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中心

2010年10月23日下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中心成立暨散文专家座谈会在北京首农香山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学校领导、文学院领导、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散文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主任马自力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在大会上致辞，对中国散文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中心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针对散文研究较之诗歌小说研究相对沉寂的现状，希望借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为大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把散文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随后，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教授和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教授都对中国散文中心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会上谭家健教授回顾了中国散文研究的发展历史，并向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赠书。接着马自力教授向与会专家汇报了中心发展思路和计划。

随后，会议按古代和现当代学科分为两组进行座谈。大家对散文中心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并对散文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大和争议的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古代散文分组讨论由散文研究中心副主任踪训国教授主持，与会专家们分别针对散文研究的若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阮忠教授认为，把古代散文、现当代散文、港澳台散文三大块结合在一起，很有必要，但是难度较大，希望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能够持续下去。他指出了当前散文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平台问题、经费问题、兴趣和需要的问题、散文研究的呼应问题、刊物出版的问题等等。他认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散文”界定、散文史的分期及表现在散文中的文史哲不分是长期未能辨明的问题。散文史撰述者的立场主要表现为实录、评论和描述，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当下的散文史很难获得认同。而已经形成的散文及散文史的研究方法，在运用中也未能使散文史的撰述达到理想的境界。针对散文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他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单个作家作品评述多，散文研究过程中文章特征等内核不是很明显，应提倡散文发展过程中内在规律的研究；二是关于一个时期作家群体研究要加强。因此，仍需有学人沉潜于散文史研究，寻求合适的方法开创散文史研究的新面貌。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新科为散文中心以及散文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拓宽领域。古典散文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甚至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除了传统的文学、政治学、经学、哲学研究之外，需要多角度、多领域挖掘它的价值，如民族学、经济学、地理学、传播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等。二是整理资料。主要包括散文文本文献整理、历代文论资料整理、当代研究成果整理、海外散文学资料整理等。与这些相配合，需要编纂散文研究资料索引、散文研究书目解题等工具书，进一步撰写散文研究史、接受史等，乃至于散文研究集成等。三是培养人才。高校仍是散文人才培养的重镇。应从普及入手，开始散文课程、编写散文教材；招收散文研究方向研究生，提高研究水平。再是建立研究基地，形成集体力量。另外，研究队伍的扩大，应包括多方面人才，不只是文学研究人员。四是强化理论。散文研究能否深入，理论是关键。要系统总结和挖掘古代散文理论，在研究中提升理论水平，强化理论色彩，如散文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关系、散文内部的各种关系（雅与俗、情与物等）、散文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说唱艺术、音乐、舞蹈等）、散文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系、散文研究与散文创作的关系等等，深入探讨散文的发生论、本质论、价值论、源流论等等，建立散文学的学科体系。五是开阔视野。散文研究具有世界化的特点，海外散文研究的成果不容忽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把我们的成果介绍出去，另一方面把海外的研究成果介绍进来，互相交流，使散文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六是更新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如考据、对比分析等仍然要发扬光大，统计学的方法值得重视，“四重证据法”值得运用，国外研究新方法值得借鉴。七是打通古今。古典散文研究应与现当代散文研究结合，从古今演变中探讨散文发展的规律，断代的研究与历史意识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打通古今，也意味着古典散文研究与当今现实结合，使研究更具时代气息。八是巩固阵地。包括制定规划，打造团队，协作攻关，创办刊物，建立网站等。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反思了古代散文研究的若干问题：如散文定义和散文本质界定是同一个概念吗？在散文的界定上，他认为应采取形式至上的立场：古代散文是散体文，广义的散文包括骈文，狭义则不包括骈文。又如关于散文的本质界说，散文本质有独特性吗？他认为散文的独特性并非重要，应该重视它的共性，因为古代散文是一种杂文学的观念。此外还有散文是否完全等同于集部中的文，散文是文学还是学术，散文是文体还是文类等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兰州大学伏俊琏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阐述了以下观点：一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如敦煌文献在古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二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应该与古代文化、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古代应用仪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发掘散文在古代的实用价值。

