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论”皆为魏晋盛行之体，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摄“注”于“论”，折射出魏晋“注”“论”二体的发展新变与相互交融的关系。在玄学“校练名理”方法的影响下，魏晋之“论”将对具体事件、人物的分析评述，转变为对抽象概念、义理的思辨与探究。而“注”更是突破了汉儒经注训诂考释的旧例，吸取“论”辩难立说之法，以玄言持论，使原本作为经传附庸的注体，成为了立一家之言的重要方式。魏晋“注”“论”在六朝骈风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体风格，在魏晋子书衰落之际，以独行之文与系统著作两种方式，共同继承了子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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