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八届年会暨2011年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49篇，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的160余位学者应邀与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分别致辞。在为期两天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与会专家就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众多热点议题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探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主持了闭幕式，明代文学学会秘书长陈书录教授在闭幕式上作会议总结，并宣读了学会理事会决议：一、2013年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二、201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小规模学术研讨会；三、增补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为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增补香港教育学院陈国球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许建崑教授、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为明代文学学会理事。

自2002年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成立以来，明代文学年会每年召开一次，2009年以后改为每两年召开一次。此次会议是改制后的第一届年会，举办方和与会学者都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会议的规格和会议论文的学术质量均得到有力的保障。会议的成功召开体现了明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三个方面的重要进展：一、研究队伍已经逐步壮大和成熟，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汇集于明代文学研究领域，这说明这一领域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吸引力和学术空间；二、研究领域已经全面铺开，明代文学已经在研究对象、学术方法以及学科交差等方面获得充分的拓展，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三、研究格局已经重新调整，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诗文领域，在与戏曲、小说研究的对比中，体现出明代诗文应有的重要地位。从会议论文及会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文学研究近期的一些新特点和新动向。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对明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视；二、研究格局的多元化与均衡化；三、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四、“文学思想史”研究理念的深远影响。

一　文献与考据

对文学文献的重视和强调，是此次学术会议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研究员在开幕辞中分析了目前明代文学研究的不足之处，首先一点就是文献整理问题。他认为“明代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还有待加强，明代诗文的别集还缺乏系统的整理，总集的研究也处于相对停顿的状态”，并建议整合学术界的力量重新启动全明诗、全明词、全明文的整理工作。

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闭幕式的大会总结中同样强调了文献整理的问题。他认为，尽管明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目前仍然是古代文学文献研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他指出：“至今为止，我们没有一部明人别集提要，没有一部明人别集目录。对这个时代文学的家底，我们不清楚。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钱谦益、朱彝尊所统计的明代作家和作品的信息。”而一个时期的文学研究，如果文献基础不扎实，就不可能取得高水平的成果。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明代文学文献的清理应该花大工夫。他进而指出目前有几点工作是比较迫切的，一是把现有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出一部别集提要，哪怕不是十分完整；二是要积极申请经费，整理全明诗、全明文；三是整理出版明人别集丛刊，选取善本，影印出版。

会议论文同样体现出对文献研究的重视。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侯荣川博士《关于明诗话整理的若干问题》一文对已有明诗话汇纂、整理情况作出深入、细致的检视，特别是对在整理、研究单独成书的明诗话上具有代表性成就的《全明诗话》作出重点考察，就其排比、考订、编篡的方法提出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旨在将明诗话的文献整理工作引向深入。文章具体讨论了明诗话的搜辑范围问题、标准认知问题、版本问题、校勘问题、作者及其生平考订等具体问题，在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解决了一系列具体的文献问题。文章明确提出：“明诗话作为中国近世文学批评之重要一环，其特色与价值，须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充分的阐扬。当今的明代文学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尤其在诗文领域，这就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这方面的任务其实非常迫切。我们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心并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为现代学术的发展、更新夯实基础，同时亦藉此推动明代文学文献学的建设。”

日本立命馆大学广泽裕介教授《＜古今小说＞诸版本的成书问题》一文从插图、正文文本和版木的损坏情况等三个方面，对发现于日本的《古今小说》的三种早期版本作出了极为细致的对比，重新梳理了《古今小说》的版本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古今小说》原刻成书之时，《喻世明言》等“三言”还都尚未问世，《古今小说》是单独纯粹地成书的；因此有必要大幅地修正历来对《古今小说》的看法，应将其与“三言”区分开来，来认识它作为一本小说集、一个文学单位的独立价值。中国武警学院陈国军教授《明代稀见小说集＜狐媚丛谈＞考索》一文对稀见小说集《狐媚考索》的命名、性质、著录、作者、刊行者、版本、成书时间、篇目来源以及影响作出了全面的考索。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中川谕教授《＜三国志演义＞的夷白堂本与周曰校本》一文通过细致的文本对比，考察了《三国志演义》夷白堂本的底本问题，并根据其简略化的独特性对其成书情形作出推测。他认为夷白堂本和周曰校本乙本或丙本关系很密切，但不是以周曰校本作为底本而成立，而是以与周曰校本相同的底本或祖本而成立的；夷白堂本有简略化的特征，但是其简略化独具特征，与简本系统的简略方式完全不同。暨南大学程国赋教授《顾庆元新考》一文通过考察《武陵顾氏宗谱汇编》和《武陵埭川支顾氏宗谱》中新发现的顾庆元家谱及相关资料，对顾庆元的家世、身份、地位、散佚作品作出详尽的考证。上海师范大学查清华教授《明代吴中“皇甫四杰”生平家世考》一文专门考察了明代嘉靖间“皇甫四杰”的生平家世，清理家族世系脉络，考证主要生平事迹，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明代吴中地区文化世家兴起之典型特征。曹立波教授《叶廷甲本＜徐霞客游记＞的版本价值》、蒋鹏举教授《吕柟＜十四游记＞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意义》、罗剑波教授《关于明代＜楚辞＞评点的底本问题》、张庆民教授《读＜少室山房笔丛＞札记一则》、陈斌教授《徐献忠生平及诗学著述考》、史洪权教授《张习整理元明别集考》、李小龙教授《明代词人马洪生活时代考》、胡金望教授《阮大铖与晚明著名艺人和戏曲鉴赏家交往考述》、赵素文教授《祁彪佳与沈泰＜盛明杂剧＞的编撰：由祁沈交游切入的考察》等文章分别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明杂剧文献论》一文指出：“文献乃一切研究之基本出发点。面对着数百年前流行于场上案头的明杂剧，欲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入进行文本解剖和寓意阐释，文献梳理不可或缺。”文章从剧目及作家生平著录、作品辑选、评点纪事等三个方面，细致评析了明人对明杂剧的文献整理工作，籍此了解明人杂剧信息与明人杂剧观念。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明词文献整理史述略》一文对从明中叶至今日约四百五十年的明词文献整理历程作出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在明词价值体认上的缺失及词学观念的变迁。南京师范大学陆林教授《二十世纪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滥觞》一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关于金圣叹生平考述、著述整理和轶事汇辑等方面的史实研究作出梳理，指出该时期的成果唯有著述整理可为日后的全面研究提供较为充分的基本文献，其他有关“史实”的研究均属稗贩耳食的皮毛之举，真正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史实研究尚有待于以后岁月的呈现。西南大学何宗美教授《＜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考辨——以《宋景濂未刻集》提要为例》一文指出《总目》关于明人别集的提要存在着严重的学术缺憾，而前人的相关考辨范围还十分有限，且主要着眼于文献、史迹和字句，“对于撰者在思想、学术和文学等方面的观念和认识上的偏误或缺失则少有鉴别和辨正”，因而《总目》考辨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对思想错误之澄清与观念缺失之补救上，只有这样“才能开掘‘四库总目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同时也通过《总目》批评之批评达到对明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想的新思考和新认识”。上述文章均是探讨明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也大都涉及学术史或文学批评问题，具有综合的学术价值。

