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先生，字弘度，别号诵帚，晚年号知秋翁，斋名易简、微睇、诵帚，湖南省新宁县金石乡人。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2月25日，1966年10月2日逝世，享年79岁。刘永济先生一生治学谨严，博洽精微，其研究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诸多领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国家一级教授。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曾长期担任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主任，对推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先生在屈赋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词研究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越，所著《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近年以来，先生之学术成就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先生之著述成果仍旧散失各地，有待抢救性整理与系统性研究。为凝聚学术力量和共识，共商刘永济先生著述整理与研究大计，由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吉首大学联合主办的“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2月18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20余篇。主办方代表武汉大学副校长黄泰岩教授、《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编审、吉首大学副校长白晋湘教授，来宾代表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主持。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共同分享刘永济先生的宝贵学术遗产，缅怀一代国学大师博通经史的大家风范和自由独立的学术品格，就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对此前关于先生著述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种种成果进行了总结式的汇报，并对如何有效推进刘永济先生著述整理与研究工作提出了初步设想。据介绍，“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创办《刘永济研究》集刊、推出刘永济未刊著述单行本、重新整理出版《刘永济全集》、编撰出版“刘永济研究丛书”、拍摄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相关记录片等。

刘永济先生学术地位之重估

作为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刘永济先生不但为后世留下了若干在学界已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述，更以其高尚的学术人格给后辈学人遗赠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先生著述的研究曾一度沉寂，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遗憾。逢此盛会，缅怀先贤，对刘永济先生的学术地位作出应有之客观评价，传承前辈大师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使学界先哲之人品与学问能薪火相传，成为推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持续源动力，对今世之文学教学与学术研究大有裨益。这既是本次会议主办方的初衷，更是众多与会代表的共同心愿。对刘永济先生的学术地位是否应当以客观之态度予以重新估量，对先生之学术精神是否应在追思总结的基础上予以接续传承？凡此种种，无不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

一、高度评价先生的学术建树

本次研讨会致力于将刘永济先生的学术建树置于20世纪中国的整体学术格局中加以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承续学脉，更为了全面把握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会专家分别从刘永济先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武汉大学文学院发展史的重要贡献和先生学术品格对当世之借鉴意义等诸多方面畅谈交流，各抒己见。

武汉大学黄泰岩教授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刘永济先生的卓越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先生把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完全浸注到学术生涯中。作为有良知的学者，先生始终义不容辞地肩负着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使命，并坚持将学术事业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加以定位，反对急功近利，提倡做传世之作，这对当前浮躁功利的学术风气具有警戒意义。他指出：“我们今天整理与研究刘永济著作，正是为了弘扬刘永济先生的这种文化使命感，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民族尽绵薄之力，正是为了创造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也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考量刘永济先生的崇高学术地位。他指出：值此举国讨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大业之际，对刘永济先生的人生境界和学术思想进行探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先生关于‘派别近私’与‘风会则公’的公私之辨，尤其富有哲思智慧，在学理构建与学风建设的双重意义上，其深刻的启示意义，将日渐显现出来”。

《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编审则从刘永济先生的治学特点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切入，着重对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价。他认为：“刘永济先生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学养，又接受过近代的科学教育，融通文史，中西贯通，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治学严谨，博通精微，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学术成就”；先生“不仅为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主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意在通过对刘永济先生著述的整理与研究，传承先贤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为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

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从“国学大师”这一称谓出发，对刘永济先生的学术地位作出了重新阐释。他认为：刘永济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诸多领域（如屈赋、《文心雕龙》、词学等）有着广博的认知和精深的研究，其成果达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峰。他指出：刘永济先生是中国近现代为数不多的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足以与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先生相提并论。与之相似，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也将刘永济先生的学界地位定义为“博通经史的一代大师”，并援引先生对“诗教”说的研究为例证，称扬先生之撰著论述不仅涉及文学专门问题，还涵盖了对哲学领域的研究。

