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文学遗产》编辑部、国家“211工程”重点项目——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广州大学、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共同协办“跨文化视野下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于2011年3月26日至28日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法国、韩国、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内地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学者与会，会议共收到62篇论文。

大会开幕式由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程国赋教授主持。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魏中林教授、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教授、《文学遗产》编辑部副主编竺青编审先后致辞，充分肯定此次会议的价值与意义。蒋书记还向与会代表介绍暨南大学的校史以及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的发展情况。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郭杰教授也到会祝贺。

研讨会上，孙逊教授、沈伯俊教授、陈大康教授、张新科教授、李时人教授、陈文新教授、宁稼雨教授、纪德君教授分别主持三场大会学术报告，陈庆浩教授、杜贵晨教授、陈益源教授、李时人教授、王齐洲教授、陈文新教授、齐裕焜教授、沈伯俊教授、王汝梅教授、金敏镐教授、王进驹教授、罗立群教授等分别作大会报告，左鹏军教授、石雷编审、罗书华教授、苗怀明教授等分别主持八场小组讨论会。3月28日下午举行大会闭幕式，闭幕式由《文学遗产》编辑部竺青编审主持。陈庆浩教授和孙逊教授分别作总结发言，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史小军教授致闭幕辞。

与会代表围绕跨文化视野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这一主题及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代小说与文化关系研究

近年来，古代小说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以跨文化的视野进行解读、分析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围绕这一会议主题，不少学者各抒己见，刘湘兰（中山大学中文系）从六朝志怪小说考察当时的民间神仙信仰，认为六朝民间的造神运动打破了先成仁后成神的主流造神观念，将无德、无能、无功的亡灵捧上了神坛。在这种造神运动中，巫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神权话语被政权控制的环境中，民间神祗被定性为淫祀之神。而统治者为维持政权稳定所需，又有条件地接受了民间的神仙信仰，故其将民间神仙祭祀活动称为淫祀，是一种悖论。刘惠卿（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认为佛教唱导直接催生了六朝宣佛小说。文人佛教徒创作宣佛小说时，一方面受唱导中的因缘譬喻之说的影响，在题材和情节上向佛经譬喻故事借鉴，另一方面又大量就近取譬，撰写中国化的故事来阐释佛经教义，表现出本土化的特征。宋小克（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就《列仙传》中的社会角色及其生存状态、历史演变加以分析。王昊（吉林大学文学院）对唐传奇妇女题材作品进行文化解读，认为妇女题材作品体现出唐代世情士风的一个侧面。郭海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应用有关性别研究的理论，探讨唐传奇《李娃传》中李娃形象在宋话本、元杂剧、明传奇中的嬗变轨迹。

