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中国古代散文史的研究，也为了更好地纪念为中国散文史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郭预衡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决定举办“中国散文史暨郭预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在全所同仁的精心准备下，在全国各地学者们的鼓励下，会议于2011年10月15至16日成功举行。

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英德教授主持。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李炳海教授、《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洪本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聂石樵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韩兆琦先生分别致辞。北京师范大学张俊教授、《文艺研究》资深编审赵伯陶先生、《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先生在前排就坐。过常宝教授、马茂军教授、蒋振华教授、尚学锋教授分别主持了两场大会发言，由谭家健先生、林邦钧先生、段启明先生、尚学锋教授、郭英德教授、阮忠教授、熊礼汇教授、李炳海教授、郭丹教授、洪本健教授、徐正英教授分别作大会报告。段启明教授、李炳海教授、徐正英教授等分别主持了两个小组的六场小组讨论会。10月16日上午举行大会闭幕式，闭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山教授主持，马茂军教授及梅军教授分别对各个小组的讨论情况向大会作了汇报。

本次会议邀请到全国各地五十余名学者，提交论文三十七篇，分述如下：

一、对郭预衡先生的怀念与追思

谭家健先生在致辞中深情地回忆了郭预衡先生作为首任会长，对中国散文学会的巨大贡献，并且也高度评价了郭预衡先生在中国散文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同时也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所的散文研究实绩表示赞赏。李炳海先生回忆了三十年来与郭预衡先生两次接触，认为郭预衡先生的研究向来是高屋建瓴，希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所能继承郭先生的衣钵，再创新的辉煌。刘跃进先生从郭预衡先生送他的一副字谈起，那是宋人白玉蟾的一联诗“有客放船芳草渡，何人吹笛夕阳楼”，刘跃进先生指出这正代表了郭预衡先生人生境界，那就是气定神闲。而这也成为郭先生晚年研究的基调。刘跃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格局一直是有偏颇的，五四以来，被打倒的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指的全是散文，因此，这一百多年的研究早已把散文逐出了中国文学史。但事实上对中国古代文人而言，散文却最重要，诗词歌赋是闲情逸致，小说戏曲更是娱乐，只有散文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郭预衡先生晚年全部精力都放在散文史的研究中，应该说对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纪念郭先生，最好的方法就是继承他的学术方向，将中国散文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时，我们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都会有新的期望。洪本健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拜识了郭预衡先生，对郭先生的儒雅、谦和印象极深。聂石樵先生则回忆起与郭先生交往的珍贵往事：郭先生很有诗意，上作文课，曾出作文题“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大家觉得很好，但后来政治气氛变了，以这种题目作的作文只好烧掉；郭先生还很风趣，曾在课堂上让大家猜灯谜，比如“水帘洞外有人家”、“回眸一笑百媚生”，前者答案是候外庐，后者是杨树达（遇夫）。所以，郭先生的课极为生动和活泼。韩兆琦先生也指出，郭预衡先生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他在散文研究上的成就，是无人能及的，而他作为散文学会的创始人并担任第一任会长，与谭家健先生、漆绪邦先生都为散文学会作出了巨大贡献。林邦钧先生说，郭预衡先生以二十年之功，撰成《中国散文史》的煌煌巨著，奠定郭先生在中国散文史研究方面的地位，此书获得教育部一等奖，是实至名归的。新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郭先生的《中国散文史长编》，此书虽出版在后，但准备却在《中国散文史》之前，因郭先生受鲁迅影响，认为当先做资料长编，故以采铜于山的精神积累资料，不过，郭先生也反对将史写成资料汇编或作品赏析。段启明先生以自己的课堂教学经验来评价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对作品解析与评价的精深与独到。尚学锋教授《文学史家郭预衡》一文对郭预衡先生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且深情地回忆起郭先生写《中国散文史》的情景，郭先生总是爬在家中一个低矮的茶几上写，写一页就扔在地上，满地都是稿子，夏天也不敢开电扇，怕把稿子吹跑。而最让尚学锋教授印象深刻的是郭先生给学生上课的认真劲儿：有一年学校正在建楼，吵得没法上课，郭先生就领着学生上了地铁，到鼓楼大街站让大家下车，在空空的站台上上课。这一细节也让与会的学者感动不已。