此外，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教授《＜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编写宗旨和主要特点》一文介绍了一部由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域外小说文献著作，该著是中文图书中第一部关于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资料的系统而完备的专著。

二　研究格局的多元化与均衡发展

20世纪明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戏曲、小说研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一是诗文研究往往集中于重要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近年来，诗文研究逐渐受到足够的重视，且有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流派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思潮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和细化，另一方面诗文创作越来越多地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而在诗与文之间，一边倒的研究格局也被打破，古文研究进步显著。这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充分体现了这种变化。

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批评及文学思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唐顺之与明代“毗陵诗派”考论》深入考察了嘉靖年间以唐顺之为领军人物的“毗陵诗派”，分别讨论了“毗陵诗派”问题的源起、诗派的成员、诗派的理论与创作特色及其在嘉靖前后诗学演变中的意义等。对“毗陵诗派”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明代嘉靖时期诗歌演变的历史。韩国加图立大学元钟礼教授《对前七子格调论的深层研究——通过李梦阳和徐祯卿的“诗的交游”》一文，通过考察李梦阳与徐祯卿之间的“诗歌交游”——比较两者早期“言志”的和“缘情哀伤”的诗歌倾向，分析徐祯卿写给李梦阳的脱离哀伤情调而表现出意志坚决之面貌的交友诗，分析二人有关兵备意识的、批判宦官之擅权的同题诗，并指出徐祯卿对他们的交友性质有自觉的体认——证明前七子具有鲜明的政治结社性，进而说明前后七子所重视的“情”是指“葛藤状态的向往社会问题的‘情’”，后人不能因处境不同、不能了解其情感而冒然将其诗歌理论视为阻碍真情流露的形式主义。这样的讨论，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加真切、更加深入地了解前七子的结社情形和诗歌理论。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明代前中期诗坛尊杜观念的变迁及其文学取向》一文，详尽分析了明代前中期不同阶段宗尚杜诗的视角之变迁：明初诗坛诸家对杜诗的各自解读，总体上显示出一种多元化的样貌；而永乐以来，随着功用主义在文学领域的突起，台阁文士偏向于强调杜诗的“时政”意识与“性情之正”之内涵；成化、弘治以还，基于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士们侧重于从技法的层面探讨杜诗。这种宗杜视角之移易，同样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氛围和观念形态的发展演变趋势。暨南大学史小军教授《论郑善夫对杜诗的接受》一文则具体分析了郑善夫对杜诗的评价与接受，及其对明中后期诗坛，尤其是对闽中诗坛的巨大影响。上海师范大学严明教授《明初台阁体的前世今生——中国诗歌史中治世之音的评价问题》一文，从台阁体诗的写作风格及社会功用等角度入手，结合历代悠久的美颂传统，辨析了台阁体诗的生成原因、表现特征及存在意义。北京语言大学张德健教授《论明代文学感物论的历史变迁》一文探讨了明代文学感物论的三个发展阶段：明初在理学思想影响下，以理、道为文学发生的起点，以心、物、理为主体的感物论；明中期从反对理学出发，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干预的，以心、物、情为主体的物感论；晚明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突出灵心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既执着于现世、又强调心灵的超越的，以心、物、境为主体的感物论。徐州工程学院张仲谋教授《论明代词集评点的价值与特色》一文，通过对明代20余种评点词集的系统清理，分析了明代词学批评特有的话语方式、思维取向与审美追求，并重点讨论了其以曲释词或词曲互证的独具特色的批评方式。聊城大学李庆立教授《论李东阳的诗学体系》一文系统分析了李东阳“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旨归”的诗学体系，并探讨了该体系的构建与影响。此外，朱丽霞教授《顾清与茶陵诗派》、陆德海教授《文法理念差异与秦汉派、唐宋派之争》、杨遇青教授《从“白云楼社”到“后七子”派》、余来明教授《明代中期吴中复古诗人的双重格调——以袁袠、黄省曾、王宠为例》、郑礼矩教授《明代福建反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考——论王慎中之前的泉州府作家》、朱迪光教授《从＜明诗评选＞看王夫之评明代诗歌》、王兵教授《论明清之际遗民诗选的诗学价值》、曾肖教授《论竟陵派评选＜诗归＞的文体观念与批评特色》以及其他诸多文章，均能将明代文学流派和文学批评、文学思潮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引向深入，不能一一而论。

