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德

一

我与《文学遗产》结缘，是从六十年前开始的。

从以往看，对《文学遗产》说来，我有着四重身份。

第一，我是它的忠实的读者。自创刊号起，我每期都看，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停刊之前的单页报纸的合订本，以及复刊之后的每一期单册。

第二，我是它的热心的作着，我向它提供过不少的论文、短评、书评和综合报道。

第三，我曾两次担任它的勤勤恳恳的编者。一次是在1959年，另一次是在1964年至1965年。

第四，我曾担任它的编委，现在则是顾问。

二

我第一次接触《文学遗产》，是在1954年。

1951年，我在上海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们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聆听游国恩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一）”课程，对屈原的作品有了比较全面的和深入的了解，引发了我学习和钻研屈原作品的浓厚兴趣。恰巧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国诗人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四百十周年、法国作家拉伯雷逝世四百周年、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诞生一百周年）。受了游师讲授的启发，我和金申熊（金开诚）、沈玉成两位同班同学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屈原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脱稿后作为一篇课余的习作，呈交游师。游师阅后，表示满意，随即亲笔给他的友人、当时的《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写了一封推荐信，并嘱咐我和金、沈二兄进城当面呈交。后来这篇文章终于在《文学遗产》第8期（l954年6月7日）发表了。

论文发表后，我又和金、沈二兄应邀进城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去做客。那时，编辑部的办公室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后院。我们见到了编辑部的翔老（陈翔鹤）、劳洪（熊白施）、金玲（陈白尘夫人）、白鸿（叶丁易夫人）、王迪若（陈翔鹤夫人）几位。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了很多给予我们鼓励的话。

那时《文学遗产》编辑部的编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归作协的古典文学部领导。而古典文学部的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何其芳。何其芳其实还兼任作协书记处的书记。还有一位专职的副部长是从四川调来的陈翔鹤（川西文教厅副厅长），他成为《文学遗产》的主编。

当时《文学遗产》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于1954年3月1日创刊。开始时，每星期一刊出[1]。后应读者的要求，《文学遗产》改为可单独购买和订阅，因之改为每逢星期日刊出。

三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和邓绍基兄先后进入文学研究所。比我们早到两三年的，有胡念贻兄、曹道衡兄。翔老经常从城里到西部来看我们。他每次来，始终是脚穿布鞋，手挟一方蓝布包袱皮，里面包着书或文稿。一口半川半京的普通话，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不以老前辈自居。他说，他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他又说，《文学遗产》的主要依靠对象是年轻学人。他和我们四个年轻人称得上是忘年交。他和我们畅谈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现状，他请我们为《文学遗产》审阅某些来稿，并点题约请我们写稿，无论是长文，还是短评，他说，无不需要，尤其是后者，他更欢迎。因此，我们写了不少这样的文字。

1956年秋，《文学遗产》编辑部从作协并入文学研究所，办公室设于中关村社会南楼。我们所在的古代组的办公室则在北京大学燕园内的哲学楼二层。两地相距不远，翔老来找我们聊天的时间更是日趋频繁。于是我们也就几乎成为《文学遗产》上的“常客”。

在这个时期，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四篇论文：

略谈《碾玉观音》的人物描写（第86期，1956年1月1日）

《封神演义》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描写（第134期，1956年12月9日）

吴沃尧的生卒年（第172期，1957年9月1日）

《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批判（第187期、第188期，1957年12月15日、22日，与邓绍基合写）

另外还发表了《几个牵强附会的例子》、《这是什么样的校订工作》、《消灭不应有的错误》等短评，以及有关徐澄宇《乐府古诗》的书评三篇。

四

1957年底，中国科学院组织植物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同志下乡“劳动锻炼”，我所前去的地点是河北省建平县（今河北平山）转嘴村，为时一年，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再教育”。1958年底回所。

回所报到后，何其芳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目前所内的重点研究项目是‘开国十年文学总结’，古代组的同志已全部投入；你回来了，没有必要再去半途参加。我已和翔鹤同志谈好，派你去临时参加《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工作。一年后，你再回古代组来。”我遂即愉快地去向翔老报到。