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则指出：“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发展史上地位非同一般，贡献非同一般”，这种全面的建树与贡献主要体现在先生既是一位学问大家与学界典范，又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历史上杰出的领导者。其一，先生所致力的屈赋研究、龙学研究、词学研究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后续发展的若干优势学科的学术基础；先生在其著述、教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文学院优良的学统与文脉。其二，回顾武汉大学文学院暨中文学科九十余载历史，在先生主持工作的七年间（1942-1949），文学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其后的高峰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刘永济先生著述的整理与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则从刘永济先生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两方面着眼，述说自己对先生为人为学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既保持学者独立品格，又能对人文有深刻的关怀，是刘先生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对此，他从两方面作出了详细阐释：其一，刘永济先生深情的人文关怀和高尚的学术胸襟，是古代“帝王师”胸襟的延续，即“学者人格立不住，大学立不住，大学立不住，社会公德良知立不住”；其二，先生对政治的关怀虽深切，却并未影响其学术成就，反倒是其学术成就取得的前提，其原因在于先生自有一整套值得总结的学术方法，比如文献考据和理论批评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史论与作品赏析相结合等，都是当代大学教育尤其是中文教育中有所缺失的环节。

二、深切追思先生的学术风范

一代宗师刘永济先生，不仅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沾溉学林，更以其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格垂范后世。会议期间，先生的亲属、弟子、再传弟子及后学晚辈纷纷发言，围绕先生之学术生涯、治学精神及人格风范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为我们了解刘永济先生的生平，研究其治学理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湘潭大学的刘庆云教授，早年曾跟随刘永济先生攻读研究生。作为先生的亲传弟子，她在题为《我所知道的刘永济先生》的讲话中，以真挚的敬仰之心与崇拜之情，深切追忆先师渊博精通的学术品格、多才多艺的人格魅力、严肃而风趣的个性风度。并以埋藏于记忆深处的点滴小事印证先生悉心奖掖后进的为人之道、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她认为，以刘永济先生一代“国学大师”之重，其声名学问绝不会永远湮没无闻；她还恳切呼吁海内外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于先生遗著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武汉大学的吴志达教授，是与先生渊源甚深的程千帆先生之入室弟子，又曾以武汉大学文学院中青年教师的身份，亲耳聆听过刘永济先生讲授婉约派词的《微睇室说词》讲义。在其《大师的风范——刘永济先生的学术与人格》一文中，深情回忆了当日“先生坐在躺椅上讲，语言平和简约，分析缜密透彻”之往事，并以“国学大师”之名称扬刘永济先生的学术造诣，进而从“治学”与“为人”两个角度缅怀先生之学术伟业，将其概括为“广博精专、厚积薄发的治学之道”“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知’与‘能’相统一的学术思想”和“忠诚祖国的教育事业，尊师重教，奖掖后进”的为人之道。

武汉大学的李中华教授则以冷静之史笔再现了围绕先生所发生的沧桑公案。在《刘永济“反动诗词”案的前因后果》一文中，他指出：“‘反动诗词’案是笼罩刘永济人生最后十年的重大事件，是直接致他于死地的一件冤案。”文章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回顾，对先生诗词创作的分析，对此案因果脉络的梳理，再一次为先生鸣冤，并试图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

湖南商学院陈书良教授在题为《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品格》的讲话中，以刘永济先生亲属的身份，回忆先生在世时的生活细节，概述先生在屈赋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宋词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认为：刘永济先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而吉首大学的王焕林教授等，则从书法研究的角度展示了刘永济先生多才多艺的品格风度。在其《刘永济书法研究——兼论强村“方笔之喻”》一文中，对先生书法的风格与源流予以分析，对先生遗稿《读碑杂记》加以概述，并从信札所及、诗词所叙、他人所记中辑略出先生书法遗著若干。文章认为：“作为学者型书家的代表，刘氏书法足以与同时代的谭泽闿、沈尹默、谢无量、马一浮、郭沫若、邓散木等一流高手并驾齐驱。”

刘永济先生学术成就之述评

身为武汉大学文学学科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学术群体“五老八中”之首，刘永济先生治学既博通且精深，对中国古代各体文、文论及文学史都有精深研究，其视域涵盖中国古代文学之诗、词、曲及文论等诸多方面，而尤以屈赋研究、《文心雕龙》研究、词学研究等广为学林瞩目。此次与会学者所提交的部分论文，基本展现了刘永济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关成果的概貌。

