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尚书

《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了，编辑部准备出一个纪念文集。蒙编辑先生高情，约我写篇文章。其实，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作文纪念有点不够“格”；但为我所热爱并从中受益匪浅的刊物写点什么，又似乎责无旁贷。六十年，若较之人寿，则到“花甲”了，孔老夫子称之为“耳顺”，大意是已经饱经沧桑，什么话都可以听得进去，因此写起来应该没有顾忌，只是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我搬出复刊后历年来的刊物（已不全）翻阅，看着那满目珠玑的巨量论文，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有如神交古今，师友聚会，一下子又涌出许多话头。限于篇幅，决定以一位读者、也勉强算个作者的角度，从侧面拉杂地写点感想，以志庆贺。

一

《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在“文革”前夜的1963年被迫停办，粉碎“四人邦”后，才在1980年复刊。她停刊時，我刚開始读本科，因此已看不到新刊了，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就放在阅览室，可以随便取读，算对旧刊有些印象。说实话，那时太年轻，不怎么读得懂，更不谙时事，只觉得其中文章高深，论争热闹，因而激发了阅读的兴趣，而且还边读边抄录了一些段落，部分保存至今。现在翻来看，抄的多是些你批我驳的文字，当时也许觉得痛快，而今从这些残片中，却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感受到“热闹”背后的紧张。总之，对创刊不足十年的《文学遗产》的感觉，似乎“批判”是它的主线，批的主要是“封资修”中的“封”，以及“借古非今”的莫须有却很可怕的罪名，与其说它是份学术刊物，勿宁说是个“整人”的场所，——与那个时代其他的刊物一样。

 时轮进入八十年代，人们在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后，对无休止的“斗争”已不感兴趣，而学习热潮扑面而来，《文学遗产》也在消失了许多年后，又适时地复刊了。这成了古代文学爱好者的喜讯，记得当初由新华书店发售，一时成为学者们争购的对象。那时刊物的作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解放前就活跃在文学研究舞台的老专家，这时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另一部分则是五十年代培养的新一代，年龄也多到“知命”。前者中又有许多长期在政治上失意，不少甚至是曾经的“牛鬼蛇神”；后者则因“文革”耽搁，本该在出成果的时候被卷入各种“运动”中，这时方才“崭露头角”。比如，翻开1980年第二期目录，第二栏目中有四篇论文，前两篇论杜甫，后两篇论唐曲子、唐小说，四位作者为朱东润、陈贻焮、任半塘、程毅中。也许并非有意，四位作者为典型的老、中搭配：任、朱二先生早已名满天下，是名副其实的“老一辈”，而陈、程两位，当时应该算是中年，而目前只有程毅中先生福大命大，不仅健在，且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其他三人则早已作古。总之，当时的《文学遗产》上，真有名家如林的感觉，但这其实是假象，更确切地说，是一片“夕阳红”，许多名家刚一露面，不久便身归“道山”了。如任半塘（二北）先生，当他发表上述论唐曲子的论文时，算来已是高龄八十有四了。所以，那时的真实情况，是人才奇缺，青黄不接。因此不久后起动的《全宋诗》、《全宋文》等重大学术工程，主力多为刚毕业或尚在读的硕士研究生。

 这年《遗产》第三期有篇《编后记》，其中有一段写道：

也有些同志希望本刊注意培养中青年作者，多发表他们的文章。我们是这样作了。当前，中青年作者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也是本刊的主要作者；这一期除中年作者外又发表了两位年轻同志的文章；对老专家我们也是一向尊重的，发表他们的著述，不只是为了抢救遗产，也是为了向他们具有的治学谨严的好传统学习。

在我看来，以上文字写得有些勉强，反映出编者难言的苦衷：不是不愿发表中青年的文章，但经过十几年折腾，“学术”已是一片荒漠，能写出有质量的论文的中青年在哪里？在1982年第二期的《编后记》中，编者又写道：“这一期，我们又发表了几篇年轻作者的文章，他们的写作态度，一般是比较认真的，值得高兴。”在以后的《文学遗产》中，编辑部通过《编后记》等形式，可谓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携中青年学者，并形成了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理念：以老专家为灵魂（他们毕竟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中年作者为骨干，努力发现和培养年轻学者。

笔者本人在“文革”结束后读研，1981年读《东坡集》时，又读了夏承焘老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发现年谱中有关苏轼“六客词”事迹的某些表述有问题，于是斗胆写了《六客词事迹辨正》一文，投给《文学遗产》。记得不到三个月，就接到编辑部的录用通知，编辑先生（是哪位，到现在也不知道）提了一些意见（如将原题目中的“考证”改为“辨正”之类 ），并要求我核对好引文文字，所引书尽可能选用好版本，等等。由于“文革”耽搁，我三十五岁时才读研，已经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年轻人”了，但对学术而言，尚是刚刚启蒙，最多就是上引《编后记》中的“年轻同志”。因为拙文属考证类，因此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上（当时正刊、增刊没有等级区别）。这是笔者与《文学遗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自然亦是“培养中青年作者”方针的受益者之一。到如今，我已是“老一辈”了，古代文学研究界可谓人才济济，随时都有“新人”不俗的论文发表，与上纪八十年代的情况迥异。这当然是教育大发展、特别是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文学遗产》长期奉行的培养年轻人的方针不无关系。办刊物与办其他事业一样，人才是关键，只有汲引到尽可能多的一流研究人才，才能办出一流的刊物来。

