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5日至27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文学传播接受高端论坛”，在美丽的温泉之乡湖北省咸宁市三江森林温泉度假区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德高望重的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资深教授傅璇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教授、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陈文忠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齐洲教授和张三夕教授，以及武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的部分教师。

会议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任王兆鹏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国恩教授致欢迎词，他们介绍了召开这次会议的缘起，重点谈到当前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现状，特别是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成立五年来在科研立项和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包括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教育部211项目27项，出版《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1套7本、入选武汉大学学术丛书2本、《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3辑，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如何在已有基础上使文学传播接受研究有新的突破，是这次会议要讨论的议题。学术讨论由傅璇琮先生主持，与会专家围绕文学传播接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对尚永亮教授等新近出版的《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进行了样本分析。

与会专家首先对尚永亮教授的新著展开讨论，肯定其在选题的切入、问题的展开、新观点的提出、新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为探讨文学传播接受问题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范本。傅旋琮先生认为，唐代作品主要在元和时期，尚著选择一个有特色的时代，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传播接受史的考察，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是一个新创，进而可以推之到盛唐和宋代诗歌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学创作角度考察文学传播接受史，通过具体作品的比对分析揭示后代作家对中唐诗歌的隐性接受，力避过去对批评史材料重新编排的简单做法，这与罗宗强先生倡导的从文学创作出发探讨文学思想史的思路是相吻合的；另外，它把文献学、学术史与传播接受史相结合，以中唐为中心梳理了唐诗选集和唐人别集在后代的整理情况，指出宋代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唐人文集进行大规模整理的时期，功不可没。钱志熙教授指出，传播接受史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一环，过去对个别作家作品的传播接受关注较多，而尚著选取元和诗歌为研究对象，这在诗歌史上是比较有典型性的，对其在后代的传播接受情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考察，并很好地处理了传播的实证研究与接受的美学阐释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当前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从自然状态进入自觉状态的重大转变，从某种角度讲它对文学史的重新书写是具有范型意义的。李浩教授则结合尚永亮教授的学术经历，谈到他既有对庄骚接受史的研究经历，又有中唐元和诗歌研究的厚实基础，其对元和诗歌接受史的关注是以一种学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至于《考察》一书的最大特点是选取了一个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中观视角，超越了偏重于一家一派的狭小格局，也避免了从宏观角度进行历史性描述的大而无当，进行了一种深度的开掘和理论的提升，并以多维的方法对中唐元和时期的诗人、诗派、诗群、文学思想进行全方位观照，体现了一种站在新时代高度对古典文化价值进行现代转换的胸襟和气度。陈文忠教授认为，尚著较好地处理了文学接受史断代研究怎么写的问题，它以作家群体为考察中心，选取韩孟、元白、刘柳三大重要诗群，做到有总有分，避免大而化之，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新问题，为唐诗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尚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文化学考察方法，它不是把热闹的场面简单渲染一下，而是把热闹场面背后的意义提出来，指出后代接受元和诗歌过程中赋予的新意义，从而较好地说明了接受史是一个思想史事件。王兆鹏教授认为，尚著称得上是一部界碑式的作品，就唐诗学研究而言，它是首部超过一百万字的阐释性专著，表明唐诗学研究的学理深度和思考的密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文学传播接受研究来说，它改变了过去接受史研究停留于静态的点式交待的做法，而代之以动态的曲线式的描述分析，详实地探讨了元和诗歌三大诗群在后代影响的变化历程，并总结出若干规律性的认识，发展和深化了文学接受的相关理论，为今后的接受史研究树立了一个标竿、确立了一个范式。