关于明清及近代小说与文化的关系，齐裕焜（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对《水浒传》中血腥、暴力问题的看法，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语境；不能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代替审美评价；不能忽视它把血腥、暴力喜剧化、戏谑化、公式化的特点。总之，要客观、科学地评价《水浒传》。鲁小俊（武汉大学文学院）认为，《西游记》驳杂的宗教表象是对宗教经典、人物和故事的“误读”，小说也因此具备了解构主义特征。表现之一是“新的文本的产生”，之二是宗教意义的消解。故而，无论视《西游记》为佛教书，还是道教书，任何试图将其定于一尊的努力，皆与《西游记》的解构性质迥不相侔。石雷（《文学遗产》编辑部）对《隋史遗文》创作主旨及其与时代之关系进行阐述，就传统研究提出异议。作者从袁于令的生平思想、历史政文化背景结合小说文本进行考辨，力证《隋史遗文》成书在清朝定鼎之初，袁于令撰著这部小说是要为他自己以及同类贰臣们的“变节”行为辩解，隋唐之际四易其主的“秦叔宝”其实就是明清之际袁于令、龚鼎孳等贰臣们的自我标榜。徐永斌（《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对“三言”的释道观进行探讨，认为影响“三言”释道观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与释、道两教长期对中国士人的影响、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民风民俗的变迁等密切相关；同时，反理学思潮及“主情”思想的兴起也对其释道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李建武（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基础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围棋文化”入手，说明围棋文化元素对《封神演义》战争叙事的深度影响。韩春平（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就明代科举考试对南京坊本通俗类书编撰与刊刻的影响进行阐述。雷勇（陕西理工学院）对《隋唐演义》中隋炀帝与朱贵儿、唐明皇与杨玉环的“再世因缘”进行阐述，认为作者借用这一故事体现因果框架下的历史反思。刘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认为《歧路灯》借一个“败子回头”的故事，清楚地表明了个人的成长、个性的完善与家庭繁荣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体现的密切关系。《歧路灯》传达的教训，或者说表达的理想，集中于家庭的正面价值，它声称：人生的乐趣、人生的意义均可自家中寻得。项裕荣（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立足于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破家”母题，考察中国古典小说对于婚姻制度的反思与突围。曹立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分析《红楼梦》中主要女性形象所呈现的文化集成性的特征，从中国传统佳人的貌、情、才三方面展开论述：在诗性的形貌上，古代四大美女中西施、杨玉环的意态给钗黛形象的塑造以启示；在灵性的情韵上，《西厢记》、《牡丹亭》等戏曲中的佳人与佳句为《红楼梦》增添了抒情效果；在女性的文才上，红楼佳人形象对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女内涵有所沿革，吸纳了佳人的诗文才气，摒弃了借美人所寓托的男权理想，凸现了女儿的独立审美价值。林黛玉、薛宝钗等红楼佳人已成为一种兼美的文学意象和含蓄的文化符号。陈松柏（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认为学术界将〈红楼梦〉视作现实主义杰作的说法不妥，认为它是一部宿命的爱情悲剧。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沄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做《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变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著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郭则沄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含有深远的文化内涵；从晚清以来的文化发展与世道变迁来看，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馀，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罗立群（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分析道教文化对明清剑侠小说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小说表现出的对神仙的热情向往，对生命形态的“道性”阐释，以及剑侠的隐居山林、修炼剑术、游戏人间、救世济民等内容，甚至某些情节模式的形成都有着浓郁的道教文化的色彩。胡胜（辽宁大学文学院）借鉴现代伦理学的视角和方法，以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为材料，在横纵坐标轴上勾勒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实际中的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变迁曲线。宋莉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认为，晚清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旅行者，除了叙事功能的考虑，其意义在于，通过描绘旅行者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旅行经历，来进行文化的观照和反思，以此推动文化转型。蔡亚平（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关注明清通俗小说读者群中的少年读者，通过对少年读者阅读小说状况的考察，以及对其阅读特点的分析，尝试探寻小说发展与演变的内在动力。

以上研究既出现从宏观、整体的层面分析传统文化与小说关系的论文，也有从个案角度对一部名著进行文化解读的论述；跨越的时代从六朝到晚清、民国；涉及到宗教、经济、婚姻、伦理等多种文化领域；既从文化的视角阐释古代小说作家、作品，又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古代小说，显示出研究者思路之开阔、研究方法之多样。

二、对域外汉文小说的关注以及域外视角、中外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域外汉文小说的关注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特色，陈庆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思路，并着手调查越南汉喃文献、收集越南汉文小说资料，他在大会发言中就越南汉文小说的整理和研究、《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的性质及出版情况加以介绍与总结。陈益源、赖承俊（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结合寓粤文人缪艮的笔记小说《涂说》，阐述他与越南使节的因缘际会。由此个案可知，越南汉籍文献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作品的重要补充。金敏镐（韩国翰林大学中国学系）以反映朝鲜作家赵纬韩经历的一部小说《崔陟传》作为考察中心，分析《崔陟传》中描写的中国，认为《崔陟传》中出现的地理方面的情景不是单纯想象中的地理，而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地理。这部小说基于四个方面才得以完成。一是作家赵纬韩的中国燕行经历。二是由于壬辰倭乱，对日本等地的地理也产生了兴趣。三是和来自江南地区的明军有过交流。四是当时朝鲜文人之间盛行熟读《西湖游览志》等中国地理书的江南热。崔真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认为朝鲜中期用汉文写的《王庆龙传》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版作品，同时受到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影响，作者探讨《李娃传》和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以及朝鲜《王庆龙传》之间叙事方面的差异。

