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周礼乐文明的载体之一，《诗》在产生初期即兼有两种功能：既是助成礼典的重要仪轨，也是承载周人德教理想的文本经典。它以歌、诵、赋、引等多种形式出现于各种公私场合，是周室贵族的公共知识资源。随着宗法制的崩解和礼乐文明的衰落，《诗》作为仪式的展演频次大大降低，甚至由于晚周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化，其作为言语“谈助”的功能也逐步衰落，《诗》学主体逐渐从贵族转向布衣之士。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者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阶层的依傍，另一方面也随着新兴儒士的传习而发生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方面的变化。这些转变透露出《诗》文本权威性来源的隐微转移，在“六艺”经典化过程中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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