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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1月19日-2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和我国大陆、台湾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以传统学术取径为基础，以民族文化为视角，以加强古代叙事文学各种文体的纵横比较和综合研究为目的，共设置有“民族文化多元性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叙事诗研究”、“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研究”五个议题，旨在总结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微观的文本研究为基础，强化对叙事文学的宏观研究，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9篇，55人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学者们围绕大会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

一、跨越文体壁垒的综合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主要以单篇作品或单一文体为研究对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中国古代诸体文学同源共生、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的演变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前代学人微观细致的文本研究成果为基础，认真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系统的、综合的、跨越文体的宏观视角来开展跨文体、夸时代、甚至是超越文学的研究，进而探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整体演变规律。跨文体、跨朝代的综合研究，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张国风教授的论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代小说、戏曲互动之一例》，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宋江杀惜故事从《大宋宣和遗事》、元杂剧直至小说《水浒传》渐趋丰富严密的演变过程，指出了杀惜作为宋江命运的转折点在水浒故事发展历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天津师范大学宋常立教授《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向戏曲叙事的借鉴——古代戏曲小说的分层叙述》一文，通过叙事的文字语言运用分析，指出：早期的戏曲如金元杂剧吸收小说的叙事方式，将小说的一人叙事变为戏曲的多人叙事，而舞台上的多个“角色叙述者”在进入戏曲文本时往往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关系，使得多个不同叙述者构成的分层叙述、跨层人物叙述以及复合叙述者叙述等叙述手法出现在杂剧文本中，而明清长篇小说的叙述分层等手法，就是向戏曲借鉴的结果。南开大学孟昭连教授的论文《口传叙事、书写叙事及其相互转化——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中心》，以口传叙事与书写叙事的关系为研究视角，考察了采诗与献诗、《汉志》中的“小说”、剧谈与唐传奇、说话与话本小说几个重要阶段，力图从中寻找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故事累积及语体变化方面的规律。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唐代小说与史传叙事模式比较论》一文，从中国史传在叙事模式方面对小说的影响谈起，探讨了二者的传承关系，进而从叙事模式的四个层面比较了唐代文言小说与史传的异同。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一文，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史，充分肯定了二十世纪学术界所取得的研究成绩，进而从小说戏曲题材同步同源的视角对故事类型研究的内涵和构成进行了初步构想，提出了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从宋元话本到〈聊斋志异〉——论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渗透》一文，探讨了宋元明清时期讲唱文学对中国叙事文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讲唱文学催生了宋代话本体传奇和元明中篇传奇小说两个小说史上的新品种；经由话本体传奇和中篇传奇小说的影响，文言小说的总体风貌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大为不同，明代的“剪灯二话”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其艺术趣味和表达方式都留有深受讲唱文学濡染的痕迹。中央民族大学王秀林的论文《论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分别》，从虚构在故事结构过程中所起作用谈起，提出虚构不是文学性叙事区别于历史性叙事的本质特征，文学性叙事既可以叙述历史的真实，也可以描述生活的真实。中央民族大学黄鸣《〈隋史遗文〉的叙事策略与体裁意识》一文，在研读《隋史遗文》文本与评点的基础上，探讨了《隋史遗文》“互见法”叙事策略与史传叙事文学的关系，分析了《隋史遗文》反映的隋唐系列小说群体意识，进而指出《隋史遗文》在历史演义体裁向英雄传奇体裁的演变上有着重要地位，它对以往的英雄传奇模式有所突破，从群像式转变为单一主角中心模式。

