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清初的新题乐府创作潮流中，杜甫、白居易是两个标杆式的宗法对象。在明代以文学复古、“诗必盛唐”为主要倾向的大环境中，中唐以后起步、两宋渐次形成的“诗史”知识，作为经典诗学中的较晚出元素，仍通过多种途径落实于近世诗人普遍的创作和批评行为中。王世贞借《乐府变》等作品，高举“杜陵遗诀”的文学批评主张，正与复古派的盛唐诗学相得益彰；但在其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对话中所潜藏的“白家门风”，及对中晚唐诗之写作门径与技法的实践，虽处于文学舆论之边缘，却是王世贞及其追随者的重要知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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