通常认为研究明代文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发掘其文学观念之价值，而诗文作品没有太高的艺术成就，不值得深入研究。然而，明代诗文自有其时代特色和独特成就，且文学观念的探讨也不可能脱离文学创作而空谈，我们还是有必要细致地分析其思想情感、艺术特征与创作技法的。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如实地、完整地描绘明代文学史的面貌。香港浸会大学张宏生教授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呼吁学者们多做一些审美研究，其《情感体验与字面经营——纳兰词与王次回诗》一文，则通过具体分析王次回的作品真伪问题、王次回诗的传播与纳兰的交游圈、纳兰词对次回诗的入与出、艳诗传统与诗词之别以及纳兰“组装之美”的创作方式等问题，深入探讨了纳兰性德词对王次回诗的接受问题。这对于丰富明清文学史的层次、了解明清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香港大学陈岸峰教授《起出遗民，以心传史：吴梅村的半生缘与晚明悲歌》一文，通过讨论吴伟业“以心传史”的诗歌理念、遗民身份之遗失、政治理想之创伤、半生缘中的隐语系统等问题，十分精彩地探析了其诗作中饱含的深刻而沉痛的生命与情感体验，并揭示了其“以心传史”诗歌理念及诗歌创作的独特价值。美国加州大学李小荣教授《乱世中的和谐：明清过渡时期李元鼎和朱中楣夫妻的诗歌唱和》一文，通过考察明清过渡时期身处政治旋涡中的贰臣夫妻李元鼎和朱中楣之间的诗歌唱和，彰显中国诗歌文化的复杂功能及特征。首都师范大学雍繁星教授《王百谷诗歌略论》一文细致分析了明代后期一位重要诗人王百谷的诗歌作品，认为其人格志趣和诗歌创作都带着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时代特色，是晚明诗歌由复古到性灵之间不可忽略的路径之一。辽宁师范大学刘勇刚教授《论李雯的悲情人生与诗歌创作》一文深入探讨了“云间三子”之一李雯的矛盾心态和精神苦闷，及其“沉而不壮，英而不雄”的诗歌风格。对诗文作品的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明代文学研究格局的变化中，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散文——既有小品文，又有古文，乃至八股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明代尺牍的辑刻与传布》一文全面论述了明代尺牍的辑刻方式、尺牍辑刻的动机与意图、尺牍兴盛的文化背景以及尺牍辑刻的多重价值。文章指出，明代尺牍的大量辑刻与传布，促进了尺牍创作的进一步文学化，是尺牍文学兴盛的重要标志。山东师范大学魏青教授《元明之际戴良散文论》一文分析了戴良的序体文、记体文、碑传文、论说文和杂体文五类文章的风格，并探讨其由“经学文风”向“变徵之音”的风格转变。香港浸会大学黄伟豪教授《金圣叹论＜左传＞》一文讨论了金圣叹对《左传》外在艺术特点——诸如形式结构、修辞格、行文风格等——的剖析，认为其条分缕析固然洞若观火、启迪读者，但又偶有强为曲解、贻人诟病之处。中南民族大学萧晓阳教授《桐城派批评范式中的归有光散文境界》一文，通过具体分析桐城派对归有光散文的多角度批评，考察归有光的散文成就，并探究桐城派文论之祈向。林春虹博士《茅坤风神论与古代散文叙事美学的形成》一文深入分析了茅坤“风神”理论的丰富内涵，认为这对古代散文美学尤其是叙事美学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马宝民教授《晚明小品繁荣的文化解读》、梁娟博士《破儒教之藩篱与文体之选择——李贽小品创作对晚明小品的影响》、苗民博士《从晚明小品选本的角度看“小品”作为审美范式的成立》等文章，从不同角推动晚明小品文的研究。黎晓莲博士《涵咏性灵——袁黄八股文批评之主体论》一文细致论述了袁黄关于八股文创作“存心”而后“养气”的主体修养论，探讨主体心志气神与八股文气脉格局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尊举《“因体立格”与“顺题成文”——明代八股文的结撰模式与创作空间》一文，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揭示出明代八股文的两种基本结撰模式“因体立格”与“顺题成文”，并指出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为八股文作者施展才艺留下了很大的创作空间。然而，尽管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明代散文尤其是古文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是远远不够的。明赋的研究更是苍白。