那时，《文学遗产》编辑部已随文学所搬迁到城里建国门内大街“旧海军大楼”。

到了编辑部，翔老分派给我两项任务，主要是负责看“二审”稿，另外是协助王则文同志（他是从《光明日报》调来的工作人员）做“划版面”的工作。审看稿件，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划版面”的工作却是第一次遭遇到。在王则文同志的细心指导下，我尝试着进行了几期的试验，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并且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主动请缨，分担了王则文同志的任务以便让他专心做校对和其他的行政事务工作。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每期的“划版面”的工作都是由我承担的。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

那时，钱锺书先生在报刊上受到了“拔白旗”的批判。

钱锺书先生是深受何其芳同志重视的学者。建所之初，何其芳同志就邀请钱锺书、杨季康（杨绛）夫妇来文学所。钱先生原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执教，他对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都有深厚的功力。当时的文学所分置中国文学部和外国文学部。钱先生的初意是想和杨先生一起到外国文学部工作。何其芳同志却执意把他留在中国文学部，后来还请他担任唐宋文学组的实际负责人。他的《宋诗选注》也被列为文学研究所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有一天，何其芳同志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钱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一本好书。最近他当上了外界“拔白旗”的对象。这不公平。我们不能坐视，要想办法给他“平反”，还他一个公道。最好请一位北京以外的、在学术界有威望的学者写一篇有分量的书评，在《文学遗产》上发表。

我们商议的结果是，认为杭州大学的夏承焘教授是最佳人选。于是何其芳同志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

我回到编辑部，一面向翔老作了汇报，一面立即按照何其芳同志的吩咐，用“《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名义，执笔写信向夏承焘教授约稿。信中详细说明我们的意图。很快，夏承焘教授就如约寄来了那篇著名的论文《如何评价〈宋诗选注〉？》，我立即拿去请何其芳同志审阅。

夏承焘教授的论文，原来有个七字的正标题我现在已忘，只记得包含有“金针度人”四个字。何其芳同志看到后，说这个标题好是好，但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改为“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开门见山，直接切入本题。于是没有再对文字作任何的修改，拿去直接发排。由于时间急促，来不及和夏承焘教授本人协商修改标题的事。这篇论文立即在第272期（1959年8月2日）上刊发，结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夏承焘教授在日记里记载了此事，但他却说成了是陈翔鹤同志向他约的稿[2]。这和我所亲历的内情不符。

这一年正赶上编辑、出版《文学遗产选集》第三辑。翔老指定由我提出初步的选目，供开会讨论决定。选目中有一篇是叶余的《关于〈聊斋志异〉的几种本子》（第204期，1958年4月3日）。当时我正在研究《聊斋志异》版本问题，觉得这篇论文写得不错，故而列入。最后，会上决定此篇当选。会后一一通知入选的作者。叶余在来稿中没有写明通信地址，只留下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王则文同志把电话拨了过去，两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这个人”。几天后，第三次改由白鸿同志耐心地再拨打，接电话的那位女性答称，此人出差在外。当白鸿同志说明原因，索要邮寄稿费的地址时，对方才给了一个邮箱的号码。当时是由白鸿同志负责联系这位作者的，她说：“这个作者怎么如此神秘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事隔多年之后，方了解到这“叶余”竟是康生的化名。

我们又回忆出，在这之前，这位“叶余”的论文也曾出现在第169期（1957年8月11日），题目叫做“关于《聊斋志异》的几种本子”。

1960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古代组，投入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

《文学遗产》于1963年九月休刊。在这之前，我还发表了几篇文章：

“鬼狐史”，“磊块愁”——《聊斋志异》卮谈之一（第374期、第376期，1961年7月30日，8月6日）

元明清文学分期问题琐谈——漫谈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中的问题（第406期，1962年3月18日）

《合浦珠》传奇的作者（第432期，1962年9月16日）

《窦娥冤》的创作年代（第434期，1962年9月3O日）

李汝珍的《蔬庵诗草序》（第440期，1962年11月18日）

此外，我还为《文学遗产》写过座谈会综合报导《第一部红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来稿综合报导《关于陶渊明的讨论》，书评《推荐〈论红楼梦〉》、《〈辽金元诗选〉读后》、《文学研究战线上的新收获——喜读〈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与胡念贻、邓绍基合写），短论《关于引文》、《应正确地引用和解释毛主席著作中的文字》、《从两句杜诗谈起》、《从作家生卒年想起的一些问题》等。

