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返本开新：明清诗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会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乔治城大学、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交论文四十余篇。

开幕式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雁平主持，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相继致辞。徐兴无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成熟的时期，而了解明清时期的文化，离不开对明清文学的研究。尤其是诗文，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平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文学，并非唐宋诗文的余波。刘跃进在书面发言中表示（马昕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开掘出众多的新兴研究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便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对明清时期俗文学的研究代表“五四”以来现代学术的突出成就，那么，对明清诗文研究价值的发现，则可谓是当代学术的一项新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明清诗文研究走上“快车道”，相关的基础文献得到整理，学术成果层出不穷，重大课题屡有建树，后辈人才不断涌现，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强劲有力的“增长点”。研究好明清诗文，不仅是对古典文学审美范式的全面总结与理论升华，也是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有效回应及对未来文化中国的热切展望。与会学者围绕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明清诗文与时代变革。明清是距离当代最近的时代，时代变革与诗文的关系值得深思。例如，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聚焦于元明之际“台阁”与“山林”的文坛地位升降，认为元代文坛大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入明之后山林文学逐渐被轻视，明初台阁文风以“鸣盛”为主，区别于永乐之后台阁体倡导教化、追求平和的主旨。周明初（浙江大学）认为晚明万历年间至清初康熙年间是古代文学的一座复合型的高峰，文学现象异常丰富，而且突破了以往以朝代为断限的文学史叙述模式。马亚中、蒋淑香（苏州大学）指出，以文言为语言基础，以中国传统诗歌规范为主导的翻译诗歌——文言译诗曾活跃于近代诗坛，其早期以传教士的宗教性翻译为主，而随着西学东渐，中国译者参与进来，逐渐由非文学目的的翻译转变为文学目的的翻译。陆胤（北京大学）将清末新教育中的“古诗歌”放置在清代蒙学诗教和诗选评注的脉络中，考察其背景、缘起与兴废，进而反思晚清以降新式文学教育中的问题。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指出，写作的日常化和艺术的平庸化是明清诗歌区别于前代的最大特点，诗歌写作面临着将如何抵抗日常经验的风蚀而保持新鲜感的问题，清代诗人分别从扩大题材、改变写法以及提高写作难度三个方向做出了尝试和努力，使古典诗歌在其夕阳时代拓展出较前代更为广阔的情感表现空间。

二、对经典作品、重要作家、重要文学观念的再思考。例如，曹虹（南京大学）探讨清代骈文史上，“自然”之义进入骈文学审美内核的过程与特征。陈水云（武汉大学）指出，“厚”是晚清词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最初主要针对浙派创作的空滑而提出，此后逐渐生出“柔厚”“温厚”“忠厚”等意义。何宗美（西南大学）探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人”观与明代诗文批评》。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认为，清廷以“清正雅正”为官方衡文标准，是为了让士子具备他们所期望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带动整个社会风气趋于醇正。张兵（西北师范大学）考察了云间诗派代表人物陈子龙、李雯、宋征舆的交游过程以及他们在“国变”之际的人生走向。郑利华（复旦大学）重新梳理了谢榛诗学的两个重要层面——声律说和情景说。

三、明清文体学研究。例如，何诗海、陈露（中山大学）《明清史传入集的文体学考察》认为明清总集编纂，打破《文选》以来不节录经、史、子著作的传统，大量收录史传文，甚至出现了不少专录《左传》《史记》的文章选本。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对四部藩篱的突破；辨体批评的需要；叙事文地位的崛起。

