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研究》从1988年改为季刊以来，已经连续出版了100期。值此百期纪念之际，我们举行了这次“《明清小说研究》百期纪念暨2011’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会议收到《文学遗产》编辑部以及许多朋友的贺辞和良好祝愿，也迎来了40多位学者相聚一堂，对中国古代小说以及《明清小说研究》的工作共同研讨切磋。对此，我们深表感谢。现在，我受会议组委会的委托，对这次会议的学术研讨作一简要综述。

在研讨中，竺青先生以及几乎所有发言者都亲切回顾了自己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生涯中与《明清小说研究》的合作与友谊。我们也深深感谢与会以及没有与会的众多热心作者的长期支持，使刊物源源不断获得优秀的文稿。这是《明清小说研究》之本。学术期刊永远与作者、读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祝愿这种合作与友谊日久天长，并将在未来不断改进编辑部的工作，为繁荣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把编辑工作做得更好。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48篇论文。曾经参与创办江苏明清小说研究会和《明清小说研究》期刊的前辈学者陈美林先生、李灵年先生分别据自己的经历回顾了《明清小说研究》的创办过程，对这百期刊物进行了中肯的评论，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吴敢先生则以《金瓶梅》研究为例，说明了《明清小说研究》与小说研究之间相得益彰、推进学术进步的关系。其他的论文探讨的论题涉及面颇广，大体包括：

    一：古代小说的域外研究

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这次发表了他的立项报告：《韩国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板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其中开列了书目计文言小说约160余种，白话通俗小说约190余种，仅存于文献记载者约80余种，朝鲜时代在韩国直接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22种，朝鲜时代在韩国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约66种。同时，武汉大学陈文新先生和闵宽东发表了他俩合作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编写宗旨和主要特点》，将对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资料、小说目录进行全面的文献整理。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李国庆先生的《美国明清小说的研究和翻译近况》介绍了美国近20年来明清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的情况，认为比较研究和主题研究日趋流行，但通常局限于有限的几种重要作品，随着学术思潮和教学需要的改变已向文化研究转向。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先生长期从事越南汉文小说研究，这次与他的研究生赖承俊合作发表《寓粤文人缪艮与越南使节的因缘际会──从他的笔记小说〈涂说〉谈起》，依据缪艮的笔记小说《涂说》的记载探讨了他在广东与越南来华使节的交往。

二：古代小说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程国赋《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梳理了古代小说命名所体现出的文体特征以及文体演进轨迹，探讨了古代小说的命名与文体之间的关系。韩希明《明清小说中宗族兴衰的制度文化因素书写》认为，明清小说中存有一种共性，即违背、怀疑国家律令和礼教者必定家业衰败、子孙零落，而恪守者则终得善果，宗族振兴。古代的小说家对于借宗族兴衰的故事来宣扬道德教化，以使民间生活适应国家制度。董国炎《善恶轮回思想体系的发展与〈醒世姻缘传〉的地位》认为，《醒世姻缘传》在中国思想史和小说史上都有特殊重要性。佛、道二教的善恶报应和轮回转世观念经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个思想体系，通过《醒世姻缘传》获得了充分完整的艺术体现。由于它具有颇高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在模塑民间思想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刘彦彦、龙珊的《略论明清小说与宗教生态》认为：明代小说既有“三教合一”也暗藏“三教争胜”。到了清代，“三教合一”成为主导，更多地呈现出传统宗教与世俗宗教间的矛盾。这使明清通俗小说的宗教描潜含着特殊的史料价值。秦川《明清小说的伦理观与和谐文化》认为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家庭、社会、政治伦理层面都内涵着和谐的愿望，并存在着现代意义。

三：话本研究

程毅中先生《〈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前言》认为，《清平山堂话本》收集了许多宋元小说家的话本，有的可能经过明代人的修改，但改得不像“三言”那样多，所以保存了较多的时代特征。它绝大部分是话本，但有些简本只是素材和提纲，基本上还是资料。只能表明元代以前曾被用作说话题材，是一种小说史的有用史料。另外，它和讲史家平话一样，经历了世代累积的过程。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先生《叙事者干预在早期话本中的表现》对《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早期话本从“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方面分析，认为早期话本的叙事者对话语干预的情形不多，大抵不脱说书人的口语模式，而对故事的干预则绝大多数集中在篇首和篇末，并不像前人认定的重在娱心而不重劝惩。

