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0—11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文章学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马来西亚的四十余位学者相聚复旦光华楼，就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展开热烈研讨，达成了一定共识，也引发了对一系列具有延伸性价值的论题的关注。会议共发表论文40余篇，议题涵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范畴、文章学的研究方法、新见文章学史料、文体学研究、具体作家作品阐释、晚清民国新学背景下的文章学、以及中国文章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等多个方面，代表着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学术前沿。

一、理论探索与学科建构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队伍日渐壮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理论层面的基本问题，诸如文章学的定义、内涵、外延以及成立时间等，仍处于模糊不清、聚讼纷纭的状态。本次研讨会上，发表数篇论文，从多个角度对这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四川大学祝尚书先生《对文章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与辨析，认为文章学是研究所有单篇文章写作的学问，文章学的内涵包括纵横两个维度，即纵向的创作论与横向的体裁论。祝先生论文最重要的部分是讨论文章学的起源、发展与成立问题，他认为魏晋时期的文论著作尚称不上系统完整、血肉丰满的“文章学”，《文心雕龙》不能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成为文章学成立的标志，他重申之前的研究结论，指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正式成立应该是南宋以降（具体而言为孝宗朝）。中山大学吴承学先生研究文章学有年，成绩突出，这次的会议论文《中国文章学之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提出不同于王水照、祝尚书等先生的看法，他指出，讨论文章学成立时代，必须把“文章”与“文章学”看作动态的、有弹性的历史概念，从古代文章学原始的具体语境出发，避免以固定的或后起的概念为尺度去衡量整个中国文章学，应该把中国文章学区分为广义文章学与狭义文章学，即承认宋代古文之学、宋代文章学、中国文章学三者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他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应该断为魏晋南北朝，而发展至宋代，则出现从“以骈文为中心”到“以古文为中心”的转型，因此，狭义的古文之学的成立与广义的中国文章学之成立是有差别的。将文章学置于动态的过程与具体语境中进行研究，是吴先生论文的一大亮点。除此之外，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先生《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围绕古代“文章学”界说、“道统”与“文统”中的古代文章学、学术体系中的古代文章学、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研究等议题，探讨中国古代文章学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以及概念范畴。欧先生主张重回历史语境，将文章学放到学术整体的大视野中考量，而对受西方“纯文学”观念影响的文章学观念保持必要的谨慎与区隔。南京师范大学曹辛华先生《论新时期文章学研究的发展特点及其意义》认为1980年代以来，真正具有“文章学”学科意识的研究是从狭义的文章学概念即实用文章学开始。他以此为线索，扫描文章学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揭示不同阶段的成就与特点。

作为中国古代文章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与时间节点，唐代古文运动已得到深入研究，也因此形成一些陈陈相因的见解。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报告《文道论：唐代古文运动的历史定位》是对自己早年论断的再思考与深入论证，他通过梳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文道论”理论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阶段的演变，细致分析韩愈的文章学思想、后代对韩愈“文——道”关系的评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古文运动”之名的追加，指出韩愈虽以道统论著称，但真正对儒学之道进行理论阐释的内容反倒寥寥，讨论的焦点实则大部分集中在“文章”之道，因此，韩愈在主观上既想传道，又想传文，而实际则如其自评“道不加修，文则日鸣”，所传主要在文而非道。以韩愈为核心的所谓唐代古文运动，实是一股文学思潮，而非运动，且主要表现为以儒学复兴为旗帜，进行文学体裁、文学语言的革新。王先生指出，披览新近公布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从中发现许多材料，可对自己的判断起支撑与深化作用。

