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5日，已故荣誉学部委员陈毓罴先生追思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与会者有陈先生的生前同事、好友、家人，也有古代室和文学所的一些科研以及行政人员。会议由古代室副主任蒋寅主持，文学所党委书记刘跃进出席了追思会。

陈毓罴先生是文学所德高望重的老一代学者，对于他的学识人品，大家素所钦仰。借追思会之契机，已经退休的老学者与在岗中青年研究人员共聚一堂，既怀念故去的陈毓罴先生，也缅怀逝去的那个时代。与会者都感到有许多话要说。短短两个半小时里，会议进行得庄重而紧凑，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荣誉学部委员邓绍基首先致辞。回顾了在几十年时间里与陈毓罴的交往。读大学时期，最早在《光明日报》读到陈毓罴的文章，觉得文笔精炼，见解深刻。1959年，两人同时进入文学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在他眼里，陈毓罴谦虚而博学，中外作品读得都很多。他觉得陈能够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果，主要是由于两点：读书多，用笔勤。陈从青少年时期已经开始写诗词，能够有意识地不断加深自己的文学素养，为学术研究打下深厚功底。陈深入的文学鉴赏力与精炼流畅的文笔，完全来自于刻苦读书与大量的写作实践。陈可以说是爱书成癖，闲处时几乎足不出户，只愿意逛书店。晚年身体已经不好了，仍然天天读书。

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谈了当年往事。认为陈毓罴来了以后，加强了文学所的研究力量。当年编写《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还是空白，陈对这一段很有研究，担任了诗文方面大部分的内容，如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派。另外，他的到来也加强了红楼梦研究的力量。当时文学所红学力量雄厚，在全国堪称首位。老一辈有何其芳、俞平伯、吴世昌、范宁、吴晓铃等；年轻的有胡念贻、曹道衡、蒋和森、陈毓罴、邓绍基和刘世德等，在红学上足以形成一个学派。陈、刘60年代初参加了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又进行曹雪芹文物的考辨。合写多篇文章，确认所谓曹雪芹的佚著、佚诗、画像全都是伪造的。有一篇论文还被上报中央，评为社科院优秀论文。其中陈有不少贡献。1980年陈和刘创办《红楼梦研究集刊》。没有经费，只有两个人。这个刊物办得很成功。陈出了很多力。后来因为没有钱，不得不停刊了。

首都师大的段启明教授回忆了与陈毓罴多年的交往。陈先生与首师大关系很密切。与廖仲安、刘国盈等老先生当年都是北大同学，友谊深厚。首师大许多重要工作如申报博士点等，都曾经得到陈热心帮助，他与陈相识于80年代初，一起开过几次红楼梦会。感到陈为人平易，学问深厚。1985年他请陈到西南师大讲学。陈看去严谨缄默，课却讲得娓娓动听，条理分明，内容扎实、观点鲜明，给众多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陈为人谦和平实，虽然是个大学者，却没有一点架子，做学问又那样认真，让人非常佩服。在当今这样浮夸躁进、自我吹嘘成风的时期，更应该倡导陈毓罴这样朴实严谨的学风。

《文学遗产》前主编徐公持说年长于自己10岁的陈毓罴亦师亦友。1964年进文学所，很快就与陈相熟。感到陈平易近人，喜欢聊天。当时他们从学问到世事，什么都谈，无拘无束。两人的学术方向不一样，但是与陈交谈，会感到他知识面极广。原以为陈只是熟悉明清一段，但是与之交谈，却发现陈对于其他阶段内容也非常熟悉，让他很吃惊、佩服。陈几乎无书不读，知识面既广，记忆力也非常好，很多问题都对答如流。在徐的印象里，老一代学者只有钱钟书先生能够如此，在中年学者中间，就是陈毓罴比较突出了。

