理论领域为教条主义所独霸的势态有所改变。那时在北京教授文艺理论的专家如北大的毕达可夫，北师大的尼古拉耶娃，都有些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倾向。毕达可夫的一部《文艺学引论》尤为琐碎。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三本小书——《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文学发展过程》——很像文学作品，思想前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界），条理明畅。1954年查良铮翻译、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受到许多有思考能力中国学者的欢迎。李泽厚的文章明显的受到季莫菲耶夫的影响。《文学发展过程》一书中有专节分析抒情诗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季莫费耶夫也使用了“人民性”这个概念。当时尚很年轻的李泽厚几乎亦步亦趋来分析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诗的典型意义，而且也像季氏一样强调抒情诗也有“形象大于思想”问题，也就是谭复堂所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这就解决了古代诗人尽管隶属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但写出的抒情诗却有可能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代人民抒情，李泽厚这种夹缝间的论述在当时被认为是创见。后来李泽厚收在《门外集》中《意境杂谈》进一步把人民性与古典诗歌艺术特征结合起来，对于我理解古典诗歌有很大启发。

　　从此，《文学遗产》进入了我的生活，几乎每期必看，最初想一期不落，后来发现很困难，因为“文遗”出版日期是每个星期日。这一天学校阅览室不开，星期一中午阅览室换当天的报纸，星期日的报纸就撤下来了。因此每当这一天都是匆匆吃完午饭及就赶到阅览室看报，也有时还赶不上。我家距离虎坊桥较近，这里是《光明日报》社址所在，星期日无事常到这里的报栏，读当天的《文学遗产》。1960年上了大学，又读的是中文系，更感到有阅读“文遗”的必要，此时得知《光明日报》的学术副刊可以单订，也就是说，可以向《光明日报》单订《文学遗产》或其他副刊，如《史学》《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从此我每期都能读到了，其中有好文章我还能通过剪报保存下来。从1960年到1962年思想界比较活跃，“文遗”也随之繁荣了一个时期。“文遗”编辑部也很注重组织古典文学研究的讨论和争论，这类文章很吸引人，也是一种思想操练，能提高读者分析认识能力。引起我关注的是如何评价边塞诗、陶渊明诗文、长恨歌、李煜词、以及《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等。

追溯《文学遗产》组织学术讨论应从1955年发表陈培治的《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虞美人>看法的意见》开始。李煜词很有读者群，他许多名句活跃在人们口头，如“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可是李煜是个皇帝，而且还是个奢侈淫靡的亡国之君，如何看待李煜作品，他的作品在新时代是否还有阅读价值？这些引起热烈的讨论。《文学遗产》一共发表了十多篇争论文章，直到1956年2月，文学所的毛星先生发了一篇《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这是一篇总结文章，可以视作本次讨论的終結、也是曲终论定的权威观点，今后如果讲授李煜词就要以此为准了。这次讨论使我受益，但我对这种研讨方式有不同的想法。

在十七年中，每个学术讨论，如果这个“学术讨论”最后不转变为敌我矛盾，须批判斗争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讨论终结时都会有“权威单位”的“权威人物”来总结，这往往并非是做总结者意愿，而是组织的安排。有时甚至没有讨论一些较为重要的学术问题都要由权威人物写文章一锤定音。1956年据说文学界某领导就说，关于李白的评价问题要以“力扬同志写的文章为准”，其实当时力扬的文章还没有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种用行政的办法处理学术问题，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了。讨论最后要作结论、定论，仿佛做事要有头有尾，这不仅影响今后的学术发展，也取消了与“定论”有不同看法人的继续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拿李煜词讨论来说，当时李泽厚也写了一篇带有综合各种意见加以折衷色彩的文章，名为《谈李煜词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观点虽与毛接近，但比毛文更宽容一些、写得更雄辩一些，可是因为有了毛文，他这篇就没有发出来。后来收在1957年出版的《门外集》里。

文革前没有专门讨论古典文学的杂志，《光明日报》每周用一个版面专门刊登有关古典文学研究文字，那时每个版面约1万3千余字，每个月下来也有6万字左右，它还不定期以书的方式出版“增刊”，文革前出版了十三辑。《文学遗产》基本上反映了五十年代以来国内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文遗”附《光明日报》发行，其受众面自然极大，远不止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爱好者，就是一般读者也许就是通过这个副刊成为古典文学爱好者、甚至进而成为研究者。

阅读《文学遗产》不仅增加了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而且熟悉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动态。1980年当文学所领导研究我调入文学所从事《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之前，有个考试，除了考了一般的关于古典文学知识外，还有一个大题：试述文革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论争，可就其中的两次做详细介绍与评论。因为常读《文学遗产》，答起来很顺手。因此可以说我在进《文学遗产》工作之前，这个专刊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搞一千年、一万年。1962年12月巡视华东各省时又谈到文艺领域“有点西风压倒东风”，1963年3月文化部停演“鬼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严峻的时候，1963年6月《文学遗产》主动停刊。1964年《光明日报》按照上级指示一度以双周一期的形式复刊，但已经以发表大批判文章为主了，在学术上影响很小了。

二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

　　1．调入《文学遗产》编辑部

    没到文学所之前，我一直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就是该报自己组稿编辑的。到了文学所才知道，该报学术性副刊大多是由研究单位负责采编的。“文遗”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编，后来该部人员转到文学研究所，文学所遂成为这个副刊的主办单位。从1954年到1963年停刊主编一直是陈翔鹤先生，到文学所后，除了陈先生在文革中去世外，原来参与编辑“文遗”的几乎都成为同事，如张白山、劳洪、白鸿、卢兴基等先生。我也从“文遗”局外人一变而为局内人。

