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文学院 张珊 陈昌强

2021年4月10—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苏州大学文学院主办，苏州市唐文治国学研究会、虎丘书院协办的“无锡国专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学术论坛”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一堂，一起总结和探讨了百年前唐文治先生创立的无锡国专及其师生在古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教学中所做出的贡献。会议开幕式由苏州大学文学院马亚中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副主编孙少华、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曹炜发表讲话。

开幕式会场

苏州大学文学院马亚中在开幕致辞中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缘起，回顾了无锡国专与苏州大学的历史渊源，讲述了唐文治先生创办无锡国专的初衷及其教育理念。他指出，唐先生是一路随着时代进步的，辛亥以后他没有选择做遗老，而是先以科技救国兴办工科。20世纪20年代，他已经把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办得风生水起，为什么这时忽然辞去校长一职，而选择去无锡办一所国学专修学校呢？唐先生的这一选择蕴含着更深层的意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学看成是保守的学问，不能把它跟西学对立起来。唐先生有更深更大的情怀，这不是民族主义的。倡导国学是基于对人类的未来更深沉的认知，他要办一个救人心的学校，他是伟大的教育家，我们今天来纪念他是非常有必要的。

马亚中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副主编孙少华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无锡国专是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和一段佳话，代表了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一座高峰。无锡国专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宝贵的教育经验和学术经验。其成功经验包括三个要点：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和宽广开放的学术胸襟；严谨沉潜的治学精神和不急不燥的治学节奏；独特的学术个性和鲜明的治学特色。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曹炜在开幕致辞中回顾了苏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悠久的发展历史。其前身可追溯至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中文系，并与创建于1920年的无锡国专有着很深的渊源。东吴大学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无锡国专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两校于1952年合而为一，组建了苏南师范学院和江苏师范学院，后来发展为今天的苏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苏州大学文科中占有重要地位。1981年，钱仲联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是全国第一批博士点，积淀丰厚而名家辈出。他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来参加此次会议，感谢大家多年来为苏州大学文学院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会议有三场主题报告，分别由《文学遗产》孙少华副主编、马昕副编审与江苏师范大学陈洪主持。第一场主题报告包括：复旦大学蒋凡的《无锡国专诸师长轶事》、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复建的倡议》、河南大学关爱和的《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第二场主题报告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长的《应重视无锡国专史的研究：以钱仲联研究为例》、复旦大学陈引驰的《关于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北京大学钱志熙的《夏承焘先生早年学术道路试探》。第三场主题报告包括：上海大学张寅彭的《寄庐刘先生批点精华录述略》、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的《明清古文经典化之路的探究》、北京大学傅刚的《回忆马茂元先生和曹道衡先生》。

一、主题报告情况

蒋凡讲述了郭绍虞、朱东润、王蘧常、吕思勉、钱仲联等前辈学者与国专的往事，年届百岁的陈祥耀先生在今年3月份归于道山，作为昔日的高材生，他与国专诸位师长的关系就是典型事例。蒋凡对唐文治校长的办学事业和教育精神做了详细阐发，若问学校规模及名气，国专难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比肩；但如问其教学特点及其所培养的国学人才，国专师生足可媲美于上述名校。昔人称“北有清华，南有国专”，并非虚誉。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培养了很多高级国学人才，而国专则培养了很多通俗普及的人才。无锡国专的消失，在今天回忆起来是很大的损失，他呼吁将国专的办学精神传承下去。

蒋凡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胡晓明指出，无锡国专是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影响深远，虽然后来被合并取消，但已然在教育史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

胡晓明发言

河南大学关爱和就他是怎样知道无锡国专的、国专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国专的培养模式还能不能继续等问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无锡国专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在江南地区的无锡办成，是有它的特殊条件的。晚清民国诗文的创作中心就在南京、上海、苏州之间，不管桐城派也好，还是诗词创作也好，研究宋诗派、同光体、晚清民国的诗词，都离不开这个地区。中国的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知识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代有一代之学，只有在那个年代，只有在江南，才能产生无锡国专这样的学校，它因为不可复制才显得更加珍贵。