整体上看，与会学者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涉及小说与戏曲、口传文学与书写文学、文言小说与史传文学、讲唱文学与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与史传文学等诸多方面，拉开了叙事文学从微观细致的文本研究走向宏观整体研究的序幕。宁稼雨教授更在大会发言中倡议借鉴西方主题学的研究方法，以故事主题类型为研究对象，突破超越文体和单篇作品的范围界限，不再局限于小说、戏曲、诗歌、散文的文体樊笼和单个作品的单元壁垒，把与故事主题相关的各种文体、各样作品中的相关要素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为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文学的研究打开一扇新窗户，提供一个新领域。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形态决定了跨越文体界限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为中心议题，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最重要的文体——小说，自然成了会议研讨的中心内容。整体上看，有关流派、名著及续书、学术史的研究基本涵盖了本次研讨会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古代小说流派的研究中，将作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作品流传、读者接受、书坊编创等诸多影响文学流派形成的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广州大学纪德君教授《书坊编创与明清通俗小说流派的形成》一文，分析了明清书坊模仿畅销小说编创作品的行为对通俗小说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虽然书坊编创通俗小说的方式多以抄改、辑补、拼凑、模仿为主，所编小说的艺术质量乏善可陈，但却先后促进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编创的繁兴，致使通俗小说流派纷呈，为后来通俗小说创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做了一定的铺垫，激发了读者大众阅读通俗小说的强烈兴趣，培养扩大了通俗小说的读者队伍，为通俗小说的再创作提供了消费方面的保证。从正统政治势力、民间有识文士两种思想力量相互制衡的视角，来分析古代小说家的基本命运和小说存在的理由，进而探讨社会思潮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亦颇有研究价值。嘉应学院汤克勤教授《论古代小说家的基本命运及其小说的存在理由》一文，研讨了从汉到清相互制约的两股社会力量对古代小说家的评价和态度，进而考论了古代小说家的基本命运及其小说的存在理由，总结了古代小说的共性。武汉大学余来明的《才子佳人小说叙事的两个向度》一文，分析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的两个主要向度——道德理性与才子情怀，进而指出才子佳人小说出现的各种变化都在这两个向度框架内展开的。

在本次研讨会上，有关小说名著及续书尤其是《红楼梦》及其续书的研究是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红楼梦〉家庭角色系列之贾母》一文，认为《红楼梦》作为典型的家庭题材小说，重大特色及贡献之一是诠释了传统家庭/家族文化背景下各类不同的家庭角色，论文以家庭角色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贾母形象。韩国翰林大学高旼喜教授的论文《〈红楼梦〉在韩国》，介绍了《红楼梦》在韩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指出今后应更加致力于《红楼梦》在韩国的介绍和传播，在现有红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积极从韩国学者的视角发现和研究红学课题，建立有韩国红学特色的真正的研究体系，为世界红学研究作出贡献。台湾师范大学胡衍南教授《〈红楼梦〉续书中的风月描写——论〈绮楼重梦〉、〈红楼幻梦〉、〈梦红楼梦〉》一文，从意识形态、文学品味方面对清代三种《红楼梦》续书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三种续书风月描写的差异：《绮楼重梦》反映了市井男性的暴发想象；《红楼幻梦》表现了才子情种的风雅耽溺；《梦红楼梦》则可能是作者青少年时期的随兴涂鸭，不见得已进入出版市场，不宜冒然视为色情小说生产机制下的性商品。浙江外国语学院赵红娟教授的论文《也谈〈红楼梦〉与〈西游补〉》，通过对《红楼梦》与《西游补》的比较，发现二者在作者的家族背景、小说的总体框架和寓意、小说的自叙性质诸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

与会学者对其他小说的研究亦颇有创见。九江学院秦川教授的论文《小说与新闻之间：〈夷坚志〉故事的文体特征》，透过叙事学视角，对《夷坚志》的叙事特征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夷坚志》的文体是介于古代小说与现代新闻之间的。北京大学李鹏飞《试论古代小说“线索物”的结构、情节与叙事意义》一文，探究了中国古代小说“线索物”的含义及其源流，分析了 “线索物”在加强内部结构、强化情节要素关联以及辅助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河北师范大学霍现俊教授《史讳传统与〈金瓶梅〉的人物命名》一文，选取《金瓶梅》中的几位重要人物来谈“词语置换”问题，进而指出“词语置换法”是一种深受中国史讳传统影响而又更加灵活的不同于其他小说的特殊艺术手法，它被广泛地运用于《金瓶梅词话》的人物称谓中，用以影射指称明正德、嘉靖时期某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的论文《〈野叟曝言〉创作心态探析》，结合夏敬渠的身世，对《野叟曝言》进行了文本分析，从创作心理角度探析了夏敬渠创作《野叟曝言》的心态及思想。