一、文学史书写启新篇

刘永济先生文学史著述的特色及成就，是此次会议的热点话题之一。群贤所议之重点，主要集中于先生之《十四朝文学要略》。该书作于先生任教东北大学时期，原计划写成一部中国文学通史，后因故而未竟全稿，但仅此已足可见出先生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总体把握和全局性认识，并可证先生之文学史书写理念对于今世之文学史写作、教学的借鉴意义。

武汉大学鲁小俊副教授在其提交的《刘永济先生的文学史理论——〈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发微》一文中，侧重发掘刘永济先生文学史理论对当世学林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他认为：《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集中体现了刘永济先生的文学史理论精义，分述之有三。其一，先生关于文学史著述功用两面性的认识，即“深明‘仿自泰西’的文学史之弊端，而于教育普及之用多所致意”，对我们今天理解文学史在当世之学科建设与文学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有一定启发意义。其二，从《叙论》之“四纲、经纬、三准、三训、二义”等体系构建，可见其关于文学史内容的认识既重“体用”又讲“会通”。这一涉及文学涵义、作品分类、历史分期、文学流派、作品生成、表现方法、鉴赏原则、评价标准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对于当世之文学史观念的借鉴意义可归纳为二，一是“今人所论‘大文学观’，其发端实已蕴于先生之宏论中矣”；二是先生所论“四纲”中的体类、断限、宗派等，既是文学通史的重要内容，亦可衍化为今人所谓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文学流派史”。其三，先生对文学史著述中必然涉及的具体作家的分析、鉴赏、评论等，偏于“亘古无殊”的“诗心”一路，与其挚友陈寅恪先生偏于“因人而异”的“史笔”迥然有别。

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的《刘永济〈十四朝文学史要略〉点评》结合百年中国文学史通史的写作，对先生文学史书写的学术立场、理论体系、书写体例作出简略而不失精当的评价。就学术立场而言，他认为刘永济先生偏于学衡派一路，体现出“贯通中西”的撰著理念，即“刘永济的文学史书写虽然建立在教学讲义的基础之上，但却与学衡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梅光迪、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批评新文化的功利主义和对传统的激进态度，力图在新旧中西碰撞中寻求突破。对于古典文学，他们力图在融会西学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他们在《学衡》发刊词中标明其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刘永济与学衡派中的许多人同气相求，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中国文学通论》、《文学通史纲要》。《文学通史纲要》便是1945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十四朝文学要略》。他既反对新文化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又反对国粹派保守残缺而不变，于是融会中西而成一家之言。《文学概论》一书，是其贯通中西的结晶，《十四朝文学要略》更是其贯通中西的结晶”。就理论体系而言，他认为《十四朝文学史要略》的“叙论”部分充分体现了刘永济先生文学史书写的理论体系，即“四纲、三准、三训等概念是刘永济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理论建构，而这一建构又是在体认中国文学史进程的基础形成的。比如四纲论文学之名义（概念）、体类（文体）、断限（文学史分期）、宗派（文学流派）均着眼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用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的史料来加以阐释，融理论阐释和文学史叙述于一炉”。就书写体例而言，《十四朝文学要略》充分体现了先生“文献考辨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他指出：刘永济先生的文学史叙述包括史论、史料、按语三个部分，“史论为刘永济对各体文学之流变、升降盛衰之势、代表作家之异同得失的评述，要言不烦，卓见迭出；史料列于史论之下，与史论相映成趣，构成了独特的叙述路径；按语是对史料的辨析和阐释，也是对史论的延伸和升华。刘永济的整个文学史书写都在这样的逻辑向度上展开，可谓别开生面。这样的书写体例既能见出作者的考据工夫，更能见出作者的理论建构能力”。

华中师范大学王炜副教授则选取了“文学学科理念”这一独特评价标准，探寻刘永济先生文学史书写对今世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理念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她在《〈十四朝文学要略〉的学科理念及其典范意义》一文中指出：“刘永济先生从非常明晰的文学学科理念出发，辨析名实、推求义理、建构统序、创制义例，确定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剖析文学本体的本质属性，总结文学的演进规律，探寻文学研究的方法。《十四朝文学要略》观念宏通，将文学的理论阐释、文学的状貌还原融贯于一体。无论是在20世纪前期文学学科创生之际，还是在文学学科定型后的今天，《十四朝文学要略》的思维模式、理论建构、学术理路、治学方法都具有典范意义。”在她看来，这种典范意义在于，“在20世纪文学学科创生之际，《十四朝文学要略》确定的文学研究本体、文学本体的本质属性，到现在已经成为文学学科的根本规范”；先生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体现出的将文学的理论阐释、文学的状貌还原融会于一体的撰著特色，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确定新的学科研究理念开启了方向。

