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竹书纪年》《史记》的材料来源、性质、体例可以判断，以杨伯峻先生为代表的“孔子不修《春秋》”之说，有失偏颇。《春秋》是经孔子删削并用以“微显阐幽”的儒家经典而非鲁国旧史。据此，《春秋》义例的来源与性质，当如杜预注所言，其常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其变例则出孔子寓褒贬之意。比较《春秋》与《竹书纪年》，此说甚确。作为统领全书的准则，《春秋》义例亦是推求经义的关键，尤其是遍布《春秋》的“无传之经”，非据义例不可推解。这一原则除泛见于《公》《穀》二传外，亦为杜注解“无传之经”时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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