福建师范大学陈庆元教授在首先回顾了1996年第一届散文研究大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历史，认为此次会议将是古代散文界的一件盛事。他还给散文研究中心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希望散文中心适当举办会议，尽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扩大影响。在以后举办的会议中可以使议题更加集中，利于大家讨论。二是关于散文中心的出书问题，强调要把论文集做好。三是两岸学术交流问题。他觉得台湾学术更注重散文实用性的研究，不仅仅注重散文的艺术特色、美学性、文学性的研究，我们应该加强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学术界在方法和路径方面的互补。

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教授谈到现在散文研究现状，指出很多大学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散文的机构，华南师大也建立了散文研究机构，学术界也开始慢慢的重视散文研究，散文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另外，散文理念也有了新的突破。他对未来散文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觉得散文的研究范围可以扩大，例如可以在散文批评史和散文编类学领域展开研究。

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国星研究员认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之所以会产生很多争议，是因为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引用和借鉴了很多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以至于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他认为应该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体系来研究中国散文，这样会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议。这样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他建议在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使中国文学史立体化起来，从时间和空间上去构建中国古代的“文”的概念。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詹福瑞教授指出中国散文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打通古今散文，对于首都师范大学来说，散文中心的成立，将会协同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一起促进首都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发展。提出了当前散文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是认为散文一直存在着有用和无用之分，早在六朝时期就已经有所谓文笔之争，唐代以后理论上不再执著和强调文笔之间的区别，但在文人的写作中还是区分文笔的，其间的原因何在？二是从古代散文发展到现代散文到底一种是进步还是一种退步？现在散文创作中夹杂着许多伪情感，使得许多写作只能是“伪散文”。文体是文章学的核心，我们应该从散文文体入手去研究散文，使散文的精神得到复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圣元首先肯定了散文中心成立的意义：一是为散文研究提供了学术研究的生长点。二是对于首都师范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重大的作用。同时也对散文中心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认为散文研究中心应该从理论建设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力求在理论建设上有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在散文文章批评理论方面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二是散文研究是存在边界的，要跳出纯文学和杂文学的界限。

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认为，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和古代散文有着天然联系，散文研究应该注意人文精神的激活，把散文研究和中国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把散文中的生命意识和原道精神挖掘出来，不要受西方散文人为的画地为牢的界定所影响。文献编辑部张廷银老师强调打通文人和民间的联系。北京语言大学张德建教授指出，西方学术理念影响到目前散文界对概念的界定，引起了很多争议，从而造成了散文界的焦虑。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散文的情感特征和文学特征的研究层面上，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创新，深入发掘下去，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传媒大学钟涛教授提到散文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名词，是一个舶来品，当我们用这个概念来界定中国古代散文时，难免会产生很多分歧，所以我们应该放宽界定散文的尺度，回归到“文”的概念上，回到文体研究和文本研究的领域中。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强调：一是要重视研究作为话语表达方式而非作为文本表达的散文文体，二是要重视散文文献的收集。首都师范大学吴湘州教授提出，在目前的散文研究中西方观念引进的越少，反而更有利于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建构。要充满信心，相信我们自己也能够建立散文理论体系。他还特别强调要具体考察散文在古代人的生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教授表示，大陆散文研究学者应该与港澳台学者及世界各国的散文研究学者加强交流，同时，应该扩展散文研究的范围，发掘古代散文的文化内涵，古代散文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所以古代中国散文的研究是任重道远的。

现当代散文分组讨论由华南师范大学散文研究所所长陈建晖教授和首都师大散文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亚丽副教授主持。该组的讨论同样异彩纷呈，更有对话的意味：

