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封禅”与“符命”实分属二体，不容混淆。《文选》将《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归于“符命”，有失允当。而同为封禅体，诸文之间亦有显著的取向之别：秦《泰山刻石》恪守封禅传统，意仅在告太平；司马相如《封禅文》重在炳玄符，抑古扬今；扬雄《剧秦美新》致力渲染合符受命，尊古昭今；张纯《泰山刻石》稽核《河》《洛》天言圣语以彰赤九；班固《典引》颂扬炎汉绍尧、孔为赤制等。诸文的特质异同，以及因之而来的许多共识及异议——如相如“靡而不典”、扬雄“典而亡实”等，实则主要缘于作者、评者各自的背景制约，尤其是各个时期的符命、谶纬思潮之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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