我经半生磨难，没想到最终能到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来工作。这对我个人来说是否极泰来。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个人财产的一代，必须有借以谋生工作，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个工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幸福的莫过于谋生工作与个人兴趣爱好能够一致。

我能到文学所来既是时代所赐，也是几位师长扶掖帮助的结果。所谓“时代所赐”，一是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发展渐入正轨，一切都要拨乱反正，原来的学部扩大为中国社科院，恢复《文学遗产》就排上日程；二是我得到平反，社会才有可能改变对我的评价。所谓“师长的扶掖帮助”是指我的老师廖仲安先生向余冠英先生介绍，余先生是《文学遗产》主编，认为我适合做这个学术刊物的编辑。具体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张白山先生又特别积极为我的调动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此时文学所一位老同志舒群调到作协，空出一个编制，给了“文遗”，为我调入编辑部创造了条件。听余冠英先生说，“你进所时七个所领导（所长沙汀、副所长陈荒煤、吴伯箫、余冠英、许觉民，书记王平凡、副书记徐达）都赞成，就是人事部门负责人不赞成，说你历史复杂。不过我可以找她谈谈，她会想通的”。不久很快就通过了。到文学所后，听说陈荒煤先生还在所务会上还为我辩护说：“他有什么复杂的？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他那点事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

2．编辑部的领导张白山

　　白山先生为我的调动也很上心，所务会通过了之后，在院里的调令还没到的时候，他就催我上班。此时是1980年5 月中旬，上班后，白山又多次到院里催办，在5月31日拿到调令，人事处的葛幼力同志第二天就房山调我的人事关系，6月初我终于成为文学所的一员，在这里一直工作到2002年退休。

　　当时《文学遗产》正在积极筹办中，打算在6月份问世。编辑部主编是余冠英先生，但他年事已高，又兼着副所长，没有时间多管文遗的事儿。杂志从组稿、审稿、编辑都是副主编张白山负责。白山非常看重这个工作，想把杂志办成一流学术刊物，对稿子质量要求也很高。他负责三审，审稿特别认真，每篇稿子都要写上千字的意见。我劝他不要如此费力，他很以此自负，曾说：“我要把如何看待和分析作品的意见都写出来，以后我这些审稿意见就能出个集子。”不过他的字太草，很难辨识。

　　白山同志不年轻了，大我30岁，已经年近古稀了，但还是事必亲躬，外出组稿，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开会发言也都是自己写稿，从不假手他人。对于编辑部同志要求也很严。然而他也有苦恼，主要是职称问题。那时在职称上限制很严，所里除了一些解放前就有名气的老专家和革命资历很深的老干部外，普遍职称不高。白山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做编辑，当编辑要以奉献为原则，在编辑的位置上老写自己的东西是要受批评的。我做了八年编辑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也常有“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之感。可是在科研单位工作，在评职称时还是要靠著作说话。白山没有论著出版，他是以作家身份调入文学所的，他写的小说《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为电影后，红极一时，创造了当年的最高票房，也捧红了一批演员，如陶金、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可是，创作在文学所没地位，白山也只是与我们私下谈起他写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所里不敢说，怕人被人取笑。他能拿得出手只有解放前，上海某私立大学给他的“教授聘书”，用这个证明转为研究员，在所内也有争议；另外，社科院还重视革命资历，白山参加革命很早，三十代就进入党的外围组织了，解放初又在上海又担任过文联秘书长。他的资历、年龄与所领导和所内著名老专家、老干部差不太多，可是职称、职位就差了太多，主持着国内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连个高级职称都没有，在外人看来很费解，白山难免不太舒畅，有些牢骚。

　　白山自解放以来就在文学界工作，有个作家头衔，外行看着很光鲜，但实际上是个高危行业，“犯错误”的几率很高，而且往往因为一篇文章或一篇小说就会堕入深潭，万劫不复。钟惦棐先生因为一篇《电影的锣鼓》便被划为右派，一下子沉沦二十年；“文遗”的老主编陈翔鹤先生因为两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钟、陈都是白山很相熟的朋友，他们的遭遇不可能不给白山深刻的影响。在编辑“文遗”时，白山特别害怕有借古讽今的文章在刊物上出现，严格把关，有时做得过了，就不免与我们这些负责一二审的编辑发生分歧、甚至冲突。有时候，他觉得文章“味儿不对”就把我们辛苦挑出的稿子否了，我们就有意见了。有时细小到一个词儿也不放过，记得一篇文稿涉及到北宋王安石变法和北宋党争，作者用了“持不同政见者”一词。白山一看，马上命令改了，说不能用这个词儿。当时我们评论国际共运中东欧国家中反主流势力（如波兰的“团结工会”）经常用“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词儿，白山把它看成“洪水猛兽”。我为之辩解说，这是个“中性词汇”，没有褒贬之意；白山说，那也不行，别招事。我觉得他真是活得很累、也很孤独，背着太多历史负担，有时看到他提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半旧的提包来去匆匆地为一篇稿子奔走，不由得让人感到心酸。

1984年冬，白山终于病倒了，心脏病突发，被送到同仁医院，连病房都没有，躺在楼道里自己带去的临时床上，任凭人们穿来走去。我到医院陪住了几天，看到白山缩在被子里，似乎在逃避楼道里的噪杂与喧嚣。后来经过所里帮助，转到颐和园附近西苑中医医院的个人单间，才安定了些。从此再也没有主持“文遗”的工作了，古代室的劳洪替代了他。白山一直在医院病床和家中的安乐椅上转来换去，直到1999年去世。