当然，研究格局的调整，对诗文研究的重视，绝不意味着戏曲、小说研究的衰落。这次会议上，戏曲、小说的研究同样有重要的收获。

一些考论文章把相关研究引向一个新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石雷教授《史为我用：论＜隋史遗文＞创作主旨及与时代主旨之关系》一文，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之法则，通过深入辨析袁于令《隋史遗文》的主题，断定其成书年代不可能在明末，只可能在清初，袁于令实际上是借古说今、史为我用，为清初的贰臣辩解，这也把历史小说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历史语境。华南师范大学李光摩教授《＜琵琶记＞表微》一文通过考证高明的遗民身世，讨论《琵琶记》的讥刺主题，追寻蔡伯喈的原型，辨析《琵琶记》的“纰漏”问题，最终推证出蔡伯喈背后的隐身人刘伯温。该文论证细密，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是一篇很有趣的考论文章。

一些论文对戏曲、小说文本作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如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论＜新平妖传＞》一文指出冯梦龙将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增补成四十回本《新平妖传》，篇幅增加了近三倍，不仅弥补了原书人物来历不明、故事交代不清的缺陷，而且将主要人物王则、胡永儿等人妖魔化，又明确提出“妖由人兴”的观点，还补写了大量的世情故事，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教授《暴劫、受难与超越死亡——论＜剪灯新话＞《翠翠传》和《爱卿传》》一文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探讨了《翠翠传》和《爱卿传》的悲剧形态：元末乱世之暴劫造成了女主人公不可规避的“命运”，而由她们或积极或消极的反抗构成的“冲突”将其引入“受难”之境地，劫后的冥聚或再生则完成了“死亡的超越”；“受难”所展示的崇高感、补憾与死亡的超越，乃产生悲剧快感之由。邹自振教授《＜紫钗记＞：希望的早春之梦》、伏漫戈教授《凌蒙初笔下的江湖世界》、李栩钰教授《扫眉才子薛涛形象探析——以＜鹦鹉洲＞为中心》均对文学文本作出精彩的解读。

故事源流的演变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南开大学陈洪教授《唐僧西游故事的缘起、传播和小说文本的成型》一文，详尽论述了玄奘西游故事由历史传记逐渐演变为叙事文学的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历时久远的成书过程中，不仅有民间艺人的讲唱言说，也有文人的踵事其华，还有宗教徒们的附会修撰；这个加工、改写的过程，包括旧有文本的复述与改写，也包括新文化因素的、新文本的渗入，甚至有宗教徒以性命修炼思想比附西游故事的环节，最终经过文人写定者创造性的改写而得以成书。淮海工学院伏涤修教授《西游戏曲主要分支系统本事来源考述》一文，细致考述了西游戏曲几个主要的分支系统：陈光蕊、江流儿题材戏曲，依据唐宋笔记报冤类故事改造而成；猿猴题材戏曲，来源于古代的猿精故事；二郎神题材戏曲，来源于二郎神崇拜，往往杂糅有李、赵、邓、杨等多姓二郎神传说的内容；唐太宗入冥还阳与刘全进瓜题材戏曲，来源于唐代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台湾静宜大学林宗毅教授《＜怀香记＞与“西厢”故事之关系新探》一文探讨了《怀香记》与“西厢”故事之间的双向关系，认为《怀香记》在情节编撰上受“韩寿偷香”故事影响颇多，而《莺莺传》和《西厢记》部分情节的形成也极有可能受“韩寿偷香”故事的影响，两者之间实呈现极为巧妙的“双向”关系。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明至清初小说中的“靖难”书写》一文，深入论述了作为政治事件的“靖难”事件在明清的史著撰写、小说创作中不断演变的过程，展现了政治、历史与文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戏曲、小说与文化思想及文人心态的关系也受到较多的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三言”“二拍”思想观念辨析》一文，通过对“三言”“二拍”细致的文本分析，从义利之分合、理欲之交融、天人报应之互补等方面对“三言”“二拍”的思想观念进行分析，指出“三言”“二拍”突破了儒家的传统义利观，义利并重；在理欲之辨方面，展现了理与欲的冲突；在因果报应观念上强调了人报的价值，体现了天报与人报的互补。这些方面的特点使“三言”“二拍”的思想具有了新意，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的思想观念。西安交通大学刘彦彦教授、西北大学赵芹教授《＜封神演义＞的宗教问题》一文，从神怪、道释杂揉、道教法术等角度分析了《封神演义》的宗教问题，论述了其对早期神魔长篇小说创作以及民俗文化的影响，并借以探讨文学与宗教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中国传媒大学孟梅教授《“理之所必无”与“情之所必有”——从＜狮吼记＞柳氏形象透视晚明文人的文化心态》一文，通过对《狮吼记》柳氏形象的具体分析，解读晚明文人在正统的纲常思想与心学思潮双重影响下矛盾复杂的文化心态和性别意识。