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运用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他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进行整体考察，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中国中古以后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体制，特别是唐代以来实行的决定中国“知识阶层”命运和思想状况的“科举选官制度”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产生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即使是那些耽于幻想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写的虚幻恋爱婚姻故事中也多少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清代前期中、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兴盛的小说史意义则在于巩固了《金瓶梅》发轫的以长篇小说描写现实生活的新传统和确立了长篇小说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新格局。西方和东方这两种文学现象的差异是基于两种社会体制所导致的历史文化的差异，从而证明了“制度文化”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也提醒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古代的小说。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聊斋志异》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有很大影响，后者多篇小说即从前者取材。他认为芥川之《魔术》当受《聊斋志异·崂山道士》的影响,进而进行了比较研究。苗怀明（南京大学文学院）则关注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分析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的关系，论述中国传统戏曲、小说对海外华人文化重塑的影响，介绍海外华人对中国小说、戏曲的译介与研究情况。

三、古代小说史料、版本的考辨、解读及学术史研究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由中国学者陈文新、韩国学者闵宽东合作完成，这是中文图书中第一部关于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资料的系统而完备的专著。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就《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一书的编写情况作了具体说明。史载曹植在邯郸淳面前“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王齐洲、屈红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根据相关文献和出土文物认为：此事发生在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之间，年轻的曹植为了在“博学有才章”的名士长者邯郸淳面前展示才华，进行了这些属于俳优技艺的表演。“胡舞五椎锻”是针对五椎的一种健身舞蹈，通过拍打、按摩、运动五椎，调理脏腑功能，从而健康体魄。“跳丸击剑”也称“跳丸剑”，是用手或脚同时抛接玩弄多个丸铃和多把短剑的高难度杂技表演。“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则是诵类似于敦煌佚书《韩朋赋》、《燕子赋》、《晏子赋》的民间俗赋，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俞晓红（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以浙敦本《黄仕强传》为底本，对前人相关录文、校勘和注释提出了商补性意见，并对其文本性质与叙事特点加以细致分析。涂秀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以“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部分为例，选择余象斗刊《水浒志传评林》和金圣叹评改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进行文本对读和艺术分析，认为两种版本文本精致和粗陋之差异很大，由此而决定了读者的选择。王丽娟（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以杜堇《水浒全图》为中心，对《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进行考辨，认为从杜堇交游及李开先、郎瑛对其评价，文献资料著录、提及杜堇画作，杜堇《水浒全图》的由来，杜堇伪作示例，杜堇作《水浒全图》的可能性等方面综合来看，杜堇不太可能绘《水浒全图》。《水浒全图》既然非杜堇所作，以杜堇来考察《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当然就不能成立。刘海燕（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详细分析《三国志演义》中“七擒孟获”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本批评，作为探讨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创作与传播的研究个案。胡莲玉（《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就多种文本形态中的张飞形象加以勾勒、分析，并就张飞形象演变及其深受民间喜爱的原因、张飞形象的文化、美学意义进行探讨。陈国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基础部）根据方志、文集等史料，对明代小说《奇见异闻笔坡丛脞》作者雷燮的世系、行实、著述等加以考证。王进驹（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考察诸本，从版本外部的衔接标识、文本内容之间的联系和粤语使用的情况，梳理晚清小说《万年清》刻本和石印本两个版本系统的关系，并对作者问题进行辨析，提出若干新的看法。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未见于小说目录著录的、嘉庆年间所刊《棘闱夺命录》进行分析，认为《棘闱夺命录》从文体上来说类似于一部小说作品，但是就作者的创作观念而言，他显然不是在有意识地创作或编撰一部“小说”。

