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礼仪用诗、外交赋诗、立言引诗，以及其后出现的“说诗”，形成一个诗用的传统。赋诗和引诗是借《诗经》的篇章或语句以阐发己志；“说诗”则是孔子等从经典文献出发构建新意识形态的理论行为，阐发的是诗人之志。《孔子诗论》所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即是这一话语转型的理论纲领。“以意逆志”作为一种说诗方法，既是对赋诗、引诗“断章取义”的反拨，也为儒家构建思想体系提供了新方法。它认为“说诗”就是今圣古圣的相互印证，也是与诗人为友、抵达道德盛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超越文辞才能实现。“以意逆志”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六经注我”，它对后世儒家经典阐释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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