二、屈赋研究谱华章

刘永济先生对于屈原及屈赋的研究创获甚多，所著《屈赋通笺》、《笺屈余义》、《音注详解屈赋定本》、《屈赋释词》等，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普遍推崇，皆为研治屈赋者之必读书目。先生在屈赋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更被誉为“确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程千帆先生语）。因此，关于刘永济先生屈赋研究的学术成就与方法等问题，自然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密切关注。

武汉大学曹建国教授等提交的《论刘永济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文，对刘永济先生楚辞著述的研究方法、治学精神、学术成就等予以综合评述。文章论及先生之研究方法时，认为先生所归纳的屈赋读法之 “明三难去三蔽”、“义理、考据、辞章”这两条规律，始终一以贯之地体现于其屈赋研究著述之中。议及先生在楚辞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精神时，则将其概言为“一曰了解之同情，与同情之了解”；“二曰征引赅博，力主会通”；“三曰慎言阙疑，不尚惊奇”。叙及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时，则将之总结为“词语训诂、文义讽赏、考订发疑”三种。

湖北大学邹福清老师《论刘永济先生的屈赋情志批评理论》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评析先生的屈赋研究理论，将之归纳为：“刘永济先生继承乾嘉学术的优良传统，整理旧说，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建构起了自己的屈赋研究方法和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情志批评理论。”他认为：在先生的屈赋研究过程中研究始终贯穿着情志批评，先生不仅力图对作者情志进行全面梳理。而且，对“以意逆志”为主要方式的情志批评的前提、态度、路径及具体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形成了以方法论为核心包括文学本体论、屈赋文体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并在初步清理了诗教说影响下的屈赋情志批评之流弊。他还指出：“刘永济先生的屈赋研究包括辨体、定篇、评文、正字、审音、释义、析事、论人等方面，显示出清晰的方法论意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刘永济先生将作品分为‘三准’即文、辞、志三个层面，以‘志’即作者情志的探求为批评的终极目标，以‘以意逆志’作为达到该目标的方式，建立起了系统的情志批评理论。鉴于历代屈赋情志批评的流弊，刘永济先生提出‘明三难’与‘去三蔽’的批评态度；倡导以‘义理、考证、辞章三途’为批评路径，力图避免各环节容易遇到的问题即‘六失’，还重视作者与读者的会通，文内与文外的会通以及义理之学、考证之学与辞章之学的会通。”

三、龙学研究导先路

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共同被学界尊为“龙学”研究的“四大基石”。刘永济先生本人，更被视为“珞珈龙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先生之龙学研究成果，也是本次会议的热点议题之一。