3．五个人的编辑部

　　“文遗”之初，编辑部仅五人，四个编辑，一个编务。编辑中最年长的是高光起先生，他是1923年生，年近六旬，锡伯族人，194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喜爱并热衷创作，师从沈从文先生，从贬谪地回京后还常看沈先生，他经常在编辑部聊起沈先生的一些逸事。老高本来在《人民文学》担任编辑，后调到文学所。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学》贯彻中央倡导的“双百方针”，五月、六月编发了一个合刊，该期选用了一些思想、艺术都有创新的稿件和复出老作家的稿件，李希凡、姚文元等带头批判这期《人民文学》，说它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编辑部主任李清泉首当其冲，划为右派，编辑们也不能幸免，此时老高已经调到文学所，《人民文学》划右派时，也没忘了给他留顶帽子。老高说当时批判我时，连上大学时爱戴墨镜都是一条罪状，说“像特务”。后来老高被发配到甘肃，后又从兰州下放平凉县，在文化馆工作。1979年被改正，回到北京。他在“文遗”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他只工作了四五年，1985年文学所从日坛路6号，迁回建国门大街5号时便退休了。高光起先生性格和蔼，永远不急不慌，听说一盘棋他能下一天，是个散淡的人。他担任编辑部主任，是编辑部同仁和谐相处的根本。

　　与老高类似是卢兴基先生，他也是1979年被改正，从包头回到北京的。本集中有卢先生的自我介绍，这里不赘。

还有一位是从空军政治部专业来的张展先生。他本姓白，张展是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之后，从事地下工作时起的名字。抗战中在东北大学读中文系，当时学校撤到四川三台县（柏杨也是同时期的东北大学学生），解放战争中被调到华北根据地，遂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张展为人朴讷，平常总是在默默看稿子，如果没有主动与他说话，屋子里像没人一样。可是要是一和他聊起来，便知其腹笥之丰富。我给他概括为三个“熟悉”，一是长期在空军政治部工作，熟悉军内掌故。其二据他的好朋友和大学同学徐放先生说：“张展通读过‘二十四史’，熟悉文史掌故。”其三，他熟悉娱乐圈的掌故，谁演过什么电影，谁得过奖，上始三四十年代，下讫八十年代，谈起来如数家珍。这在编辑部里还是一绝。在部队里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张展最后竞因为博学被强令转业。这是因为他沾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的“包”。

文革当中毛泽东讲话经常爱引文史典故，许多半文盲的领导听不懂，于是就找一些老学究给他们讲解。江青牌子大就让“梁效”（北大清华两校）中的文史名教授给她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叶群不敢跟江青比，只能在部队里找。她找到张展，让他标点、翻译古书、辅导她学习。张展也在郝家湾上过班，亲眼看到过林彪生活的简朴与怪异。913林彪外逃时，正巧张展也被招至北戴河，于是连同林办人员和林立果未能带走未婚妻张宁在林彪的三叉戟起飞不久后都被拘押审查了。他们被审查四五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也被迫转业。张展被派到承德师专任教务长，把北京空军分给他的三居室楼房退回给空军。老张的夫人、孩子都在北京工作，他怎么能一个人去承德？而且他还面临着无处居住的问题。最后只能与住在北京城内的继母挤在两件小平房里。通过原来“文遗”老编辑白鸿女士介绍到改版的《文学遗产》编辑部来工作。张展因为居处紧张一度住在编辑部，编辑部两间屋子我们一人一间。晚上有时看完书还要聊会天，从而得知其经历。张展头发白得很早，从我们一见他，他头发就是白的。是否是审查时白的？不得而知。

张展在军队三十余年，养成了服从命令、谦虚谨慎的作风，再加上他性格慢，说起话来慢斯条理，做起事来有条不紊，与我个性大异其趣。他曾说我，像你这种性格在部队里一天也不行。他讲1948年从四川经千辛万苦来到华北根据地，那时正在搞整党，又称“搬大石头运动”，极左之风极盛。党员分坐三队，一队是“倚靠席”这是指出身工人、贫雇农的；一队是“團結席”指出身小资产阶级、中农等；一队是“王八蛋席”指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旧军队等。我父亲是东北军的军需处长，个人又是知识分子，所以被安排坐在“王八蛋席”。但我安然待之，这阵风过去也就好了。除了林彪事件非自己能避免外，几十年没犯过错误。这可能与我性格慢有关，凡事多看看，少说话，自然麻烦就少很多。不过，我见他急过一次。1980年代所里分给他一套房子，地点在古城，离市区很远，家人的户口还在市内。那一年赶上儿子考大学，考场随户口，自然也在市内。儿子也是慢性子，起床后慢腾腾穿衣服。张展在编辑部说到此事“我在一边看着他穿袜子，摩挲来，摩挲去，怕穿得不周正。真急死我了！”大家听了都笑了。我说：“老张，儿子能让您著急，可见他的‘慢’是青出于蓝了。”到了退休的年龄，张展接受了返聘，编辑部老人已经星散，大多退休，我转到古代室。有一次到老张好朋友、老朋友徐放先生那里去，他向我问起张展。我说，“虽都在文学所，也很少见。有一天我坐‘大一路’车，从社科院门口过，见他一个人提着包从院里走出来，踽踽独行，白发在阳光下分外闪光，让我想起杜甫的一句诗‘白头拾遗徒步归’。”徐放先生也笑了：“真是‘白头拾遗’，张展真是难得的好人，老实人。”大约是在世纪末，他彻底退休了。不久听说他中风了，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望他便匆匆去世了。一天的早晨与编辑部的老人、再加上徐放、白鸿，还有后来的“文遗”领导劳洪到协和医院为他送行。仪式很简单，我们向他行了告别礼就结束了。本来很是丰腴的老张缩成一个精瘦的小老头直挺挺地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上，我想这位循规蹈矩前军官是不是休息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呢？这是我最后见到的张展。

