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刘歆的基础上构建了从河图、洛书到八卦、《洪范》九畴，再到《周易》《春秋》的天人学体系，将战国以来具有浓厚数术色彩的天人学传统纳入其经学体系之中，而《汉书·五行志》正是这一学术理念的产物和具体呈现。通过“经曰”“传曰”“说曰”的体例设计以及对《洪范五行传》文本的剪裁，班固将后者从一篇相对独立的“外传”改造为在形式上依附于经文的“内传”。同时，在对《传》文的阐释中，班固力求贴近《传》文，系统援引《诗》《书》及孔子之言；在灾异行事的择取中，则将《春秋》灾异体系作为重要的参照标准。通过这些书写策略，《汉书·五行志》的经学色彩得到强化，而《洪范五行传》自身的占验体系则湮没在班固的天人学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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