二、独特视域与综合背景

研究的深入，有赖于研究视野的拓宽与背景的把握。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已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从汉籍在域外的流传与刊刻、传播与影响等角度出发，可以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找寻“异域之眼”，更好地反观中国文章学的民族特质，进而体悟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性。南京大学卞东波先生《日本汉籍视域下的文话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举例讨论和刻本中国文话的文献价值，又从日本汉学界对中国文话接受的另外两种形式——即汇编与注释出发，探讨日本文话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经历的本土化历程；并以大量日本自撰文话为考察对象，论证伴随着民族自信心增强，日本文人逐步改变对中国文学的态度，由仰视转向贬抑，而日本文话中关于古文辞的争论，其实质是在“脱亚入欧”的时代趋向中，文学经典重新选择的问题，也是日本汉文学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日本同志社大学副岛一郎先生《<文章轨范>与日本人的文章思想》通过对江户时代唐宋八家文的流布情况的梳理，确认《文章轨范》是传播八大家文的中心书籍，进而讨论率先以《文章轨范》为中心学习古文写作的儒者伊藤仁斋及其“古义堂”私塾的古文教学，认为正是通过条理严密、简洁明快的古文训练，近世化的逻辑性思维得以产生。受《文章轨范》等汉籍文章学思想影响的《文林良材》在日本近世散文形成平易明快这一典型风格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副岛先生对日本近世文章风格与文章学思想渊源的探究，为我们认识、研究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关注文章学研究中的科举、党争背景以及经史之学的渊源，从而揭橥文章学的深层问题，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华中师范大学林岩先生《南宋古文之学的成立与古文话语之嬗变》从南宋多元的知识话语类型中，考察古文之学成立的历史语境，通过清理南宋古文话语与两大时代主流话语——科举与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勾勒出南宋古文之学成立的因缘，并以陈耆卿、车若水为具体例证，描述古文学家转向道学、古文话语与道学话语结合的嬗变过程。南京大学吴正岚女士《论钱谦益之诗文“茁长于学问”与欧阳修经世之学的关系》认为钱谦益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诗文“茁长于学问”，作为文学修养的“学问”，以“经经纬史”为核心，其实质是以六经为本且推尊“史中之经”，而钱氏此论渊源实可上溯欧阳修的经史之学。这一个案研究，为揭示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变革与北宋欧阳修等人学术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思想学术风气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古代文章学随之变迁。本次研讨会也有几位学者撰文探讨近现代新学背景下的古代文章学。华东师范大学成玮先生《音节还从金石觅——论唐文治对文章选韵法的讲求及其教学背景》以唐文治“选韵法”为研究对象，探讨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唐氏一方面运用新式课程教学法，一方面又遵从传统观念，教学内容与形式不免凿枘抵牾，“选韵法”遂发生窒碍。藉此个案，可以窥见传统文章学在进入现代教育体制中所面临的困境。浙江师范大学慈波先生《语言的权力：文白之争与文章学困境》从“救亡与启蒙：文白之争的文化语境”、“文白之争的文学转向”、“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错位：缺乏交集的论辩”等角度展开，论述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文白之争从文化普及层面转向文学领域，文学语言在文白之间的选择，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标志，传统文章学由此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在争辩中丧失话语权力，文白之争遂成为带有学术遗憾的思想史事件。所论皆给人甚多启发。

