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5至2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学科、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中国江南学中心、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大会共有国内外30多所高校、单位的120多位的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76篇（不包括提纲），从江南文学文献、江南宗教与文化、江南城市生活与美学等角度，对“江南”范畴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本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无论研究广度还是研究深度，均有一定的突破，取得较大的成果。概括而言，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江南学进行了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深入论析。

作为宏观通论，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以及海外有关中国典籍中的“江南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跃进《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江南文化的务实精神》三篇文章，高屋建瓴，阐释了江南认同、江南文学的发轫、江南精神等大问题。

胡文从江南认同的由来、江南认同的历史进程及域外江南认同等方面入手，阐释了江南认同的四义：以崇尚人文、重视文教、发展文化为要义的文教认同；由于气候的影响和北方边患的压力，中唐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江南地区经济的发达，人民生活富庶安居乐业等而产生的移民认同；因风景优美，风物细致多样，适宜诗意生活，为中国文人最向往的家园，奠立了中国文化中以美脱俗、以美化力、以美启真、以美求安的审美认同；反抗暴政与压迫，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知识人国身统一，践身心之则与任天下之重合一，本末互济、内外兼修，形成江南自由精神的认同，它以民族忧患意识为根本，成为中国古典爱国主义传统最重要的源头。

刘文运用自然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分析秦汉文学的空间分布及其特点形成的历史原因。文章首先辨析了先秦到两汉时期有关“江南”的含义，并探讨了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分别就秦汉时期江左、江右及岭南三个地区的学术文化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为探寻中古时期江南文学高度繁荣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历时性的视角。文章在对一些具体作家、具体问题的阐述中，往往上升到江南文化、江南文风、江南文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如论东汉前期江南作家代表王充时指出：“从王充的论著及其本身的经历可以看出，江南文人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说以及沉溺其中的文人并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更加注重自己的个性，而不愿意为传统所束缚。”

熊文指出，务实是江南文化一个鲜明特点，历史极其悠久，表现相当广泛。讲实学、办实事、求实惠、重实效，自明清时期至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南发展模式的形成，明清以来江南人重视物质生活的特点，江南人精明能干形象的形成，科举人才、科技人才的大批涌现，都是江南文化务实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岭南地区所出的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最为突出，湖湘地区所出政治家最为突出，江南地区所出科学家最为突出。某一地区个别杰出人物的出现，确有许多偶然性，但如果某种类型的人才成批成群出现，一定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关。务实精神是中华文化实用理性的体现，其本质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更加重视物质；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更加重视现实；在现在与历史之间，更加重视现在；在今世与来世之间，更加重视今世；在书本与事实之间，更加重视事实；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更加重视理性。

第二、在“江南”地域视角观照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中从来不乏江南或者南方的表现，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被障蔽了。因此，在江南地域文化视角观照下重新发现中国文学史中的江南，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主要议题。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对从《诗经》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多方梳理，对其中的江南因子加以彰显突出。就时代而言，涉及到《诗经》、汉代、六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现代，地域则涵盖“南土”、江南、吴越、江苏、袁州、温州、海滨，文体兼有诗、词、古文、骈体文、乐府诗、戏曲（南戏）、小说（演义、拟话本），话题则有地方诗文总集、“齐梁体”、僧诗、诗社、文（诗）人群、游幕、闺秀诗论、文学意象、“和三体诗”、文学与汉宋学、文学与都市、文化家族、文学与政治、复古与性灵。还有一些属于江南作家个案研究。下面略作申论。