编务是王芳女士。她是《文学评论》侯敏泽先生的妻子，敏泽是有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从保定调到“文评”时王芳也跟着来到北京，所里把她安排到“文遗”来做编务。王芳给我的印象是热情、爱干净、整齐和闲不住。当时编辑部蜷局在两间活动板房里，风雨一来，土泥并至，搞卫生简直是白费劲！可是王芳每一上班就是不停地用抹布擦，擦书架子，擦桌子，编辑部的书籍、稿纸永远是整整齐齐的。她每天沉埋在收发信件、给来稿者回函等繁琐工作中，勤勤恳恳，但因为不善于辨识潦草的字迹也闹过笑话。我们杭州有位老作者是研究戏曲文学和戏曲音乐的，名为“洛地”。一次给他复信，王芳误把名字写为“浴池”。洛地后来回信说“不料竟将贱名改为‘浴池’”，编辑部为之哄堂。

我初到“文遗”时的编辑部。

4．编辑部中的常事

当编辑无非就是组稿、审稿、编稿、发稿。有时还要组织学术会议。

虽然我从大学毕业已经十七八年了，但从事编辑工作还是第一回，所以是个新编辑。新编辑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改动自己所处理的稿件，我也不例外。坐在我对面的老高就对我说：为人处世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做编辑最好的习惯是一个标点也不动。后来当编辑久了发现了这是新编辑的通病。为什么一当编辑就有改他人稿子的冲动？这与当官一样，常说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新官”放“火”冲动由何而来？说白了新官就是要表现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且他有权力去表现；新编辑也如此。不同的是，新官有权改变其所职掌部门的旧貌，而编辑在他人的文章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也是他的职业权力。

在新编辑眼中，如果发的稿子里没有自己痕迹总会感到不痛快，仿佛自己什么也没干似的。其实改稿子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如果是长袍改短褂，长裤改褲衩儿还好办，动动剪刀就可以了；可怕的是肥改瘦、最可怕是对原文作“款式”上的变动，这样不仅处处都要拆改、并重新缝合，而且还要把它塞入另一个款式的模版中，其费劲儿程度可以想见。待“新款”出笼后往往还是“三不满意”，作者不满意，读者不满意，有时作为修改后台的主编也不满意，“新款”的制造者的编辑遂成为众矢之的。

记得编辑部曾要发一篇谈爱国主义的，来稿中恰好有一篇，三天内就要发稿。作者在外埠，按当时的条件，让作者自己修改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白山同志责令我改，此文长达两万余字，要改成一万字以内、并要在文章申明一下编辑部的主张。当时初来文遗，觉得这是领导对自己的看重，辛辛苦苦弄了20个小时，才赶出来。文章编入刊物后我还给作者写了封信，通知他“尊稿经删节后刊在某期”，作者也未表示异议。文章发表了以后，刊物也已问世，作者突然来信要求撤稿，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有点要挟编辑部的意思，生米已成熟饭，怎么撤？但这件事弄得大家都很不痛快。过了一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碰到了作者，我本来还想跟他谈谈。不料这位较我年长十多岁的学者还冲我高声喊道：“听到你们要修改我的稿子，我打算买飞机票到北京去制止，介绍信（当时买飞机票要介绍信）还没开来，想不到你们就发了。这是我毕生之耻！”我也很不高兴，表示今后绝不发他稿子（其实，后来我发过他一篇文章）。回想起来，虽然那位作者自视甚高，有些可笑。然而，我们也有对作者不够尊重的地方。再说刊物通过改动作者稿件以适应和表达编辑部的观点，这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学术刊物是不允许的。不过，三十年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意识。

选稿和把稿子编发出去是编辑工作的目的。“文遗”是三审制，编辑初审，把入选的稿子在编辑部互相传看，是为二审，最后由主编选定，发回初审者，初审编辑在文字上过一遍，最后做到“齐、清、定”交给负责出版的印行的出版社，编辑部的任务便完成了。编辑部组成仓促，十年浩劫又刚刚过去，因此尽管编辑部同仁通力合作，仍显得有些忙乱，大家怕出错，但越怕越出错，创刊号首页缺了“文学遗产”四字，没了刊标好像人被剃了眉毛。

选稿，编辑部是不拘一格的，自然我们很重视老专家的稿子，但也没有忽略中青年作者，与当时文史研究杂志相比，我们发了许多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稿子。这些在“文遗”发稿的年青人后来大多成为古典文学或文史研究的专家、名家，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那时的“年青人”现在也都不年轻了。

