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师范学院     吴中胜 张燕

2010年10月28日—11月1日，全国近代文学领域的老、中、青八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古城赣州，于赣南师范学院隆重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江西近代文学研讨会，就中国近代文学的诸多问题百家争鸣、激扬论坛，不仅微观地反映出了当前中国近代文学的基本研究现状，更重要的是，从宏观角度折析出了未来中国近代文学的理论建构及发展走向。

一、中国近代文学的反思与转型

中国近代文学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构建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一直是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始终比较尴尬。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二十世纪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命题的提出，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因而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研究趋向以及现代性转型的反思与探讨，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届年会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坚守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性转型中的本位观立场在与会学者间达成了共识。济南大学的郭浩帆先生认为在今天，如果真的需要为近代文学讨个“说法”，我们应该从观念、方法层面着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通过建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来确立近代文学的学科基础，这是近代文学学科建立的基础。确立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最终必须构建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并指出了未来近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和重点可能会集中在女性文学、翻译文学、文献学三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泽泉先生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考古学报告，反思了中国文学的错位与困境。

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应当采取何种途径也备受众专家学者的关注。华南师范大学的左鹏军先生探索了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提出确立科学通达的近代文学研究立场，从近代文学研究史和学科建设的角度对这种新文学立场进行自觉地认识和清醒地评价，进而做出尽可能深入细致的学术反思，改变以往曾一度盛行、当下仍不鲜见的单一狭隘的学术立场，建立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浙江师范大学的付建舟先生试图超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学科疆界，借鉴“时段”理论，采用“转型”视角，提出“近现代转型时期中国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把握住了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特质，既突出了转型，又强调了源流，更注重其整体性。德州学院的季桂起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其对中西文化自愿的选择与融合，而这种外来文化资源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势必将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近代文学个体、文学群体研究

此届近代文学年会召开于古城江西赣州，因而江西本土作家、作品的研究成为了此次年会的一大亮点。如华南师范大学的管林先生将目光投注到了曾多年在江西为官的张维屏身上，张维屏多次赴京科考，并在江西担任过地方官，与江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下大量与江西有关的诗篇。管林先生深入赏析了此类佳作，让我们了解到了十九世纪前期江西的自然景色及人文景观；中国诗学发展到清末民初以后，乡土观念逐步加强，赣南师范学院的吴中胜先生将清末民初江西文人胡焕的《论西江诗派绝句十五首》作为了研究对象，对这组诗的内容作了深入详尽的笺释，他认为胡焕用独具民族特色的论诗绝句论述了文学史上江西籍重要诗人诗作，而此组绝句则可称之为是一部简明的江西诗歌史，吴先生这一研究，是此届年会史料发掘上的一个突出的新点、亮点，对胡焕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国家兴亡，莫不系于诗人之心而若有其责”，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胡迎建先生着眼于了陈三立的忧国恤民诗，他认为陈三立的忧国恤民诗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清末民初的沧桑世变，谓之诗史，当之无愧，且在哀愤忧悲的浓重气氛下，有着改变国弱民贫境况的强烈意识，情怀炽烈而悲苦，风格沉郁而凄怆，真可谓“百忧千哀在家国”；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煜先生则以咏雪诗为例，论述了陈三立人品、诗品之高洁；山东大学的李开军先生利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依据陈三立的诗集、文集、史料，结合《南方报》所提供的新材料，详尽揭示了南浔铁路修筑过程中对陈三立的生活态度、精神世界的影响；河南大学的杨萌芽先生则在严复与陈三立的“同光体”成员的交往中，窥见到了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士大夫的分化情况；赣南师范学院的邱昌员先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近代江西诗人做一个全面深入的探讨与总结。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呈现出了中国近代文学中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江西籍文人及其作品，俨然是一部简明的江西近代文学史。

近代文学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一向以来都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传统选题，此届大会也不例外，收到了不少此方面的论文。其中较有特色的如河北师范大学张俊才先生的《晚年林纾：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以晚年林纾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卫护以及由此彰显的民族意识，不仅对全盘西化思潮起到了纠偏作用，而且与全盘西化思潮一起，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发挥着各自独具的结构性功能。福建工程学院林纾文化研究所的苏建新先生同样以林纾为考察对象，对2009年中日两国林纾翻译和其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河北师范大学的王勇先生则是从林纾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东方杂志》入手，对林纾与《东方杂志》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而浙江台州学院的张天星先生则考论了汪康年铅印林纾所翻译的《茶花女》，揭示了该刊本对林纾个人的影响以及在近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