为促进学术研究深入开展，对学术史进行反思，总结前代学人的成绩与不足，分析研究方向方法等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而探究学术研究前进方向，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研讨会上，梳理反思学术史也是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之一。北京语言大学沈治钧教授《回望红学龙卷风——以周绍良先生为中心》一文，从回溯红学研究史的角度，反思了发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二编室聂绀弩、周汝昌、周绍良之间的一段故实，并结合时势指出，所谓出自聂绀弩之口的“一句传闻”，即毛泽东对《红楼梦新证》“有好评”，纯属无中生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胡莲玉的论文《关于南宋“说话四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梳理了南宋“说话四家”的研究史，勾稽了历代学人对此课题的贡献，进而建议：如果没有新的文献材料可资补证，最好暂时悬置“说话四家”研究，不必在文字读解上强为新说。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本次叙事文学研讨会上占有很大比重，学者们以叙事为研究视角，涉及作家作品研究、作家文学活动研究、作品流传研究、读者接受研究，其中从作者、书坊、评论者、读者、社会思潮等角度来研究小说创作和流派嬗变，对于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开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三、中国古代诸体文学的叙事研究和中国特色叙事理论的初步探索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外，会议论文研讨了青铜器铭文、史传散文、佛经译本、诗词笔记、宋元曲艺、明清戏曲等诸多包含叙事因素的文体。

研究中国古代诸体文学时，与会学者另辟蹊径，从以往较少涉足的叙事视角发表了许多带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安徽财经大学丁进《西周私人叙事的兴起——利簋铭的叙事场域与铭文的解读》一文，辨析了学界对利簋铭文尤其是有关“岁”的释读，对“岁鼎”二字进行了重新释读，从文学角度提出利簋铭的叙事场域体现了由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转变。洛阳师范学院刘继保教授《〈左传〉与中国叙事学的建立》一文，从语义学和语源学、概念形成发展两方面对“叙事”一词进行了辨析，得出了“历史叙事是中国叙事学的核心”结论，在总结《左传》叙事特点的基础上，刘继保教授指出：《左传》在《春秋》的基础上发展了历史叙事，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事系人”的叙事典范，这种以时间为经、以人与事为纬的叙事典范，由记事而叙事，是中国叙事学建立的标志。西北民族大学高人雄教授《析什译〈妙法莲华经〉想象夸饰的奇特风貌》一文，分析了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妙法莲华经》想象夸饰手法的独特风貌，指出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妙法莲华经》的文学特质对推广佛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柳倩月合著的论文《“诗史”说的叙事学诠释——以杜诗为讨论中心》，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功能、叙述内容、叙事修辞三方面诠释了围绕杜诗发展起来的“诗史”说。鞍山师范学院刘刚教授《元曲中宋玉典故的语义语用分析与元代的民间宋玉接受》一文，通过对元曲中宋玉典故的语义语用分析指出：元曲对于宋玉典故的使用，看重的是其表述情事或艳情的语义功能，元曲对原有的宋玉典故进行了附加表现情事或引申改造艳情色彩词义的再创作，而新生的宋玉典故则清一色的用以表现情事或艳情。以此为基础，刘刚教授对元代宋玉典故的生成发展原因、民间宋玉接收及影响进而了分析。中央民族大学何春环的论文《董颖大曲〈薄媚·西子词〉述论》，分析了宋代咏史大曲《薄媚·西子词》的情节和主旨，探讨了西施形象在《薄媚·西子词》中的重塑和创新，进而分析了大曲对戏剧的影响。