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等提交的《刘永济与珞珈龙学》一文，放眼专门学术史的宏观视野，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系统阐释了刘永济先生在“珞珈龙学”发展史上的开山之力、奠基之功。文章认为：从龙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先生之龙学研究的理论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先生对百年龙学的理论贡献也未得到公允评价。从龙学研究的地域区划来看，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为代表的京派龙学重视章句注释、以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为代表的巴蜀龙学专于校勘考订、以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为代表的海派龙学倾心具体理论解读、以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的齐鲁龙学着力学术史研究，而以先生为代表的珞珈龙学的特色则在于强调对刘勰思想的宏观把握，将其与《文心雕龙》的理论阐释相结合，突出研究的现实品格和整体性特征，并十分注重学术与教学的结合。正是在这种治学思想的指引下，众多学者在珞珈山下“按辔文场、试手雕龙”，使武汉大学成为20世纪以来龙学研究的重镇之一。“珞珈龙学”之源虽可追溯至黄侃时代，但其主要奠基者还是刘永济先生。基于以上两点认知，作者梳理了先生自1933年始通过开设课程和著书立说两种方式在武汉大学传播龙学的学术历程，并指出：先生在其33年的执教生涯中，“为武汉大学培养了一批龙学人才，并为珞珈龙学的发展树立起优良的学风，珞珈龙学注重整体性、现实品格以及与教学相结合的‘学统’也就此形成”；其《文心雕龙校释》等著述也“奠定了珞珈龙学在龙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并激励着后世学者为珞珈龙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如果说李建中教授等意在客观评价刘永济先生对珞珈龙学学统和学术地位的奠定之功，理性判断先生之于珞珈龙学乃至世界龙学的影响的话。那么武汉大学朱燕玲女士提交的论文《浅析刘永济〈论刘勰的本体论及文学观〉》，则着眼具体著述，欲一窥先生之龙学洞见及卓识。文章对刘永济先生自1961年开始撰写的《论刘勰的本体论及文学观》一文作了简要分析，指出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刘勰的本体论可归入唯心论的范围而他的文学观有唯物论的倾向”这一观点，并对先生此文的创作背景、题旨意义、论证方式及其中所包含的良苦用心予以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刘永济先生使用唯心、唯物的概念研究刘勰，既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更是为求方便地替刘勰辩护。刘先生对刘勰思想体系的分析，对刘勰本体论与文学观关系的匡正，对从阶级立场分析刘勰的看法的解析，对刘勰之‘道’与黑格尔‘绝对精神’与朱熹的‘理气说’的分别，对刘勰文学起源问题的申解，都可以见出先生维护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用意。”

四、词学研究出宏论

 刘永济先生早年曾拜清末“四大家词人”的朱祖谋、况周颐为师，从此开始了五十余年的词学创作及研究生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词学思想，先后著有《诵帚堪词选》、《诵帚堪词论》、《微睇室说词》、《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及《刘永济词集》等。先生以其在词学领域深厚的造诣与宏通的见识，与唐圭璋、夏承焘等词学大师齐名。先生词学研究的现代化意义或谓拓新之处，也成为参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的《刘永济与传统词学的现代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为时间切入点，以《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为主要观照对象，着重探讨刘永济先生在这一特殊学术进程中的历史贡献。文章认为：“刘永济师承关系决定他与常州派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在词学观上继承了自张惠言以来所提倡的‘比兴寄托’思想，但生当词学研究进入现代化的二十世纪初期，自然地有意识吸纳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词学话语进行系统的阐释，同时也克服了传统词学中的派性意识，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现代意味的‘风会说’。”

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的《在比较的视域中看刘永济对中国词学之开拓》则选取比较文学的特殊视域，重新研读刘永济先生词学专著《词论》的精要之处。其关注的重点，一是“错综”论，一是“风会”说。他认为：“词是一种跨文化的文类存在，它主要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文学之中。尽管如此，词毕竟是中国独特胜长的文类，研究词的本质具有标举中国文学特殊性的意义。错综论是词学的根本理论。错综美是词体的本质特征，它主要体现在单偶之辞的交替使用上，最终落实在平仄的变换中。词文类之发生，不仅标志着中国人审美趣味的提升，而且词文类本身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刘永济先生作为我国著名词学家，其《词论》一书正是从音乐性上把握词这一文体的，“诗自五言而倡于汉代，七言成于魏世。一句之中杂有单偶之辞，气脉疏荡，已较四言平整者为优，然而错综之妙，变而未极”一句，正是刘永济《词论》一书立论的基础。他还将先生之“风会”说与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导言第五部分中所提出的文艺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及西方文艺理论中所讲究的“时代精神”等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

广东五邑大学李旭教授的《刘永济词学的理论贡献》则将先生之词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意义归为三点。其一，刘永济先生十分注重世运、风俗对词体形成和发展的作用，除《词论》中有“风会”专章外，其论词、评词，也常常从风会出发。先生对“风会”的重视，主要体现在“重视风会的多重因素；突出风会的社会时代（国运）因素”。李旭教授认为，“刘永济先生注重世运、风俗对词的创作和发展的影响，其创新不在于这一理论观念本身，而在于运用这一观念解决词学问题所形成的与传统词学不同的新的思路，也就是思想方法的更新、创新。他的思想方法不是逻各斯的，也不是抹杀传统的，而是辩证的、富于张力的。这可以给当代词学研究很多启示”。其二，刘永济先生论词、评词，承袭张惠言及其常州派词学论词大旨，将其归之以“即性灵即寄托”，并提出以“寄托”说词的具体方法，为后人提供了可供学习并加以掌握运用的法则。其三，刘永济先生对通俗词、滑稽词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唐五代两宋词简释》第八节专列“两宋通俗滑稽词”，选析作品11首，从美学风貌、艺术发展上肯定了通俗词及滑稽词，在词学研究领域独辟畦径，对于全面认识和总结唐宋词的艺术成果作出了独特贡献。