北京大学钱志熙《南戏与宋代温州地域文化关系新探》一文，认为学术界已有的关于南戏的产生与宋代温州地区经济及文化的关系，对于南戏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事物的发生原因，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背景，还是不能说已经基本清晰。其中如强调南戏产生与宋代温州地区发达、都市繁荣的关系，尚多流于外表，未深入到促使宋代温州产生南戏的地域文化方面的深层背景乃至于文化方面的机制。作者指出南戏产生的必然性原因，当然要从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寻索，仅从温州本地娱乐文化背景方面是无法寻找到全部答案的。但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南戏是宋代温州地域文化迅速发展、文化创造力空前高涨的产物，应该从宋代温州地区士人文化与俗文化两方面来考察南戏的产生的地域条件。而对于士人文化与南戏的关系，历来都注意得不太够。故该文从宋代温州地域内部俗文化与士人文化两方面来探讨南戏发生的地域性条件，并尝试将南戏与同期产生于温州地域内的永嘉学派、永嘉文体、四灵诗派、永嘉词学等文化成果结合起来研究，寻找他们的共同原因与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浙江大学王德华《<诗经>中的“南土”及其诗歌——兼论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一文，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诗经》中“南土”的所指，对《诗经》时代南方的地域范围及其诗歌表现进行说明，并对其在毛传郑笺中的文化指向进行了细致考察。复旦大学査屏球在其论文《元明诗人“和三体诗”辑录与考论》中，通过对流失海外的一手材料的收集，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首，张楷和《唐音》绝句二十首，深入研究“和《三体唐诗》”，有利于认识元明诗学的构成。华东师范大学段双喜《唐末五代袁州诗歌兴衰考述》，唐末袁州及第进士数量冠于江南西道。这是它诗歌兴盛的一个标尺。唐末郑谷退居宜春时，齐己、孙鲂等往来学诗酬唱，袁州成为唐末的一个中心。袁州沟通湘、赣二水，中晚唐诗人往来不绝，而五代时期，此地两国对峙，形势紧张。袁州地理优势丧失了，其诗歌优势便向潭、吉、抚州扩散。华东师范大学周岩壁《论陆龟蒙诗文下的江南贫困》一文，从客观和创作主体两个方面对陆龟蒙笔下独特阴郁的江南意象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程羽黑《从清代江南骈文风气看朴学家对文体功能的界定》，则从江南骈文的风气考察朴学家的文体功能观，进而认为“文以载道”、“文以言志”的命题对宋学和汉学表现不同；朴学家对文体界定不限于“文”，词亦相同。

六朝文学向被作为满含烟水迷离之致的江南文学的典型代表，但六朝文学的江南内涵其实远要深厚丰蕴。复旦林晓光、陈引驰的论文《金缕玉衣式的文学：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从时代背景、文本分析入手，专力论述王融用典繁复这一特点，透视、还原六朝贵族文学注重纯艺术形式的特征。北京大学杜晓勤《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一文中辨析考察了盛唐时期齐梁体的诗律特征及相关体式问题：岑参“效齐梁体”的格律特征；“齐梁调诗”与“齐梁调声”；“吴体”非“齐梁体”辨；对音韵、格律问题钻研精深。复旦大学杨明《论<陆士衡文集>之<宛委别藏>本》，考证出晋代著名作家陆机《陆士衡文集》的《宛委别藏》本并非以某一宋本为底本抄录而成，而是以影宋抄本为底本，参照影宋抄本的卢文弨、赵怀玉校语，再次录钞而成。华东师范大学丁红旗在《关于明州本<文选>减注现象的考察》文中指出，《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并行情况下，北宋中期出现了合刻本，由此必会删削注释，经考核，这种删削、合并主要是根据文意，而不是字词相同与否的标准来取舍，由此更深沉地理解“某注同某”的实际内涵，也有利于解读不同刻本间的传承关系。