关于古代小说学术史的研究，与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长篇小说相比，六朝小说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认为，除了历史上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外，学术史意义上的总结反思不够也是重要的方面。他对六朝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并对六朝小说研究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竺洪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近五年来《西游记》研究的新进展予以介绍，对当下《西游记》研究现状和动态作扼要评介。陆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二十世纪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滥觞》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金圣叹史实的研究状况给予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滥觞期的筚路蓝缕。龚敏（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对孙楷第编纂小说书目之因缘与经过、《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版本问题等进行考证。

四、古代小说流派、类型及文体、主题、叙事研究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揭示笔记小说的美学趣味，认为笔记小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趣味，它叙事偏好刻写事物的特征，而不偏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刻画角色倾向于呈现其孤立而鲜明的特征，而不是追求塑造具有丰富内涵的角色；它显示出相当精致的文笔趣味。叙述者深谙“正言若反”的修辞旨趣，嘲弄、挖苦盈于笔端，而又大旨不离其正。笔记小说植根于深厚的案头文学传统，它的美学趣味可以从它的案头性得到说明。中国古代“小说”之内涵纷繁复杂，既有历时性的发展演化，又有共时性的交错并存。谭帆、王庆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纵横两端梳理，认为“小说”大体有四种基本内涵：一是无关于政教的“小道”；二是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三是作为口头伎艺名称，指民间发展起来的“说话”伎艺；四是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主要指通俗小说；近代以来，小说与“novel”对译，“小说”之内涵又有新变。刘晓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清末民初报刊业的发达推动了章回小说文体的变革。随撰随刊的连载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创作与传播模式，在写作时间与版面篇幅的双重桎梏下，小说在文本结构与文体形态上做出了较大调整；在新闻意识与商业行为的双重刺激下，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述分层，而叙述主体的作者意识也得到了空前强化。李伟实（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建议把“白话小说”改为“俗语小说”。潘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小说编创环节，探讨古代小说主题表现的独特策略。论文结合小说实例，具体论述了古代小说利用叙事方式、文本体制以及编撰方式来表现主题的三种策略。王昊（安徽师范大学）关注苏轼题材古代白话小说、戏曲，对相关题材小说、戏曲作品进行统计，并就苏轼题材小说、戏曲题材处理的趋同性、差异性等开展研究。

关于古代小说的叙述方式、叙事策略，杜贵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红楼梦》叙事有神话与现实两个层面，但当作整体看。整体看《红楼梦》是女娲炼石神话的续篇，一部从天上延伸到人间的“新神话”。 “新神话”是对人间“乐事”的考验，“考验”的中心是“情”，结论是人生如梦，情缘皆幻。为行此“考验”，《红楼梦》中除仙人、仙事、仙境的直写之外，其人间描写的环境属“幻境”，人事的描写“偶见鹘突”，人物的设计也属“幻形”，非如读者通常认为的“真的人物”，而是为“谈情”所“特制”，是理念化、道具化和模式化的，不可以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理解把握这部作品。把《红楼梦》作为艺术看，过去以《红楼梦》所写为“宝、黛爱情悲剧”与“贾府兴衰”的几乎公认的看法肯定是片面甚至歪曲的，应当予以纠正。史小军（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探讨《金瓶梅》偷情故事的叙述策略，就偷情故事的角色选择、时空设置、叙述手法及其效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吴光正、白金杰（武汉大学文学院）认为，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说和秦可卿的卧室意象不仅昭示着《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谱系渊源而且作为《红楼梦》的写情策略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内在肌理中。