刘永济先生学术遗产之整理

刘永济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学兼文史，融贯中西，平生著述涉及文学、史学、文字音韵、目录校勘等诸多领域，为后世学林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然而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其生前出版的并不多。目前，中华书局虽已推出了10卷本《刘永济集》，但仍有不少极具学术价值的遗著手稿、藏书批注等尚未整理出版，不能不算是方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遗憾，令海内外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此次研讨会，是一次刘永济先生遗著整理与研究的联络会、动员会，与会专家汇聚一堂，交流刘永济先生著述整理心得，汇总先生著述收集、整理、保存、利用情况，探讨“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项目的初步计划。

一、先生著述整理成果汇报

多年以来，虽然关于刘永济先生学术成就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但仍有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将先生之著述整理与研究工作视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件大事，不计得失，默默耕耘，逐渐形成了一批颇富新见的学术成果。此次会议的举办，为这些成果提供了一个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参会专家提交的论文，涉及先生之遗稿整理、批注研究等重要领域。

吉首大学王焕林教授的《刘永济先生未刊诗（6首）笺释》，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对先生早年的部分未刊诗作创作进行了考证。吉首大学馆藏刘永济先生手稿——《诵帚庵初学稿》存先生早年诗作数十首，其中，未刊者20余首。作者选取其中《无题》（梦入神山白玉京）、《长江舟次即目感怀长句》、《舟中作呈耐庵师二首》、《赠别孤桐，时同讲学东北大学》、《酬子威见怀韵，子威时讲学湖南大学》六首，别作笺释。他认为：“《无题》刺张学良、《长江舟次即目感怀长句》哀‘二次革命’，微旨深心，感慨良多。其余寄怀、唱酬、游赏诸篇，亦典正高华，非高手莫办。”于笺释之余，作者还议及以下两点：一是刘永济先生诗文整理之困难，“对一般研究者来说，刘先生诗稿的文字释读及词句理解较为困难。其一，手稿抄录于解放前，异体字、假借字、古今字、生僻字、草书字数量很多。整理者小学基础及书法修养不足，或一字踬顿，或鲁鱼亥豕，殊难奏功。其二，手稿文字衍夺、点删、涂乙、模糊处不少（亦偶有笔误）。许多问题，非反复推敲，前后通贯不能决断。其三，刘先生才大学博，发为诗歌，其用典之繁浩，遣辞之高华，同辈罕有匹敌。整理者学养不济，往往只能望洋向若而叹”；二是先生诗作的源流、特色与价值，作者赞同此前刘庆云教授等总结的“其一，诗词匹敌，互为羽翼。其二，转益多师，唐宋混一。其三，博洽经史，不乖诗人之旨。其四，曲通灵府，足觇世运隆污”之观点，并针对其中“源流”一则作出补益，认为“先生早年于杜甫、李商隐、李贺、韩愈、温庭筠、白居易诸家用功最勤，诗学唐贤，取法较为纯一”。

吉首大学王湘华副教授的《〈唐人绝句精华〉刘采春小传辑补》，则以刘永济先生所编《唐人绝句精华》一书为辑补对象，针对其中刘采春小传作出详细考证。将原书“采春越州妓也，存诗六首”之简短内容辑补为：“刘氏为中唐时浙人。越州（今浙江绍兴）籍妓。妆饰别致。容貌秀丽。与元稹有七年之交。夫婿周季崇，俳优，善弄参军戏。女儿周德华，湖州歌妓，擅唱柳枝词。诗存《啰唝曲》六首。善歌。”文章认为：《唐人绝句精华》以内容概括简洁为其特色，然所提供的信息尚有可完备处，为后人之研究与补述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空间。