关爱和发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长在比较了无锡国专与清华国学院、西南联大之后，认为应该重视无锡国专史的研究，并以目前的学术史研究为例，呼吁应当重视对钱仲联先生的研究。他指出，清华国学院仅存在了四年，西南联大存在了八年，而无锡国专有三十年的历史，其校史值得研究。在古籍整理方面，钱仲联先生与王利器先生的成就是最高的，他回顾了《剑南诗稿》等钱先生的笺注成绩，感叹前辈学人的国学功底之深。

高克勤发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讲述了马茂元先生与无锡国专的渊源，并探讨《楚辞选》等选本的学术贡献。他指出，马茂元先生在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专，除了家学，其学术成就与国专的教育也密不可分。他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各种古代文学选本的编纂情况，当时选本众多且具有学术史意义，而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在选目、注释以及论说方面都别具特色，既有普及的意味，又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古典文学选注的典范。

陈引驰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讲述了夏承焘先生早年的学术道路，从前辈学者的成长道路中总结出我们今天可以吸取的经验。夏先生所走的学术道路是比较曲折的，在博涉的兴趣与专攻的治学原则之间不断调停斟酌。他早年在经史诸子等多个领域做出研究尝试，并形成以宋史与学术史为重点的研究计划，将近而立之年，选择词学为专攻方向。他所确立的这几个研究方向既有相成之用，但也不无相克之处，其学术研究历程值得后来学者借鉴。

钱志熙发言

上海大学文学院张寅彭总结刘衍文先生对钱仲联《清诗精华录》的评点特色并探讨刘衍文先生“以诗法为中心”的清诗观。《清诗精华录》与《清诗三百首》皆出自钱先生晚年，但问世三十余年来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实是清诗研究之憾事。张寅彭藏有寄庐刘衍文先生的评点本，已整理其批语一万二千余字。通过细致研读，张寅彭认为，老辈论清诗者，陈石遗之后，实有四家：汪辟疆以大，钱仲联以全，钱锺书以深，而刘寄庐先生庶几可以“切”而与前三家并称。刘先生论诗富有特识卓见，以清诗直继唐宋诗，与其他三家各有千秋。

张寅彭发言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陈书录回顾钱基博先生和钱仲联先生对明清古文的经典化的研究，思考对当代明清古文研究的启示。钱基博对明清古文的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史的研究都有很大开拓，钱仲联编《明清八大家文选》实是继承钱基博对明清古文评价的传统，并为明清古文的经典化开辟了一条道路。如何赓续无锡国专的文脉，推进明清古文的研究，关键在于明清古文的典型化。这既包括“人”的层面即经典作家，又包括“文”的层面即经典作品，二者不可偏废。

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回忆了马茂元、曹道衡两位先生与无锡国专的渊源，追忆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谦逊品格。国专以国学为主，其所培养的一代学者的国学水平远超后来许多现代化大学培养的学者。傅刚师从马茂元先生和曹道衡先生，其学术渊源都在国专。马先生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唐诗学功底深厚。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两部唐诗选：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偏重思想内容；一部是马先生编的，偏重诗史研究。马先生编的唐诗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曹先生在国专学的是历史系，深受童书业先生影响，史学基础很扎实。曹先生的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是史学，这对于文学史学科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傅刚发言

二、小组讨论情况

在小组讨论会中，学者们主要针对国专师长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国专师长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国专师长的历史记忆与学术经典、文学与文献学具体问题的研究这四个议题展开讨论。在前辈学人中，学者们对唐文治、陈衍、钱基博、钱锺书、钱仲联、夏承焘、杨铁夫、胡士莹、吴孟复、唐兰、曹道衡、陈祥耀、林子渊等先生的学术成就关注最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琦、潘静如在闭幕式上总结汇报了分组讨论的情况。

