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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幼卿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谫论

《李幼卿墓志》,19922月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南里王村西南7067基地103116号厂房工地,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墓志一合,志盖顶,长74厘米,宽73厘米,厚12厘米,盖文3行,满行3字,篆书;志长72.5厘米,宽73厘米,厚13.5厘米,志文29行,满行29字,正书。该墓志的内容长期没有公布,墓志拓片首次揭载于《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

墓志主要记载了李幼卿在安史之乱中表现出来的才略。墓志云:“天宝末,调补濮阳尉。值幽燕逆虏,兵犯瀍洛,其时河南汹汹,势似阃外。忽有铁甲数十骑宣逆命于濮上,乘危扇动,日享牛酒。公慨然愤激,以计诛之。客有尚衡,久论忠义,即日赞其才略,起领士卒,亦既闻奏,则其行事,机权合宜,远近向附,欲以城邑叛者,皆为受制之地。无何,有诏褒称,问其兵势,尚乃规画而言,公乃辞让而退。畀栖一命,奋此臣节,力遏鲸波,不惮虎口。所谓见危致命,仁者有勇,又让在其中也。自此后,诸道交辟,议及兵家,则曰本非所长,偶有往事。”这里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时李幼卿在濮阳的行事。当时濮上军士数十人宣布叛变,投靠安禄山,李幼卿设计诛除之。当时的濮阳客尚衡,有着坚定的忠义之心,即日称赞李幼卿的才略,并且率领士卒诛除叛党,抵抗安史之乱。濮阳之事奏于朝廷后,得到朝廷认可,以为“机权合宜”,故而远近向附,使得欲以城邑反叛者得到控制。这就是铭文所说的“时适寇逆,野暗风尘。我奋义烈,河南气振”。

墓志所记李幼卿与尚衡在安史之乱中的行事,与史籍相互印证,可以揭示以李幼卿与尚衡为代表的唐代文士在安史之乱中的进退出处。值得重视的是,尚衡在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天宝时期也曾是一位古文家,现存《文道元龟》一篇。萧颖士的思想与文学在濮阳影响很大,尚衡于天宝中在濮阳的文学活动应受其影响。尚衡自言“以文场而进五世,鄙虽不嗣,忝藉余训”,可知其在天宝中是以文事自许的。但尚衡在濮阳积极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大概是因为征讨安禄山有功,被擢拔为地方长官,直至擢任节度使。安史之乱促成了尚衡身份由文向武的根本转变。

李幼卿是唐代诗人,他的文学活动也是墓志的重要内容。志文云:“年十七,明经出身,立志修词,该览坟籍。”铭文云:“君自弱岁,其善日新。孝友承家,文学润身。……怡悦林泉,唱和诗人。”李幼卿弱冠之后,一直从事文学活动,特别是与著名诗人往还唱和。其文学交游是“文学润身”“唱和诗人”的重要方面。与之交游往还者,有萧颖士、钱起、刘长卿、李阳冰、独孤及诸人。李幼卿年青时受到大古文家萧颖士的提携;在太子通事舍人任上,与诗人钱起唱和酬赠;担任滁州刺史时与诗人刘长卿交游;以右庶子领滁州刺史,与著名文人、书法家李阳冰往还;与独孤及为至交,与其诗文往还甚多,李幼卿卒后,独孤及还撰写祭文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

根据文献记载,李幼卿诗文兼擅,为太子通事舍人时,创作《唐石门汤泉记》等文章。但其文章都已散佚,无从窥其面貌。李幼卿的诗歌现存36首,其中2首是在滁州刺史任上所作,4首是在衢州刺史任上所作。滁州所作诗为《题琅邪山寺道标道揖二上人东峰禅室时助成此筑斯地》,刻于滁州琅琊山无梁殿东150米处崖石上。李幼卿在其助建的琅琊山寺落成后,曾留连于此,吟咏赋诗,这里也成为中唐诗人探访滁州时的游览胜地。又有《前年春,与独孤常州兄花时为别,倏已三年矣,今莺花又尔,睹物增怀,因之抒情,聊以奉寄》,存于清人所编的《全唐诗》中。李幼卿与独孤及为至交,这首诗是与独孤及别后三年之作,书写对老友的思念之情。衢州所作之诗有《游烂柯山》组诗4首,在总体构思上有通盘考虑:第一首总写烂柯山,第二首写山顶石桥,第三首写二仙对弈,第四首写山中石室。这四首诗将烂柯山的气势、风景、传说、佛道等情况都表现出来。

墓志题署撰者:“尚书水部员外郎河东柳识述。”柳识是中唐前期的古文家,是萧颖士、李华文学集团到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之间的重要人物。作为柳宗元的从祖父,也是柳宗元家学渊源的一部分。由李幼卿墓志的题署,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以进一步考察柳识的生平事迹和文学贡献。一、钩稽柳识生平事迹。柳识,字方明,襄州襄阳人。大历二年官左拾遗。大历七年为秘书郎。大历十三年正月为水部员外郎。建中二年官至屯田郎中,卒于任。二、衡定柳识文学地位。柳识为开元、天宝以后的著名古文家,地位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当。萧颖士、元德秀、刘迅是开元、天宝时期最著名的人物,被推尊为“三贤”,李华有《三贤论》叙其事。柳识在开元、天宝间即负重名,与三贤相亚,是当时古文群体的中坚人物之一。柳识为文章家权德舆所称道,同时,柳识对于权德舆文学创作的影响。柳识为柳宗元“从祖”,他的文章对于柳宗元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盖柳识之文体现出文道融合的宗旨,与柳宗元古文的思想取向相一致。柳识的文章具有“简拔”的特点,也影响了柳宗元文章简洁凝炼、清澈峻拔的风格。三、探讨柳识文学创作。他的文章共存10篇,都蕴涵着道贯于文、学变于道、人化于道的思想。他的文章也是非常规范的古文,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融合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