吉首大学刘敦纲教授的《〈戏曲志〉〈古戏曲存〉整理后记》，除追述作者本人参与整理工作的源起，概述刘永济先生学术历程与研究领域外，着重对先生遗著《戏曲志》《古戏曲存》予以介绍。他指出：“《戏曲志》是一部史论性质的著作，系统地勾画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演变的历史。如果说《古戏曲存》从作品的角度提供了具体的实证的话，《戏曲志》则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探索，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印证、相互生发的关系，共同展示了中国古代戏曲在历史的演进中丰富多彩的瑰丽图景。” 刘敦纲教授还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为参照对象，对《戏曲志》的学术成就着重点评，提出“先生的《戏曲志》是以王氏著作为参照系的，参照绝非因循，而是作了重大的辩证和发展”的观点，其理由有三：“第一，在详征博引的基础上，对王作的观点提出了辩证性意见”；“第二，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王氏所论加以深化和拓展”；“ 第三，在王氏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系统严谨的戏曲发展史的框架”。他还总结了刘永济先生治学的两大特点：一是把某种文学现象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在先生看来一定的学术文化制约着作家的思想人格，而任何的文学现象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孕育、成熟、发展起来的。只能求其真源，才能有望得其真谛”，“除了诗词等纯文学的因素外，先生还兼及了各个时代歌舞、谐谑等多种因素，同时为我们勾画了特定条件下的文化背景”；二是联系实际，古为今用，“先生重考证，重史实，却从未忘情现实，他是带着炽热的情感去进行研究的，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揄扬与对现实的褒贬批评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吉首大学程安庸副教授的《刘永济读书批注初探》一文，则以吉首大学馆藏刘永济先生藏书批注为概述对象，指出“刘永济先生的读书批注主要是为学术著述作准备，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根据治学的需要，批注内容有多种类型，详略不一”，并将其按内容分为校勘辨误、点评、注释、指明出处、辨音正韵、补阙六类。文章还举刘永济先生对清初词人顾贞观所著《弹指词》、王拯《茂陵秋雨词》等著述的批注为具体例证，详叙先生读书批注之风格特色。

吉首大学吕华明教授所提交的《刘永济先生手稿〈南史提钩〉研究》，以珍藏于吉首大学图书馆的刘永济先生未刊手稿《南史提钩》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作者历时四年对该手稿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学术成果。据吕华明教授介绍，这部手稿为小箱本，共七册，刘永济先生著述此书的意义在于为其计划中的文学史著述做资料准备。文章指出：“刘永济先生一直计划撰写一部以正史为基本史料，以祖本文学作品为基本材料，能充分体现我国古代文学厚重的古代文学史‘全史’文学史。从吉首大学图书馆馆藏刘永济先生的全部材料来看，他‘全史’文学史计划应该是按三步走的：藏书题签、夹签；正史查考；分段撰写文学史。《南史提钩》是其正史查考部分的代表作。”作者认为：“鲁迅辑录古小说集《古小说钩沉》，是为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刘永济先生著《南史提钩》，则是为了撰写‘全史’文学史中南北朝文学史。刘永济先生虽然没有能够完成我国古代文学史‘全史’文学史的撰写，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撰写‘全史’文学史的材料。”有心之人只要将先生留下的材料认真梳理发掘，就一定能够完成其未竟事业，著出一部充分体现我国古代文学厚重性的刘氏“全史”文学史。

二、先生遗著保存情况介绍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刘永济先生毕生遗著、藏书，约460余种、1540余册和近千页的散件，分散于武汉大学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吉首大学图书馆等四地保存。其中，武汉大学馆藏的122种、394册遗著及藏书，于2006年退回刘永济先生亲属刘茂新女士保管。这种异地分散保存，对系统整理、研究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成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也客观制约了刘永济学术研究的进度与质量。针对先生遗著、手稿、批注散失的情况，与会专家学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总结归纳，共同绘制出一幅介绍刘永济先生遗著、藏书分布情况的学术地图。