新理论、新视角带来新结论、新成果，有助于开拓我们的研究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李桂奎教授《“四大奇书”的文本互涉及其研究价值》一文，细致分析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四部小说在生成和被评改的过程中各自及彼此间出现的文本互涉迹象。作者认为运用“共时”的眼光，通过偏重文本内部的静态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四大奇书”的文本并非仅仅是链条式的传承，而还是互融共通的；除了显在的“引用”、“参考”等“互文”技法，四者的文本生成更包含着较隐蔽“仿拟”与“戏拟”因素；在它们走向经典化并赢得“大众文化”与“文人小说”双重身份的共时传播中，“互文”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研究“四大奇书”的文本互涉，有助于加深对各部小说“重复”文本的强化或反讽等衍生意蕴的理解。日本埼玉大学大塚秀高教授《西王母的女儿们——从“遇仙”到“陈前比武招亲”》一文，认为织女是西王母的第二世代，其职责是在人间寻找男性原理的体现者并与之交会，是《新话摭粹》和《绿窗新话》中遇仙类故事中寻求“欲”或者“欢”的仙女的真面目，是以“杨家将”为代表的“阵前比武招亲”的女将们的真面目，后来才子佳人小说中许多都是“西王母交会母题”的变形。日本东京大学荒木达雄教授《＜水浒传＞李逵杀虎故事形成的背景》一文，通过细致对比假李逵故事、李逵探母故事和民间虎故事的异同，认为李逵探母故事是以“老虎”、“孝子”为关键字构成的一套故事群，其背后有很多民间故事、宗教、风俗习惯等作为支撑；籍此观照长篇小说《水浒传》的编篡方法，探讨《水浒传》是如何吸收和利用当时流传的故事、传说、宗教等民间文化的。以上两篇“母题研究”的论文，很有趣，很有想像力，也很有启发意义。华中师范大学谭邦和教授《西门庆人生策略行为逻辑与官商共生问题及其当下观照》一文，从官商共生问题的角度，思考了《金瓶梅》所表现的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未能促成社会变革的历史悲剧，进而联系现实指出这部作品具有惊人的当下阅读的意义。

戏曲小说理论研究、文体研究以及学术方法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暨南大学王进驹教授《明清戏曲小说批评中的“化身”说及相关话语》一文，对涉及戏曲、小说的创作、表演、阅读（观看）及评点等各个环节的一个新概念——“化身”及相关话语作了深入的分析。中国戏曲学院吴新苗教授《古代戏曲理论与批评“趣”论发微》一文具体分析了“趣”这一重要理论及批评范畴的几重内涵：“趣”与戏曲诙谐风趣的艺术风格，“顿挫抑扬之趣”的情节结构论，“意趣”：创作主体情志与客体的统一。上海大学杨绪容教授《明清＜西厢记＞评点与爱情戏经典叙事模式的论定》一文，深入探讨了明清戏曲评点家对《西厢记》作为爱情戏经典的叙事方法、写人方法及情节模式的认知，细致分析他们所提出的“摹索”、“那辗”、“烘云托月”、“移堂就树”、“月度回廓”等独具特色的叙事术语。华中师范大学王炜教授《弱化叙事性：明代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一文，深入分析了明代传奇小说“弱化叙事性”的文体特征，指出其弱化叙事性三种方式：一是羼入大量诗词韵文，强调传奇小说“托物以寓意”的抒情性；二是在讲述爱情故事时加入大量道德教化的内容，强化传奇小说的议论性；三是强调传奇小说“神”“奇”“怪”“幻”的风格，与传、记等的纪实性、严肃性拉开距离。西安工业大学敬晓庆教授《＜西厢记＞及古典曲学“经典研究”》一文，借助现代“经典”研究的治思理念反观中国古典曲学的“经典”研究，细致分析了古典曲学在古代和现代两个研究阶段中“为经典辩护”的保守主义批评和“开放经典”的自由主义批评的种种判断与主张；认为在诸多近现代《西厢记》研究当中，张燕瑾先生的“西厢”研究无疑是在努力调试“文本原意”与“批评主体”之间的距离问题上处理得相当“适度”的代表之一。此外，刘天振教授《论王圻＜稗史汇编＞之编撰及其“史稗一体”观》、何悦玲教授《为史补情，为情补史——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之一》、陈丽媛教授《系统完备，思想精深——论胡应麟小理论研究的特点和影响》、郭梅教授《女儿笔底女儿心——＜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评语的女性立场》、谢永芳教授《清词中的明代戏曲题咏和评论——以＜牡丹亭＞为中心》等文章各就不同论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恕不能一一论列。

综上所述，明代文学研究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日趋平衡。然而，虽然诗文研究进步显著，却依然存在薄弱环节，比如古文研究、辞赋研究等。平衡、完善的研究格局是明代文学研究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还要为此种局面继续努力。