二、郭预衡先生学术成就的研究

谭家健先生《郭预衡教授对中国散文史研究的突出贡献》一文从系统的学术建构、独特的研究角度和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三个方面全方位论述了郭预衡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学术品格，并指出这对于“树立良好的学术风范，推进当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散文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阮忠教授《以“文变染乎世情”为宗旨的散文史撰述——以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为例》一文对郭预衡先生散文史撰述的“三点奢望”进行了分析，指出“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三位一体，体现了郭先生在散文史撰述上的沉潜之力和贡献之巨。同时，郭预衡先生坚持“文变染乎世情”的思路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散文史》的写作，阮教授以“从社会状态探导散文发展的规律”和“从社会状态之变展现作家作品之变”两个方面细致的阐述了这一影响。欧明俊教授《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问题——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心得》一文认为“古代散文史研究要创新，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对通行的观念、观点进行反思”，“郭先生做了许多‘去蔽’工作，其功甚大，学界应充分重视，充分表彰”，作者从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中深受启发，提出古代散文研究中十四种遮蔽，其中极富启发意义的如“现代‘纯文学’散文观念对传统‘大文学’散文的遮蔽”、“文人之文对其他身份作者之文的遮蔽”、“正宗古文对骈文、时文、八股文的遮蔽”、“‘文学文体’对‘文章文体’、‘应用文体’的遮蔽”、“‘纯文学’散文对学术著作中文学散文的遮蔽”，都是对古代散文研究中的大命题。郭英德教授《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则通过对郭预衡先生一生研究与著述的探析，深入揭示了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指出若以刘知幾“史学三长”衡之，“作为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才、学、识兼长，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郭预衡先生的“史家之心”，表现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而对于各种思想，郭预衡先生都将其当作一种思想资源与智慧启迪，并融入自身的社会阅历、人性体验，真正转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智者之思”。最为重要的是，从郭预衡先生一生著述来看，他始终不渝地以“文学”为本行，具“文人”之气质，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自铸伟辞，彪炳千秋。

三、散文理论研究

关于散文理论的研究文章有五篇，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对散文这一概念的界定以及古今概念的辨析，对这一最为根本却最难理清的问题有一定的推进。

熊礼汇教授《关于编写中国散文史的想法》一文对当前散文史的编撰提出思考与建议，并进一步提出“撰述中国古代散文史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古代散文史叙述的文类对象，作者认为骈文、辞赋、八股文等并非散文史研究的对象；二是对古代散文文类特性的确认；三是明确古代散文史叙说的主要内容和达到的目的；四是采用恰当的叙述策略和表述方法。罗书华教授《“散文”概念源流论：从词体、语体到文体》一文则努力对“散文”一词从词语到语体最后到文体的发展，通过深入考证与辨析，认为“散文”的概念最迟在公元六世纪的北朝已经出现；“散文”概念发源于词体，经历了从词体到语体再到文体的艰苦历程；“骈文/散文”、“韵文/散文”中的“散文”不是严格的文体散文概念，而是略具文体意义的语体概念；真正的文体“散文”概念出现于南北宋之间，而定型于二十世纪初。马茂军教授《论朱熹的古文理论》一文在南宋古文运动的大视野下讨论朱熹的古文理论，以为朱熹在南宋古文运动中占有重要主导地位，甚至对整个中国古文运动史有重要的影响。他主导了古文运动的理学化，为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定调，也导致了古文运动的僵化和非文学化。张德建教授《明初理学与政治话语下的文道关系》以明初理学盛行为背景，探讨政治话语占据主导时代的文道关系。认为明初的文道关系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形成了以理学化道论为核心文道关系，二是在此基础上突出实用论，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养气论则是支撑这一关系的基点，强调理学的诚敬修持工夫，又与台阁文人追求和乐温雅的心性修养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基于政治目的的养气论。韩高年教授《试论春秋时代的文章本体观念及其奠基意义——以春秋卿大夫的发言撰辞及批评活动为核心的考察》对先秦尤其是春秋时代的文章撰作进行研究，指出当时人对这些文章已经有他们自己专门的称谓，于是也便出现了频繁的有关文章形态、风格、文体功用等方面的带有通约性的评论，有的还提出了一些范畴，这些范畴是后世有关文论范畴的源头，并以“言”“辞”的价值、“质”“文”之别、“志”（内容）“言”（形式）关系、“气”“言”关系等本体问题为对象进行了深细的探究。