江南的小说戏曲研究也令人瞩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石雷的论文《演义传统与主题新变—论<隋史遗文>创作主旨及其与时代关系》，具体考察四种演义小说的两类创作主旨、《隋史遗文》人物位置与主题在说唐系列中的转变、其主旨与时代的关系等问题，认为《隋史遗文》主要表现的是乱世英雄应识时务、投英主，永保功名，这一思想的朝代属性不在明末，应在清初，《隋》序中的“崇祯癸酉”不是有意作伪，就是障人眼目。文章视野开阔，观点公允，颇有启示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李舜华《复古与性灵与会通——吴中曲家曲事略论稿》将明代成弘以来吴中曲风分为复古、性灵、会通三个阶段，复古以王鏊与沈周为代表，他们不免礼乐自任却渐趋通脱。性灵以桑、杨、祝、唐为代表。会通体现于文征明主吴中词坛数十年，一代士林精神于消解师道之后，渐趋圆融会通，无论“文”、“道”俱以游戏之心处之，文章之道也只是适情怡性。文章对李梦阳诸人欲有所为而不能，遂不得已假文以抒愤之客观不得已、主观之不容已，以及困于个体性命之思考而进退失据之文学心灵做了深刻揭示。华东师范大学王冉冉的论文《江南地域文化与冯梦龙的“情教”说》，指出江南科举的发达与明代苏州《易》学的繁盛，赋予了“情教”说特定的人文内涵。文章联系明代江南的节烈妇女现象，女教书的传播特点与女子教育问题，对“情教说”为封建伦理、旧礼教服务的性质作出了揭示，并理清了情教说与市民意识的关系。

关于江南意象研究，本次会议共提交4篇论文。浙江大学周明初的论文《为什么是江南？——从“杏花春雨江南说起》，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江南象征物——杏花为研究对象，对杏花意象自唐宋以来的文学表现进行了梳理，指出文学艺术赋予了江南地域以风格神韵，并固化为人们头脑中对江南的特点印象，杏花等物事并非江南的特产，但由于在江南相关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从而固化为江南的象征物。浙江师范大学葛永海、张凤《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江南意象历史生成》一文，指出江南方物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组重要意象，是与其突出的经济文化地位分不开的，探讨了江南方物意象化的成因、变迁及强化，说明了江南意象的形成源于六朝文人对江南地域中审美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华东师范大学潘泠、牟发松《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一文，以兼及文本及其背后社会文化情绪的解读方式，叙述乐府诗中的“江南意象”的形成与流变。广西贺州学院侯艳《唐宋文人对“秋风鲈鱼”意象的审美演绎》一文，认为唐宋文人笔下的“秋风鲈鱼”意象存在着“功名与思归”“忧生与乐生”的审美二元性，表现尘世与精神的双重潇洒是其主流审美情蕴。审美选择取向的不同，显现出唐宋文人异质的审美理想，并使“秋风鲈鱼”意象呈现出异样的审美风格，从而具有多元的文化审美内涵。唐宋文人对“秋风鲈鱼”意象的审美演绎是中国文化意象审美再生产之力证，证明生产的重要特性即是多元性，是基于二元审美融合的多元文化生产，审美性情是文化意象审美再生产之内核所在。

江南作家的个案研究，也有新收获。香港中文大学黄坤尧《江南花影的王韬词》，指出王韬以诗文小说名家，词名不彰。其实早年在江南乡居的时候，他已是一位多情善感的词人，著有《眉珠盦词钞》四卷。他从江南走向世界，积极学习西方的文明，沟通中西学术，变法自强，见多识广，著述亦多，具有超前的现代意识及国际视野，可以说是一代通才。王韬词集目前尚未及见，作者从《四溟琐纪》之〈眉珠盦词〉、《芬陀利室词话》、《清词综补》辑存二十阕。经过研究，文章认为这些词主要表现王韬与蘅阁内史、红蕤等江南女子的爱情想象，缘情绮靡，哀感顽艳，迷离花影，真挚动人，体现出江南才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风神摇曳，柔性本色，具有与诗文小说不同的风貌。福建省委党校林怡在《气与道俱，斯文斐然—简论林雨化先生的古文观及其创作成就》一文中指出，清乾嘉名士林雨化提倡“真气论”的古文观，主张“真气”出于“中心”，将崇高与优美融为一体。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罗隐集>辨伪与补遗》，考察唐末江南第一才子罗隐的著述甚丰指出罗隐著述共有十五种，全唐作家罕有其匹，其今存诗文总量在晚唐五代作家中仅次于李商隐。但诸家著录卷数差异较大，可见宋时罗隐诸集已散佚错乱。文章具体辨别了现存罗隐集中的伪作、非伪作，并补其逸诗11首残句6，补其文3则。

第三、文史交锋，跨学科对话。

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即是“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带有显明的跨学科对话性质，与会者除了中文专业的专家外，还有历史、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真正进行了一场文－史、文学－文化的深度交流。