四、流派、结社、地域与明清文学研究的拓展。例如，方盛良（安徽大学）认为，吴闿生《左传微》继承了桐城派从《左传》中阐释义理和文法的传统。其借用纪事本末体例，改变以往分年割裂的做法，为《左传》提供了新的义理解读可能。其提出的文法“四端”与“正言若反”“诡词”等观点，则证明了文法在阐释义理之外还具有自身的文学独立性。张德建（北京师范大学）讨论台阁文人在戒慎恐惧的理学纲领的指导下，形成了“性情之正”的诗学理论、明道与鸣盛的文学主张，进而发展出平淡之美、清乐之境、平远之景的审美模式。但这种审美文化具有排他性、简单化等特征，约束了台阁文人的创作，最终导致台阁美学的倾覆。上原德子（日本立命馆大学）考察了几社成立之前由松江文人结成的“十八子社”。陈书录（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元末明初的宋濂与商贾的互动是其“文道合一”文学思想的动因之一，明中期的王阳明力倡通商惠商、“四民同道”，特别是将“儒商”精神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明后期的徐渭、屠隆与商贾互动中触发文学启蒙思想，清代浙诗派与商贾互动中平添诗歌的清逸之气，这些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大致勾画出明清浙江文学演变的轨迹。罗时进（苏州大学）认为，《海虞诗苑》的编纂从康乾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编纂角力”的现象。这一现象往往形成于社会基层，表现于人际之间、家族之间和市镇之间。

五、明清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例如，冯乾（南京大学）考订出《笠者词稿》作者的姓名与生平，并探讨其创作模式及其与陈维崧《湖海楼词》的关系，从创作的角度深入阐述了陈维崧词的经典化问题。李欣锡（台湾清华大学）探讨了钱谦益《有学集》诸多注本的版本问题。吕双伟（湖南师范大学）发掘出姚鼐的四篇重要佚文，并借此对其诗学思想与文章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沙先一、杨楚楚（江苏师范大学）讨论了《国朝词雅》的编纂及其与清代前中期词坛的关系。徐雁平（南京大学）借由萧穆日记稿本，从文学史、书籍史、地域文化等角度考察了桐城派的发展机制。

六、文学史与书籍史、艺术史研究。方秀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欲望之主体：清代女性阅读主题的视觉与文本再现》、何予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亚细亚”的介入——明代、清初地理文献与认知情绪》、毛文芳（台湾中正大学）《逸乐文本的多重对话：清初两幅〈三好图〉的观看》、刘重喜《“意即是法”：冯班的书学和诗学》、莫崇毅《“南宗”画论与“神韵”诗学的争锋与融通——以禅理为背景的二重结构论》等论文都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七、明清诗文与东亚汉文学。卞东波（南京大学）指出，受到荻生徂来“萱园学派”的影响，特别是萱园派对李攀龙、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推重，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产生了以宫维翰《明李王七言律解》、井通熙《明七子诗解》、宇野明霞《嘉靖七子近体集》、中条允《明七子诗掌故》为代表的明七子诗集注本。这些注本体现折衷派实证的学风以及释事兼释意的特征，呈现出新的注释风尚。

本次会议特设圆桌会议环节，以“明清诗文研究再出发”为讨论主题，由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蒋寅认为，清代诗学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是思考古典诗学和现代诗学的关系，也就是中国诗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现有谈论“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使用的多是文学以外的材料，应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学言说方式，从文学本身来谈现代性。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呼吁借助相关机构的力量对明人文集进行更完备、更全面的出版。当我们面对更多的材料时，会改变现有的研究范式。何予明指出，画作与诗文同样具有视觉性和物质性特征，因此绘画研究与诗文研究并不隔膜，在方法上也完全能够互补。张寅彭（上海大学）指出，目前对清诗总体评价的研究趋于停滞，而存世诗话情况亦较为复杂，由此凸显清诗话全面汇编点校的意义。上原德子提及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现状，指出日本研究明清文学中小说较多，诗文研究尚缺乏资金与人力，而文献在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加强与中国学界的合作。林宗正（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认为，不要把清诗研究变成历史研究，而应从文学层面重视清诗的语言特色；也不要把清诗研究等同于唐宋诗研究，要重视清诗所独具的时代属性和社会背景。王基伦（台湾师范大学）认为，应更重视存世但未经整理的清代文学材料，尤其是评点资料。清代文学研究者不能停留在文学层面，学术视野需要扩大。张伯伟（南京大学）提出，面对新材料，一定要从中提炼出新问题，而不能以固化的思维，形成研究的套路。

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明清诗文研究的活力与潜力。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明清诗文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把握新的时代机遇，积极进取，稳步推进，明清诗文研究势必会开拓出全新的学术格局。

（南京大学文学院  尧育飞、张何斌、顾一凡、杨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