五、其他问题的研究

除以上几方面的研究以外，本次会议的话题还分布在古代小说的其他方面，简述如下：

关于古代小说评点及小说观念，王汝梅（吉林大学文学院）认为《双舸榭评批金瓶梅》是继崇祯本评点，张竹坡评点,文龙评点之后的第四家。双舸榭评点有诸多新特点，对金瓶梅传播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金瓶梅词话》发现80周年最有意义的纪念。甄静（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分析王世懋《世说新语》的评点特色，认为王氏评点侧重文字词意的辨正疏解，且较早注意到刘孝标《注》中掺入他注的问题，对魏晋名士及魏晋风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认同，或反驳，从中也可折射出评点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其评点对于《世说新语》文本的阐释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王瑾（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探讨洪迈的小说观，认为洪迈《夷坚志》的写作实际是当时社会新闻的汇编，新闻性是其小说观不同于他人的重要特色之一。洪迈重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中的社会题材，使得其小说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和世俗性。此外，洪迈尚奇好异的写作旨趣、自觉的小说家意识，又凸显了作者的主体性，对小说文体特征的把握和小说地位的提高具有较大的影响。

关于古代小说改编及翻译，沈伯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认为，文学名著的改编，是影视创作中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重要现象。新版《三国》电视剧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和不足。本文以之为例，着力探讨名著改编中的几个基本原则：其一，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改编者有权创新，但须遵循必要的边界。其二，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建构中，充分利用而不越出虚构的空间。其三，追求“好看”理所应当，同时也应力求“耐看”，这样的作品才能具有比较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洪涛（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质疑《红楼梦》翻译评论中的两种做法：一、考察时“只局限于词汇层”；二、批评时套用“西方霸权”观念。他认为较公允的做法是：研读译文必须关注语篇的连贯性(coherence)，而不能只是孤立解读单词或词组。此外，西方的译者确实用了归化翻译法，但是，译本中不少证据显示译者和出版社并无“彻底掩盖佛教信仰”的意图。霍译本封底标明此书主旨涉Buddhist belief, 此点足可昭示真相。另外，他还讨论了译文的一些杂合现象。对于林纾的小说翻译，论者经常强调它在开启民智、介绍西方文学、抬升小说地位以及古今文学转型中的重要价值。罗书华（复旦大学中文系）认为，林纾的小说翻译从开始起，就肩负着挽救古文的重任。由于西洋小说因素的渗入，确实为林纾的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遗憾的是，这还不足以改变古文谢幕的命运。

关于话本小说研究，傅承洲（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就冯梦龙话本与李渔话本进行比较，认为李渔的创作明显受到冯梦龙的影响，李渔话本与冯梦龙话本的差异大于相似，冯梦龙是话本体制规范的建立者，而李渔则是体制规范的突破者。两人的话本创作于不同的朝代，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相去甚远，在婚恋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两人话本的教化方式大不相同，冯梦龙的话本是寓劝惩于故事，李渔的话本则是用故事来证明某种教化观念。

关于古代小说的命名，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明清通俗小说作品往往只署作者的“别号”，这些“别号”虽然扑朔迷离，但对之进行解绎，却可以看出通俗小说作者共有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即他们大多数出身寒微，科举蹭蹬，仕途坎壈，穷愁落魄，混迹于社会下层，并且多因老不得志而佣于书坊或著小说以自遣。这种生存状况、精神面貌对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程国赋（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对古代小说命名的特点、命名结构加以归纳，阐述古代小说命名的几种类型。从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层面论述古代小说命名所揭示的小说观念，并探讨小说命名的广告意义、小说命名与小说读者的密切联系，分析读者与古代小说命名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于晚清与近代小说，汤克勤（嘉应学院文学院）探讨转型视野下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和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认为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是士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典范之一。通过小说创作，晚清留学生小说家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之士的知识体系，表明他们拥有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品格。以晚清留学生小说家为代表的进步留学生，是晚清小说中留学生的主流形象的一种现实来源。丁峰山（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泪珠缘》的出版波折及续写之路给近代小说的三个宏观议题提供了新的探讨空间：一、近代小说的总体运行轨迹并非直线前行，而是经历了一个回环往复的过程；二、小说传统和中国现实问题主导着近代小说的基本走向，西方因素起了刺激和启发的辅助作用；三，近代小说转化为现代通俗小说且未间断的发展，与现代严肃小说没有流派传承关系，现代小说史的寻根思路需再加检讨。

综上所述，此次会议涉及的论题丰富多样，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向，加强了学术交流，并将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