少文所的蒙古族学者、陈先生的弟子扎拉嘎回顾了老师对他的教诲之恩。1978年报考研究生，分数不高，初选落榜。陈老师觉得他成绩虽然低了一些，但原来学自然科学，又是蒙族，就去找了所领导争取，使他终被录取。入学以后，陈老师为他花费许多心血。对他的文章，从立论到结构，乃至错别字，都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使他在学业上有了提高，深感陈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负责的好老师。陈老师给他最为关键的帮助，是确定了正确的研究方向。毕业论文他最初想做贾宝玉，陈老师没同意，建议他选蒙、汉文学比较方面的论题。他开始不接受，但后来还是想通了，意识到搞研究要切合自己的实际，于是毕业论文做了《红楼梦》与《泣红亭》的比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在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比较及关系方面做了许多研究，非常投入。虽然艰苦，但乐在其中。能有今天的成绩，老师恩重如山。

古代室退休研究员陆永品觉得年长他几岁的陈就像兄长，对陈的为人他非常敬佩。陈诚实而质朴，治学严谨，知识面很广，一同共事很久，彼此友谊很深。有过两次合作。文革中，他们与北汽的工人一同选注《辛弃疾词选》，由中华书局出版。还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写了《唐宋词选》，这本书后来很有影响。印象最深的是陈曾两次大病，1979年胃出血，病势很猛，同仁的医生说要开刀，家属和同事都很紧张，最终决定保守治疗，用药到半夜，出血才止住。陈心态很好，居然睡着了。1989年在日本讲学，陈突发脑溢血，情况危急。单位曾打算把他接回来。后来恢复得很不错。他感到陈对于生死看得开，心态从容淡定。也许正因为如此超然，才会几次转危为安。以往那些岁月很难忘，现在罴兄故去了，还有离去的胡念贻、蒋和森、樊骏等，心中永远怀念他们。

古代室退休研究员、陈先生的弟子胡小伟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对老师的印象。首先是知遇之恩。1978年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时，胡还在河北的一所农村中学，消息很闭塞，打算报经济类，后来报了古代文学。能够考取，是自己一生的幸运。陈先生对弟子耐心教诲，不惮烦劳。那时他们常到老师家里去上课。陈先生对学生的优缺点看得清楚。有一次和人谈起胡小伟，居然说了两小时。他跟陈先生学习三年，受益良多。其次是陈先生的学术坚持，让他感到非常佩服。这种坚持体现在陈先生一系列的红学研究中，从卒年论证、画像、佚著的辨伪，一直到后来的薛小妹怀古诗的分析研究，时间不算短。可贵的是陈先生的红学研究从来不会附合时政背景或是渲染一些离奇传言，反而越到后来越回归到民俗文化本位，表现出属于真正学者的独立而又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三是陈先生学识渊博。钱钟书先生非常欣赏陈先生。1981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红学研讨会，在文学所请的是俞平伯，但是他不能去。钱先生就推荐了陈先生接替。钱先生和陈先生，他们都是那种学识广博，见解独具的学者，他们学术视野的宽广，让人非常佩服。

陈毓罴先生的女婿、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谈了陈先生的绝笔之论《琉球国记略非沈复之作考辨》产生的经过。陈先生最后一篇文章写于2010年4月，就在这个月里他突发心梗。缘起是在2010年初，有某书商几次登门，想请陈先生写文章证实《琉球国记略》，是沈复作的。陈没有同意，说自己既没看过此书，也没研究，文章不能随便写。之后书商一再造访，说几个有名的人物已经确认此书为真，它还可以证明钓鱼岛归属，关系到国家主权。最后甚至说不需要写论文，只要写一个书面意见就行，在拍卖会上能拍出大价钱。如此这般地施加压力。陈对于此事很生气。认为书商所言，都是一些学术之外的事情，他是不会写这个文章或意见的。而且经他研究之后，恰恰发现这是一本伪书，于是就写了后来发在《文学遗产》的那篇文章，进行辨伪释疑。陈先生作为学者是有其立场的，他一直在坚持学术的公正严谨。

古代室退休研究员孙一珍心情激动地说到与陈先生之间的真诚友情。陈毓罴是她的学长。大家相处得很好。陈为人非常好，她每有文章发表，陈都认真看，还帮着分析，评论，给以鼓励。一直有很多的帮助。她最后一次见到陈是在北京医院，当时大家还聊了几句。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后来她从美国的女儿家回来，知道陈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很怀念他的为人，他的学问。他不但学问渊博，人品更是宽厚谦和。

