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于莉莉

由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福建省文学学会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福建武夷山举行，到会专家、学者131人，递交论文109篇。会议由福建省文学学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庆元教授主持，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到会祝贺并致开幕词，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谭家健研究员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他说，与历届中国古代散文研讨会相比，参加本次会议的人数最多，提交的论文也最多（会议论文印了上中下三册），会议的安排也非常周到，可谓盛况空前；他还说，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台湾学者有十多位，也是历届最多的。他相信，这次研讨会之后，海内外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更加繁荣。《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明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许东海教授也发表了热情的致辞。

闭幕式上，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洪本健教授代表谭家健会长作总结发言，他对与会代表的热情参与主办方办会的成功圆满表示感谢，并就会议的论文作了简短精要的评论。他期望研讨会越办越好。陈庆元教授表示，会议论文集100多万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后将交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会议还决定，下一届会议将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该校文学院副院长谢飘云教授表示，两年后将在广州热情欢迎大家的到来，与会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议期间，谭家健会长还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会，推选增补福建师范大学陈庆元教授为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马自力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张德建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王琳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蒋振华教授为常务理事。

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要议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就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热点问题展开了交流和探讨。

一、论文提交的情况

会议取得的成果，可用论文数量多、研究领域广、学术水平高概括之。109篇论文中，散文总论5篇，先秦16篇，汉魏六朝17篇，唐宋35篇，金元3篇，明清30篇，其他3篇，基本反映了古代散文研究的现状。2篇以上论文专门涉及的作家有5人，其中论司马迁的4篇、陶渊明的2篇、韩愈的3篇、欧阳修的6篇、苏轼的4篇。可见，由单篇论文涉及的作家众多，研究已不局限于少数名家、大家。先秦文的研究多数抓住文体特征展开。汉魏六朝亦就文体如诔文、奏议、谒文、赞文、碑文、记体文等发论，另有探讨《史记》的哲学启示、批判精神和历史书写的数篇。唐宋仍是热点，关于“古文运动”的有数篇，论韩愈的多注目于宋人对他的接受。宋代研究欧、苏两大家的较多。金元仅有3篇论文，显得冷寂。明清亦是热点，既有名家汤显祖、袁宗道、黄宗羲、汪琬等人的研究，又注意发掘一些不太知名的作者及其作品。有的论者还注意结合清代学术研究散文的发展。

二、学术研究的创获

会议收到的论文，不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下归纳为三方面而论述之。

（一）散文史的宏观思考

阮忠《中国散文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认为，“散文”界定、散文史分期、古代散文特性，都是裹结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散文史撰述者的立场有实录、评论和描述，其间存在的矛盾使当下的散文史很难获得认同。他期待古代散文史真正具有“史”的本色。欧明俊《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认为古代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视之。以“纯文学”观念理解古代散文，“遮蔽”了散文史的许多真相。梁临川《散文的承载历史和历史承载》吁请学术界重视阐发并接续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当今散文的历史承载应无愧于它的承载历史。古代散文理论研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王明建《古代散文中的人文精神及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李正西《以“精神”作为根本，推进散文理论建设》皆论及古代散文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人文精神等，认为散文理论建设应在“精神”范畴内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马茂军《论唐宋文之争》是具有宏观视野的学术论题。当前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强调北宋古文运动承继中唐古文运动、欧阳修承继韩愈的文学事业，从古文发展来看，确实如此。但与唐宋诗之争多有论述相比，学界关于唐宋文差异论述得很不充分。马茂军赞同日本学人以唐代属于中古、宋代属于近古的论断，谓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此说引起与会学者的共鸣。谢飘云《试论文化生态变迁与中国近代散文的新变》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生态变迁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近代散文的发展趋势，并从西方文化、城市文化、媒体文化着眼，探讨它们对中国近代散文新变的影响。刘衍《古代散文研究新成果》给予熊礼汇主编的《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以好评，认为该书纵贯古代、近代，论及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名家名篇，是散文史纵向研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成功之作。

（二）作家作品的研究各呈异彩

与会学者重视有关作家生平的梳理和相关文献的发掘。陈庆元《徐火勃的荔奴轩及<荔奴述>——兼及林古度<荔奴传>》认为徐火勃的《荔奴述》与林古度的《荔奴传》两篇散文小品取材新颖，化俗为雅；他们巧妙地利用作为龙眼别称的“荔奴”做文章，取材相同，而所用文体各异，各臻其妙。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两家文集，作者是从稿本和稀见刻本中发掘的。于莉莉《徐熥的〈绿玉斋记〉与绿玉斋》对徐熥的《绿玉斋记》做了考释，认为这是一篇很独特的藏书楼记。何宗美《<蒋务本先生墓志铭>的文学史料价值》指出，倪谦所撰该墓志铭对认识明代文学史上的“景泰十子”极有价值，又弥补了《明史》、《列朝诗集小传》等记载之不足。