二

《文学遗产》复刊伊始，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全社会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这时，社会就象一列“高铁”，风驰电掣般地前进着，发展着，而各种外来思潮也从打开的窗户中扑面而来，形成各种“热”，社会酝酿和经历了重大的文化转型。到八十年代后期，汹涌澎湃的商潮，更是势不可挡，古代文学研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着转型，《文学遗产》必须跟进。“型”如何转？这是摆在刊物编辑部面前的严重挑战。在这个转捩关头，《文学遗产》的行动是很快的。

 1987年是个转折的年份。《文学遗产》88年第一期刊登了一则消息——《本刊召末编委会》，其中写道：“主编徐公特同志作了1987年的工作总结和1988年的工作设想，他说：1987年是紧张繁忙的一年，……编辑部集中搞了‘古典文学宏观征文’活动。今年（87年）三月，在杭州组织了‘第一届古典文学宏观研讨会’。从外界反映，效果很好。”并说88年将“继续开展宏观研究”，“今后对宏观问题的研究将长期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某些全局性的重大课题上获得较深入的进展”。注重宏观研究，后来又有“重写文学史”的倡导，无异给研究者、也给刊物自身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它不仅影响了整个九十年代，甚至影响到今天，相信学界还记忆犹新，这里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这一学术新动向，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拥护者、反对者皆有之，在同行之间，有时甚至还有激烈争论，并不是“外界反映”都好，但它却深刻地改造了学术风气，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回头看，倡导宏观研究，不能不说是有远见的举措。应当承认，解放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仍然沿袭所谓“乾嘉学风”之旧，考证、校注是最被认同的价值，许多老先生为之穷经皓首，而对立论式的宏观研究则不屑一顾，甚至被贬为“游说”，不被视为学问。其结果，细枝末节的、碎片式的考证充斥学界，人们似乎忘记了考证、校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长此以往，只能流于为考证而考证，为校注而校注，严重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因此，提倡宏观研究，如果拔高一些说，无异于推动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

提倡宏观研究，希望无疑仍然寄托在中青年研究者。据上引《本刊召开编委会》的消息，1987年《遗产》发表的文章中，老一辈学者占6·5％（上面说过八十年代后期老一辈很快退出舞台，可由此得到印证），中年学者占66％，青年学者占27·5％。因此徐公特主编指出：“中年学者仍是本刊作者的主力，而青年学者正在迅速崛起，这是极令人欣喜的现象。……今后本刊将继续扶持鼓励年轻学者，为繁荣古典文学研究打下雄厚的基础。”自八十年代末到整个九十年代，随着新生代的崛起，不仅“宏观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又与更加时新的“文化热”掺合地一起，——应该说明，“文化热”并不是坏事，但生吞活剥“移植”外来文化，却又走上了极端，这对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严重干扰，因此在“宏观研究”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各种问题也暴露无遗。这时，宏观、微观俨然分成了“新”、“旧”两派，提倡“宏观”的青年学者，对传统的研究方法给予了猛烈攻击，对搞校注、考证的老先生反唇相讥，认为他们才是“低层次”，没有学术性,而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以搬用外来语、外来思想及其写作方法为时髦，令许多有深厚“微观”功底的学者们摇头。

1988年第二期的《文学遗产》，在《笔谈》栏目中发表了黄天骥先生的《开拓与坚持》一文，他写道：

近来，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些文学青年，对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知之甚少，以为它们是老古董，不值一顾。心中只有现代派，开口都称意识流。……

坚持我国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治学严谨的优良传统，同样是重要的，目前有一种轻视资料搜集、校勘、考释的风气，把这看成是“低层次”的研究，这是不妥当的。……我想，如果不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原著没有读懂，就会游谈无根，新名词反成遮羞布。《文学遗产》是是建国以来许多古典研究者成长的摇篮，今天，引导年轻人掌握包括考证在内的十八般武艺，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

当时的情况，我们还历历在目。事实上，“新”、“旧”两派的争论既背离了倡导者们的初衷，也出乎意料。前面引过的《文学遗产》88年第一期《本刊召末编委会》的消息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们提倡宏观研究，绝不意味着忽视微观研究，扎实而有创见的微观文章，本刊从来都是热诚欢迎的。”显然，在《文学遗产》编辑部的编辑思想中，倡导宏观研究并不排斥微观研究，而且从该时期所刊发的论文看，“微观”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所谓“新”、“旧”之争并不由《文学遗产》引起，作为一个学术期刊，她倡导某种学术风气是无可非议的，但她毕竟只是一个刊物，无法掌控伴之而来的那股来势汹汹的“新思潮”，——就象当时无法阻挡“商潮”一样，当人们渴了几口水、认识到原来自己不是从商的“料”后，一切又才恢复平静，所谓“新派”也一样。但“新派”掀起的这股“风”影响相当深远，危害不小，比如不少青年学者，至今仍有偏爱“洋”概念、堆积“舶来语”的陋习，记得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多个学术会议上，如《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就对所谓“博士体”进行过批评，刘跃进先生又提出“回归文学本位”的口号，都是意在纠偏。