诗人、文人群体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实际兼有地域、群体、政治等多种非文学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明清之际江南三诗人谈片》文中通过作品分析顾炎武、陈子龙、李渔三人的创作，提出“亭林、卧子，皆志士之能诗者，笠翁则纯才子也”；“亭林所作，偏于学人之诗，颇重用事之切”，“卧子诗，志士而兼诗人之诗也”，“而笠翁诗，则才子诗也”，不可持“诗史”之说摒之也。安徽大学吴怀东《初唐政局的演进、江南文化的更新与“盛唐之音”的形成——从“吴中四士”的视角》从政治、文化、地域（江南）视角，考察盛唐之音的形成。文章指出：武则天之后、唐玄宗入主宫廷之前，宫廷内部的斗争流血，造成了大批宫廷文人的死亡、流散，也造成了既有宫廷诗风的失传。伴随着武则天大力推行科举，各地文人纷纷进入京城，这股江南清风也乘机进入京城，而当唐玄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重用这一批与此前宫廷文人不同的新进文士集团，这种新的诗风也就成为文坛主流，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江左文人被视为一种风流浪漫群体，也就意味着“盛唐之音”的生成。文章进一步认为：对于盛唐文学特征的把握也应该注意到其继承性与结构性，而清新明丽的江南文化就是其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上海财经大学朱丽霞的论文《从江南看中国：文人游幕与清初文坛》，对易代鼎革之际的清初文人游幕之风影响下的文坛新格局进行考察，指出这种游幕现象对当时岭南文坛全面复兴与繁荣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朱兴和《海派遗民诗人群体的崇陵“情结”》一文通过对以超社、逸社为代表的上海遗民诗人崇陵情结的探讨，认为这是清遗民集体政治意识和文化情怀的体现；对其与宋明以来谒陵传统的区别与联系及评价问题进行了阐述。