张之洞的诗歌研究也吸引了不少与会专家学者的眼球。华中师范大学的程翔章先生从咏史诗的题材内容、咏史诗与其文学观、政治观的联系和咏史诗的艺术特色三个方面，简论了张之洞的咏史诗。华东师范大学的庞坚先生则抓住了张之洞“宋意入唐格”这一折衷诗论及其“务以清切为主”的论诗风格，深入揭示了张之洞的诗学思想。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达敏先生以吴凯生为例论述了桐城后学对桐城派的继承与超越，并指出吴凯生形成“古文至上”、“ 褒唐贬宋”、及“宋后无复真古文”古文观，是面对世衰和文敝做出的必然反应。福建闽江大学的邹自振先生概论了林则徐的十二首咏红诗，题咏中反映了当时读者的思想和着眼所在，标志着社会上对《红楼梦》的态度和见解，同时也可看出林则徐的文学观和红学观。苏州大学的马卫中先生将陈衍的“三元说”与沈增植的“三关说”进行分析比较，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由此彰显出同光体闽派与浙派在诗风方面的特色。武汉大学的张思齐先生论证了丘逢甲诗歌创作中交相辉映的中外事故与西学关怀，二者的紧密结合使其诗歌呈现出别样的光彩。

以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为临界点的近代文学群体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种研究往往结合一时一地的环境特征与人文景观，对特定文学群体的学术活动与创作成就做出了整体性的关照，以此廓清中国近代文学发展脉络中一些隐而不显的趋势和线索。如南社——这一中国近现代重要的文化团体，就引起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山东大学孙之梅先生的《南社与国粹学派》，从南社成员在国粹派的经济来源、文化理论、史学批评和史学撰著等方面揭示出了国粹派与南社的亲缘关系。山东大学的郭延礼先生则聚焦南社女性作家这一特殊群体，对其代表性诗人、词人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广东五邑大学的田若红先生考论了民国粤壶社诗人与南社文人间的交往，对研究传统诗词在近代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大意义。衡阳师范学院的肖晓阳先生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再次考察了南社湘集，从文言书写、传承楚风、容纳旧派三方面阐述了南社湘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的何宏玲先生以南社的传记文学为例，对中国近代散文全面发展的格局做了初步分析，南社与传统的联系，使传记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参与了现实的斗争，具有现实性。

此届近代文学年会参会论文并不局限于论一个地域的文学，除论江西本土文学之外，也有谈及湖湘、广粤、津沽等不同地区文学的论文。济南大学的郭前孔先生以湖湘派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湖湘派的唐宋诗观；常熟理工学院的李亚峰先生则将注意力投向了湖湘派代表人物王闿运的诗学思想上，从王闿运本身的话语体系出发来阐释王闿运的诗学体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左岩先生以广东为阵地，解读了“粤东三家”，即叶衍兰、沈世良和汪瑔的诗词作品及其文化品格；天津师范大学的林骅先生以天津为阵地，从雅文化、俗文化、洋文化三个层面，探讨了津沽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这些论文都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三、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就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现代性。现今，多元化和系统化已成为近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趋势，在此届文学年会上，专家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细致入微地深层挖掘近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空间，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可喜的突破性成果。如兰州大学的宁俊红先生就以20世纪初文话为核心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近代的演进与发展，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创造性的传承与重构，为古代文论传统参与近现代文论话语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北京师范大学的冉红音先生在其《近代以来对古文的批评》一文中则认为近代对于古文的批判，显示出了古文最终倾覆的真正原因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问题，能更清晰地看出古文与现代散文之间的断裂与承传关系，因此值得认真清理和特别关注，并指出了近代对古文传统批评中体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即“不可袭古人”、“独不信义法”，反映出了时代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要求。

近代文人梁启超、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也倍受广大参会学者的关注。广西师范大学的朱寿兴先生就探讨了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不足，从“以天说趣”、“以仁说趣”、“以心说趣”三方面对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进行了再阐释。浙江理工大学的金雅先生精辟分析了梁启超的诗论，指出其诗论对诗人个性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对诗歌中所体现的情感特征内涵及其表情方法技巧作出了相对系统的研讨；明确提出倡导与古典诗论所崇尚的含蓄敦厚的审美品味不同的奔迸刺痛之美；出现了“趣味”、“作家个性”、“时代思潮”、“诗学”等现代色彩的诗歌理论语汇；运用了有别于古典感悟式诗话形态的现代逻辑性学术论文样式，体现了中国诗歌理论发展演变的重要轨迹。南阳师范学院的韩国良先生则将研究视角聚焦到了王国维的“境界论”，从近代中西文论交流史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