四、散文发展史研究

散文史的研究本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的五篇相关论文均选取了散文史中的细节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充实了我们对散文史的认识。

唐晓敏教授《论中唐“古文运动”的发生》一文首先从名与实的角度论证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客观存在，并指出古文运动只能始于韩愈，又进而认为“古文运动是韩愈政治上失意的的产物”，从而力图纠正一种流行看法，即认为“古文运动”是因当时政治改革需要而引发的。洪本健教授《明代文坛接受欧阳修的历程及其意义》一文对欧阳修在明代文坛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一接受经历前中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为开国文臣和“台阁体”人士的尊崇，中期为唐宋派大家的推重与宣传，后期为公安派的称赏和艾南英的盛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前期被视为身兼道统与文统二任的欧阳修，在中后期更多是以一代文学巨匠的形象出现；在欧的影响下，一代文风以平易自然为主，“文必秦汉”的拟古之习遭到致命的打击；明人对欧文之富于情感性倍加赞赏，茅坤、归有光等关于欧公继承司马迁不朽风神的评议，实开后世“六一风神”论的先河；由前期的宗欧，到中期的欧苏并重，直至后期的苏轼更受推尊，明人展现出更加张扬个性、尊重心灵、崇尚艺术的特点和从偏于重道向更为重文转变的文学观。刘尊举先生《明代八股文的初期形态》一文通过深细的研究指出，明代八股文实来自宋元经义，并通过材料的梳理与排比，描述出明代八股文从无固定程式到规范化、精细化方向的发展历程。刘培《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一文以辞赋为中心，考察了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特征：即理学与辞赋的互动态势；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南宋中期宽松的社会环境更需要辞赋作为文治的黼黻来点缀文人的闲雅情调等。并指出，辞赋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加强，文人也更重视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而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张丽《北朝散文“子史”之传统及其成因探析》一文以《颜氏家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三书为主，认为三书均体现出北朝散文所承袭之“子史传统”，并进一步指出其三方面的成因：一，南北分裂之际的家族迁移；二，北方拓拔魏政权的性质及其尚武精神；三，“子史”之实用性特征与“大一统”理念的内在契合。

五、散文文体研究

本次会议收到有关散文具体文体的研究是最多的，也这体现出散文研究的细化与对文体的关注，而这，也应该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未来的主要领地。