其中那篇《关于陶渊明的讨论》，翔老曾喜悦地告诉我，它获得了陈毅副总理的称赞。

另一篇《从作家生卒年想起的一些问题》，内容意在为当时在报刊上热烈展开的曹雪芹卒年问题的讨论打边鼓，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反响，红学界赞成我的看法，自不待言。却不料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那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有点儿生气，认为是在批驳他的意见。实际上，我重视古代作家生卒年的研究，是一贯的。另外，我对林副部长也一向是尊重的，我事先一点儿也不知晓他对曹雪芹卒年问题的讨论在什么场合发表过什么意见，所以此文根本没有包含针对他的意图。我想，这不过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五

我再一次参加《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是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65年我前往江西丰城参加“四清”而结束。

在这之前，由于那时所特有的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不得不在1963年6月宣告休刊。

但仅仅一年以后，在1964年6月，《文学遗产》又宣告复刊。这次复刊，仍列为光明日报的副刊，但和已往的《文学遗产》有两点不同：第一，主办单位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改为光明日报，由报社的文艺部负责。第二，刊载文章的内容由单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中国和外国古典文学研究兼容。据我所知，这大概是根据胡乔木同志和周扬同志的指示改变的[3]。

光明日报文艺部指定章正续同志负责复刊后的《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

章正续兄是上海人，为人正直、热情，健谈、善饮。我也是半个上海人，他和我一见如故，十分投合。被他引为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他找到了我，要我帮他编这个刊物。他谦虚地表示，他有缺点，对古典文学是外行。但，他的长处却在于，对文艺界的人和事都很熟悉。他用了一句北京话说是“门儿清”。他要我起“参谋”的作用，帮他筹划《文学遗产》每期的内容，并审阅一部分稿件。

那时我还住在东四。正好幼女诞生后，妻参加了文学研究所组织的赴山东龙口、海阳的“劳动锻炼”和“四清”，幼女暂住上海，由祖父母抚育，长女则随曾祖母居住在文学所宿舍院中另一处房舍，我一人独居，少却许多家务杂事，换来清闲，得以帮助章兄打理《文学遗产》的编务。这完全是出于朋友的情分，属于“义务”的性质，没有领取过光明日报社哪怕是一分钱的酬劳。

在每期出版之前，章兄从石驸马大街赶来东四，在寒舍，我们一起审看来稿，决定取舍，一起筹划和制定每期的重点内容和组稿的对象，然后由他把计划和待用的稿件带回报社，再去付排，以及外出奔走和忙碌。

如果说，当时还存在着一个“《文学遗产》编辑部”，那么，这个所谓的“编辑部”其实就是主要由“编内”的章兄和“编外”的我，两个人组成的。

我们两个人是有分工的。我只管坐在家里，看稿，出主意，他在外奔走，联系文艺界，联系北京和外地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承担当面约稿的任务。我在忙于我自己所内的本职工作之外，有时还尽量为章兄“救急”，赶写一些“凑版面”的“补白”性质的文章。

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在《文学遗产》发表了以下的大大小小的文章：

为何曲意回护——从孔尚任的一首诗谈起（第488期，1964年11月29日）

《桃花扇》的出现适应了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第494期，1965年1月17日）

不能这样分析人物的阶级性（第498期，1965年2月14日）

怎样看待古人的“早慧”？（第500期，1965年2月28日）

读《项脊轩记》札记（第505期，1965年4月11日）

关于高鹗的《月小山房遗稿》（第507期，1965年5月2日）

关于张凤翼的《水浒传序》（第508期，1965年5月9日）

对尤侗评价的一点意见（第511期，1965年6月6日）

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第514期、第515期，1965年6日27日、7月4日）

关于吴敬梓《老伶行》和吴培源《会心草堂集》（第522期，1965年8月29日）

在这期间，我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七篇关于《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和《济公全传》的文章（其中的五篇是和邓绍基兄合写的）。这都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潮流，应报刊需要而写的，在这里聊记一笔，不过是当作一种不应忘记的历史资料罢了。另外还有一篇和李修章兄合写的《越南杰出的诗人阮攸和他的〈金云翘传〉》。

