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游仙诗》主旨问题至今仍有争议，其中又以《诗品》“坎咏怀”说影响最为深远。但锺嵘立论有其特定的批评边界，他旨在反驳以刘勰、李充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为自家选诗、论诗张本，摘句具有鲜明的“为己性”特征。论者欲准确把握《游仙诗》主旨，首先就要弄清郭璞当时的创作动因。檀道鸾《续晋阳秋》对此有相当完整的叙述，逻辑谨严，“至过江，佛理尤盛”的文化变局对身陷社交困境的诗人有所启发，是《游仙诗》创作的直接动因；东晋门阀士族普遍信奉神仙道教，郭璞《游仙诗》借鉴早期道教传播中的某些特点，将自己塑造成“师者”的形象，试图利用士流这种信仰获取文化身份的认同，文本间隐藏着较明显的交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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