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性”及“抒情性”是我国古代“大文学”区别于西方“再现性”文学的独特存在形态和文化优势。殷商甲骨刻辞、两周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帛等出土文献“大文学”文本告诉我们，这一形态早在上古就已定型并固化，其表现得比传世文献更为显明，并且春秋时代已经获得这方面的理论自觉，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方面更加充分地证明了其优势之所在，使坚定的文化自信更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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