古代室前主任石昌渝谈到，文学所有一批像陈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读他们的文章，不仅让人增长学问，也会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陈先生为人厚道，是一位忠厚长者。是他的老师辈。陈的著作，用现在的“量化”标准来看不算多，但是每一篇都是精品。他常对学生说，陈老师的文章要认真读。有些够得上是经典。但是现在的学术界有许多事，是非不是很清楚，究竟什么是学问，也很混淆。例如陈先生有一篇文章《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60年代初发表的。有一位台湾学者，是著名的西游记专家。他看了以后就感叹说，看过许多大陆学者的西游记论文，大多不到位。只有陈先生的文章，够得上是卓有创见。然而这样的好文章却并不被看重。很多西游记论文集都没有收。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看起来很平实，很实在。可是在平实里面有才气，有见解，这是很让人佩服的。也是其他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文学所老一代学者，一辈子都在做学问，很有成绩。他们的学问、治学方法以及人品，都是后人的宝贵财富，值得好好珍惜的。文学所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但是现在却渐渐消退了。怎样把老一辈的学风和品德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古代室退休研究员吴庚舜说，他和陈毓罴1959年同时到文学所。那时所里的学术实力强大，不少老学者都是从全国各地罗致来的人才。对当时的文学所，他有两个体会，一是学术空气很浓，二是人情味很浓。有好传统。当时古代室有十来个人，老前辈与年轻同志各占一半。大家一心搞科研，没想过个人名利。后来大家一起下乡，陈养过猪，烧过锅炉，他干农田活，种过棉花和菜。日子虽然苦，大家相处融洽。文革后期，其芳同志刚恢复工作，打算搞一个唐诗选本。由于文革破四旧，传统文化被破坏掉了，群众缺少精神食粮。有人说在文学所，郑振铎抓了一个文学史，何其芳抓一个选本。说得简单，其实都是大工程。事非经过不知难，搞个选本要花费许多力气。这个本子古代室许多同志都参加了，陈毓罴同志当时分工编选李商隐这部分，别的选本一般只选几首，他选了24首，数量多，注释和分析也都精辟到位，很有诗歌功底。现在看起来，也都是站得住的。

古代室退休研究员陈祖美说，大家也许想不到，她得到过陈先生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多年来都无法忘怀。刚到文学所时，和陈并不熟，陈去约稿，要她给《红楼梦研究集刊》写一篇稿子。她很吃惊。那时的她还几乎没有用本名发过文章，都是集体署名或化名；搞的又是汉魏六朝，对于《红楼梦》没研究，担心自己写不好。陈先生却鼓励她，说一定能写好。让她更惊讶，后来想到陈一定是看到她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面的两篇文章。所以来约稿。她感到这是极大的鼓励和信任。陈还建议她参考当时阿英编的两本关于清代的红楼梦戏曲的资料，就红楼梦的戏曲表现写一篇文章。她说，现在说起当年的事，并不是想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多好，其实是比较初浅的。让她意想不到、非常感动的是陈先生那种真诚的信任和鼓励，对于当时她那样一个小字辈来说很可贵。

文学所党委书记刘跃进最后做了总结。说到今年我们所里有两位学部委员去世了——陈毓罴和樊骏。本来去年古代室曾经安排了陈毓罴先生的八十祝寿会，想请他回来，给年轻人讲一讲治学经验和心得。但是没有想到陈先生4月里忽然发病，9月就辞世了。很遗憾。2010年6月陈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琉球国记略》的考证。这是他给《文学遗产》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十分可贵。所里搞这样的追思会，就是希望通过对老一代优秀学人的怀念，把文学所的好传统发扬光大，继续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孙丽华 ） 

追忆先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孙丽华 

意外地得知陈毓罴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心里觉得出现了一个空洞，再也无法弥补。

与陈先生的师生缘分已历20载，他给予我许多关切、鼓励和帮助，让我永远铭感。

当初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总觉得底气不足，是陈先生的热情鼓励，让我打消顾虑，跨进人生的新考场。