李炳海教授《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种类、属性及文本形态和特色》一文指出，诸子著作的文体名称，往往与文体的属性有密切关联。而诸子著作的成书方式存在口传笔录与作者直接书写、个人独撰与集体编写的不同，文本形态也出现许多差异。故李炳海教授将先秦诸子分为简约型和繁复型两种类型，并指出先秦诸子著作的个体风格，可以根据作者的社会角色加以界定，这样可以显示出彼此之间的差异。郭丹教授《先秦散文文体浅说》一文综论了先秦散文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并对史传散文及说理散文中的各类文体进行了论述。徐正英教授《甲骨刻辞的写作意识》。张思齐教授精通多国语言，具有宏通的学术视野，他的《骈文与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一文即以此观照欧阳修创作及骈散之关系，颇多新意与创获。他指出，骈文是散文的一个亚文类，在特定的环境下骈文能向散文回归。经过欧阳修等人的努力，这一回归在宋代较为彻底地实现了。从单篇文章的创作总量看，欧阳修的骈文远多于古文。欧阳修是伟大的解构主义者，他以长对仗句改造了骈文，将它发展为宋四六。欧阳修的古文乃以其骈文功夫锤炼而成就。陈元锋教授《杨亿“文格”浅议——以制诰文为考察中心》一文细致梳理了相关材料，指出在景德、祥符中，杨亿以词臣身份掌诏，“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创变文格。宋真宗与王旦赞誉为有“贞元、元和风格”；这一概念主要指中唐词臣元、白等人所确立的书命雅诰的写作范式，但杨亿等人典赡精工的昆体制诏却取径于樊南四六。杨亿对宋文演进的贡献是，以典雅博奥之思与雄直刚正之气融元白制诰、樊南四六为一体，创立新的文格，变革五代至宋初诗文卑俗芜鄙之格和枯瘠浮弱之弊，使得景德间“号令彬彬，谓之尔雅”。蒋振华教授《魏晋南朝表文流变中的共性三题》一文认为魏晋南朝是表文的成熟、演变期，表文在此时期经历了性质、价值及立场等的演变，这些演变是表文与各时代文化和精神互动互渗的必然结果。马世年教授《文章新体：〈韩非子〉韵文的体制及其散文史意义》对《韩非子》之“韵文”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韵文的出现是缘于运用与传播的需要，是与进谏君主的实际功用密切相连的，其目的就是要便于国君的记忆与吟诵。而其体式不仅标志着先秦韵文发展的新面貌，同时，对于以后散文中韵文的发展、对于骈文的产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梅军先生《春秋铜器铭文“命”体散文考论》一文指出，相对于西周铜器铭文中载录上对下发号施命的“命”文而言，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的“命”文在数量和内容上明显减少，创作者身份发生了变化，行文体制相对灵活，但主要地还是承续着西周晚期铜器铭文中此类“命”文的创作特点，而无太大发展。夏德靠先生《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一文对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进有两条路：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柯镇昌先生《战国书牍文管窥》一文将战国时期书牍类文章做为研究对象，指出此时期的书牍类文章可以大致区分为公牍和私函两类：公牍类文章一如春秋时具有较强的公文性质；私函类文章则不仅能够抒情，而且出现了家书性质的作品，并且体现出一定的审美特性。刘淑丽女士《王羲之杂帖论略》对散文史中向来忽视的王羲之书法杂帖进行了研究，努力钩沉杂帖中涉及的史实，缕清其中涉及的人事，挖掘杂帖所包含的艺术特色，为散文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地。康震教授《唐代厅壁记简说》对唐代新兴的文体厅壁记进行了史的梳理，并通过细致的研究指出盛唐、中唐与晚唐厅壁记作者身份及心态的变化，从而也彰显了其文体性质的变化。

六、有关散文的考证研究

文献考证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散文研究也同样需要考证的功夫。

牛鸿恩先生《论〈逸周书〉写定的时代与地域——兼与刘起釪、李学勤先生商榷》一文通过对《逸周书》所表现出的社会状态与思想倾向的细致梳理，辅以其书的文体特征，因此认为此书当出于齐国，成书于战国而非春秋。俞志慧教授《〈全浙诗话〉点校体例》一文是俞先生整理《全浙诗话》的凡例，我们认为，诗话在当前学界总被当作文论的材料，其实，其本身也是散文创作的一部分，也应纳入散文的研究范畴。俞教授在文中提及关于异体字、繁简字、避讳字、标点符号的使用等整理古籍中常会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今后类似的整理工作有极大的参考意义。潘承玉教授此前曾发表《篡窃的文学经典:〈画网巾先生传〉并非戴名世原创》一文，引起学界关注，此次提交的《明遗民散文网络：明清之际散文衍变的中流砥柱》则承继前文，而创获益夥。潘教授通过对明末清初大量明遗民散文创作的考察，为文学史重新发现了李世熊这位散文大家，并进而揭示了当时“百脉贯通、生生不息的明遗民散文网络”。许庆江先生《欧阳修与尹洙合撰〈五代史〉本末考》一文通过对欧阳修与尹洙通信的细致研读，从而对《五代史》著作权问题提出新的、更加客观的推测，即欧阳修和尹洙自景祐四年（1037）相约合撰《五代史》，至尹洙庆历七年（1047）逝世，前后合作达十余年。尽管此后七八年的时间里，欧阳修独力修改尹洙所撰写部分，并最终完成《五代史》，但不可否认尹洙参与了《五代史》的撰写，前后投入了不少精力，对欧阳修撰写《五代史》有很大的影响。李小龙《张岱〈西湖梦寻〉人名考》在其整理校注《西湖梦寻》的基础上，对其中前人无考且或不易考索或有讹误的二十二人进行细致的爬梳，考出各人的身份及生平事迹，从而为阅读《西湖梦寻》扫清了障碍。

