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杰这一群体在当世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因长期被“器识”抹杀，其诗史意义至元末《唐音》才开始被重视。入明以后，随着“四唐”说的定型，“四杰”不仅在称谓上与“初唐”连缀，其接受境遇也与“初唐”在“四唐”轩轾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嘉靖时初唐派的兴起，使得复古派取法乎上、将经典文本从盛唐扩及到初唐，四杰不仅被确立为诗歌摹习的典范，其唐音肇始的诗学意义也在中晚明被揭示和定位。万历以后因性灵思潮的冲击，明人的才性观发生变化，四杰终于从器识品行的揶揄中释放出来，文集与声名得以全面推显，至此，其经典化过程才基本完成。其间，从有才无行的“才子”到诗史上“初唐”的代表，四人并称的具体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欢迎阅读《外国文学评论》！您是该文第316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