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春秋》是以“策”的形态存在的，源于鲁国史官告庙或诸侯国史官“来告”，而“告”则与古已有之的祭告仪式相关。祭告内容须经史官事先书策，成为“岁典”，于四时常祭集中告庙。当时，唯有周王和鲁国建有太庙。诸侯国有事，祭告本国宗庙，形成“诸侯之策”，重要事项还要到太庙祭告，形成“周策”或“鲁策”。因此，只有“周之《春秋》”和“鲁之《春秋》”可载列国之事。祭告书策不载原因、过程，不作评论，呈现出“简”的文体特征。“岁典”导致了史官于四季首月虽“无事”而书策。四时常祭在当时被习称为“春秋”，这就是《春秋》名称的来源。在长期的书策和祭告实践中，史官发明了多种形式的“书法”，以彰显自己维护礼制的权力和信心。

欢迎阅读《外国文学评论》！您是该文第513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