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代，适值谱牒和文学处于各自演进史上的首次黄金期。这一时期的谱牒撰述和家世文学书写，作为门阀制度发达的产物，并行发展且交相渗透，无不折射出士族阶层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意识：修治谱牒必需的知识储备赋予了讴歌家世的前提，其编撰原则和时代特征又移植进家世文学；同时，较之谱叙，后者创造了更多的立体再现家史恢弘长卷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谱牒在留存和体制上的缺憾。通过深掘谱牒和家世文学的双向联系，既可凸显其背后主导的政治功能和审美意趣，又可进窥二者分别在门阀制度兴衰际遇中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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