与会专家也指出了当前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存在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研究理路的模式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成果的同质化，并对如何开拓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从理论认识到方法的更新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钱志熙教授指出，一个作家肯定是在接受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接受研究对于传统文学史研究方法而言，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补充，但作家的文学接受有显性接受与隐性接受两种，一般说来显性接受比较容易处理，而隐性接受更难于把握，这种接受方式甚至连作家自己都无法描述，但其研究价值要高于显性接受。因此，他建议应强化对隐性接受的研究，并能关注一个作家是怎样从接受到创新的，将这个跳跃性的环节比较有效地阐述出来。李浩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谈到文学的显性接受与隐性接受，即文学的感性接受和理性接受的问题。理性接受可以用计量的方式去统计分析，而感性接受则是不容易到痕迹的文学接受。同时，亦步亦趋是接受，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接受，继承是接受，创新亦是接受，推陈出新更是文学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学的接受史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但应该切忌目前存在的太大、太细、过于模式化的种种流弊。陶文鹏教授认为，文学史中创作史是主流，接受史是补充，有些问题能从接受史的角度得到圆满地解答。不过，在他看来，文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以创作史研究为主体，要对创作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方法上，要处理好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问题，不宜过分相信定量分析，因为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无法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出来的，不能简单化地看表面，而应该看深层的东西，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被后代作家引用并不是主要的，应该多方面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比较稳妥的结论来。陈尚君教授重点谈到文学接受的文献学问题，指出在文学接受研究过程中首先必须厘清材料的真伪，在宋代某些诗人作品中出现大面积抄袭唐人诗句的现象，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对唐人诗歌的接受，而是因为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误编误收的问题，有些作品甚至就是后人出于营利的目的而有意做伪，比如现在流行的唐代女诗人有140-150人左右，其实真正可靠的只有80来人，16人是有疑问的，50人就根本是后人编造出来。有些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文本也是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对诗的理解带来差异，文学接受研究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张三夕教授也谈到文学接受的文献学问题，指出中唐以后的注唐诗现象和总集重编问题，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接受是也有影响的，新作品的收入会改变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还提出文学传播接受研究应该注意经济问题，在宋代雕版技术发明以后书籍成为商品，文学作品的商业化也会带来文学接受问题的变化。文学接受研究，应该进行理论总结，从读者维度把读者的审美经验揭示出来。王齐洲教授指出，开展文学传播接受研究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材料的有无问题，判断材料的存在与否应该慎重，有些材料看不到，并不等于没有材料；二是文献的真伪问题，使用材料要注意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三是应该将接受史、思想史、文化史携手共进，能提出一些有意义话题来，使学术研究的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陈国恩教授首先肯定了传播接受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会把文学研究引向到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然后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谈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版本问题，指出它与古代文学的版本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体现了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的变化造成现当代文学史上特有的作品改写现象，如果没有传播接受研究视角的引入，这些问题就难以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传播接受的研究方法要与其他研究方法配合在一起才比较合适。

作为当代接受史研究的开拓者，陈文忠教授的发言尤其具有高屋建瓯的理论启示意义。首先，他认为创作史与接受史是文学史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人类的精神生命既有有限的生前史，更有无限的身后史，生前史的结束意味着身后史的开始，如果说创作史是作家精神的生前史的话，那么接受史就是作家精神的身后史，从这个角度看，没有生前史就没有身后史，反之亦然，接受史延续了创作史的生命。唐诗史是由创作的“生前史”和接受的“身后史”共同书写的两种辉煌，但过去人们关注的是唐诗创作史的辉煌而忽略了唐诗接受史的辉煌。接着，他进一步阐述了传播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认为传播接受史并非是对文献资料的简单铺排，从文学作品看，它是经典的形成史和经典的重读史；从文学创作看，它是“文学精神”或“文学母题”的传递史和嬗变史；从文学功能看，它是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史，它展示了古代文学的“文化生命”和“文化使命”；从文学影响看，它重现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历史影响和历史贡献。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解，他要为接受史的研究作辨护，重申接受史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的合法性。