宁稼雨《胡士莹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话本小说概论〉》认为胡士莹著《话本小说概论》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到了学术制高点，虽然有其局限，但他以过硬的文献功夫获取第一手材料的原则仍应效法。

俞士玲《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等言说伎艺的视角看宋人的说话家数》认为，近30年来有关宋代“说话家数”聚讼的形成原因之一与较多从小说的故事性、白话小说、市人小说角度来解读宋人的记有关，但这与宋人从“伎艺”的观点看待说话艺术不合。论文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繁胜录》、《梦梁录》、《醉翁谈录》的叙述视角，重新探究其人原义，认为宋人关于说话家数的说法清晰而统一，就是指小说、讲经、讲史、合生等杂类四家。

冯保善《明清江南出版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综合文献史料宏观分析了出版业与话本小说盛衰的关系，认为明清江南出版商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运作，乃至参与创作，直接引发了话本小说的兴起，掀起了话本小说创作的高潮，但急功近利的商业性，以及小说过于看重娱乐性和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识偏颇，则埋下了话本小说创作走向衰亡的因子。

四：《三国演义》研究

刘勇强《三国之分——‘仲相断阴’故事在三国题材作品中的取舍及其演变》梳理和分析了《三国志平话》的“入话”故事“仲相断阴”在三国题材小说中的取舍演变及其原因，认为《三国志演义》舍弃这个故事主要有四个原因：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不合；它作为灭种民间观念，与史书和文人写作存在一定矛盾；无法笼罩三国复杂的人事冲突；它所表现出的个人愤懑之情，与历史小说宏大叙事也有较大的差距。另外，这个故事也存在自己的独立演变史，直到如今。杜贵晨《〈三国演义〉与儒家“圣人”考论》不同意胡适视罗贯中、毛宗岗等人为“平凡的陋儒”之说，而论证罗贯中、毛宗岗等《三国演义》的作者与评改者主要是以“道”自任精通儒家经典的儒者，服膺儒家“圣人”，用小说推崇和弘扬“圣人”之道。这使《三国演义》主要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在小说或儒学的历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关四平《〈三国演义〉张昭形象与历史原型比较论》将史传记载与小说描写加以比较，认为张昭是东吴文臣之首与士林领袖，在三国时期的士林群体中具有典型意义，但《三国演义》将其政治地位下降，君臣关系疏远，削弱了他难能可贵的“性刚”，将能够表现他刚烈性格与人格精神的一些史料舍弃，使小说中的张昭反而不如历史原型可钦可敬、生动感人。魏文哲《论三顾茅庐》认为《三国演义》对三顾茅庐的描写，运用了顿挫、衬托、反衬等多种艺术手法，一波三折，摇曳生姿，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生动地刻画了诸葛亮、刘备的形象。同时，这段故事又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寄寓了古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理想和愿望。

段启明先生《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梳理分析了吴宓《日记》所载对《三国演义》的评论。吴宓认为，《三国演义》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人物、情节都是“典型”；并提出“正统”的两重含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

五：《水浒》研究

欧阳健《〈浙江通志〉元代选举科目正讹——兼辨“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之由来》依据对《浙江通志》所载元代科举的考证，重新论证了30年前刘冬先生的一个论点，认为刘冬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发表的《施耐庵生平探考》一文揭开了新时期施耐庵考证的序幕，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此文由“查元史辛未无科举，则施耐庵何得而为辛未进士”，首次提出《浙江通志》“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之疑。经重新考证，认为：“施耐庵赴大都会试，他之中进士，应为至顺四年（1333）。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明明中的是至顺四年（1333）进士，为什么要说成是‘至顺辛未进士’？因为他任职的地方是钱塘，要和以刘基为代表的江浙行省同科进士在履历上保持一致。”莫其康《施耐庵里籍辨证莫其康》认为，施耐庵的里籍为江苏兴化白驹场之说真实可信，梁山泊似是以其故里兴化县施家桥为蓝图而撰写的，钱塘只是他的流寓地，为其寄籍。