陈剑晖首先指出，散文研究比较寂寞，古代散文研究相对比较兴旺。去年写过文章对30年散文进行梳理，读了这方面的研究、综述，感觉别的学科对这个带有偏见，没有什么才气的才去研究散文。做散文研究的学者有的也很自卑，缺少一种自信和自尊。但是散文被忽视被贬低也有原因：一是很难规范，散文作家热衷于成为牧师、导师。二是门槛比较低。叶圣陶、吴组缃认为散文就是素描，人们对散文缺少敬畏之心，认为乃是一跑马场所，随便进进出出，不值一提。三是自从“五四”以来，散文研究成就的确比较小，不能和小说诗歌相比，散文为何被边缘化值得研究。四是“五四”后，小说诗歌引进大量的西方理论，散文却没有，古代有很多，现代却逐渐被淡化。散文可能在表现重大题材上相对比较简单，但其审美性，提高民族文化性有其优势，不能一味贬低，但改变这个观点不是一朝一夕。

我个人对这30年的散文现状还是比较肯定。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对30年散文进行总体评价。首先，题材大大开拓，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语言比过去精致很多。对散文比较看好的有孙绍振、孙郁、王兆胜、韩小蕙。但也有一些人如林贤治，对90年代以来的散文看得很低，祝勇对60年代以来的散文看得很低，认为没有什么突破，彭学民也把当代散文贬得一无是处。我个人不赞成这种看法，评一时期的作品，主要看高端的作品，而不是看低水平的作品，如史铁生《我与地坛》，韩少功《形而上的迷失》是很好的作品。第二，散文从精英向大众转化就是一种进步，从过去的独语到现在的喧哗，本来就很好。第三，任何质的变化建立在量变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大量的散文作品，其中有很多很好的作品。过去就几个作家，现在扩展到了很多，扩展到各专业，各领域，其中有很多都很优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周涛，甚至超过了五四时期。散文具有“软性”的特点，存在着商业化的一系列的问题，但好的作品也有很多，史铁生《我与地坛》，贾平凹《秦腔》等，都可以传世。

所以面对这种现象不应当把它否定。它们为什对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研究这么苛求？它们并不了解，却指手划脚，一方面贬低，一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天空也许才是极限”。我想不明白，“五四”有什么呢？60-80年代有什么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优秀的都不看好呢？

我们有必要对散文“立法”，探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散文，从散文的表现手法，语言技巧方面来找到一定的方法，散文佳作要触及人的精神性灵等层面。散文是一个包容性的文体，它可以包容垃圾和精品，我们要有一种博大的胸怀来容放它，我知道当代散文有很多的问题，但评价它时要立足于散文的高端作品，不能为惊悚之效果而放大散文写作中的不善、不盛之语。

首都师范大学陈亚丽认为，中国古代有“大文章”的传统，散文乃是正宗文体，小说戏剧是后来才出现的，目前学界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古代文论方面有很多关于散文的理论。“散文”即“文”，与骈散之“散”相对应。包容性使得散文过度的“膨胀”，很多人不敢碰。散文界需要一个平台去讨论，而首师大中国散文中心即为此用。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永晨说：作为编辑，我听到“散文”两个字就很兴奋，它触动了我的兴奋点，为什么？散文出版的市场非常好！百花文艺的《百年美文》已然发行了一万多册，给孩子出版的散文形势也是不错。80年代百花文艺的《现代散文五十种》可谓引领了潮流，《散文月刊》在同类发行物中发行量绝对是名列前茅的。现在年轻编辑开始编辑80，90年代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出版散文为主，领导了散文出版的潮流，可以说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名家的散文都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出版和散文研究间是一种近亲的关系，特别是现当代散文的研究，对当代散文的创作有直接的引导性。散文研究要培育、规范、引导大众的审美趣味。散文应该有感染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力很强，要以情感人。实际上，中国古代散文，哲理散文的感染力很强，归入艺术散文是没有错的。