湖南师范大学曾绍皇先生的从近代百年（1800—1919）杜诗未刊评点批评出发，以一种极为独特的中国文学的阅读方式，用第一手资料来建构杜诗批评。是现有杜诗批评资料一个极好的补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复旦大学的刘顺先生以徐复观的文学观为研究对象，提出“追体验”作为进入中国文学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徐氏汇通考据与义理、平衡情感与理性、统一方法与目的的学术努力。大同大学的刘殿祥先生以闻一多为例，探讨了从近代学术到现代国学的研究，对国学的研究，唤醒国魂，保存国性，有独特的作用。武汉大学的余来明先生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中心，考察了西学东渐背景下作为“国学”的“文学”，提出回到中国民族的话语中，寻找既是我们民族的，也可以跟世界学术进行对接的话语。

四、其他方面

除了以上三个议题以外，与会学者对近代文学的其他方面也做了深入详尽地探究。在小说方面，复旦大学的袁进先生以近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为切入点，探讨了短篇小说由晚清走向民初的历程，他认为晚清的“新小说”是中国小说转型的发端，“新小说”中的短篇小说更是转型的关键，并从主题、内容和形式三个方面表明了短篇小说在近代不仅仍在继续发展，而且趋向成熟，更重要的是，为“五四”新小说的问世作了铺垫，这对研究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及转型极具启示性意义。南开大学耿传明先生的《清末民初小说中“现代性”的起源、形态与文化特征》一文认为，近代都市通俗文学立足于以“饮食男女”为主要内容的都市日常生活经验之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受动式、经验积累型的现代性特征。近代小说的现代性发源于受动性的现代性形态，但其主导倾向是自觉、能动的现代性追求。唐山师范学院的郑丽丽先生则将目光投注到了清末新小说中的“黄祸”新论与亚洲意识觉醒之间的关系上，认为“黄祸”论作为国际政治考量的触媒，为二十世纪的政治走向以及被不断建构的“亚洲意识”，确立了新的逻辑起点。广州工业大学的乐云先生考察了十九世纪中期狭邪小说的创作动机及所处的人生困境，并以此探求了近代以失意文人为主体的士人心态。兰州城市学院的宋运娜先生以《老残游记》为例，让我们领略到了小说艺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华南师范大学的杜新艳先生以吴趼人的小说为例，以文本的解读为切入点，以“话柄”、“谈笑之资”为中心来论述小说与笑话的联姻。运用个案解读，文本细读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前辈学者的论述，注重叙述方式、叙述策略方面的研究，凸显吴研人的小说与笑话等谐趣文学作品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济南大学的王国伟先生则将吴趼人放在了历史小说领域来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对其历史小说的地位特性进行了剖析，而且指出吴趼人在创作实绩上推动了历史文学作品从传统演义向历史小说的过渡。惠州学院的肖向明先生主张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的乡土文学，强调在史料的发掘与学科意识中找到平衡，从民俗的角度，民间信仰的角度探讨近代小说的叙事演变。嘉应学院的汤克勤先生论述了晚清小说家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切实进行着士的近代转型，并以小说作品改良政治，救济社会和新民，带动其他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

在散文方面，华南师范大学的谢飘云先生提出“近代中国文化生态变迁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散文的发展趋势”的全新观点，认为文化生态环境在近代社会的剧变中多元文化相互激荡而处于不断解构和建构的变迁状态，西方文化、城市文化和平面媒体文化促使近代中国散文产生了新变。在词学方面，襄樊学院的王辉斌先生全面剖析了清末海外竹枝词及其文化革命，指出由于独特的海外题材和内容，清末海外竹枝既在乐府诗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又于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和意义。同为竹枝词研究，赣南师范学院的万志全先生则探究了志锐《廓轩竹枝词》情真意深心高洁的艺术风貌。在戏曲方面，广州大学的王凤霞先生考论了文明戏与早期话剧之间的关系，她论述中十几万字的材料皆是首次运用的，是一篇近代戏曲方面的力作。在传记学方面，复旦大学的孟晖先生对苏曼殊研究三个阶段中的代表性传记作品进行了梳理，对于推进苏曼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作为作家传记的典型个案加以剖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语言学方面，赣南师范学院的李黛岚先生将近代传奇杂剧的语言特征作为研究点，认为方言和外来词汇在近代传奇杂剧中被广泛运用，语言呈现出从绮丽回归本色、从渊雅走向通俗的发展趋势。在翻译学方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福康先生论述了孙诒让的翻译理论，发表了其对译学的独到见解。在出版业方面，河南大学的胡全章先生探讨了白话报刊对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作用；同是来自河南大学的孟庆澍先生则以胡适先生的一句“同是曾开风气人”立篇，从刊物形成、发展的人事、经济等外因重新解读《甲寅》与《新青年》两者之间的渊源。在印刷业方面，江西财经大学的文革红先生探究了清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刻、印、发行分工合作这一现象，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古代印刷业刻、印、发行三位一体的传统看法。在教育方面，井冈山大学的龚奎林先生提出了新文化的发生来自于私塾（书院）教育所赋予五四作家的文学经验与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