我最初发的一篇青年人的论文是武汉大学胡国瑞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唐异明的《李白的失败与成功》此文是论李白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败才促成诗歌创作上的成功。有新见，也有文采。后来又发了他的《“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辨》小考证和《读〈霍小玉传〉，并论〈莺莺传〉及〈李娃传〉》论文，两三年内连发三篇文章的作者还是不多的。在发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曾与作者通信，得知他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几度高考都未能录取，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能被直接录取为研究生。后来一直不闻他的消息，八十年代末，“武大”王启兴先生到京来访，闲聊起“武大”和学术界的情况，我问起唐。他说：“去美国留学了。听说其父是国民党的铨叙部长，在台湾还有政治影响。所以当局也没有拦他。”

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青年学者葛兆光大约也是在“文遗”首发论文的。1983年的《论朱敦儒及其词》，我觉得写得很好，向主编推荐，得以发表。他在“文遗”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赵师秀小考》对于南宋“四灵”之一的赵师秀生平事迹做了考证，后来又发表了他研究“四灵”的《从四灵诗说到南宋晚唐诗风》。硕士毕业后又发了他一篇《唐代道教与诗歌》。葛兆光的文章眼界开阔，观点新颖，文字也好，因此后来与傅璇琮先生等编《大文学史观丛书》遴选作者时首先想到了他。考据文章给我印象深的是苏州大学杨海明的《张炎家世考》。这篇文章的特点是把考据文章写得通俗明畅，有点像俞平伯先生的写法。1983年南下组稿时见过杨君，因为年龄相当，爱好相同，聊了很长时间，事过三十年几乎都忘了，只有一句还记得很清晰。他说我生长在江南，过去江南每个小镇都有其特殊的风貌，个个不同。后来经过改造几乎都变成一条大街，一个银行，一个邮局，一家粮店，一家合作社（卖杂货）和几盏路灯的居民点。我听到这段话便想起高尔基的名文——《个性的毁灭》。

当时经我手发的研究生和刚毕业青年学者的作品太多了，如陈华昌、邓乔彬、张三夕、卞岐、赵仁珪、程亦军、宋红、张善文……，指不胜屈。“文遗”不歧视青年作者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例如张善文先生家人就找过我，怕因为张很年轻就写论《周易》而被淘汰。我说编辑部完全根据稿子质量决定去取，最后还是半信半疑地走了。1984年第一期，张文发在第一篇。

本科生的文章也有，印象深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夏晓红关于李白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是编委陈贻焮先生介绍来的。原来此文是要发在正刊上的，后来因为稿子太多，便发在增刊上。

    复刊的“文遗”适逢思想解放的高潮，古典文学研究者自然不会身处事外。许多学者打破了自1950年代分析古典文学“三大块”的传统——思想性、艺术性和对后世的影响。不仅青年学者热衷采用新方法、关注过去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就是一些老学者的文章也纷纷表现出其学术个性，如南京老学者程千帆先生的文章《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而另一位南京老学者段熙仲先生的文章《〈诗三百〉与显学争鸣、经师异义》从这些题目可以想见其内容及其分析方法，然而这些都能在“文遗”刊出，可见编辑部也试图兼容并包、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

办刊物最怕没稿子，但《文学遗产》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界是就此一家的，只要“竖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1980年初计划“文遗”复刊，在《光明日报》发出消息，并刊登欢迎投稿的启事，稿子就源源不断，在我进入编辑部时积稿已有数百万字，四个编辑看不过来。但自然来稿，良莠不齐，精品、或者能体现编辑部精神的更少，因此还要组稿。“文遗”的编委和通讯员是由全国各地高校或学术机关组成的，他们常常把自己发现的的好稿子推荐到编辑部来。1983年5月1日以后，我和卢兴基先生有一次长途之旅，到南京、上海、苏州、苏州一带组稿、谈与苏州大学合办清诗研讨会，老卢顺便到苏州的父母家探视年龄在九十开外的老父老母。

三 长达一个多月的组稿之旅

  这长达一个月的组稿之旅中我们拜访了不少年过耄耋的专家，也接触了许多中青年的研究者。这篇回忆不能一一展开，仅就已归道山一代学者程千帆、唐圭璋、姜亮夫、程俊英、万云俊、苏渊雷、钱仲联等给我留下的零零碎碎的印象作些记述。

到南京后住在一个距南京大学不远的招待所里。到达南京的当晚，由周勋初先生带领老卢和我一起到程千帆先生家中去拜访。反右之前，我曾读过程先生和沈祖棻先生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和千帆先生的《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以为程老与北京林庚先生一样，虽然教古典文学却是位新派人物。通过这次拜访我才明白程先生原来是胡小石、汪辟疆前辈一样的传统型学者，但他又不拒绝接受新思想意识、接受新的研究方法。

原来程先生执教武汉大学多年，但“武大”也是他的伤心之地，57之冤，文革之劫，都没有脱过。而且几十年相濡以沫的老妻、一代才女沈祖棻也因车祸命丧武汉。所以，当南大校长匡亚明先生热情敦请，程先生便毅然离开武汉，来到他青年时代求学之所。可是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一切还没有走上正轨，先生的职称、居所、甚至没连工资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我在1981年还听“南大”一些老师为他鸣不平。幸有爱才的匡老的推动，1983年我们见到程先生时他应有的待遇才一项项落实下来。我们去的他家，似乎是“南大”新分的一套房子，程老请人打了几个书柜（那时市场很少有这类商品供应），他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这个柜子有我一个新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呢？”我们很奇怪，老人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很详细介绍书柜的特点。“这个书柜较一般的略宽，可以码两层书。我把后排的底面稍抬高一些，外层的书不至于挡住后层书脊的目录，这样找书就方便多了。”我们向他约稿，他谈了对我们的期待，说：“不要把眼睛老盯在我们这些老人上，应该多关注青年人的来稿，他们才是希望所在。”即将告别之际，程老在书案铺上一张宣纸，新婚夫人研磨，他兴致勃勃为我们题字，老人的风采令我想起黄庭坚的名句：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