在读期间，陈先生对我耐心指导、严格要求，督促我在学业上不断提高。三篇学年作业，他都严格把关，指点修改，并要求我投稿给刊物，争取发表。后来，这三篇文章都一一发表了。陈先生了解我的个人特点，其实我的学业基础并不够厚实，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地方上的学校教书，是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的博士生。所以陈先生有意识给我加压，提出阶段性目标，就是希望我尽快缩小差距，提高专业研究能力。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被研究生院公派赴日本留学一年，并要在这一年里完成学位论文。记得临行前，陈先生除了学业上的一些要求之外，还提醒我带够必用的参考书，以防在国外找不到适用的资料。他为学生想得是这样细致。少年时就失去了父亲的我，在那一刻，从陈先生身上，感受到的是父母对于即将远行的子女那份殷切的牵挂。

毕业以后，由于一直侧重文言小说研究。对红学研究关注得并不多。早就知道陈先生在红学方面学问好、影响大，但并未有暇深入了解。直到几年前接受社科院青年中心的委托做陈先生治学道路的访谈，才了解许多他求学、治学的经历。先生辞世后，文学所要为他出版文集，我又受命汇编先师的著作，这才有机会系统拜读了全部论著，对于陈先生的学术贡献，方才有了一个大体概念。在我，这自然是难得的机遇，终于让我有可能走近先师那广博而丰厚的学术存储，得以领略其精粹、亲炙其神采。

近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先师他们那一代学人其实是不可复制的了。以陈先生的情况而言，从少年时开始，就既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又领略了新文化的洗礼；不但亲历战乱流离与社会的更迭，也拥有留学国外、求取他山之石的体验。这些丰富而多元的阅历使他兼备了学贯中西的素养与识见。师之一生，与他的同时代学人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融合中西的思想文化，或言继承传统，开创新知。他们做的很努力、辛苦，但也很坚实。当年，在作为高材生毕业于北大、并于兰州大学任教三年之后，陈先生曾经留学苏联数载，成绩优异。对于俄苏文学的作品和理论都读了许多，语言也完全过关，然而他回国后却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就恰恰表明了对于文化传统的那一份坚守。我曾经探询过这个问题，问他当年为何没有去搞俄罗斯文学史研究？虽然在语言的表述上他用的是“对于古代文学更有兴趣”这样的话语形式，然而此一选择岂偶然哉！年届而立之时，多年的学养早已成为潜在内驱力，让他最终走向本土文学历史的深入研究。

谈到陈师的治学，也令人寻味不尽。可谓既注重基础的建设，也属意于学术的开拓创新。他从事过的学术工作大体可分为这样两类。像编写中国文学史、编辑红楼梦研究的刊物、指导研究生等，都属于基础工作。基础建设本是长线工作，尤其后两项更是辛苦又琐碎，很难达成学术积累。陈先生却一直都在认真地做，堪称不辞辛劳。因为他觉得这些耗时又费力的工作关系到学科的建设，可以让古代文学研究具备更宽厚坚实的基础。虽然个人付出多、回报少，也是值得的。而对于学术的探索创新，陈先生尤其致力綦深。他对于《红楼梦》、《浮生六记》以及其他明清小说的研究，均以坚实的资料考据、严谨周密的立论见长，每有创见，精彩迭出。如果从陈先生那恂恂儒雅的外貌来看，他的为人应该属于那种和易淡泊、与世无争的类型。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生活情态；一旦进入学术领域，先师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主动进击，绝无含糊犹疑。对许多堪称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他从不畏难，也不会模棱两可。可以说，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里，他一直勇于攻坚，不惮于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高难课题，好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斗士，昂扬进取，锐气十足。在研究工作上可谓筚路蓝缕，能够发前人所未见，每每引领着一个时期的学术风气。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可谓《浮生六记》研究。在学术界对沈复的生平、交游、著述均缺乏了解的时候，陈先生经过十年积累，在1996年，经台北大安出版社推出《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详尽解答了上述问题，犹如黄钟大吕那般振聋发聩。对于这部著名清代文学典籍的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堪称是重量级的学术成果。

