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存在“公”“私”之别，在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统制下的中国文学史中，文本编入文集，意味着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这一过程或多或少地受到皇帝权力制约。书简被编入文集的过程，体现了私密文本转向公共文本的过程。从北宋到南宋的苏轼文集编纂中，可以发现，更具私人性质的尺牍与相对具有公共性质的书简正式分离，成为文集辑佚对象，正式登上公共的文集编纂的舞台。苏轼的尺牍（墨迹、石刻）等极具私密性和草稿性质的文本，反映出作者在皇权统制下自觉的避言意识，但它们最终也成为辑佚和文集编纂的对象，进入公共视野，这一现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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