在南京还见了唐圭璋先生。唐先生是词曲大师吴梅的高足，上大学时就读过他编辑的《词话丛编》和他笺注、朱彊村编选的《宋词三百首》。唐先生已经鳏居多年，年龄已逾80,体弱多病，住在女儿家。当我们进了他家，身体孱弱、看来有点弱不禁风的老先生被女婿扶掖着出来。此时已是阳历五月，按阴历说也是三春之末，然而唐先生还穿着棉袄棉裤，当我与唐老握手时，我才知道什么是“柔若无骨”，真是像面条一样、柔软而轻暖。我想这真是江南才子的一双手。听了老先生的自我介绍没想到他是位旗人，祖上驻防南京，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驻防军，因此才落籍南京。我说，那您在院系调整时调到东北大师范大学任教还是回老家了呢！唐先生笑了，我对这个老家可不习惯了，我们在南京住了几辈了、家风、旧物和习惯都是南京传统的。过去仅知道唐老是词学家中的文献学家，这次才得知唐老也是词人，而且是深于情的词人，词风与唐末北宋婉约派相近。唐老中年时妻子去世，他带着三个女儿过活，写下许多悼亡的词章。听说唐先生每到清明忌日必到妻子墓前吹箫，一吹就是一天。后来有幸读了唐先生的词集——《梦桐词》， 感到传言非虚。

在南京本来打算拜访段熙仲先生，听说段先生正在卧病，不敢贸然相仿。我们住的招待所距清凉山很近，一天吃完晚饭，天还没有黑透，于是我与老卢到清凉山散步，没想到在那里偶遇段先生。段先生拄着一根手杖，正兴致勃勃从山上下来。他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我到这里爬山来了，考验一下，这场大病后身体是否还有余力写文章？看来还成，我上下两趟了，没有体力不支的感觉。段先生是民国期间著名博学家柳贻徵先生的高足，对于经学有深湛的研究，特别是对“三礼”的研究如今已成绝响。以经学家的眼光考察文学自然有其特到之处。

上海是学者名流云集的地方，我们只造访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见到一些卓有成就中年学者如章培恒（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位评为教授文科学者，其原因在于出版了《洪昇年谱》），陆树仑（此见之后第二年春天这位勤勉而有才华的学者便因车祸去世）、陈允吉（当时他生活上很艰难，每日在办公室工作工作、睡觉）、齐森华（当时正患病、又兼系主任极为劳累）、陈邦炎（当时家属在美国、每天在出版社吃食堂）等等，他天虽各有艰难，但都在勤奋的工作。

每当回忆起这次南行，我便会想起苏渊雷先生。我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编选的《李杜诗选》《元白诗选》，不过两书署名都是“苏仲翔”，这是苏先生的字，这是1981年秋天我到湖南永州参加柳宗元学术研讨会，在会上见到了苏先生才知道的。当我就提起读的过他的“李杜”“元白”两个选本时，老先生急摆双手连连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那时解放初为换饭吃而作的，那时经济紧张，‘著书都为稻梁谋’啊！你要是有兴趣，最近中华出版了我标点的《五灯会元》倒可以看一看。”苏先生为人爽快，有话直说，快人快语，动作也十分敏捷，根本不像六七十岁的老翁；他身材不高，短小精悍，须发全白，面色红润，微有光泽，可以当得“鹤发童颜”四字。让我最惊讶的是他极端“好酒”，文人中喜欢喝两盅的不少，但像苏老这样小酒瓶随身携带、“不可须臾离也”的真不多。这样的“酒狂”我只见过杨宪益先生和苏先生两位。他们都是以酒当茶，说着话，觉得口干，就喝上一口，旁若无人。苏先生说：“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我读的是监狱大学，1927年后被国民党抓起来判19年徒刑，从此开启了我的大学之门。狱中读书专注安静，没有干扰，平常很难啃的书，到了监狱就能耐着性子读下去了。不过监狱书少，便于选定名著，精心细读；我还有一个读书多而杂的经历，那就是卖书。我当过“书商”啊。1943年，我在重庆开了一个书店，名叫钵水斋，取佛家钵水如心之典，既收购书，也卖书，等于一个書籍流通处。书籍停留在我处时，便大快朵颐。明日离去还可以留下许多思念，爱书何必我有。”说到这里便开怀大笑，仿佛大嚼之后，齿颊仍有余香。这次到华东师大，先到朱碧莲先生家，她说苏先生就在不远处，我们午休之后便到苏府拜访。老先生已经早早起来了，而且是研墨以待。苏先生不仅学问好，博学多闻，而且诗书画俱佳。在永州时就说要给我写一幅字，那次会议将散时，会议主办方请他留下墨宝，有许多人围着他，看他写字，他写后除了留给大会的，便随手送人。我身高块大，没有挤在众人之间，只是远远地望着他酒后龙飞凤舞的风采。写完了字，他从“围墙”中走了出来，见到我说：“你没拿呀？以后一定会给你写一幅。”没想到苏老还没有忘这个许诺，我们一进先生家，他第一句话就是“先给你幅字，刚刚喝了一点，下笔尚有余勇”。于是，老先生伸纸舔墨，运笔如飞，须臾之间就写完了他的一首旧作。我忙谢不跌。我在古典文学界工作二三十年也认识一些书法精妙的老先生，自觉不是风雅之士从未向老先生们乞过墨宝，也很少见老先生主动以墨宝见赠的，苏老是遇到唯一的一位。后来苏先生还赐稿给《文学遗产》，是谈王渔洋《秋柳诗》的。诗人论诗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者。苏老晚年以佛学名世，除了在华东师大教书外，还兼着上海佛教协会会长。先生的佛学我懂得很少，但先生的旧体诗，我是很欣赏的。1933年他被保释出狱后，回家探母，《归家口占》“七年隔世九生死，万里归来一病囚。母曰吾儿无恙否，一声弹指泪先流。”语浅情深。

