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庆历时期《孟子》地位的迅速抬升，孟子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众乐”理念获得以范仲淹、欧阳修、韩琦为代表的庆历士人群体的普遍认可。而当他们面对庆历初年“人情惨怨”的政治困境，在推行庆历新政时往往强调革弊安民的择吏观。正是在这种学术、政治的共进态势下，新政失败后，庆历士大夫在地方官任上广泛进行“与民同乐”（或称“众乐”）的实践与书写，化一方民怨为众乐，延续了新政期间即已树立的循吏理想。“众乐”书写由此在唐人惯用的郡斋自适主题之外开拓出全新的写作范式，对两宋乃至后世的地方官创作（尤其是亭台楼阁记）持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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