关于各家散文理论研究方面，袁晓薇《浅谈欧阳修文论的兼容性》认为欧阳修的文论具有指向创新的兼容性，体现出调和与包容的特征。陈斌《罗念庵之文章观初论》指出罗氏以道德修养为本，形成了心性论思想基础上的文论观，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心学家为文理想。邹自振《汤显祖的散文理论与创作》指出汤文讲“灵性”、“生气”，他那无拘无束地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对公安派倡导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之说产生极大的影响。俞樟华、俞波恩《黄宗羲传记理论研究》论析黄氏的创作原则和写作艺术，强调其突出一个“真”字，贯串一个“情”字，追求一个“美”字。

关于创作形态问题，刘文斌《<晏子春秋>在先秦散文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该书最为独特的著作形态，如非“子”非史、侧重反映人物的言行轶事、不求所记事件的真实等。何方形《论王士性散文的时空形态》以时间的回溯、空间的拓展、时空的综合三个方面论述王士性对山水文学新局面的开拓。

论述作家或作家群创作风格的文章有姚曼波《<左传>艺术风格探奥》、张连科《骨鲠与风骨：建安散文风格论》、刘德清《欧阳修“人情说”与平易之风》与郭玉杰、李精耕《论周必大散文“雄深博雅”的风格特征》等。

关于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周威兵《<庄子>和汉抒情赋的“士不遇”主题》论述了《庄子》对汉代文人和汉赋的影响。陶原珂《<桃花源记>对后世记体文的影响》列举《桃花源记》文学思维的八个意境构成之维，并分析了它们对后世记体文的开创性影响。杜海军《<观澜文集>及其对唐宋派形成的影响》指出《观澜文集》对明代以后提倡唐宋文学的走向及唐宋派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查金萍《论宋人对韩愈“文以明道”的接受》、陈元锋《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则分别论及作家、文集和文学风尚对后世的影响。

在文本分析方面，不少学者也下了功夫。台湾学者毛文芳《汪琬<灌园图记>之文体探析及伦理意涵》，从《灌园图记》的创作缘由谈起，由画到记，由点到面，论析深刻周到。张宏《屠隆<婆罗馆清言>禅之观照简论》阐发了屠隆以禅思自我述怀，以禅趣自适自娱的艺术特质。李强《<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背景》指出范仲淹对滕子京的辩护更多出于认同其人格，与二者的私交有关，不能简单地视滕的对手为保守派，滕之贬与庆历新政无必然联系。朱迎平《读<渭南文集>表笺文札记》认为陆游表笺文的总体风格“简洁精致”，程式化倾向明显；并有专门一节对欧小牧《陆游年谱》中的表笺文编年详加考证，纠正了若干错误。

（三）各类文体的研究不断深入

本次会议提交的各类文体研究的论文甚多，厘清各类文体，辨明其特点和功能，是一项很重要的学术工作。先秦散文年代最早，最见散文的初期形态，因此学者的研究多以文体为切入口。郭丹《试论先秦散文中的文体》认为认真分析先秦散文的各类文体的萌芽与孕育，对于认识散文文体的源流发展很有帮助。邵炳军《春秋散文体类概说》、杨景龙《先秦“说书”与诸子经说体》、梅军《论殷墟甲骨刻辞“王占曰”之文的文体特征》、柯镇昌《从“有说乎”审读战国“说体”之特征》等，都体现了高度重视文体的学术眼光。

汉魏六朝有赵厚均《汉魏两晋诔文述论》认为经过扬雄、张衡等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涛《论汉魏六朝碑文的功能拓展和形式新变》认为汉魏六朝墓碑文及其他杂碑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碑文题材内容和应用功能的多元化。王启才《汉代奏议的进谏艺术》、郗文倩《礼以象运，象因礼行——有关汉代婚礼礼物及其谒文、赞文的考察》、王琳《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孟庆阳《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奏议文体论》都对一个或几个朝代的某种文体作专门的考察和论析。

宋金元有洪本健《欧阳修史学的宋代评价》，指出宋人在肯定《新唐书》的同时，言其不出一手，未得为全善；号为“简古”，难免“太略”。潘殊闲探讨了叶梦得绍兴十二年至十四年在福州的文化活动。马自力《语录体与宋代诗学》、赵维江与徐海容《宋代制文的文体特征和文学性》、王基伦《北宋碑记文的发展》、关四平《论苏轼史论散文的文化价值》、施懿超《昆体四六、承上启下——杨亿骈文研究》、蒋振华《金元碑志体散文的文化价值考察——以道教人事为中心》等，皆有创获。