七、散文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相较于古代文学的其他文体，中国古代散文是古典文化更为重要的载体，因此，对散文的研究也离不开文化的视野。

杨秀礼先生《浅论刘因散文创作的老学思想》一文讨论了刘因人生观与对《老子》的客观态度，并指出他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了丰富的老学思想，并藉此对刘因的人生选择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宁登国先生《春秋史官记言功能的多维透视》一文指出，春秋时代是一个君子立言的时代，也是史官记言兴盛的时代。同“诗言志”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致，春秋君子在“王者之迹熄”之后的苦心“立言”，已鲜明流露出他们极欲重构理想意识形态、实现生命本体价值的内心焦灼和不懈追求；对主司载录的史官来说，他们能够在王纲解纽、诸侯逞欲的春秋乱世据事直录、崇德尚礼，集中突显了他们“耸善抑恶”、明德扬礼、力欲以史的审判逐渐代替神的审判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此外，这些记言客观上还起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刻划人物形象等审美功能。郗文倩女士《何为“鱼龙曼延”——兼谈佛教幻术及其艺术表现》一文对张衡《西京赋》所描写的“鱼龙曼延”进行了别有趣味的研究，作者认为，这种大型幻术表演当取材于《贤愚经》所记舍利弗与外道魔头牢度差以幻术斗法的“降魔”故事，此故事在敦煌壁画和变文中都有表现，但幻术、壁画和文学根据各自特性做了不同的艺术发挥。佛教经典对于“幻”的意义有较为详尽的理论阐述，且擅长以“幻术”、“幻师”（幻术家）作为教义的引证譬解，但“鱼龙曼延”只能看做流行艺术对佛教因素的借用，而这正是佛教艺术初入中国时的基本情形。叶修成先生《论商周“典”体及其文化意义》一文指出，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以塑其权威性，并将先公先王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作为规谏与训诫的话语资源。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它呈现出不同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而这与尧舜故事在口头流布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贾学鸿女士《〈史记〉对为将三世家族的叙事与道家理念》一文把《史记》所载秦国的王氏和蒙氏、楚国的项氏、西汉的李氏等将门家族的变迁当成一个特殊系列：这类家族的共性是三世为将，并且担当军职的第三代成员死于非命，有的甚至祖孙三代皆不得善终。而燕赵之地的乐氏、秦汉之际的冯氏也是将门世家，由于第三代或自第二代起就不再担任将职，往往幸免于难。在叙事层面，《史记》对这类家族的记述，从正反两面契合了道家“三代为将者必败”的理念，体现出文学的趣味性和神秘色彩；而司马迁对此所作的评论，却没有依傍道家之说，而是跳出宿命论的格调，立足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审视三代为将家族的命运，更强调人的行为作用，从而彰显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性与理性视角。

综上所述，此次会议既包含了学界对郭预衡先生深切的愐怀之思及崇敬之情，也涉及到了中国散文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来作为对郭先生最好的悼念；既有试图为中国古代散文正名的理论建构，又有为散文研究点上的深细考辨；既有英雄所见略同的畅快，也有君子和而不同时的热烈讨论。因此，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