三、新见材料与方法借鉴

    新材料与新方法，一直是科研创新的锋刃利器。本次会议在文学史料和方法手段上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首先是对新见文献的研究。2012年1月，日本学者东英寿先生新发现的欧阳修书简在中国学界首次披露，引发了欧文研究的关注和热潮，本届会议有两篇论文专门讨论欧公书简。上海商学院的李强先生《略论欧阳修的书简》，从书简的媒介功能、作者的创作心态、文人的角色认同等三个角度入手，认为欧公书简对庆历嘉佑之际文人集团的形成有莫大功劳，欧阳修在书简中体现了前后不同的创作心态和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并借此表达了自我角色期待和对所在文人群体的价值认同。马来亚大学陈湘琳女士《欧阳修私人书简中的交游》则以韩琦、梅尧臣、刘敞、吕公著四人为中心，以欧阳修的生命历程为纵轴，探讨欧公与四人的交游关系，并认为欧、梅是真正至交，欧、刘是志趣相投，欧、韩只是友好同僚，而吕公著只是梅、刘等人的“接替者”。两篇论文都能在欧阳修文集的文献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欧公书简，讨论相关问题，体现了敏锐的文献嗅觉和学术眼光。除了佚文的发现，地下的出土文献也成为本届会议的关注焦点。浙江大学胡可先先生《新出土唐杨收墓志笺证》，对杨收墓志进行全面笺证，在此基础上细读志文，讨论杨收的家世、婚姻、科举、学术、文学以及杨收与晚唐政治事件的密切关系，并附杨收及夫人韦东真墓志释文。杭州师范大学沈松勤先生《论叶适的墓志创作》也提及新出土韩维所撰《富弼墓志》。新见材料既包括文学作品，也涉及理论批评，本届会议有两篇论文关注新见、稀见的文章学理论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先生《宋代文格与〈黼藻文章百段锦〉》，考察了影印稀见文献《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的选文数量、选文体式以及选文的完整程度，重点分析十七格的设置和九十九格的细目，认为它应该是较为一般文章学意义上的文格专书，而非文选或科举应试参考书。虽然四川大学祝尚书先生对此观点不甚赞同，但这部新见的文章学著作充实了宋代的文话研究。复旦大学侯体健先生《〈洪平斋四六笺注〉三题》，对清代孤本《洪平斋四六笺注》进行了价值衡量，认为它既是一部合格的笺注著作，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这部著作体现了南宋中后期四六文审美的程式化倾向，以及善于裁剪的特点。文章末尾还提出了若干悬而未决的疑问，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研究。除了文献的发现，还有方法的借鉴。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是时下较为热门的研究话题，传播接受的研究方法已经广泛运用于诗词之学，并在本次文章学会议上得到了推广。华东师范大学洪本健先生《论明人对深化欧文研究的贡献》，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选本、文话著述三方面入手，评价三者对于欧文研究和欧文接受的贡献与不足。作者认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有力地宣传欧文，扩大了欧文影响；明人的评选则更加广泛深入，但也不免蹈袭雷同的弊病；明人的文话著述对欧文的研究更为集中细致，这方面的收获也更为丰盛。台湾世新大学王秀云女士《抑柳乎？扬柳乎？——论〈东坡志林〉对柳宗元为人与诗文的评价》一文，则是讨论苏轼对柳宗元的接受态度。该文选取《东坡志林》中评价柳宗元的三则材料，分别牵涉柳之为人、文章和诗歌，揭示差异，分析原因，对进一步了解柳宗元和苏轼两位作家的诗文创作和思想历程都有一定的意义。

四、“弱势”文体与经典文论

    文体研究一直是文章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只有不断完善各类文体研究，才能逐渐建构文章学的框架结构。相较于碑、志、记、序等“强势”文体，某些易被忽略的“弱势”文体成为本次会议的关注热点。四川大学吕肖奂女士《论宋人内外制的礼仪功能和审美性能》的论文角度新颖，剖析深入，揭示出内外制这一类长期被忽略，或视为仅具实用功能，枯燥乏味的文体，其实承载着礼仪功能，是后人认知宋代礼仪制度的基本文献。而且，宋人写作内外制，不仅不排斥反而内在地追求审美功能。浙江工业大学刘成国先生《中国古代假传初探》，认为韩愈《毛颖传》是假传体的起源，并且开创了“以史为戏”的创作精神。元代以后，假传的讽喻意味渐浓，或讽刺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或讽刺世态人情、道德风俗。假传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即“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与会专家对假传这一问题兴趣浓厚，并就日、韩假传的传播影响作了深入讨论。福建师范大学吴伯雄先生《〈文心雕龙·檄移篇〉考辨》则对檄、移两种文体进行重新考释，并对刘勰等人的经典意见提出商榷。文章认为，檄的最初含义不是专指军事性的檄文，而是一种文书的通称；移最初只是动作，后来才逐渐演变为文体。台湾大学何寄澎先生《“述”体的确立与推扩》，考察了三国至唐述体的书写样态。作者认为，唐以前的述体文体现了颂、说、序等文体功能，韵散兼有。发展至唐代则变化巨大，体式上演变为“前散文，后拈韵”，功能上具备了赠序、咏怀、史论、行状、寓言等文体的功能，这其中杜甫发挥了核心作用。复旦大学朱刚先生《论二苏贤良进卷》对二苏策论的探讨，不仅仅停留在文体本身的研究，还上升到政治、党争、学术的高度。以上五篇论文均直接涉及弱势文体的研究。此外，随着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的面世，文章学理论的研究也蔚然成风，这其中就包括文话研究和理论研究两类。除了彭国忠、侯体健两位先生关于新见文章学理论著作的相关论文，对于常见易见的经典文话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台州学院李建军先生《宋人古文选评之楷范——〈崇古文诀〉选评特色及价值考述》对南宋评点类古文选本楼昉《崇古文诀》的文章学价值进行了论述，认为它不仅选得好，而且评得好。选得好，是因为入选的记叙文、抒情文、俳谐文以及诗赋铭赞等文学性较强的文本约占总数三分之一，显示了选本的文学性。评得好，是因为楼氏一方面知人论世解析文本，另一方面又因文及人，依据文本推测其人。另外，楼氏的批评话语也与众不同，既准确又生动，很有文学意味。文章充分肯定了《崇古文诀》作为古文选本和文学批评的双重价值，以及对后代文学评点的影响。中山大学何诗海先生《〈古赋辩体〉与明代辨体批评》，对经典赋学著作《古赋辩体》进行了重新考量。文章将《古赋辩体》置于明代辨体批评的视野之下，结合吴讷《文章辨体》、吴师曾《文体明辨》、许学夷《诗源辩体》等辨体类著作，认为《古赋辨体》不仅是赋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也是文体批评史上建树卓越的著作。它对于赋体的分类辨析，对明代复古论者辨体精神的张扬，以及以总集、序题等方式展开辨体批评等风气，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除文话研究，文章学的理论命题研究也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深入探讨。台湾逢甲大学林锦婷女士《韩愈古文创作论新探》，选取了韩愈《答李翊书》和《答刘正夫书》两篇具有代表性的书信，从韩愈写信的动机和目的出发，前者乃期于达到“古之立言者”，后者则是回答“如何能文者”，并抓住“言”和“文”这两个关键词汇，探讨韩愈的古文思想，颇有见地。上海财经大学李贵先生《苏辙养气说与〈淮南子〉地理人类学思想之关系》，对于苏辙提出的经典命题“养气说”的来源予以全新的评价和观照。文章从形、神、气的“人体三层次”说出发，结合《淮南子》中自然地理与人之体气的相关论述，认为苏辙的“养气说”直接来源于《淮南子》，立论颇有创意。中山大学罗婵媛女士《论宋代减字法》，对宋人作文减字的技法和理论进行了阐释评价，初步推断减字法应该来源于诗法，减字有两个层次：一是语法结构，二是语意通顺和文意简洁。减字法的兴起，应与史家尚简的风气相关。南宋人频繁使用减字法，将其视作由新奇一路而返古的方式。