师母曾给我讲过陈先生在生活琐事方面的“犯迷糊”。有一次她要外出一天，提前准备好饭菜放在电饭锅里。叮嘱陈先生：锅里有现成饭，中午热一下就行了。可是晚上回来，才知道他居然还没吃饭！问他为什么？回答说，不知道怎样点燃电饭锅！还有一次他坐出租车回家，分明已经到了家门口，司机问：快到了吧？他却回答：还没有！居然就过门而不入。像这一类事都成了家人的笑料。可是先生在学术大事上，头脑从来都是那么清醒，绝不含糊。他研究《浮生六记》多年，在这个领域获得开创性成果，研究专著也出版多年。或许是名声在外的缘故，前一两年就有个书商一再登门造访，敦请陈先生写文章，确认该书商收藏的某部古籍是出自清代著名散文《浮生六记》的作者之手，如此，该书就可以在拍卖会拍出天价。陈先生却表示，他还没看过这本书，也没做过研究，文章不能写。对方又搬出不少很有来头的人，说他们都确定此书实乃真品。陈先生文章可以不写，写一个意见也可。并且许以重酬。先生仍断然拒绝。后来他与友人谈及此事，对这种功利性的做法感到不满。觉得对方尽管摆出不少理由，但那全是学术以外的事情。而且陈先生经过一番深入研究考证，恰恰发现此书并非如藏家所言，而另有不知其主名的作者。这一下让素来擅长学术辨伪的陈先生来了兴致，竟以耄耋之年、衰病之身毅然操刀，撰写了论证《琉球国记略》并非《浮生六记》所缺失之残卷的论文。而这一番拼搏，确实也耗尽了先生那所余不多的精力，登载论文的刊物尚未及出刊，陈师就溘然辞世，遽归道山。回头再一想，此事又岂其偶然哉！犹如当年他毅然转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样，长期的学养与操守，早已决定他就算到了衰迈之年，也不会对于世俗的利诱与浮词妥协。而且我不禁在想，即使当时先生能够预见结局，他也一定还是一往无前，决不肯改变自己的个性。在他来说，学术是永远高于个人得失的。这就是我可敬的老师。他不仅传授给弟子们知识，更用自身的表率，让我们懂得应该怎样去维护学术的纯净与尊严。

人生得一良师不易。我生也有幸，得逢陈师这样学问人品均臻上乘的良师。如今陈师与我20年的师生缘分已成绝响，而师之道德文章又将会彪炳于我心，让我终生敬仰。我深深感受到，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份如此丰厚的精神遗产。有厚重的学术成就，更有无尽的爱。

2011-3-25

深切怀念陈毓罴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  刘扬忠 

陈毓罴先生与世长辞了，我与我们文学所古代室全体同仁一样，万分舍不得他走，深切地怀念这位学问渊博、为人忠厚而谦和的古典文学名家！

 三十三年前，我从贵州山区到社科院文学所来读研究生时，就认识了陈毓罴先生。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在文学所“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所谓“黄埔一期”）与老师们的见面会上。当别人对我介绍说“这是陈毓罴先生”时，我很拘谨地叫了一声：“陈老师”。不料他轻轻笑了一下，把手往坐在他左方第五个位置的吴世昌先生指了一指，然后小声说：“你别叫我‘老师’，那位吴世昌先生才是你的老师！”事后我想，陈先生虽然不喜欢我叫他“老师”，但我和他见面时总得尊敬地称呼一下才合礼节吧？当时所里，与陈先生同辈的学者大多很亲切而随便地叫他“老罴”，而比他年轻的一些同事则尊称他为“罴公”。于是我暗自决定叫他“罴公”。下一次在所里碰到他时，我试着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罴公！”这下我发觉他很高兴，他伸手拍拍我的肩头，连声说“好，好，好。”从此，我与罴公的距离拉近了。

