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我们的古人早就深为关注。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和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对此问题的学理性探讨越来越兴盛、深入。时至今日，更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有鉴于此，2011年10月21日至23日， “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博士后博士生论坛”在上海大学隆重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研究生部、上海大学文学院及上海大学中文系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共有来自北京大学、《文学遗产》编辑部、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各高校、研究机构和报刊媒体的近百位学者参会。大会收到论文六十三篇，进行了三场学术研讨，就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这一中心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成果颇丰。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史研究

对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进行回顾、总结，总结成绩，并提出新的要求，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琴安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与思潮的命名与标示之后指出，文学的区域性特征越来越明显，文学流派或思潮与区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表明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结合研究地位日益凸显。广州大学曾大兴总结了文学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该学科研究对象，明确了任务与目标，并认为建设“文学地理学”具有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重大意义。沈阳师范大学王祥的报告针对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交叉研究，特别针对指出地域文学与一般性文学有所不同，地理学的综合性、开放性研究将给文学研究开拓出无限的思维空间。

复旦大学蒋凡关于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提出了若干项思考，认为地域文化（文学）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研究时应注意处理好时空的相互依存、对立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土生土长的本地原生态文化与外来或移民文化的关系，及小地域（环境）与大地域（环境）、地方个性文化与国家民族文化共性等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地域文化（文学）生命活力的强弱与发展，与挑战和迎战的文明观念密切相关。最后，该报告提纲挈领地指出了全球性现代化视野中的地域文化研究新动向。

二   地域文化特质与华夏文明演进

以中国人民大学李炳海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对地域文化特质与华夏文明演进之关系进行了研究，李教授从《史记》的《封禅书》和《天官书》等的对读互证入手，以西汉初年征召当时要害之地的晋、梁、荆三地的异地群巫进京，参与朝廷的祭祀为对象进行研究，他通过对祭祀对象、祭祀乐曲、尚巫传统继承的考察，认为异地群巫参与的朝廷祭祀鲜明体现了楚文化特色，并进而指出许多巫师所出的地域、祭祀对象的性质，与地望星宿的既定配置形成了对应关系，表明祭祀设计者具有的学识，是对祭祀文化进行体系式的建构，从而以个案的形式探讨了地域文化特质与华夏文明演进之关系。而上海大学邵炳军所主持的“先秦诗歌地域性与华夏文化演进研究” 则是这方面的宏观课题，本课题按照时间与空间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分”与“合”结合开展对先秦诗歌和先秦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以先秦诗歌的地域性及其彰显的先秦地域文化为主要研究重心，进而上升到对先秦时期华夏文化之演进规律和意义的探寻。邵教授的报告从深化拓展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促进新学科建构，昭示华夏文明形塑与发展的主要规律等意义与价值，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方法、最终成果向大会作了详尽介绍。太原师范学院的郝建杰博士、周口师范学院的唐旭东老师对《诗·国风》作品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分别进行地域性溯源，以个案的形式对邵炳军教授课题做了诠释。

新疆大学刘志友和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黄才贵均从华夏文明的一章——边疆民族地域文化入手进行了探讨，刘文对新疆喀什的地域文化研究、黄文对贵州山地文化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深度阐释。这表明了地域文化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目的和意义：一，要揭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二，要证明中华文化的和谐型特征；三，是要努力指明中国各地域文化的建设性前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众多的深具特色的边疆及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才更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

三   文学与地域的互动关系研究

地域文化的差异及与地域文学的特性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也是与会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南京师范大学王青从三个层面剖析了海洋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一，濒海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二，基于海洋环境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第三个层面是基于海洋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精神文化等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该报告重点研究了海洋文化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苏州大学罗时进观察了明清两代文人的聚合倾向，把大量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放到地方基层写作的语境中去考察，对具体地域空间的文学场景和版图加以还原，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此外的几位研究者将目光聚焦特定区域内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如华东政法大学王晓骊探究了松江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并指出这种文化对文人的人生选择和文化追求对松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大学杨万里考察了以“晋宋风流”为主要特色的越地文化对姜夔“古雅峭拔”审美意识的影响。上海大学饶龙隼深入发掘了明初台阁体的诗风盛行的背后，指出正“因有西昌文学雅正特质的植入，明初馆阁文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雍容平和的台阁体，并迅速向朝野推广蔓延”。上海大学两位教授孙小力和朱恒夫都将目光对准上了上海，孙文溯源海派文化，从而证明海派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同时指出研究海派文化亦需突破狭隘的行政区划和简单地域文学的框框。朱文则将研究目光对准上海的戏曲，其报告论及了上海戏曲的历史贡献、现实条件、当下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以及振兴的对策。

四  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家个体及社团、流派研究

上海大学杨绪荣、姚蓉对具有地域特色的清代两位江南籍诗人展开了研究，杨文对乾嘉诗文大家杨芳灿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由其出生和早年生活的故乡常熟、到中年赴甘肃为官、后又回到京师任职，其一生行迹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风格相应地由清新华艳到雄健峭拔、再到清新瘦硬；姚文对吴江郭麐科场屡败、长年胥疏江湖的经历和诗词创作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郭麐交满天下、颇重性灵、以情动人的特色。上海电力学院夏太娣论证了晚明南京的人文生态与戏曲作家的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时代特点，有较强的创新性。这些研究表明，在作家生长或游历的过程中，地域文化会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不理解文学背后的地域文化特征，就无法全面理解作家及作品，也就无法全面、正确评价整个文学史。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作为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为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掀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