三　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是推进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动力。这次会议上，很多论文令人耳目一新，必将对明代文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研究士人群落与文学的关系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这次会议上也有所体现。这里讲的“群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政治群落、地域群落、家族群落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琳编审《明初谪滇诗人群体略论》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明初谪滇诗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与交游唱和活动，并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讨论了其写作主题和情感基调，对于研究明代边域文学、完整描绘明代文学地图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上海大学饶龙隼教授《江西十才子论考》一文细致描述了元明之际江西域内西昌文人、南昌文人、临江文人的联动情形，并指出西昌文人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了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所谓江西十才子，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态势之下文人交游互动的动态组合。这样的描述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明代江右文学独特风貌的文化渊源。山东大学王小舒教授《山东新城王氏家族的文学道路》一文论述了王氏家族文学道路最初的复古特征，及其于万历中后期创作倾向的分化，对于理解清初以王士祯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文学的崛起有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些文章探究政治制度或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浙江大学叶晔教授《庶吉士馆选制度与明代文学群落的形成》一文，探讨了作为明代士人政治、文学共荣之路的庶吉士馆选，对台阁派、茶陵派、唐宋派、复古派、公安派等多个士大夫文学群落的聚合作用，及其对明代中央文学格局变动的若干影响，借助政治制度的观察角度为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路径。云南师范大学冯小禄教授《成化初台阁派内部的一次政治、文艺斗争：“翰林四谏”事件分析》一文认为成化初连续发生的、被合称为“翰林四谏”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政治道德涉及文艺思想领域的斗争，标志着台阁派在政治道德和文艺上的种种内部斗争，对打破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界的沉闷气氛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海南师范大学郭皓政教授《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一文认为前七子的崛起与当时政坛的南北之争有关，而明代政坛南北之争的根源在于历史形成的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明代前期，南方文人在政坛和文坛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取地位的意味；前七子对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深的宋型文化的深刻反省，是其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四川大学丁淑梅教授《明代禁戏与戏曲的文本流移和传播禁忌》一文分析了官方对戏曲的管制禁毁对明代戏曲发展的恶劣影响，认为明代禁戏的律法化和舆论攻势造成了对创作主体的思想禁锢和精神控制，带来戏曲撰演与政治、爱情、历史、时事题材相关的诸多问题和传播禁忌。鉴于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之间格外紧密的关系，从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的角度观察文学的变化，往往能有新的发现。

研究社会风气或士人群落的行为风气，借以观照文学思潮的变迁，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明清士、商交往及文士观念的改变——以徽商为例》一文通过论述商人对文人的崇尚与利用、商人对文人的关心和帮助与文人对商人的复杂心态及观念转变，辨析了士、商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文士对商人的态度变化，这一变化对晚明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斌教授《论晚明山人的“游客气”》一文认为晚明山人是活跃于朝市的“游客”，“游”是晚明山人区别于传统山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山人之好游，主要是出于生计的需要；中晚明兴起的旅游热潮对山人有相当的影响，而作为游人的山人群体却被当成破坏旅游风气的典型；晚明山人迥异于传统隐士的行迹与谋生方式，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传统隐士的隐逸品格。国家图书馆徐慧博士《浅析沈周官宦之交的多重意涵》一文深入探讨了沈周官宦之交的多重意义，认为官宦之交缓解了生存问题且令其声名远播，又能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也使作为“符号”的沈周具备了更为丰富的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通过官宦之交，沈周所引领的吴中文人的圈子不断延展扩充，并由此开启了明中期吴中文学流派、吴门画派、吴门书派的全面繁荣。

有一种“观微知著”的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上海大学孙小力教授《宋濂＜越歌＞考论》一文由论证宋濂《越歌》具体的写作时间及创作缘由，考察了宋濂的诗歌创作道路及其轻诗重文的原因。文章认为无论是从内容风格着眼，还是从创作动机来看，《越歌》都是追随杨维祯的《西湖竹枝歌》和《吴下竹枝歌》而作，实为中年时期的宋濂变换诗风的一个标志；然而这样学习民歌的诗歌创作持续时间很短，则与当时的动荡，宋濂人生道路的转折，及其一贯坚持、晚年力倡的文学宗旨密切相关。宋濂诗少文多，原因也在这里。台湾政治大学许东海教授《模拟·正名·变音——丘濬＜贪泉对＞之复古身影及其世变意蕴》一文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通过对丘濬《贪泉对》一文的细致分析，探讨了丘濬如何藉由对前代经典作品的模拟与变创，展现其折衷于“复古与世变”的学术旨趣，从而在台阁体文风转捩及递嬗的历史流变中引领独的特创作精神，并体现了该时期学术文化之世变意蕴。这两篇文章均从细处入手，却能作整体观照，发现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这样的文章不好写，是要建立在深厚的学养与高超的写作技巧基础之上的。孙小力教授之所以能发现《越歌》这一组诗歌的意义，乃是由于他对宋濂的诗歌道路和文学思想有着通盘的把握，而《越歌》只是一个关键的点，是宋濂诗风转变的一个标志。许东海教授虽然只是分析《贪泉对》一文，实则其间有非常丰厚的内涵。比如在与柳宗元《愚溪对》的对比中，既分析了其书写范式的因与革，又深入探讨了在“正名”书写与作者情志之互涉关系问题上的传承与递嬗。再如在讨论《贪泉对》对士风、文风的讽谕问题时，结合文本与丘濬的学术思想特征，指出《贪泉对》一文籍由当代士臣官场风气的往来问题，不仅以“文章经国”的姿态传承唐代“文以明道”之古文宗旨，同时亦复映照明初以来儒学尊《大学》的当代理学取向，及其所撰《大学衍义补》由格致正诚修齐臻至治平的学术观照，从而映现丘濬《贪泉对》唐代前贤柳宗元《愚溪对》之复古身影外的世变意蕴；又通过与其他台阁重臣的对比，展现其由士风、文风考察当代盛衰巨变的观照，并由其与李东阳共同的学术、文章取向，窥知明中叶文学、文化之新变。这类文章观微知著，却很有说服力，极具启发意义。