王兆鹏教授则从尚著的具体研究实践来总结传播接受理论，他认为尚著书建构出一种接受史研究的新范式，这种范式包含有接受主体、接受内容、接受方式、接受原因、接受过程和接受效应的六个层次，尚著启示我们接受史研究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去研究。从接受主体看，不仅要注意从个体接受，还要注意群体接受。尚著极具创新性地总结出接受主体的三种模式：“个体—个体”的点对点模式、“群体—个体”或“个体—群体”的点群对应模式、“群体—群体”的群体对应模式。从接受内容看，过去的研究只是一种证明，而尚著不仅考察了接受对象的人格精神、人生态度、审美情趣，还关注其作品的题材内容、风格情调、创作方法，并从后世对元和诗歌接受的历史事实里提炼出“人”“文”并重型、“人”“文”分离型两种接受形态。接受方式，亦即怎么接受的问题，从尚著所揭示的接受史看，大约有明接受、暗接受，有明拒暗受，有显性接受、隐性接受和悖反式接受等情形，尚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意对暗接受或曰隐性接受的研究，追问接受者在精神层面、风格层面和人生态度层面等深层的东西。接受原因是探讨接受者为什么会接受或不接受，为什么接受此人而不接受他人，为什么接受这些方面而不接受那些方面。接受原因，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接受主体个人遭遇、性格心理方面的，还有诗歌创作观念、诗坛审美风尚、人文地理环境、传播手段的发展等因素。接受过程，是追问接受有什么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接受，不同的读者也有不同的接受。尚著就详细地探讨了接受过程中的冷热、起伏、涨落过程。接受效应，是追问接受效果。不同的接受者，接受效应有大小，有异同，有变化，有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有亦步亦趋，也有超越发展，接受效应还存在及时性和滞后性等问题。六个层次的交叉与融合，就构成了一整套传播接受研究的操作范式。王兆鹏还指出，尚著的另一启示是，要做好文学接受研究，必须“熟悉两端，细读文本”。两端，指接受端和被接受端，研究者既要熟悉接受者其人其文，深入了解接受者的人生态度、创作态度、创作观念和创作实践，还要熟悉被接受者其人其文，这样才能透视接受者从被接受者那儿接受了什么，又是如何接受的。细读文本，是指要认真研读接受者和被接受者的作品，不能只是搜罗一点理论批评资料就去论证接受的事实，而必须从创作实践出发、从文本出发，深层探讨接受者的精神接受和方法接受等。

武汉大学的几位年轻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谭新红教授谈到传播接受的划界问题，吴光正教授谈到文学传播接受研究的目标问题，曹建国教授谈到不同文体之间传播接受的差异性问题。

最后，会议由尚永亮教授做总结性发言，他简略地追述了自己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历程，并具体谈到《考察》一书写作的起因、动机及其学术目标，这就是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什么？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首先必然有大量的文献史料的梳理，保证使用材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和广泛性；然后是在广泛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史实地勾勒和还原。在某种意义上讲，传播接受研究重要的不在理论而在于事实，它能起到弥补文学史上的若干缺失环节的重要作用；再一点，就是从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一读者”、“第一读者群”、“第二读者”的概念，特别是“第一读者”地位比较高，他发表的精辟评论至为重要，这将直接引导以后的接受方向。“第二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应忽略，他对“第一读者”的观点会提出修改，甚至会改变文学接受的方向。为了避免传播接受研究的平面化、单一化和重复化，特别注意考察接受主体的文化背景、个人兴趣、文化情怀和美学追求，这些内容就意在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他还进一步谈到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新方法，一是适度引进了计量分析方法，指出这一方法能解决凭印象不能解决的文学史问题，它是历史文化分析法的补充；二是从接受层面看，把道德接受与艺文接受结合起来，把隐性接受与显性接受结合起来，把批评接受、选本接受、创作接受三者结合起来，其中对隐性接受、创作接受、选本接受所下工夫尤多。最后，他也谈到《考察》存在着文献疏检、传播研究单薄及海外研究缺位等问题，希望得到与会专家的指正与批评，以期今后进一步修订。

总之，这次会议是在文学传播接受研究进入瓶颈阶段之后及时召开的。来自活跃在国内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为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下一步的发展出谋献策，不仅对武汉大学的学科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而且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这次会议，是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术研讨会。

（武汉大学文学院 陈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