罴公对我这个属于学生辈的研究人员有过很真诚、很周到的关心和爱护，而且方式很特别，很有人情味。记得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的时候，很快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稼轩词百首译析》。这本书所选辛弃疾100首词中，有一首《念奴娇•三友同饮，借赤壁韵》，其下片有两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及现存辛词各种版本都写作：“任使穷通相鼓弄，恐是真[  ]难灭”，“真”字后面缺了一个字。我既舍不得不选此词，又认为还是补上这个缺字才好，就到处去找参考书。刚好，书店里正摆着我所陈毓罴、胡念贻、陆永品三位先生与北京汽车制造厂几位工人同志合作编选的《辛弃疾词选》卖，我买回来仔细翻阅，发觉他们也选了这首词，而且按照前后文语义和平仄规定，将缺字推定为“金”字，给补上了。我决定采用他们这个版本，把我的书稿中所缺的这个字补为“金”字。按历来选本通行的校勘与注释惯例，此处既然采用了别人的东西，就该注明出处。可我当时刚从一个贵州农村中学教师匆匆加入学术研究队伍，脑子里还没有一点点学术规范的观念，因此没想到在书中作注解或说明。这个为我所忽略的学术规范问题很快就被罴公发现了，他决定要采取很妥当的方式提醒和帮助我。那时我不在所里，而是受所领导派遣，跟从我的导师吴世昌先生及古代室主任沈玉成先生在大百科出版社审改大百科中国文学卷古代文学的条目。一天午休的时候，沈先生约我谈话，大意是：陈毓罴先生托他转告我，我出版的《稼轩词百首译析》一书，陈先生已经仔细读过，认为翻译得好，每一首词的赏析文字也写得不错，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应该注意，有一首《念奴娇》词的一个缺字“金”，你是采用了陈先生与胡先生、陆先生的《辛弃疾词选》的成果，但未加注明，也没有与他们说明。你是研究工作的新手，既已崭露头角，人们会很注意你，陈老师委托我提醒你要注意学术规范，以免将来的专业发展受到影响。罴公这些极为诚恳而又对我很负责任的意见，使我深受感动，回到所里以后，我立即找到他，坦诚地承认了我的不对之处，并请教他：在这个问题上我还该做些什么？他热情而又宽厚地说：“你的态度很好，我很高兴，我认为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只是你那本书可不可以送我一本？”我听了连忙说：“惭愧惭愧，一定一定。出版社刚给我寄了样书来，我就去大百科出版社工作了，这本书还没有来得及送给您和所里其他师长与同事呢。”

从此之后，我与罴公在诗词研究与创作上的来往多了起来。最使我难忘的是1998年春天我院领导组织编选老领导、老专家的诗词集《秋韵诗词选》期间我与罴公的交往。记得那时院里成立了以院秘书长单天伦为主编、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几位诗词专家为委员的编委会，集中住进社科院附近的赵家楼宾馆，开始了编选和审稿工作。编委会第一次会议确定入选作者名单时听从了我与另一位编委吴庚舜老师的推荐，把罴公列了进去，并当场委托我向罴公征稿。我一打电话，罴公就应答如响，极为爽快地答应，并马上把诗词寄来了。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的信纸上一笔不苟地书写着作者的13首诗词，它们是：五绝《题花蕊夫人图》1首，七绝《红楼忆往》5首，五绝《北大三院往事追怀》6首，《贺新郎》词1首。诗词笺纸中夹有写给我的一封谦虚诚恳、言简意赅的短信，其意略云：扬忠兄：我平时以研究小说为主业，故所作诗词不多，仅选这些自认为拿得出手的作品寄来，请你们指正，供你们挑选。

当时我真是见作品、见书信如见其人，兴奋得马上去找其他编委，请他们传阅罴公的信和作品，并提出审稿意见。结果，编委们一致认为罴公的作品首首都好，13首全部入选。那时编委会上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人提议说：刘扬忠编委虽然还不是“老同志”，但于情于理他的诗词作品也应该选入这本书里面，应该责成他回家一趟，把自己的作品拿来。我当时只好遵命拿来自己的作品，结果凑巧与罴公的一样，被选了13首！于今这本由胡绳院长题写书名的《秋韵诗词选》还摆在我的书架上，书中收得有罴公的13首、我的13首诗词作品。这是我与罴公诗词情谊的最好的纪念品。