1.国专师长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研究

无锡国专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的学者，在从事教学的同时，也在经学、小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乃至在文章诗词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专“特别讲师”陈衍的诗学研究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深圳大学沈金浩认为，陈衍的诗学具有古典的、殿军的、集成的、学人的四个方面的特色，其“学人之诗”观点中，“诗”和学问的具体内涵需要我们重新把握。上海师范大学严明认为，明末清初学风、诗风的转变对“学人之诗”观念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清代“学人之诗”从诗学到诗作中的消长过程是具有阶段性的，“学人之诗”观念的核心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陈衍则做了最后的总结，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二为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潘静如认为，陈衍论述近代诗学的修辞现象时曾拈出“妙手空空”一说，其后为汪辟疆、钱仲联等学者所继承。陈衍将此现象归咎于诗人学问的匮乏，但这一解释有失偏颇，主要适用于以此为学诗套路的跟风者。作为一种群体性的修辞现象，它还需要更有力的解释。在处于社会转型的晚清民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及其理想型文化的衰微可能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常熟理工学院李亚峰认为，“同光体”的具体所指存在歧义，陈衍、郑孝胥本意是指同光之交诗坛的时代风尚，并非一种自称。而姚锡钧、林庚白和汪辟疆等人论诗时已未加辨别地把它视为陈、郑的一种自称，从而发生误读。后经南社诗人的唐宋之争和现当代学者忽略时代指向、充实诗学意涵的学理建构，这个本属于小群体论诗的私人话语才进入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一个学术名词。台州学院高平认为，陈衍对锺嵘《诗品》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非议：一是不满于赋、比、兴的定义；二是反对一概“直寻”和“不贵用事”；三是以锺嵘不善作诗为由否定其以三品论诗的成就；四是对很多诗人的评论与锺嵘不一致。

曾经是国专的学生，后来以二十五岁之龄即升任国专教授的钱仲联先生，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焦点。七言长诗《胡蝶曲》是钱先生的代表作，于1933年先后发表于《学艺》《青鹤》等杂志。1977年，钱先生又作《后胡蝶曲》。两首《胡蝶曲》是典型的“梅村体”诗歌。苏州大学赵杏根采用笺注的方式对《蝴蝶曲》进行了深入阐释。苏州大学曾维刚认为钱仲联《宋诗三百首》堪称将学术研究和普及推广深切结合的典范，吸收《文选》以来的选学传统，以文学艺术为本位，始终以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宋诗。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从“唐宋”到“宋清”的贯通，宋诗特色题材的彰显，构成此书的突出特色，从而使其学理性、创造性与个性兼具。江苏师范大学沙先一指出，钱先生虽不专门进行词学研究，但《清词三百首》同样留给后人有益的思考：一是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从创作成就和艺术表达方面提出怀疑；二是从反映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关注生民疾苦、思考哲理人生、重视女性词作四个方面对清词创新特色进行揭示；三是从对清代词坛名家的体认、对清词名篇的遴选两个方面，对清词经典的当代建构进行确认。