“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学遗产》逃脱不掉再度停刊的命运。

六

“文化大革命”之后，《光明日报》文艺部在前门饭店召开了一次首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准备在报纸上恢复《文学遗产》，我应邀参加了那次会议，发了言，主要是谈感想，表示拥护，并介绍了我所知道的《文学遗产》以前受中央领导同志重视的具体情况。

但是，在会后，这次的酝酿复刊的计划没有了下文，我不了解其中的缘由。

反而是文学研究所敲响了《文学遗产》复刊的锣鼓。《文学遗产》脱离了《光明日报》，再归文学研究所，改为期刊的形式，于1980年6月出版了复刊号。

在复刊之初，以及复刊之后，我曾在会上和会下，一再向领导提出两个具体的意见：第一，改变季刊的形式，不要一年出四期，而要一年出六期，成为双月刊。这样，多了和读者见面的机会，能进一步扩大刊物在学术界的影响，同时也能容纳更多的的学术论文。第二，不要再继续采用郭老题写的刊名。不是说郭老写得不好，而是说，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那个简体的“产”字有所欠缺，不平衡，呈现侧偏的形势，不符合书法艺术的美学原则。应改为繁体，并可考虑从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字帖中去选取。

我很高兴，这两条葑菲之见，最终获得了主事者的采纳。

复刊以后，我担任了编委。

有一个时期，我还同时担任所内另一刊物《文学评论》的编委。

忽然，某一天《文学遗产》作出了一个规定：《文学遗产》编委不得同时再担任《文学评论》的编委，必须二者选其一。那时，同时担任这两个刊物编委的，连我在内，只有两个人。主事者再三对我说，个中另有原因，绝非对我而发。我接受了这个解释。最后，我选择辞去《文学评论》编委的头衔，以表示我对《文学遗产》的重视和忠诚。

一两年后，忽然事情又发生微妙的变化。另一位我的同事原为《文学评论》的编委，这时却被增补为《文学遗产》的编委。这似乎又违反了上次的决定和原则，令人纳闷。至今我也没有彻底弄明白其中的究竟。不过，这并没有对我和《文学遗产》的良好关系产生丝毫的影响，只是略觉愧对《文学评论》。

复刊以后，至今我应邀在《文学遗产》上继续发表了若干篇关于《红楼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论文，事在近年，为当今读者所知，在这里就不必再一一列举篇目了。

七

应《文学遗产》编辑部之约，就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啰啰嗦嗦地说了以上我所经历的一大堆琐事，只是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提供片纸只字，聊充资料，供日后修史者抉择之用。

《文学遗产》编辑部《四十周年寄言》曾说：

另一方面，本刊作者群中人数更多的还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在1949年以后陆续成长起来，成为当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有人说：“半个世纪以来，《文学遗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人才。”（作者来信）……倘说四十年来本学科的几代学者，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大多与《文学遗产》有过文字交谊，《文学遗产》曾给他们以相当的助力，当是不差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处女作是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也是事实。以五十年代崭露头角的一批学者为例说，他们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时，尚是“始冠”未久的青年，而今早已成为成就卓著的学科带头人。[4]

这段话完全和我的情况相符。但，要说是“成就卓著”和“学科带头人”，则我愧不敢当。

我不禁要说——

《文学遗产》，我深深地感谢你！没有你的“培育”和“助力”，就不会有我的成长。

《文学遗产》，我衷心地祝愿你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园地里的永不凋谢的鲜花！

[1] 《文学遗产》大事记（1954—1995）》：“创刊初始，占《光明日报》一个整版，（约一万多字，两周一期，周六出版。”按：最后四字有误。创刊号刊出于1954年3月1日，而该日为星期一，不是星期六。

[2]夏承焘教授的日记，据说已经公开出版，我并没有见到。日记中的这个说法，是一位朋友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的报道以后转告我的。特此说明。

[3]曾当面听到胡乔木同志和周扬同志发出过这样的指示。请参阅拙文《五十年前事》（《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6辑》。

[4] 《〈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