 罴公与我亦师亦友，他的驾鹤西归，使我痛失良师益友！罴公，您生前我十分地尊敬您；现在你走了，我会长时间地怀念您……。

2011-3-15

怀念陈师毓罴先生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屈小玲

2010年是我特别难忘的一年，与我关系最贴近的几位老人相继走了。5月16日我的父亲以91岁高龄遽然仙逝，7月31日我的婆母以90高龄于梦中离去，9月15日我的博士导师毓罴师于80华诞之年突然故去。亲人和老师的逝去都令我悲伤，相比之下，犹痛悼毓罴师走得太早了。几近半年，心中仍然时时回想着当初如何上京城成为老师的学生，如何听老师传道授业，如何在与老师的接触中不断地发现老师令人景仰的学问人品。点点滴滴，时时涌上心头。

我有幸成了毓罴师的学生，追怀在老师身边学习的情形，历历如在眼前。1986年5月老师受邀到四川师范学院讲学，给我们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了一堂课。老师亲切平易如蔼然长者，实际上那时他还不到六十岁。课后我向老师请教，提出一些在古典文学学习中积累的一些问题。他并不马上解答，而是先要了解我的看法。我感觉很放松，因此放开地谈了一些个人的思考，结果获得了老师的赞赏，认为我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这是我与老师的第一次交谈。不久在《光明日报》上获悉老师作为中国社会社科院文学所的博士生导师第一次招收明清小说专业博士研究生，我也并没将这事往心上去。孰知老师特意给我来信，鼓励我上京报考。犹豫之际，亦获我的硕士导师先师屈守元先生的鼓励。我方鼓起勇气参加了考试，就这样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老师招收的第一个古典小说博士生。记得是在1986年冬季开学的那个星期，我去拜望毓罴师，老师和师母俞老师请我上他家附近的一家餐厅吃烤鸭给我接风，饭后随老师去到他们家里。在简朴的小书房里，四壁皆书，一方书桌下堆着两个塑料袋装的大馒头。因为知道老师是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又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归来，夫妇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不免有些感慨京城学者的居住条件远较地方局促。老师也没有师道尊严的架子，由此师生相处融洽，并不拘束。

第一个学期我每周到老师家去上一次课，上课的方式比较自由。老师鼓励我多读书，特别提到陈寅恪的几部著作，其中有《柳如是别传》，叮嘱我读他的著述时，注意他的研究观点与研究方法。在考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老师考虑到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归有光的散文研究，因此建议我研究《聊斋志异》。老师认为《聊斋志异》作为文言小说高峰，与古小说和笔记小说都有联系，文言小说研究天地广阔，游刃有余，这无疑反映出了毓罴师研究视野的开阔。按理说，既然导师是红学专家，又擅长《西游记》等白话长篇小说研究，我做《红楼梦》或者明清长篇白话小说研究也是理所当然。随着90年代以来文言古典小说研究的发展，我越来越服膺老师的远见。在我跟随老师读书的第二年（1987），老师受邀到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任客座教授，临走之前老师特意委托了刘世德先生对我的论文写作予以指导。其间老师仍然写信了解我的论文进展情况以及研究写作中的问题，恐我疏忽大意。

1989年底我毕业的时候，时运不佳，在京工作分配形势不好，我自己尚未努力，毓罴师却很关心。一天他叫我去他家，告诉我说已经给他以前的学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扎拉嘎师兄和文学所的胡小伟师兄都联系了，嘱他们关心我的工作，他自己也给中国艺术研究院时任副院长的冯其庸先生去信做了推荐。我很感谢扎拉噶师兄和小伟师兄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小伟师兄还推荐我去了当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旅游学院。后来我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都是因为老师的推荐所致。同时我也很感谢文学所的刘世德老师和石昌渝老师，他们也都对我的毕业去向予以了关注。

1991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期间，曾经生过一次大病。住院期间，毓罴师不知从何处得知消息，大老远乘坐公交车来到医院探视，令我吃惊之余非常感动。老师还特地捎去一本辑录明清著名书法作品的书题辞赠我，我心知那是老师鼓励我乐观不畏病痛之意。其实那时老师身体并不好，他有多年的高血压，一般不轻易外出。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京城工作期间，毓罴师生病或者住院，他和师母从不惊动我，往往是我事后才得知。每每想起，心里就不免有歉疚之意。