在华东师大我们还拜访了程俊英先生，这位民国初年风流倜傥的女“四公子”之一已经八十有余了。我想象着这位与黄庐隐齐名、当年颇有些叛逆色彩的“女将”现今的样子。当齐森华先生领我们到程先生家，开门一见，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上海弄堂里普通慈祥的老奶奶。她拉着我们的手说话，仿佛是老奶奶对儿孙辈的叮嘱，听来絮絮叨叨，但语言之后是一种长辈的关切。说办学术刊物不容易，研究古典文学，大家心有余悸。过去许多有关文化的政治运动都是从文史开始的，从批《武训传》到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从鼓励“插红旗、拔白旗”到批“厚古薄今”，一直到批“鬼戏”《李慧娘》、批《海瑞罢官》开启“十年浩劫”。她说我活的年纪大，一桩桩都经历了。不过正因为老了，什么也不怕了，还是要把多年研究《诗经》的心得要总结出来。齐森华先生也说程先生是老当益壮。当时齐先生仿佛是肝病，程先生当着我们的面，告诫他不要太累，把身体养好了有的是时间工作。

我们来上海就住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招待所，大约有六七天。我这个北方人第一次在上海住如此长的时间。招待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食堂，真是物美价廉。我最爱吃食堂的炒鸡毛菜，菜极嫩、极鲜，北方没有。这个清炒小菜才两分钱一个，现在说起来恍如隔世。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外面跑，但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仁大多也都见到了。年最长的，大约就属何满子先生了。先生本姓孙，浙江富阳人，是不是东吴孙权之后，没问过，不敢妄断。满子先生因为这奇怪的笔名——“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才使我一见其名而不忘。当时先生已经六十有余，但精力充沛，目光矍铄。他身材不高，略显清癯，穿着一身洗得干净、熨得平整中山装，一看就知道是个能干事的人，或者说是个精明的上海男人。不过听老先生说自己谋身、谋生甚拙，从1950年代以来，哪次运动也没有落下，成了资深运动员。我很奇怪，问他，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文章是1957年，要是在胡风时就摊上事儿了，怎么整风时还能参加鸣放呢？他说，我本不认识胡风，与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但1955年整胡风时也把我抓起来了，调查了半年多，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才把我放了。所以57年号召给党提意见时我才能鸣放。不过这回没有饶过我，划了右派。并发配到宁夏劳动改造，艰苦无比，但幸有吉人相助，不仅在大西北受到些优待，后来又能回到上海。你们搞学术的都看不起普及，幸亏当年为了换稿费把《聊斋》翻译为白话，五十年代出版书籍少，这个白话本《聊斋》印了很多，宁夏劳改队中有个政府管教喜欢《聊斋》就看过我的翻译本，很照顾我。在劳改队有人照顾和没人照顾是大不一样的。

后来满子先生还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到北京学界征求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意见，也到文学研究所和《文学遗产》编辑部来了。我说台湾已经出了“文渊阁本”了，大陆保有的各类本子中以“文津阁本”为最好，是不是可以印这个本子。不过上海古籍没有采纳，我想可能有实际困难，藏有《四库全书》都把这部书视为拱珍，奇货可居，出版单位要出版，可能会喊出天价来，使得出版者望而生畏。印台湾已经印过的“文渊阁本”当时两岸还处在隔绝状态，没有知识产权问题，印这个本子可以一钱不花。

退休后，写随笔杂文自娱，何满子先生是这方面的名家，有一年他来京，邵燕祥等先生宴请他，我也叨陪末座，相谈甚欢，后来还与先生有信件往来。曾请教对于鲁迅先生所说的“三国气”“水浒气”应作何理解。 

另一位就是朱金城先生。那时它正在搞《白居易集笺校》，他与瞿蜕园先生合作的《李白集校注》已经享誉古典文学界。白居易集比李白集更难，因为白居易集从未有过系统的笺注本，其诗文3700多首要比李白多几倍。朱先生说，其实白集也是在瞿先生指导下搞的，在文革前基本上完稿，但文革中所有手稿、材料、书籍统统被抄走，文革后虽然幸得珠还，但缺残也不少，而且真正成书也极麻烦。家中稿子摊了一地，笺条散乱，再加上眼睛不好每天都是昏头胀脑，苦不堪言。朱先生很能聊，后来到兰州参加唐诗研讨会又遇到朱先生，会后到敦煌参观，在火车上作彻夜之谈，聊了许多瞿蜕园先生旧事。朱先生退休便杳无消息，听说晚年只以读书为乐。