不同艺术门类、不同文体之间的交叉研究，是此次会议论文的又一重要特点。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明代两幅群体画像的观看：＜杏园雅集图＞与＜岘山逸老图＞的文本意涵》一文，通过细致辨析两幅图像的本事、画面、序跋、题诗及流传情况，深入探讨了其背后蕴含的政治与文化意涵。文章指出，《杏林雅集图》作为翰林馆阁之核心的三杨及其僚属的雅集，应制、颂圣、题赠之什，正是流行于永乐到天顺间台阁体文风的一项具体呈现。至于《岘山逸老图》，自嘉靖至万历，聚合于湖州一地长期不歇的的岘山诗社活动，此一社群的学养背景、政治理念、文化口味、文学观念等，正有待于治明代文学史者作进一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陈博涵博士《元末明初诗书画“三绝”艺术与同题集咏的生命寄托》一文，通过考察元末明初吴中地区文人之间诸种形态的同题集咏，探究元明之际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动与文艺思潮的过渡。作者认为吴中文人在乱离中题写先贤的书画作品，不仅是在以另外一种形式追慕着元末文人雅集的性情自适，更是在世运之变中以诗书画寄托着生命的不朽。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司马周教授《有时意匠入幽渺，力与造化争纤毫——李东阳书法理论研究》一文则集中笔墨探讨了李东阳“晋帖唐书饮探索”、“不主故常”、“在意不在形”的书法理论。黑龙江大学陈才训教授《论瞿佑的诗学素养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一文指出，瞿佑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逞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作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夜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题材上则表现为对“依经偎翠”的偏爱。西华师范大学蒋玉斌教授、赵义山教授《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民俗文化》一文认为明代小说中繁富的寄生词曲，丰富了明代词曲的内涵，又充分展现了明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具有词曲史和民俗史的双重资料价值。香港城市大学黎必信教授《重论杭永年与＜三国志演义＞评点的关系——以＜古文快笔贯通解＞为线索》一文，考察唯一署名杭永年辑评的传世著作《古文快笔贯通解》，分析其古文批评特点，借以辨析杭氏与《三国志演义》评点的关系，也是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

台湾东海大学许建昆教授《曹学佺＜湘西纪行＞的探究》一文对于文学史研究别具启发意义。该文根据《湘西纪行》对曹学佺天启三年4月12日至7月4日为期83天，从福建至桂林赴任广西布政使司右参议的行程作了详尽的考察，籍此了解晚明从福建福州到主西桂林的交通路线与路况，窥探一般官员宦游时的生活、游历、写作与交游酬酢，以及晚明文人对家国意识与文化传承的展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曹学佺对晚明书写盛况中的应有地位。作者认为，曹学佺散漫的日记体书写，秉承王世贞、王宗沐、王士性以来明代文人纪实的书写，不张扬文艺腔调，不需要科学专业，却能透露出作者的性情与认知，表现作者对生命、山水、诗学、友谊与家国的认知与态度；据此，我们对明代旅游书写的研究，需要在才子型游记与科学考察型游记之外，别有一种观照。在此，我们看到是明代士大夫鲜活的生活，文学发生在生活中，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感受到的是文学最接近原生态的存在形态。当然，宏观的文学史不可能这样细致地描述，但我们可以从中感知我们想看到什么的历史、什么样的文学的历史。或许，这样的文学史书写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学史形态。

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职官制度的基本学养与明清文学研究》一文以丰富的例证，说明职官制度学养的缺失对文学史研究的危害。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无论拥有什么样的新视角、新方法，扎实的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

四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理念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思想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思想史”是一个学科概念，与“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的概念相近。狭义的“文学思想史”则是在此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由罗宗强先生开创并不断完善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文学思想史”有两个基本理念：一、求实求真，力求了解中国文学思想真实的历史面貌；二、坚持文学本位，以阐述“文学”观念的历史为研究宗旨。从研究方法上讲有两个核心特点：一、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力求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文学思想的内涵；二、结合历史环境和士人心态，探究文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与演变原因；士人心态研究尤其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文学思想史研究有鲜明的学科特点，却不是一套封闭、机械的研究模式。与之相反，文学思想史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在坚持其基本理念与核心方法的前提下，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方法灵活多样，并不断融入时下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事实上，近三十年来，在罗宗强先生和其他治文学思想史的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一直处在不断创新、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本届年会上的一些相关论文，既体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理念的广泛影响，又呈现出其不断深化、方法灵活的学科特点。