1994年初春我参加学术交流去了巴黎，继而又读书、教书，一呆十四年。其间回国的机会少，上京的机会更少。与毓罴师虽有问候，但少了请教的机会。一次我回北京，老师特意准备好他的专著《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题辞赠我。知悉我在国外仍然在其它学科领域跋涉，认为只要继续上进就好。我在法国做人类学博士论文选题时，依然对《聊斋志异》未能忘怀。我与法国导师商量之后，征得同意，选定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聊斋志异》。我那一次暑假回到北京，去看望毓罴师，提起我的想法，他也认为很好，说这样可以将《聊斋志异》研究做得更深入一些。后来在论文答辩时，我在论文的《前言》里特别提到：“我要首先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毓罴先生--我在中国的文学博士导师，是他引导我进入了《聊斋志异》研究。没有他的指引，我今天的论文研究是不可能产生的”（法文译文）。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毓罴师为人淡泊，平易近人，有关心年轻学者，提携后进之誉。自2008年我回到国内工作，在不同场合碰上一些古典小说领域的学者，一提起毓罴师，无论曾经受教或受益于他的人，无不对他的学问和人品表示钦佩。毓罴师是一个淡泊的人，对名利看得极淡，虽然他在学术界的名声和地位众人所知。老师读书涉猎广泛，作为弟子，我也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还记得第一次去老师家里时，看到他书架上插有几本菜谱，似乎是一个发现，因为在我以前的那些前辈老师家中的书架上，没有看到过这一类的书籍。在我做《聊斋志异》论文时，因为书中有一些与气候和自然相关的短篇笔记，老师也建议我浏览一些相关的科普读物。可见老师读书涉猎的广泛，并非与学术研究无关。

我敬佩毓罴师，不仅是因为他的学问好，人品好，性格好，还有他的见地。既反映在学问上，也反映在对事物的看法上。毕业以后，我无论是在北京期间，还是以后去了国外，在大事上，都会想到询问毓罴师的意见，也同时咨询其它师友。老师每每意见异于他人，令我诧异，但也觉得果然有理。这大半是学问之外的事情，因而敬佩毓罴师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去国多年，离开北京，距离远了，与老师相见不易，不及其它的师兄师弟师妹有机会常致问候和探望，心中很有愧疚，同时也惋惜自己失去很多当面聆教的机会。去年夏天安排完家中老人的事情之后，我准备9月底上京去看望老师。9月10日教师节那天，记得是上午10点过，我从成都家中给毓罴师去电话祝贺教师节。电话中听老师声音响亮，精神很好。那天真是有幸，我们师生如同对面晤谈一般，天南地北地对身体、家事、工作、研究等等谈了近20分钟，觉得从来没有如此畅快。我告诉老师，我准备9月底上京去看他，他非常高兴。放下电话，抬眼看到窗外灿烂的阳光，我觉得心情非常愉快，很久没有与老师聊这样多的话题了，因为电话通话总是没有晤谈那样方便。没想到过了没几天，记得是周四早晨，突然接到北京语言大学徐江学弟的电话，他用低低的声音告诉我陈老师走了！这太突然了，我真不愿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几天前的通话言犹在耳，我清楚地记得我放下电话前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是：陈老师您多保重！不可能，但确实是真的。9月21日那天我赶到北京参加老师的葬仪，在老师家里的灵堂上看到照片上那熟悉潇洒的笑容时，才相信老师真的是走了。在北京八宝山告别仪式上，我看到神情哀痛的老师的亲人们，看到满目的花圈挽联和文学所神情肃穆的人群，躺在鲜花丛中的毓罴师安详的面容，心中真有说不出来的悲痛，怎么就这样与老师永别了！过了好多天，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半夜醒来，蓦然想到了师母俞老师，想到毓罴师走了，两位老伴就这样分离了，心里又觉难过。好在知悉俞老师冬天会去香港女儿家，那里有的是浓浓的亲情和对亲人的共同怀念，也替老师感觉安慰了一些。

毓罴师为人做事自然真实，心地坦荡。回忆老师时，耳边还回荡着他的笑声。老师风神潇洒，笑声爽朗。他的亲人在家中灵堂上安放了一帧老师生前的照片，照片上老师的笑容形肖神似，与他的人品气质皆相吻合，从此也就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了。老师虽然去了，他的学问人品和风神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眼前。老师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