解放军艺术学院谷海慧指出，我们应该思考“要什么样的散文？”现在很多的散文都是泡沫型的，史料淹没了个人情感，有些选刊里的散文越来越多，公共情怀却越来越少。好的散文中“公共情怀”不可缺少，余秋雨的作品就很好。散文写作需要一种艺术性的角度，幽默更是散文的润滑剂。散文中的幽默乃是一种智慧，使得散文变得更易亲近。当代散文作品泛化，距离理想的样子相去甚远。“病案”，“假条”决然不通，“长文”亦非正宗，基本的边界应该守住。因此刘锡庆先生才有“净化散文”的主张，他认为是一个大的门类，艺术散文是一种理想的散文类型，随笔和杂文是另一种类型，不要叫散文了。

陈亚丽说：刘锡庆老师强调的艺术散文是大散文概念下的一种类型，它和随笔，说理散文完全不同，艺术散文只是一门类。蒙恬、培根以及国内的周国平、王小波，他们的作品都很注重精神层面。毕淑敏的散文作品很感性，是从细节入手的。但很概括的谈，包括于坚，很多散文走随笔的路子，每一句话都是精炼的道理，完全没有个人的神情，独语式生活式的解析解读，和杨绛、金克木相去远矣。要有个人基调，没有基调就会做作。

首都师范大学李宪瑜指出，现代散文研究和现代散文创作的联系十分紧密。从文体上讲，当前网络上的文体以散文为主。好与不好，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去评价？90年代散文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进行创作和研究。当前的散文可以最大限度的介入生活，介入现实。优劣不一的散文大量出现可看作一件好事。现代散文的创作很令人兴奋，但研究状况不如90年代。原来理论和创作能够很好的沟通并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当代的研究此一方面做的似乎不是很好。90年代会有些审美的共识，现在没有了，相关的评论没有跟上。

北京印刷学院张文红提出，从小说传播学这个领域来看散文研究，可以发现起视角比较狭小，集中在概念的讨论，以及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方面（传播者，受众，内容）的研究还很不够，由传播学、社会学（变迁）角度，文化潮流涌动的角度谈谈更好。谭家健先生说应该建立网站，我觉得很有必要，应该收入一些动态、静态的散文资料信息。建立网站，作为动态、静态的研究成果展示平台，以便引鉴。文学和社会学的互动，网络文本承认与否则要从接受程度来看到底有哪些散文被阅读。因此，服务性的研究，学理性的研究，应用性的研究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百花文艺曾永晨对此颇有同感，认为散文研究的干预性不够，研究和读者的关系不大。现在的研究是跟着出版走，要是研究能够为出版提供一些方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

首都师范大学张桃洲说：相对而言，诗歌现今更加自卑，没人读诗。诗歌理论缺少继承，经过反复的颠覆与重建，散文则相对平稳。散文和体制结合比较密切，实际上诗歌是有着强烈的对抗色彩的。我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去编纂。比较关注诗人所写的散文，比如于坚，钟鸣。从文体来说，这里面的确有一个边界的问题。散文很泛，从内涵到性质认定上都有窄化的现象。钟明打破散文的边界，四川亦有蒋南。

江苏人民出版社李虹认为，散文研究理论检索资料应该更为便利。小说研究比较火爆，比如谢有顺，散文理论研究则不是很响亮。北师大的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和出版结合紧密，引领出版方向，甚至研究中心小有盈利。理论研究要和出版现状结合。《南方周末》上的散文可读性就比较强。

首都师范大学孙晓娅指出，文学与社会生产以及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给文学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大众审美的研究是很有意味的。从诗与文动态的关系来反观，可以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很多老生代散文家都是研究诗歌的，牛汉本身就是诗人，但他的诗歌和散文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应从散文和诗的关系入手加以探讨，如研究这两种文体在同一个作家的视野里是怎样转换的等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艾尤认为，散文包罗万象，所以散文研究不会像诗歌、小说那样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理论的窄化、创作上的多样化，足以说明散文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散文还有着某种宣泄的作用，有些小说家写的散文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这与推广方式有莫大的关系，台港澳对散文戏剧极力推广，有意识地推出一部分作家。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散文创作风格有何不同，也值得关注和研究。

傍晚时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成立暨散文专家座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可以相信，通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散文研究的发展道路将会越来越宽广，散文研究界将会产生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