从文人的创作思想、人生际遇、社会活动等角度探讨明清时期戏曲创作、戏曲流派的特点，也是研讨会的一大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的论文《冯梦龙与苏州派剧作家》，从考述冯梦龙与苏州派剧作家的交游、冯梦龙对苏州派剧作家的奖掖提携入手，探讨了冯梦龙的文学创作与戏曲主张对苏州派剧作家的影响：苏州派剧作家受冯梦龙的启发，用苏州的历史、传说和时事编剧，直接从冯氏的“三言”中取材；冯梦龙严守曲律的戏曲创作主张和文学教化观也为苏州派剧作家普遍接受。傅承洲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冯梦龙是苏州派剧作家的戏曲导师，是苏州派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推手。南京师范大学陆林教授的论文《试论清初戏曲家龙燮及其剧作》，考辨了龙燮的生平及创作、剧作的写作时间和本事，分析了龙燮剧作的内容特色、思想价值及局限，并特别指出龙燮作为一位杂剧、传奇仅各写一部的作者，却已较为练达地掌握了“场上之曲”的创作方法，表现出对观众戏曲欣赏习惯的了解和对古典戏曲编剧手法的谙熟，说明戏曲文学发展到清康熙前期，即便在纯粹文人的创作中，也不乏对案头与场上兼美的艺术追求。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教授《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一文，分析了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在桂馥为学从政人生中的消长互动，进而指出桂馥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拘束，表达了桂馥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彰显了桂馥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本次研讨会以中国古代诸体文学的叙事为研究重心，研究对象涵盖了从西周至晚清三千余年间的多种文体样式，涉及青铜器铭文、史传散文、佛经译文、诗文理论、唐代诗歌、宋元曲艺、明清戏曲等诸多具有“一代之文学”特质的文学体裁。在研究中国古代诸体文学叙事特征的基础上，本次研讨会探讨了建构中国叙事理论体系这一热门话题，与会专家结合研究心得，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刘继保教授提出应当重视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去寻求，在中国文化原点上建立学术逻辑起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传统中的叙事实践、叙事特点和叙事诉求，兼收并蓄国内和西方已有的叙事研究成果，将其整合成一套具有体系性的叙述话语和叙述研究理念，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

四、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创新

在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邓绍基先生概述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特点，总结了清末民初时期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方法。邓先生指出，以胡适、陈独秀、王国维、梁启超、陈垣为代表的清末民初学者，一方面扭转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创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从中国传统的学术源流看，清末民初学者继承了乾嘉学派以考据为主的治学方式，用以研究为乾嘉学派所轻视的小说戏曲，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从新兴的西方理论引介看，清末民初的学者视野开阔、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借鉴西方文化蕴育的进化论、实证主义等观点方法，将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实际、中国传统研究方法联系起来，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开拓创新，取得了新颖鲜活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后续发展确立了现代学术范式。在总结清末民初学者的研究成就时，邓绍基先生尤为推崇梁启超、胡适诸位先辈善于继承、勇于创新而又十分谦虚谨慎的治学精神。邓绍基先生希望以此次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契机，总结出更好、更丰富、更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经验，将其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促进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大会收到的论文、专家学者的发言来看，邓绍基先生对学界的期许与到会专家在叙事文学研究方面的努力不谋而合。北京师范大学张俊教授的论文《程本红楼语词校读札记（四）》，以传统考据学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中的异词异字，结合典籍辞书重点对“轻意”“容易”与“轻易”、“龙钟”、“XX 而来”等语词进行了校读辨析，总结了《红楼梦》讲究选词用语的写作特色。张俊教授指出：在文本阅读时要重视词语尤其是有疑点词语的校读辨析，慎重校勘古籍版本的态度对解读作品具有察远烛幽的意义。廊坊师范学院许振东教授《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与书坊考述》一文，根据出版印刷史对金陵周姓书坊主的载录情况与现存的一些文献材料，对明代金陵地区的周姓书坊主及书坊进行了梳理、辨疑和补充，重点考述了周文炜至周亮工、周亮节父子兄弟的家世生平、刻书情况与书坊名称，为分析金陵地区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日本早稻田大学松浦智子《杨门女将“宜娘”考——杨家将故事和播州杨氏》一文，运用史书志传、笔记文集与通俗文学互证的方法，从对杨家将故事产生演变历程的考述入手，重点研究明代《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传》后半部分中心人物杨宣娘，探寻了杨家女将情节的出现和形成过程。