伴随着词学在近代学术中的兴起与独立，无锡国专与现代词学的联系极为密切，近代两位词学巨子杨铁夫、夏承焘曾先后担任国专的词学教授。杨铁夫虽然词名彪炳，是晚清民国词坛“梦窗派”的殿军，其《吴文英词全集笺注》亦是词集笺注的典范之作，但其生平细节学界知之甚少，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有舛误。苏州大学陈昌强在广泛搜罗近代诗文词别集、总集、日记、期刊、图卷、信札、谱牒、方志、笔记等文献的基础上，以年谱的形式详细勾勒杨铁夫的生平，并进而对年谱之于学人研究的体例优势及缺陷问题进行了探讨。兰州大学李秀伟关注了词乐关系视域下的夏承焘四声研究，认为夏承焘曾深度参与民国词学界的四声讨论，并形成了有关四声问题本身及四声建构过程的观点。在具体研究中，夏承焘采取了词曲互证的方法。但明中叶以来形成的“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使得词曲调牌失去音乐上的意义，而有确定唱法的曲调则对格律几无要求。传统词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都有值得反思之处。此外，复旦大学赵惠俊以《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讨论宋词的笔记来探讨钱锺书的宋词批评。钱先生以考索词句语典源流作为最主要的批评方式，揭示出诸多名句的语典出处与精妙的点化手段，指出宋词存在自我重复的写作体式以及繁复跳跃的结构体式。钱先生认为宋词的文字体式上承齐梁乐府诗，下启元明戏曲乃至白话小说，对宋词雅俗兼具的文体特质进行了有效的阐释。钱先生频繁征引词句以与外国文学作品比类，借此探索文学、人心之所共通，为宋词研究带来了现代性视角。

2.国专师长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研究

唐文治先生是无锡国专的领袖与灵魂，其教育思想彪炳青史，垂范后人。兰州大学雷恩海认为，唐文治特别突出儒学的实践精神，并以经学为根本，传道解惑，开启明智，复兴国家。在教学上，唐先生注重系统的经典研读，学校须以礼仪教养学生之德行；并且特别重视国文教育，认为应该以孔子的精神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苏州大学陈国安认为，唐文治是具有理学家底色的教育家。集工业教育先驱和国学大师于一身的唐先生，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以《四书大义》和《十三经提纲》为代表，有独树一帜的经学成就，是晚近新“实学”的代表，也是其经学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无锡国专三十多年的探索是唐先生最辉煌的事业，在今天仍然有着值得深思的价值和意义。南京师范大学苏芃认为唐文治在经典教学方面同样成绩斐然，以其《左传》教学为例，约有三方面贡献：一是注重实用性的教材编选；二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分类阅读法；三是将理论化的经典吟诵纳入教学。华侨大学苗民认为，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是以授课课纲为基础撰成的，以“古文四象”的基本理念，打破传统的文体分类法，转而从具体技法的角度选文定篇。该书凸显对读诵法和亲身实践教育方式的重视，更明确表达对社会教化功能的推崇，反映出民国时期国文教育的多重责任意识。华侨大学黄立一认为，唐文治的教育思想至少对当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有如下五点启示：一、立身以诚，志在治平；二、强调根柢，汉宋并重；三、优游涵泳，得其深味；四、会通中西，兼收并取；五、有经有权，持经达变。

旧时人们常以吟咏的方式来体会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吟诵既是读书法又是教学法，“唐调”即唐文治先生的读书吟诵调，在诵读法中独树一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胡琦探讨了传统诵读法的近代转型，认为五四以降，“诵读”的问题在新旧两派学者中都引起了极大关注：或以之为摇头摆尾的病态习俗，或强调吟咏自得作为国粹的文化价值。唐文治古文诵读教育是桐城派诵读传统在近代的演化，国文吟诵与国性、民族特质等议题相联结，由个人为学养性之工夫转变为塑造国民之良方。旧派学人希望借诵读保存民族文化之精华，新文化人则欲以之培育现代的民族国家，产生了国语与方音、文言与白话间的种种争议。在国文、国语教学中，将古文吟哦的旧传统和西方现代科学的新方法相结合，探寻精密、实用的朗诵“技艺”，成为“诵读法”建构的一种潮流。

钱仲联先生既是著名学术大师，又是享有盛誉的教育家。苏州大学周生杰讨论钱仲联古代文学教学的成就与特色，认为钱先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既遵守传统又提倡创新，强调加强学生在阅读和背诵上的基本功，重视探寻古代文学的教学规律。他提倡“活教”，视野宏通，把文学史与文化史、政治史等密切联系起来，并亲身实践，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紧密联系一起。