齐裕焜、胥惠民、王平三位先生都提出了如何看待《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方式的问题。齐裕焜《对〈水浒传〉中血腥暴力问题的思考》认为，对《水浒传》中的血腥暴力行为既不能回避无视，也不必一味谴责，因为这关系到对《水浒传》的评价，无法回避。认为对此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语境，不能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代替审美评价，也不能忽视它把血腥暴力喜剧化、戏谑化、公式化的特点。胥惠民《杂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针对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提出不同见解，反对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视为“把中国人引向地狱之门”之说，认为如果没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不会出现《金瓶梅》、《红楼梦》。鲁智深、宋江是《水浒》的思想意义之所在，也是《水浒》文化的异彩。只要认可这两个人物，《水浒》就是伟大作品。“双典”并非“伪形”的高峰，其实是《山海经》原型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王平《论〈水浒传〉诠释中的价值取向——兼评对古典小说的正确态度》认为，在《水浒传》诠释史上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肯定其价值的，又有社会政治价值、道德伦理价值等不同的取向；否定其价值的则主要着眼于人性文明价值方面，对此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把握其多重价值，避免诠释中价值取向的扭曲。

六：《西游记》研究

曹炳建《〈西游记〉版本流变刍议》对《西游记》的版本流变进行了系统的辨识和梳理，认为可分为古版本、明代版本和清代版本三大部分。古版本经历了唐代的《取经变文》、宋代的《取经诗话》和元代的平话本、戏曲本、绘画本的发展历程。明代版本有三大系统：繁本、简本和删本。清代版本亦分三大系统：删本、繁本和抄本。在《西游记》版本流变过程中，世德堂本、李评本、证道本和真诠本，是其中影响最大的版本。赵毓龙、胡胜的《猿猴与雷神——孙悟空原型渊源补说》认为从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史的观点看，它与无支祁确有渊源关系，但汉、晋时期雷公的形象则是猿猴状的，也与孙悟空存在渊源关系。

    七：《金瓶梅》研究

王汝梅先生《〈金瓶梅研究史〉序言》详细叙述了他和吴敢在《金瓶梅》研究中长期的默契合作，以及因志同道合，无私合作而取得的成果，详细叙述了吴敢在徐州寻找《张氏族谱》而终于发现的过程及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充分肯定了吴敢著《〈金瓶梅〉研究史》资料十分翔实、全面且分析中肯的特征，也为新时期学术研究中的无私合作以推进学术进步提供了楷模。侯忠义先生《论崇祯本评语中的潘金莲形象——评语研究之一》认为，《金瓶梅》崇祯本的评语对全书的人物、叙事及其內容均做了精辟而深刻的点评，从“评语”角度来了解和认识潘金莲形象，认为它提出了情、毒、淫、贪四大特点。

    八：金圣叹研究

陈洪先生《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对《午梦堂集》所录金圣叹为叶绍袁扶乩而以泐大师附体为其亡妻沈宛君、亡女叶纨纨、叶小鸾招魂所为乩文、乩诗进行了信仰、心理和文学的综合分析，认为这些都是经过金圣叹精心筹划的“表演”和文学创作。其中按叶绍袁《续窈闻》所录，金圣叹实是以一人之身同时扮演泐大师、沈宛君、叶纨纨、叶小鸾四个角色，而各以其心理、声口、文才对话、赋诗，具有代言体“易性”想象和创作的特性，同时还以乩仙泐大师之口建构了一个带有“才女崇拜”意味的无叶堂，对后来的明清小说才女崇拜倾向不无影响。陆林新编六卷本《金圣叹全集》对《午梦堂集》所录金圣叹乩文有所取舍。陈先生认为“金氏以泐大师身份写下的诗文”都属金圣叹的作品，建议都应收入《金圣叹全集》。陆林先生《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学术贡献及缺憾》认为，问世于1930年代中期的陈登原《金圣叹传》在金圣叹受到胡适、鲁迅否定的背景下，旗帜鲜明地为这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以丰富的史料征引和史实论证首次将金圣叹生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进行专门探讨，推动了对金圣叹的全面研究。但由于陈登原对金圣叹的偏爱，也导致了一些影响深远的错误。

九：《红楼梦》研究

苗怀明《从〈红楼梦考证〉到〈红楼梦新证〉——二十世纪上半期新红学的修正与总结》旨在总结“新红学”的学术史，认为从“新红学”创立到建国初期三十多年间的红学研究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其间，大量新资料的发现使红学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观。俞平伯和周汝昌是其中两位关键人物，贡献尤多。与此同时，新红学自身存在的诸多缺憾并未全部得到弥补，有些则反而得以强化。