就笔者而言，老实说，当时对流行的“宏观研究”兴趣不大，对各种“新思潮”侵入古代文学研究甚至很抵触。这不仅因为师辈多以校注、考证为学术生涯，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校注，更由于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微观”的——那时正参编《全宋文》，成天就是考文校字。但是，我同时也认为，“宏观”自有宏观的道理，不失为研究之一良法，而且自古有之，并非什么新发明，问题是不能离开文献而信口雌黄，更不能用外国人的思维方式隔靴搔痒。1988年，笔者在参加《全宋文》的审稿中，对柳开的思想和创作有些想法，于是写了篇题为《柳开学韩得失论》的论文，试着进行“宏观研究”——当然还只能算是“小宏观”，投给《文学遗产》。据传得到编辑部的好评，并在次年第四期发表。这使我尝到了“宏观”的“甜头”，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信心：原来“宏观”并非如某些激进的“新派”所吹嘘的那么高不可攀，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其实，那时笔者已入中年，只不过学术生命尚在“青年”罢了，因此并不属新、旧的哪一“派”。从此之后，我便主张“两条腿走路”：微观、宏观各从其宜。因此，笔者认为在那场“宏观”、“微观”的争论中，《文学遗产》的参与既是时代的必然，也坚持了正确的方向，而在此后的纠偏方面，更是功劳不小。

三

很快就到了“新世纪”，《文学遗产》也与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同仁们渡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年。应该说，这二十年是《文学遗产》发展的黄金时代，更确立、巩固了她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在世纪之交，各行各业，似乎都有“话”要说，说的主题又都相似：回顾与展望。《文学遗产》也开了专栏，题目叫“世纪学术回顾”，邀请各方面的专家，畅谈研究心得。出于自己的专业方向，我特别记得1998年第五期发表的莫砺锋、陶文鹏、程杰三位先生的《回顾、评价与展望——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感觉他们视野开阔，分析精彩，给人很大启发。三位都是宋代文学特别是宋诗研究的专家，除程杰年轻年，另两位与我年纪大致接近，而陶文鹏先生当时已是《文学遗产》的副主编，以他作为专家、编者的身份及眼光回顾过去、环视当前和对新世纪的期盼，特别有味，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文学遗产》的编者与读者、作者的关系。

《文学遗产》由中国社社科院文学所主编，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高、最权威的专业学术期刊。但是，并不因为它“权威”，就必定是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相反，即便与编辑部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一打开杂志，就会有一种亲切感：《编后记》、《读者、作者、编者》就是她沟通各方面的桥梁。自复刊起，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各种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比如唐代文学研究会、宋代文学研究会等等）相继成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会议纷纷举行，很多时候都可看到《文学遗产》编辑甚至主编的身影。他们与其他与会代表共同讨论学术问题，平等交流，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甚至是深厚的友谊，有时还直接从会议论文中选稿，而作者将自己的会议论文投给《文学遗产》而获刊载的，更不在少数。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又亲自“操刀”，与高校合作，主办了多次以“文学遗产论坛”为名目的学术会议。因此，《文学遗产》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有了极其丰富的稿源。一个学术刊物要办好，办活，办出特色，办出高质量，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是不可能的。《文学遗产》为什么能够“权威”？我想，并不在它的级别，而在她深深扎根在“学术”之中，扎根在广大的研究队伍之中。

 1995年，《文学遗产》为创刊四十周年、复刊十五周年曾编辑出版过《〈文学遗产〉纪念文集》。转瞬间，又迎来了创刊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而我，一位接受过《文学遗产》哺育和培养的年青学者，也垂垂老矣。甲子一周，对人来说早已青春不在，而《文学遗产》则风华正茂。上面几点，是我在翻阅历年刊物后所引发的一些粗浅感想，于是想起了《论语．为政》的几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北极星。共，拱也，环绕也。意思是说，若能用“德”施政的话，就会象一颗明亮的北极星，人民则如星星般围绕在它的周围。孔夫子说的是政治，而且只是个譬喻，但就《文学遗产》这个著名刊物论，情况似乎也不例外。无论是上述培育人才，引领学术，还是扎根学术研究第一线，可说都是《文学遗产》的“德”，因此它必然得到古代文学研究者、爱好者和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文学遗产》就是他们心中的北极星，他们便是围绕在她周围的万千颗星星。可以预见，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六十年前的“显学”，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遗产的价值是永恒的，对她的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我相信，《文学遗产》的前途无限光明！因此，请允许我这里借用、模仿孔夫子语，以“譬如北辰，众星拱之”为题，而为之寿。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