本次会议论文有2篇文章研究江南文学世家。苏州大学罗时进的《清代江南文化家族联姻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细致考察了“文化家族”这一在清代地域文学中极具特色的江南现象，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研究，材料丰富，梳理细致，创获良多。南京大学徐雁平的《清代文学女性与文学世家姻亲网络》，从文学世家联姻等视角考察苏、浙、皖三省联系，并结合地理、经济及人文等方面的关联，提出“东南三省文化整体观”的设想，富有新意。华东师范大学韩立平的《谢家句法与天地元气：无言诗双主谓句式的意义》，认为南朝谢氏家族奠定了近体诗的句法，促成了唐诗的繁荣。谢混首创而经谢灵运、谢朓充分发展的双主谓句式，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观物方式，极大拓展了五言诗的描状功能，成为唐诗的主要句式之一。后代诗论家对双主谓句式的评价，反映了中国古典诗学关于天地元气与人工技巧的二律背反，其所蕴含的忧畏同情之心，仍是现代社会需要承继护持的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翁心存日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先介绍翁心存日记的起讫时间、藏存情况、载体形态、然后从翁心存的27冊日记中，摘要论述其重要价值，指出只有尽量“全息”式地予以把握，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其不同层面的历史文化价值。这是在他整理的翁氏日记出版之前的一次信息发布。浙江师范大学陈彩云的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禁奢思想及其实践》，针对明清江南士绅的禁奢进行了探讨，从其产生由来到实践进行了考察，深入探讨了江南士绅们在禁奢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及其由此进行的改变社会风气、回复儒家礼仪的目的。昆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陈益所提交的论文《原始图腾崇拜与吴文化发端》以大量考古实例，向我们展示了灿烂辉煌而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吴文化风貌，并从考古实践出发，对吴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内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上海社科院樊波成《朱骏声之学术交流及对朱氏之影响》一文以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朱骏声为考察对象，从《经史答问》入手，分析了朱骏声与钱大昕、任兆麟等人的交游及易、诗、礼等著作对其学术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傅蓉蓉《从浙江范例看北宋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文化影响》，从浙江地区在北宋前期的发展状况谈起，阐述了浙江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对文化领域的深远关注，指出其形成的好学向文的风气与达观通变的意识，成为宋文化的构成要素，而浙江也成为唐宋之际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动因。同样是研究北宋前期，华东师范大学成玮的《武力的征服与时代的征服—论北宋初年江南、吴越两地文人群及其诗史贡献》一文，则指出在北方对南方的武力征服之下，还存在着南方对北方的文化反征服现象，并细致论述宋初江南、吴越两地的文人群及其诗史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刘正的《试施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蚩尤》一文，利用考古学的证据和古文字史料，采用了证据学上新兴起的图像演绎证据法，考证出了商周时代有关蚩尤存在的真实可信的史料记录，证明了殷时蚩尤传说就已真实存在的这一客观史实，为中华远古文明起源的传说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香港岭南大学汪春泓先生的论文《<汉书•••朱买臣笺注>》通过对《汉书·朱买臣传》文本的细读和深入笺注，分析北人观念下所塑造的朱买臣的形象，从史书记载中考察其真实性格，指出传记从北人角度窥见了江南人士的某些特质，可以说这个故事也启迪江南人某些立身的观念。华东师范大学王应宪《贝琪与<吴学甄微>》一文考察了民国时期苏州籍学者贝琪及其所撰《吴学甄微》，认为此书是清代经学吴派的系谱专论，为考察清代吴派经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绍兴文理学院俞志慧在《太平天国时期包村包围战资料辑录》一文中从文人文集、笔记小品和方志中，考察中太平天国时期活跃在绍兴地区包立身故事的描写，着重说明这一主题在不同作品中被记述和评论的不同。上海社科院虞万里的论文《略论王国维旅居上海时的学术成就》论述了王国维1916－1923年旅居上海时在文字、音韵等方面的成就，从战国东西土文字异同理论之创立、殷先公先父世系之发现两大层次作深入的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明末江南参与刊刻<心史>人士考论》一文在考察了明末江南参与刊刻《心史》的诸多江南士人生平事迹的基础上，指出《心史》不可能为伪托之作，并深刻地阐述了《心史》与明季爱国文人群体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陈江以《遵生八笺》为例，考察了晚明文人的市隐之风，而有关居室、书斋和茶艺等的具体论述，也是对江南士人颇具引导之意，是探明晚明江南文人心态与生活的中国窗口。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江苏地方诗文总集概述》，统计出国内现存江苏地方诗文总集在为200种左右，其数量在全国非常罕见。这些总集涉及江苏全省，其中有不少鸿篇巨制，还有一些专收女子作品的总集。它们展现了具有江南特色的文化生活，是了解、研究江苏文化、社会状况的基本资料，也是重要的文献源。江苏地方诗文总集能够大量出现，是因为江苏、尤其是江南地区文化底蕴丰厚、地域文化相互影响而又相互竞争、江苏各地都有大量热心收辑地方文献的人士。上海师范大学査清华的论文《江南僧诗的情趣及其文化因缘》指出，江南僧诗的兴盛，与佛教在江南的传播过程大致吻合，江南僧诗表达的理趣与情感及其抒述方式，与江南的地域传统和现实生态有着内在文化因缘。华东师范大学黄人二《楚怀王代称考》一文，考察了近二十年出图公布的楚系简牍，归纳总结了关于种楚怀王的15代称。上海体育学院郎净在《明清塘栖镇私家园第之发展及其解读》文中，从塘栖私家园第的过客空间及建筑空间两个角度来解读，分析江南塘栖人事变迁及江南士人的文化生活和塘栖园第的独有之处。嘉兴学院李瑞明的论文《嘉兴端午习俗文化的产生与流变》以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嘉兴端午习俗进行考察，指出嘉兴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对吴越文化选择、融合到自主的自觉过程，历史性地建构了具有地方感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与特殊的生活美学意蕴。苏州大学马亚中在其论文《论太湖文化》中指出太湖流域文化是一个整体，具有特殊的地理生态，并进而讨论了太湖文化的生成方式及其精神内涵，展示太湖文化的主要特点和特色。上海音乐学院杨赛《南朝士族的识鉴》，认为南朝士族十分看重识鉴，以孝友、好学、魁伟作为优秀士子的基本衡量标准。孝友强化了士子的家族观念，重家轻国，重孝轻忠的价值导向是南朝政局混乱的根源；重视学习，学习的重点由经学、史学、玄学逐步过渡到文学，推动了南朝文学的繁荣；重视身高，这与士族的形成过程、社会的动荡以及士人所担当的使命有关。华东师范大学王幼敏在《江南藏书重镇——苏州》一文中，以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藏书家众多的现象为考察对象，指出这是与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大环境有关，是历史长久积淀额结果。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煜《欧阳修与佛教》，细致考述了欧阳修与佛教人物的交往，欧阳修的反佛倡儒思想，以及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与佛教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赵思渊的《明清以来松江杨侯信仰的嬗变与空间分布》论文，对明清以来的杨侯信仰的形态嬗变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这种信仰在松江及其周边地区的空间分布。