十一：文言小说研究

乔光辉《由黄正位刊本看〈剪灯新话〉瞿佑晚年的重校》认为，黄正位刊本《剪灯新话》当属于早年抄刻本系统，将之与以瞿暹刻本为底本的句解本比较，可以看出瞿佑晚年的重校除了对原本作了某些修订之外，用力最多者乃是对《剪灯新话》文风的扭转，即由张扬趋于内敛。这与瞿佑谪放保安的特殊心态有关，也反映了晚明世人对《剪灯新话》最初抄刻本的喜好。王进驹、刘洁《陆采〈冶城客论〉探析》认为，陆采在戏曲、小说创作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一直不被重视。其小说《冶城客论》存在着志怪与传奇两种模式，主要记载江南的奇闻异事，其中以杂史轶闻、神道狐魅之谈为多，间有奇物奇景，有较强的时代性，而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为主要倾向。其中有些篇章的情节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所借鉴。

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价值发微》认为，《四书全书总目》中“小说家类”的序文及提要在小说文本、文献乃至理论方面多有发明。其文献价值体现在对作品性质的考订，对作者、卷数、版本、书名、时代及背景的甄辨，对作品的故事来源、影响及地位的梳理与论断。提要阐发了小说创作的动机，揭橥影响小说创作的各种因素，论述了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在理论方面，对何为小说、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小说的功能及小说的文辞特点等都给予了论述。

    十二：其它古代小说研究

曾良《论〈东周列国志〉的神秘文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盛行鬼神信仰，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左传》、《国语》、《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传中。以先秦史传、野史杂著和民间传说为材料的《东周列国志》演绎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浸透了鬼神信仰，并从天命观、谶纬说、卜筮、解梦和鬼魂等方面的描写对之进行了解释。王钰玶《〈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新论——从沈琼枝看清代儒林女性的侠义风范》认为《儒林外史》所写的沈琼枝不仅是唐代侠女形象的延伸和变异，也是清代儒林女性的缩影，寄寓了作者吴敬梓内心的闺秀理想和儒林侠女风范。徐永斌《儒道杂糅：〈镜花缘〉的双面人生》认为《镜花缘》表现了儒家复古思想与改良思潮的结合，以及儒、道思想的杂糅思想的双面性。张蕊青《〈浮生六记〉与〈何典〉》认为《浮生六记》与《何典》雅俗各异却殊途同归，构成了雅俗双峰。

施晔《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的西传与回溯——以荷兰高罗佩〈迷宫案〉为例》分析了高罗佩的公安小说《迷宫案》。这是高罗佩用英文创作的狄公案系列小说中唯一由他自己译为中文的作品，此后又经中国外交官陈来元重译。狄仁杰形象经如是西传和回溯，既凝聚了丰富的跨文化内涵，也构成了跨文化语境中公案小说西传与回溯的典型个案。

十二：晚清小说研究

陈大康先生《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运用大量经过整理的晚清报刊小说资料，分析和论证晚清“小说界革命”推动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白话文的地位获得提高。但白话的推广却遭遇阻力，连热心白话文者也艰于白话文写作。报刊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文的声势，维持了白话与文言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得以打破，白话文得以普及。王永健先生《〈说倭传〉平议》介绍和评论了鲜有著录的晚清小说《说倭传》。这是描写中日甲午战争全过程的时事小说，认为它反映重大时事，政治倾向鲜明，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和认识意义，但缺乏文学性。许军《傅兰雅小说竞赛受挫的众多原因》运用新近整理出版的《清末时新小说集》以及相关史料，以年1895年傅兰雅举行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启事采用两套语言，提出不同标准，影响了竞赛进程和质量评判，以及来稿普遍庸劣，显示了转型前夜的近代小说状况。张振国《晚清稀见稿钞本文言小说集四种叙录》对晚清稀见稿本、钞本文言小说集《瑞荪轩随笔》、《广梦丛谈》、《怀梦麈谈》、《随笔备考》及其作者进行了探考。除《随笔备考》外，其余三种均未被小说书目著录，可补晚清小说书目之阙。

另外，周文业先生《古代小说版本校记的计算机自动生成》介绍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可用于版本校勘的多种电子版本的开发使用。

总之，这次研讨会上既有新资料的发现，也有新见解的交流。《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的新、老编辑值此百期纪念之际，都深深怀念它的创办人已故刘冬先生，重温他为《明清小说研究》制订的办刊方针，恪守学术道德和编辑规范，文不论家门，唯善是举，我们将为不断开拓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局面，推进学术进步，与海内外学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