从上海到杭州，我们造访了杭州大学与浙江师范学院。在杭大姜亮夫先生一家很热情欢迎了我们。一到杭州就下雨，书房里也很暗，亮夫先生看我们给他带去的《文学遗产》时脸几乎贴在书上。他苦笑着说：“还是看不清楚。开电灯也不管用。”他又指着身旁女儿姜昆武说：“现在我写东西、看材料多靠她了。”姜先生是云南人，乡音属于北方语系很好懂。他于1926年考上清华大学国学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他笑着说：“陈先生常爱出偏题、怪题考我们呢？我入学考试题中就有试写出十八罗汉中几位罗汉的名字这个怪题。我一看题就懵了，一个也没答出来，吃个鸡蛋。”我插了一句：“姜先生，十八罗汉的名字连我还能说出几位呢？如伏虎罗汉，降龙罗汉，长眉罗汉……，您怎么一位也说不出来呢？”姜老说：“你说的不是罗汉尊者的名字，而是俗称。他们之间有许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各有名姓的。如你说的伏虎罗汉名为弥勒尊者，降龙罗汉名迦叶尊者，长眉罗汉名阿氏多尊者……”“原来如此复杂！”我恍然大悟。姜先生又说：“不过陈先生的考题使我认识到读书做学问要细。”那时女儿姜昆武正在帮他总结姜老的楚辞研究，其成果有一部分发在《文学遗产》上。

姜先生的夫人陶秋英打着雨伞从正房走来，她也是多才多艺的，既是学者又是画家。看到陶先生晚年格调想象其青年时定是标准的江南淑女，她经历了多年的改造和十年浩劫摧残她仍不失优雅风度。我们与姜老谈完了她才与我们提起有事要我们“相帮”。她说文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一部书稿——《宋金元文论选》——这是要收入他们社编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丛书》的，但交稿没多久就搞文化大革命了，从此再无消息。“三中全会”后，一切出版都恢复正常，可是她那部书仍然消息杳然，希望我们回京后替她问一问。我以为是多么重大事儿呢、值得老人如此郑重相托？陶先生还拿出她画作的照片给我们欣赏，有些还赠给我们留作纪念。

“文遗”与“人文社”古编室编辑大多相熟，一到北京马上与人文社联系，其实他们早已关注这个问题了，稿子也没丢，编辑程序也基本完成，马上就发排了。果然不久就印出来了，陶先生还赠我们两人各一本，我们却有些无功受禄之感。

离开杭州的下一站是苏州。从杭州到苏州有夜航船，晚上8点多上船，第二天早上苏州。一夜我们在船上听着大运河的潺潺的水声入睡，到苏州离船登岸太阳才刚刚出来。苏州大学的吴企明先生（也是老卢的好朋友）到码头接我们到学校。苏大离葑门不远，好像吴先生家就在附近，晚上吴先生在家里宴请我们。他们住的还是苏式老宅子。

这次出来组稿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与苏州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室敲定本年度两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清代诗歌研讨会。苏州是老卢父母家所在，到了苏州老卢就回家住了，我一个人住在苏州大学招待所。这里距网师园很近，每天吃完早点带上一本书跑到网师园里一坐，那个园子不像拙政园、沧浪亭那样有名，园子又小，建筑简洁，不以巧思取胜，反而别有风味。但那时还没有开展旅游，苏州本地人都上班了，园子里很静，有时我能在殿春簃前坐上半天，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望着墙犄角芭蕉的新绿，享受宁静和欣欣生意。

苏大中文系古代教研室是清代诗歌的重镇，其原因就在于其主持者钱仲联先生。钱先生兼研究者与诗人于一身，诗歌是他的家学，其先世如祖父钱振伦、舅祖翁同和龢都是卓有成就的清代诗人。因此听他谈起清诗如同说其家事。这样的研究者与他研究的对象“不隔”，不仅更有利于知人论世、探求其诗心，而且知道创作中的锱铢筋节，这往往是现代研究者所不具备的。我与老卢共同拜访钱仲联先生。他住在不甚宽绰小平房里，年近八旬的钱老尚很精神，那时他正在编纂大部头的《清诗纪事》。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可惜邓著仅及“顺康两代”，但像邓先生那种史学家的法眼和对顺康时期著作的熟悉（邓之诚几乎把顺康时的集子搜罗殆尽，去世前都转移到中科院图书馆了，现在查找清人集，中科院图书馆是不可忽视的）几十年来，难以为继，只有钱仲联先生能够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有的学者把这个道理推到极端，认为唐代以后无诗。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合著的《中国诗史》唐代以后之诗便弃之不论。宋诗都在不论之中，何况清诗！因之，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清诗研究历来属于弱项。钱先生要把清诗研究振兴起来，带的研究生也多是研究清诗的，他确立清诗的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应有的地位。清诗虽然在艺术创新上不能与唐诗、宋诗相提并论，但在内容上还是有很大突破的，特别是清初与清末这两个时段。让人们认识到清诗的价值大约也是钱老热心召开清诗研究研讨会的主要目的。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钱老对于会务一套还很在行，我们研究会议经费时及出席学者补贴时，老先生时时插话，对出差补贴、乘车住宿以及不同职称的人不同待遇这一套极其繁琐的规定他都很清楚。钱先生不是除读书以外全不知世事的“书呆子”类型的学者。

我们这次见钱先生后，老先生又工作了二十年，直到2003年辞世。完成了大部头的《清诗纪事》（全书22册，可以码一书架）以及《沈曾植集校注》等。

从这次组稿出差之后，为家事所累就很少再出门了。特别是1988年我离开了《文学遗产》编辑部，调入古代文学研究室以后，只是闷头读书，连学术会议都很少参加了，逐渐疏离了学术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