无锡国专的教育模式对于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存在重要启示。唐文治国学研究会余嘉、柯继承认为，在传统教育体系中，有官方办学和民间办学两种模式。官方办学在地方上表现为府学、县学等，民间办学的范围则很广。由于这两种存在模式既相互冲突制约又相互配合促进，唐文治先生的无锡国专借以确立了以崇文重教为特点的社会风尚。直至今日，民间办学模式在苏州的社会文明整体提升的进程中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淮阴师范学院潘宏恩则以《国专月刊》杂志中刊发的“广告”为研讨对象，对1935—1937年国专的教学、科研、在校生活情况做一概观，生动有趣地呈现了国专的历史片段。

3.国专师长的历史记忆与学术经典研究

无锡国专是现代以国学教育为主的专科学校，国专师长的历史记忆以及当代学者与无锡国专的学缘关系，也是本次会议研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大学钱志熙对林子渊的生平进行发覆，钩沉林子渊的求学经历及毕业后还乡任教的事迹，这是国专对地方教育的深远而又细致的影响的一个事例。浙江师范大学李剑亮梳理了夏承焘与国专的学术渊源，认为夏先生是由任教之江大学而结缘国专，并于1939年春任教国专，此后虽离任却仍与国专师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州大学王福利梳理了唐兰先生就读于国专的历史细节，并对唐兰先生学养的培育生成、学术同仁的砥砺成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闽江学院邹自振追忆陈祥耀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及其诗人本色，指出了陈先生《清诗选》《喆盦诗合集》的学术价值。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董俊玨则对陈衍与国专的渊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江苏师范大学张仲谋通过对蒋廷耀、严济宽、郑学弢、李成蹊、李颖生、郭广伟六位先生的回忆及其学缘探讨，讲述无锡国专与江苏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学缘关系。曹道衡先生是国专上海分校毕业的学生，苏州大学张珊梳理了曹先生的家世和家学，找寻其祖先在苏州的遗迹，并讲述曹先生由无锡国专到北京大学的求学历程。

国专学人的学术撰著都已成为经典，在向往前辈风采之余，此次会议也多有探究国专师长的学术撰著及其价值影响。钱基博先生是国内较早进行文学史撰述的学者，洛阳师范学院田瑞文认为，应将《现代中国文学史》以及包括《明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史》关联起来，从整体上把握钱基博的文学史观。钱基博的文学观念具有明显的趋新顺时的特点，是以历代文学作品及其评论为基础的守正创新；他通过对史传体的吸收、转化与提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书写体例。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龙珍华讨论了钱基博《韩愈志》及其文学史观，认为《韩愈志》以独创的体例和独到的见解，成为韩愈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钱先生以知人论世为原则，以史立志，采用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以志体著论，独出心裁，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具有鲜明的史学特色，并表现出独特的文学史观。

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被誉为“话本研究的百科全书”，是小说研究中的经典论著，北京大学潘建国细致考察了该书撰述出版的过程，认为此书在资料搜罗方面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此书在出版之前，曾印出油印本征求意见，并在教学中不断修正；在出版之前和出版过程中，胡先生通过邮筒往来与学界朋友及编辑相互讨论，这一切都有助于这部学术经典的产生，并为当今学界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学术大师的吴孟复先生，早年求学于国专，并受教于钱基博门下。中国矿业大学高淮生将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的成就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辨明对桐城文派的误读；二是阐明桐城文的真正价值；三是表达学术自信的态度。江苏师范大学任荣考述了吴孟复就读国专期间的学术历程，唐文治指导他从考据之学精进至义理之学，对其后来学兼汉宋有着深远影响。而马茂元先生借给吴孟复《昭昧詹言》《田间诗学》，则对其后来从事桐城派研究有直接影响。国专授课诸先生以原典作教材，讲授研究心得和著述成果，并鼓励学生习文作诗，这对吴先生后来的学术成长及教学理念影响很大。淮北师范大学张义则关注吴孟复先生的小学成就，认为他毕生大量精力付之于兹，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皆有真知灼见，治小学尤重实践，且注意吸收新材料和新方法以指导训诂，能将考据、词章融于一炉。