文学、绘画、音乐其实具有互通性，这正是江南文化的特征所在。暨南大学邓乔彬与李杰荣的论文《赵孟頫与元四家之变》一文考察元代绘画的发展趋势与文人绘画的审美趣味，而这种变化，正是江南文化被认同的必然。居阅时的《江南艺术环境与江南艺术精神》，以江南为例，具体论述认识具有地域性特质艺术精神的形成及其表现，揭示艺术精神与艺术环境之间的关系，指出江南艺术环境对江南艺术精神的影响。上海艺术研究院周锡山《江南：元明清民的绘画中心与其重大意义》，认为以江南为中心的绘画，直至20世纪中期后的“文革”为止，与戏曲一起，继续取得领先于世界的高度艺术成就。元代的绘画先后以浙西和松江（今属上海）为中心，明代的绘画先后以苏州和松江为中心，清代的绘画先后以苏南和上海为中心，民国的绘画以上海为中心。中心地点的自然选择和转移，以政治、军事、经济的形势的严峻变化和压迫为背景，体现了江南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也代表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绘画与文学有着紧密联系，画与诗、文有着天然的合一性质，尤其是众多画家兼诗人、诗人兼画家的现象为中国所独有；绘画与戏曲、小说也有亲密和紧密的联系，并共同体现和发展了中国美学。华东师范大学汪涤的论文《吴昌硕与清末民初同光体诗人》视角独特，关注民初海上画派领袖吴昌硕与本土文化精英间的联系，指出具体文化团体和领袖人物对于“文人画”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曾抗美《一个江南故事的多元解读》，对流传甚广的江南故事《梁祝》，由芬兰导演玛丽凯·夏高娜女士执导成音乐与舞蹈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且在国际上甫一推出，即得到了广泛好评这一现象进行解读，思考这个流传了几百年的江南故事能够在当下获得新生的文化意义。

江南文学的兴盛及其特点，离不开城市的发展、都市文化的滋润。复旦大学冯贤亮的论文《导游指南：江南城市的变化与日常生活》，视角独特，从一本小小的导游指南开始，观察中国近代以来江南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了这些城市在近代化或现代化方面的不同程度及其状态，以及背后更大的整个社会的变化。复旦大学张海英《明清政府对南浔镇的管理》对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管理做一个案分析，通过明清两朝政府对南浔镇管理机构及官员设置的变化、管理效应的展现、管理职能的缺失、行政成本与行政效率的比较等方面的分析，探讨在传统国家行政框架之下，政府行政机构在融合国家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促进地方社会发展方面的互动空间。浙江师范大学姚建根的论文《元代江南城市生活管窥——以杭州士人的居住为视角》考察了元代杭州士人城市生活的景象，探究其中所蕴藏的士人思想追求、生活理念和审美严管等主观精神层面上的内容，从而反映元代社会的特点，以及江南城市在北方民族统治下的生态特征。浙江师范大学陈国灿在其《传统的颠覆：宋代江南市民文化的多维透视》文中，从城市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视域对江南的市民文化进行了多维度透视，说明了市民文化具有雅俗共体的特性，是不同于农耕文明的新型文化形态。上海师范大学徐宝余《六朝江南都市的空间拓展与文学生活》一文认为，六朝时期，都市首次成为都市文学与山水文学的契合点，都市风景与文人活动成了写作的主要目标，并赋予了文学绮艳的特征。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在《现代作家对江南城市的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一文中，从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传统江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材料、论述将古今中外列比结合，视野开阔，并密切结合现实：文化积淀如何在当代建设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在消费文明中保存和发扬江南的城市文化。刘旭光在《1949－1979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历程与反思—以上海为中心》一文中对建国后到文革结束30年间的上海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建设，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对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女性文学研究蹊径独辟，视角独特。