明清有方盛良《金农行书尺牍册考释》对散落各处的金农书札十一通初加点校考释，以资对金农全面深入之研究。张则桐《清初时文与古文关系》、谌东飚《瞿鸿禨散文论略兼及古代某些散文文体的借鉴问题》、何宏玲《晚清小报的新体散文——近代散文新变探索之一》等，都对一定阶段某种文体的特征、发展、变化、文化价值等，就某一方面作详尽的分析。

马来西亚学者衣若芬《行云流水——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的散文与书法艺术》将不同体类的艺术一同加以研究，以小见大，做足文章。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王标探讨赖山阳的话语世界与荻生徂徕的“华音”、本居宣长的“国学”等江户时代中后期有关汉文的其他话语的关系，并揭示赖山阳的知识世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曾维龙介绍了近十年古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研究概况。

三、学风的收获

从一百多篇论文可以看出，本次研讨会弘扬了勇于创新的学风、扎实研究的学风和大胆批评的学风。

（一）勇于创新的学风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不少论文显现了独创的闪光点。许总《<中庸>释义》指出现代人将中庸释为折中调和是根本性的误读。他认为“中”的本义是内在的且能贯通上下者，“庸”的本义是实用，中庸具有体用两重性，为儒学的终极关怀提供理论支撑，中庸之道体现了儒学最大的普适性与永久的价值性。胡旭《欧阳修与<与高司谏书>发覆》指出高若讷非奸佞之徒，并未与吕夷简结为朋党，与范仲淹只是政见不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欧阳修晚年对怒斥高氏一事有后悔之心。邬国平《<恨赋><别赋>四题》谓江淹作二赋不仅为了自诉忧伤，更是为了释情自娱；又谓《别赋》与游仙题材有关，颇有新意。唐晓敏《中唐古文运动与“攘夷”无涉》指出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不具有普遍性，佛老蕃滋起到维护皇权的作用，两者并非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此与以前文学史的流行说法显然有异。张德建《明代学记文的集体形态及其超稳定特征》将学记文与明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其历史进程，还论及现实意义，亦富于新意。曹虹《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与张维《汉宋调和的学术背景对嘉道时期桐城派发展的影响》，都从学术背景出发对仪征派“文言说”和桐城派的发展做出科学的论述。

（二）扎实研究的学风

与会学者重视文本分析，避免空疏之论，重视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学术背景的考察，有较开阔的视野。他们注意作家作品研究和散文史、散文理论研究的结合，注意散文研究中文史哲的打通与结合，注意宏观与中观、微观研究的结合，这些都体现了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良好风尚。

台湾有十余位学者与会，他们非常重视对文本作细致深入的研究。许东海、毛文芳就《石钟山记》、《灌园图记》的正名与伦理意涵等发表自己的见解，文心细密。叶钧培《金门古代散文文献整理与研究——以金门碑刻为例》，在对金门现存的民国以前石碑详加调查的基础上，加以分类整理，为学界提供了最原始的石碑史料。大家表示，两岸学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努力，一定能推动中国古代散文的深入研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胆批评的学风

本次会议讨论热烈，各抒己见。部分论文对成说往论发表了自己独立的见解。谭家健先生不但热情肯定佳作，对某些观点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对“八股文文体已备于战国”的“奇谈怪说”难以苟同，遂一评再评，摆事实讲道理，令人信服。《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巡礼》一文对六部综合研究先秦散文的专著加以评说，多一针见血之语。如对《先秦叙事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评论说：“其基本理念是八十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运用于研究小说、史传文学乃至叙事诗是可行的，在微观分析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然而傅氏把它扩大到几乎所有先秦文学领域，显然凿柄难合。其最突出毛病在于把记言与叙事混同，把诸子散文全部当叙事文学来看待，难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谭先生富于识见，大胆言非，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四、小组讨论概况

小组讨论以话题为中心，自由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活泼。讨论内容既有心得体会，也有研究中的困惑。“热点”主要有二：一是关于古代散文的内涵、范围、审美特征和功能问题，二是唐宋文异同问题。胡明、刘衍、洪本健、陈庆元、熊礼汇、阮忠、张新科、唐晓敏、许总、曹虹、王达敏、王秀臣、李正西、彭国忠、杜海军、马茂军、欧明俊、张文利、郗文倩、吕双伟等，皆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多有深度。