4.文学与文献学具体问题的研究

文学与文献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会议议题之一，学者关注点主要如下：

第一，文章学研究。《左传》是先秦古文的典范，江苏师范大学陈洪考察《左传》叙事的另一个重心——家族故事，认为《左传》叙事重心多在祭祀与战争，“祀”主要指诸侯内部的各种祭祀，兼及婚丧等，是宗法社会各种关系的集中表征。在诸侯和卿大夫活跃的春秋时期，《左传》等史书的另一个叙事重心是世族之“祀”，包括家族兴衰、立后之争、嫡庶之辨、婚姻之变、家产之争等诸多家族故事。《国语》的家族叙事比较细致，而《左传》的家族叙事更为宏阔，亦善于小中寓大，并融入史识。复旦大学侯体健则以叙录的方式对《课士论文》《此木轩论文》《说文》《述庵论文别录》《五桥论文》《论文枕秘》《文略》《古文义法钞》《蓤溪精舍课文六条》《十家论文》等十种稀见文话进行了详细考述。

第二，《文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黎思文考察了《文选》李善注与唐初“汉书学”的关系，认为李善注可印证“文选学”和“汉书学”乃流与源之关系。在注释路径上，李善继承《汉书》音义和辨惑的方法，并创造性地将征引的训诂体式大量运用于《文选注》。在引书义例上，李善以“别称善曰”来区判旧注和自注，但又并未严循注例，而在用《汉书》颜师古注时“竟漏本名”。在对颜注的具名征引和违例袭用中，李善进行了从释事忘义到事义兼释的自我完善。从步趋“汉书学”和引用具有王朝史学特性的《汉书》中，可以见出李善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以及政治对学术的渗透。

第三，词学研究。湖南理工学院刘红麟讨论晚清词的骚雅特质，认为骚雅代表着独特的文化精神与文学传统。其核心内涵包括：关注社稷民生、王政得失的现实关怀；以比兴寄托为中心，侧重曲折委婉的艺术表现。在清末，内外气候培植了相应的文化土壤，加快了词体诗化的步伐，逐渐形成词史的自觉，哺育了凄美的骚雅之花，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

第四，文献学研究。宁波大学罗紫鹏从民国报纸及图书中辑出唐文治先生所撰序文及颂辞、诗作等共十一种，并对《〈民国新教科书•化学〉序》《〈上海求学指南〉序》《〈外家纪闻〉序》《默禅〈画系〉弁言》所展示的信息进行了详细考辨。

本次会议的闭幕式由苏州大学罗时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副主编孙少华、苏州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孙宁华分别致答谢辞。

孙少华表示，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四十八篇，对无锡国专前辈学者的学术专著、治学精神、研究方法、学术成就、文学思想等展开讨论，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国专的历史，了解前辈学者的学术道路与学术精神，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学术精神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管里奔流不息。相信无锡国专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会薪火相传，继续照亮学术研究的探索之路。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领会创造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学术精神，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这对我们未来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孙宁华表示，苏州大学文学院与无锡国专一脉相承，唐文治先生与国专先贤一直是师生们津津乐道的前辈，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品格是我们丰厚的精神遗产和文化财富。

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作总结陈词，从古典学研究与教学的目的、研究与教学的关系、诵读与国学教育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思考无锡国专对后世的启示，表彰国专的办学经验在当下的意义。与会代表一致期望，今后要继续发扬无锡国专的治学精神，将古代文学的研究再度向前推进。

分会场一

 分会场二

小组讨论（一）

 小组讨论（二）

小组讨论（三）

胡琦博士小组总结发言

潘静如博士小组总结发言

闭幕式会场

集体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