吉首大学吕华明教授等所撰的《吉首大学馆藏刘永济先生藏书、藏书批注、手稿情况介绍》，对该校馆藏刘永济先生的藏书、手稿近千册予以介绍。文章提供刘永济先生藏书205种详细总目，并录有刘永济先生批注藏书32种；又将未发表的手稿分作《诵帚盦纪闻》、《诗郑笺孔疏待检》、札记1部、《周易》及佛学研究1部、《汉书》研究2部、《南史》研究1部（藏稿缺两卷）、无书名、人物传记1部、地方志研究1部、戏曲研究2部（藏稿缺）、读书批注、书信、年谱等逐一简介。文章指出：“吉首大学馆藏的刘永济先生的藏书、手稿是先生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进行刘永济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先生藏书、手稿的整理是承续学脉，发扬先生学术思想的需要，有待于进行系统的梳理。”

湖南大学图书馆李晨女士、武汉大学余来明副教授合作整理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藏刘永济著述目录》则为与会专家勾勒了湖南大学图书馆藏刘永济先生著述的基础轮廓：这批著述由先生长女刘茂舒、女婿皮公亮（原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之子）于1992年捐赠，藏于该馆湘籍名人藏书室，共计40余件，包括手稿、讲义、校样修改稿、友人信札、改稿便签等，皆为整理刘永济先生著述、研究先生学术成果的珍贵文献资料。

此外，又有《武汉大学藏刘永济先生著作及藏书目录（已退还刘茂新先生保管）》《湖南图书馆藏刘永济先生著作及藏书目录》、《武汉大学藏刘永济先生遗著（有眉识、批注者）目录》等，对武汉大学、湖南图书馆藏及刘永济先生次女刘茂新女士保管的先生之著述、手稿及藏书情况进行了汇总。

武汉大学校史专家徐正榜教授在题为《刘永济先生遗著、藏书收集整理情况》的发言中，回顾了自己参与刘永济先生遗著、藏书收集整理工作的源起，总述了刘永济先生著述分藏四地的流散格局，介绍了吉首大学、武汉大学两校联合成立“刘永济著述整理与研究领导小组”的基本情况。展望未来，他坚信“在联合领导小组的率领下，刘永济先生的学术研究将会有跨越式的发展，刘先生生前常说的‘人生前有千年，后有千年’，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下，一定会实现”。

三、先生遗著整理工作展望

诚如会议主办方代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竺青副主编所言，主办此次研讨会的初衷，“意在通过对刘永济先生著述的整理和研究，传承先贤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为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与会代表不仅就刘永济先生著述的流散情况及现有整理成果进行了交流与总结，也对未来整理工作的有序展开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武汉大学的乔惟德教授在发言中关注了刘永济先生著述整理的必要性、整理的具体方式及难度等问题。他指出：整理先生著述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前辈学人的成果，而且对于当世之中国文学研究有益。谈及先生著述整理的方式，他将之归为两种，一是将先生所有的遗著整理出版，做到“无遗文”；二是有所选择的整理出版。议及先生著述整理工作的现实困难，他则建议：应充分考虑因先生学问之广博给整理工作带来的难度，如先生对元曲这种综合性艺术的讨论涉及到工尺谱等音乐专门问题，当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整理。

武汉大学的吴志达教授则认为：在刘永济先生著述的整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大师学术成果的历史积淀性与时代代际的传承性，对兼具历史积淀性与文化传承创新价值的遗产予以重点整理、研究。具体说来，在刘永济先生的学问中，《文心雕龙》研究、楚辞研究、词学研究三者是后辈学人应重点继承发扬的领域，在具体学科中要有所传承，在整理工作中也要有所侧重。

对于上述问题，武汉大学罗立乾教授、熊礼汇教授等与会专家也先后发表了颇具新意的见解。会间，还宣读了刘永济先生次女刘茂新女士的书面发言及授权书。刘茂新女士委托武汉大学、吉首大学联合组建的刘永济先生遗著整理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专家搜集、整理刘永济先生所有遗著、遗文、各种典籍眉批及书信等文献资料。在由熊礼汇教授代为宣读的大会书面发言中，她表示“将竭尽全力支持武汉大学、吉首大学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继续收集整理刘永济先生遗著的工作”，并“诚恳地呼吁，希望海内外收藏有刘永济先生遗稿或知道遗稿保存线索的社会团体或个人，慷慨提供材料或线索，以帮助整理工作顺利进行”。

开幕式

白晋湘 竺 青

韩经太 郭齐勇

左东岭 白晋湘

赵世举 吴志达

陈文新 

徐正榜 陈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