实证考据的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在文本考订、典籍整理、资料搜集方面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擅长思辨对话、理论建构的西方文学理论则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文本阐释和结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教授的论文《叙事者干预在早期话本中的表现》，辨析了“叙事者”、“叙事者干预”的概念，明确了早期话本的研究范围，进而从“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个方面全面考察了早期话本的叙事者干预现象。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三言”“二拍”的预叙研究》一文，从发生学层面考述了我国叙事传统预叙手法的产生根由，将之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观念和意识的影响，进而对“三言”、“二拍”中卜卦、梦境等文本因素的预叙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三言”“二拍”的预叙本身就蕴含着民族的审美习惯、思维特性、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表现出“三言”“二拍”在叙事时间操作方面的独特性。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古代小说叙事学研究反思》一文，分析了西方叙事学对于古代小说艺术研究思路调整的意义，进而指出，随着叙事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普遍运用，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如何在研究中既能发掘古代小说叙事方面的创新，同时又能兼顾小说艺术的整体评价，使叙事学具有价值评判的维度，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为了切实推进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努力探寻适合古代小说的叙事学命题，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中国传统小说理论也是一个可以充分激活的资源。北京外国语大学张洪波的论文《〈红楼梦〉叙述艺境的当代理论阐释：一种比较诗学路径》，从比较文论和比较诗学的视角入手，倡导对小说经典作品文本进行精细解读和深入阐释，在辨析中西理论前提与术语背景差异的基础上，探寻中西方共同的理论对话空间，努力从作品文本中发现《红楼梦》叙述艺术的现代意义。台湾师范大学李志宏的论文《“经世”：〈三国志通俗演义〉寓言建构探析》，以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为理论指导，在细读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基础上，试图重新解读主导《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生成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表现，进一步厘清奇书作家/编辑者的基本叙述意图，从中寻绎叙事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线索。

近代以来，中西交流日益繁密，文化领域的比较沟通走向日常化，诞生了许多跨越文化的典籍作品，本次国际研讨会就有一些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交流研究的论文。李时人教授《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论略——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一文，比较了西欧中古时期“骑士传奇”和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产生背景和小说史意义的差异，进而倡导结合社会制度影响下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研究古代小说。中国人民大学王燕《论〈汉籍解题〉的小说文献价值和学术影响》一文，以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为立足点，一方面指出了《汉籍解题》作为第一部向西方人系统介绍中国文献的目录学著作在文献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尤其强调《汉籍解题》在《四库全书》之外格外重视著录中国小说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从总体上说，本次研讨会以实证考据的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用创新的精神、开放的胸襟、广阔的视野大量借鉴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实际的西方理论，以融会贯通、因地制宜的态度客观看待中西研究方法，使得考据学、叙事学、比较诗学、新历史主义、传播学、由模糊数学衍生而成的模糊叙事、语言学、空间场景文化/意识形态分析、文化比较等研究方法得到合乎实际、恰如其分的运用，为解读阐释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作品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参考。

纵观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在回到原典细读文本、灵活地运用传统的与西方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叙事文学实情建构中国叙事理论诸方面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跨越文体壁垒的综合研究、中国古代诸体文学的叙事研究、研究方法总结与创新等方面颇有创见。本次研讨会上引起专家学者广泛关注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未来走向问题，亦在热烈的讨论、耐心的切磋、深入的交流中得到解决，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以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认真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中适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实情的有益成分，从系统的、综合的、跨越文体的宏观视角来开展跨文体、跨时代、甚至是超越文学层面的研究，进而探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整体演变规律，应当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李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