罗宗强先生《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转变》一文，以简洁、明净的文字清晰地描述了嘉靖末年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新趋向。先生指出，嘉靖一朝，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已经展开，而到了嘉靖末，一批与思潮异趣的出色作者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正在起变化，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以自我为核心、重在表现自我性情的文学思潮行将到来。这种文学思想的变化，是该时期政局、思潮、社会生活情趣变化的反映。这一时期，大部分时候朝政混乱不堪，当政者无暇顾及文学思潮之变化，给文学思潮留出了空间。张扬自我的思想潮流与追求自适的生活情趣相结合，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回归自我，要求表现人性的本然之真。他们本能地反对复古。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他们的生活趣味一样，带着世俗的倾向。反对复古，是他们共同的倾向。求真，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这样一种文学思想倾向，首先在创作中反映出来，随后在理论也有表述。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与前后文坛有广泛的交往。他们求真、抒写性灵的文学观念，上承弘治到嘉靖前期江南文人如唐寅、祝允明、文徵明辈之馀绪，下与公安派的性灵说相接，是重自我、重真情、重创造的文学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文章从嘉靖末至万历前期的政局、文化思潮和社会生活情趣等多个角度考察文学思想转变的原因，结合创作倾向与理论表述探讨其文学思想的内涵，并将其置于明代中后期的大背景下审视其文学思想史意义，是一篇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左东岭先生《孙蕡的诗歌创作历程与明初文人命运》一文，深入探讨了“南园五先生”之首孙蕡在明初文坛上的重要价值，认为其创作历程是那一时代文人心理变迁的典型体现：像元明之际的许多文人一样，孙蕡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而进入新朝，并在洪武初年有若干年意气风发的创作高潮时期，但随后便由于政治的严酷与党案的牵连陷入困境，从而进入创作的低潮期；他人生的成功与失败都与自身的才能和品行无关，在权力的角逐中，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官员所能做的，也就是始终在激流中漂泊，何处是生命的归宿，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只不过大量的诗人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像野草般被朝廷所刈除。孙蕡则不仅用其诗歌创作昭示了此一过程，而且还用文章对此进行了概括描绘，使后人对此一时期的士人状况与诗坛走向有了更为具体清晰的认识。文章透过诗文创作观照一个时代文人的心灵与命运，由此反观，亦可了那个时代“文学”真实的发生与存在。事实上，文本不是文学唯一的存在形式，文学更是创作者的生命行为之一种。综合考察“作为书写行为的文学”和“作为生命行为的文学”，庶几可以了解一位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完整面貌。此亦文学思想史研究“求真”理念与“士人心态”研究方法的延伸。与此文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那就是明清文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孙蕡的身份比较独特，他是岭南地域诗派的重要诗人，又有介入朝廷的政治经历，与主流文坛有密切的关联；他有较高的创作水平，其创作历程也很有代表性，且有相关的描绘与记述。因此，孙蕡在明初文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文学思想史侧重于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想整体发展趋向的把握，那么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与众多作家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对象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了。此文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

关注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山东大学孙学堂教授《“拟议”“变化”与文学复古》一文，通过探讨宋明学者如何阐释“似议以成其变化”这一哲学命题，从中发现明代复古论者的思维方式深受经学之影响；通过解析复古论者如何运用这一易学命题，从中透视李、何论诗的分歧所在，以及前后七子复古思想的变化；李攀龙将这一易学命题提升为诗文复古的纲领，既标志着复古理论的“成熟”，也标志着复古实践陷入窘境。四川大学李瑄教授《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禅学思维与袁宏道的诗学策略》一文，突破了长期以来以“性灵”为核心研究袁宏道文学思想的圈子，从讨论袁宏道本人的论诗动机和思想方法入手，还原其文学思想的本来面貌。文章细致而深入地论证了“遮诠”的禅学思维与袁宏道“破而不立”的诗学策略之间的关系，认为袁宏道诗学思想的重心乃在于排击复古的言论，反对模拟，破除格套，绝非构建“性灵”理论，建立新的写作范式。袁宏道偶尔以“性灵”论诗，或许只是沿用当时的论诗习语罢了。作者又指出，尽管“性灵”不是袁宏道的论诗宗旨，然而他在明代文学从模拟典范到自我抒写的演变过程中，客观上推　动了性灵文学思潮的进程；但这同样不应该成为阻碍我们发现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理由。这样的论述是周密而圆融的，也深契文学思想史“求真”的研究理念。

“文学思想史”研究理念的影响，还体现为一批青年学者在此学术道路上的不断进步。天津师范大学韩胜教授《王夫之“遽情”理论及其诗学价值》一文，深入论述了王夫之“遽情”理论提出的背景、理论内涵、批评实践与诗学价值，并探讨其与王夫之人性论思想、礼乐思想及治国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周海涛博士《明初吴中文人的生存困境及矛盾心态——以“吴中四杰”为例》一文，对高、杨、徐、张作个案分析，细致描述了吴中文人群体在明初的遭遇及心理状态，这对于理解明初吴中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丁功谊《汤显祖与钱谦益丛考》、刘建明《张居正柄政之于明万历初诗文创作》、商海锋《方以智早年诗学理想》、袁宗刚《舒頔遗民心态与诗学思想研究》、段宁《归庄文学思想之演变》、王馨鑫《论晚明布衣诗人程嘉燧的人格心态与诗学思想——从钱谦益对程嘉燧的推崇谈起》、杨敏《焦竑文学思想简论》等文章均在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道上取得十分可观的成就。

郑利华教授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谈到一个细节，罗宗强先生以八十岁高龄，每天坚持到会，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听会，这让他非常感动。熟悉罗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一贯的作风。有这样的前辈带路，我们没有懈怠的理由，明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史研究应当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