胡明认为古代散文强调明理、载道，不是指向文艺散文；中国散文从开始就和理捆绑在一起，具有高度的理性信念和执着的理性精神；散文的美学本质和本体特征虽与诗性有关，但更多地与道、与理有关，它体现了作者的品格、器局和气韵。李正西强调不能以现代散文中的艺术性、情感性来衡量古代散文。熊礼汇强调关照古代散文的审美特质要具体到各类文体，如古文、小品文和著述散文的审美取向不同，与道的粘合度也不同。王秀臣认为散文和诗歌表现手法相通，有些概念可共用；庄子散文是诗性的，现代散文则哲理少了，值得学者思考。洪本健认为古文具有音韵美，重视朗读效果；研究古文范围可以从宽，但不宜分类过细，过于琐碎。唐晓敏强调古今散文特性不同，研究和创作应致力于古今贯通、文史哲融汇。欧明俊认为古代散文概念内涵复杂，界说纷纭，古人有自己的独特话语。今天，以“诗性”来界说散文，值得怀疑。曹虹认为古文、骈文和散文内涵至今模糊，与其致力于概念的争论，不如从古代文章学的角度来分析，尽力还原当时的文章面貌。古人认为是什么文体，今天就以之为对象加以研究。阮忠认为散文界定有两难：一是抒情的有无及与说理、叙事截然分开很难；二是 “文”、“文章”、“古文”分别界定也很难。因此，不如搁置争议，回归历史，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

关于唐宋文异同问题。洪本健认为唐宋文风格差异大，反应了中古与近古文化对文章的不同影响；欧苏之文易读而韩柳之文难读。唐晓敏认为唐文多怪奇，宋文则平易流畅，宋文易为后世效法；唐文多重感情，没有宋文实用；宋文则情感平和，多用在科举、朝政上。王达敏指出，桐城派晚期对唐宋文、秦汉文与唐宋文关系有充分讨论，从早期的崇尚唐宋文到回归秦汉文。马茂军认为唐宋派实际上只是宋派，唐派文风沿袭秦汉派，宋派因打击太学体而内心否定秦汉派，追求平易文风。唐宋文风的不同还与统治者主体构成有关，即武将与文官政治的不同。这导致唐文崇尚事功，而宋文则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追求自由思想。胡明认为唐人有佛教焦虑感，宋人重视理学与古文的结合，对中国文化感到自足自信，文化思想的不同导致唐宋人胸襟气象，人格境界不同，从而导致唐宋文风貌不同。欧明俊认为唐文表情达意真实，宋文则较造作矫饰；唐文偏于感性，宋文偏于理性；唐文外向，宋文内敛；唐文绚烂有朝气，宋文平淡有暮气，这和唐宋诗之别有相似之处。曹虹认为唐宋文与唐宋诗的区别不能等同，对两者的差别要给予适度的考虑。熊礼汇认为，唐宋文的不同风貌与创作主体不同的仕途经历有关。唐代文人仕途多坎坷，军国大事难有机会抒写，故多写个人失意及代青年才俊发牢骚；宋代则文人地位较高，仕途较顺，因而情绪较平和，对仕途荣辱及得失成败坦然处之。何诗海认为唐宋文与秦汉文的区别在于有文法与自然为文，在明道和说理上则没有根本差别。慈波则从历代文话中对唐宋文的不同评价来说明唐宋文的差异，主张从文章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唐宋文差异。阮忠认为除了政治命运对宋文有重大影响外，文人心态从青年激烈到老年平静的转变也不能忽视。张文利认为理学与宋文关系紧密，宋人重视内心涵养功夫，成圣成贤意识强烈；先忧后乐不仅是为官宣言，也是内心的真实想法，且这对宋人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故宋文多平易流丽，少牢骚之语。

此外，陈庆元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呼吁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加强闽台区域散文文献整理与研究，进一步撰写闽台散文史；他还认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与现当代散文的研究应当打通，福建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二十年历史的省级重点学科，研究力量比较雄厚，目前，已经有现当代散文理论源流研究的成果，今后还可以进一步做做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以期对中国散文的整体研究有更大的推动。刘衍对当下散文研究学风建设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张新科呼吁加强史传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和理论品格。王达敏认为桐城派古文观在清代经历了一个回旋，即由方苞崇尚雅正到姚鼐虽崇尚雅洁，但面对汉学派的压力，不得不同时标举义理、考据和辞章，再到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完全消解了古文的纯粹性，最后到晚清桐城派论文章又崇尚雅洁。这反映了桐城派古文理论既待时而变又守正不移。彭国忠指出梅曾亮、曾国藩对古文、骈文功能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对当时的文章理论有深入的理解。吕双伟对古文和骈文的明道、说理、抒情和议论的功能作了说明。郗文倩对古代散文的内涵模糊性加以质疑，主张从古代文体的本身功能性命名来研究古代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