在本次论文的会议中，江南女性文学及其批评仍然是重要主题。复旦大学周兴陆《女性批评和批评女性——清代闺秀的诗论》一文，通论有清一代闺秀诗论，以男性论者对女性诗歌的批评为参照系，考察清代女性的诗歌批评，打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上对清代闺秀诗论的研究盲点。华东师范大学赵厚均《清初钱塘蕉园诗社考》一文，以清初钱塘著名的闺秀诗社——蕉园诗社为考察对象，梳理了蕉园诗社的前后活动和人员构成以及活动内容。华东师范大学丁小明《从“文”到“艺文”—榕皋女弟子与清中期江南文化及女性文学的衍变》，考察清道光早期活跃在苏州文坛上的女性文学集群“榕皋女弟子”的阵容与生平，以文学—文化的视域观看这一集群的人文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清嘉、道年间江南文化及女性文学中的衍变趋势。华东师范大学杨焄在《异代何妨结相知：吕碧城与楚骚传统》文中认为身世遭遇的相同，使女词人吕碧城与屈原之间形成了异代相知的奇特关系，立身行事、心态思虑等都深受楚骚传统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唐一方《宜刚宜柔红颜，宜浓宜淡江南——从三部忆语文学看看江南士女和城市美学》，以明清时期三部“忆语”体之作《影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和《浮生六记》为考察对象，对江南文人、江南女性和江南的城市美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忆语”类作品对于江南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关于女性作家的个案研究，则与华东师范大学近年致力于女性别集的整理不无关系。华东师范大学贺闱《文字见德性：晚清女诗人刁素云简论》，指出刁素云的诗歌创作，存在较为明显的遵循“妇德”与“母德”意识的现象，在描写自身生活和日常情境的文字中，表现出作者对传统道德的接受及所受之影响，题材主要围绕平常的家庭生活展开描写，思夫与教子主题占据一定的比重，风格温柔敦厚。这种德性色彩，展示出明清女性文学发展真实而丰富的格局。华东师范大学张晶《从“绣馀”看清代江南女性作家的创作姿态》，从清代江南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大量出现“馀”、“暇”等类字样入手，考察清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姿态，指出“绣馀”之“绣”的背后是当时人重女红的传统和江南地区“衣被天下”的区域经济特色。“馀”则表现出当时社会对女性文学才能和创作在观念与观念之间、理论和实际操作之间、官方要求和地域环境之间的三种矛盾。“绣馀”与以“诗馀”为代表的文学传统之间，还存在一种非常紧密的承传关系。“绣馀”及对“馀”字的反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绣馀”作为清代江南女性作家主流创作姿态的地位。华东师范大学李睿红《“巾帼之陶彭泽”——论陆瞻云的生平与诗歌创作》，认为陆瞻云诗歌思想内容上表达自己的归隐倾向，这与陶渊明的生活经历有着相似非常；创作题材上，多表现农田桑事等田园生活，既有对社会的关注，又有对隐居生活的享受；语言风格上，陆诗同样有着质朴清新的风格，同时也不乏豪迈之风力。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胡晓明、历史系刘昶共同主持，闭幕式由复旦大学陈尚君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彭国忠做了大会总结发言。梅新林、刘跃进、钱志熙三位嘉宾，分别在大会开幕式、闭幕式做了主题演讲，陈引驰、曹旭、蒋凡等对主题讲演发表了精彩的评论。陈玉兰代表浙江师范大学，徐宝余代表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做了大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