五、作家作品与文学流派

作家作品研究，向来是文学研究的主体。本次研讨会，有不少论文涉及这方面内容，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复旦大学查屏球先生《韩愈寓居宣城考论》，从韩愈的叔父辈寻找线索，并根据韩愈的自叙文字，推断韩愈早年寓居宣州地区，对韩愈的身世履历有发覆之功。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证，认为韩愈一族是以寄庄户的身份寓居此地，为了获取衣冠户的身份以避免赋税，韩愈开始了勤学苦读。战乱中中原士族的南迁，形成了江南地区的复古之风，这对韩愈古文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先生《论韩愈的骈文创作及其与古文的关系》，另辟蹊径，关注古文大家韩愈的骈文创作，认为韩愈的骈文为中唐骈文之新变，呈现出典重平易的新风格，且对宋四六文有一定影响。文章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推进了韩愈的骈文研究。复旦大学罗书华先生《六一风神的八个维度》，对散文史上的经典命题即“六一风神”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文章选取了师古与师心、骈语与散语、委宛与劲直、厚实与轻灵、简省与丰腴、洗练与自然、情感与理性、阴柔与阳刚等八个维度，对“六一风神”的内涵与实质作了概括。复旦大学朱刚先生《论二苏贤良进卷》，以苏轼、苏辙贤良进卷中的策、论为对象，结合二苏参加制科考试的经过，寻绎二苏文集中保留的进卷策论及其构成形式，分析其中体现的政治与学术倾向，讨论贤良进卷的文章风格，并对秦观、张耒、李廌等苏门弟子的进卷有所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剑先生《范浚“论道文”刍议》是其范浚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本文主要站在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范浚的心性论和工夫论，并在与宋代诸儒的比较中剖析范浚关于心、性、仁的独到见解，认为其虽在朱陆之前而能弥合朱陆之失，实在是两宋之交一位独特的儒者和思想家，理应引起学界重视。杭州师范大学沈松勤先生《论叶适的墓志创作》，对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的墓志进行研究，认为叶适的墓志创作，既注重墓主的个性，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并志二公”叙事方式；又能体现其关乎世教的文学主张，拓展了墓志的功能。除了以上对个别作家的作品研究，中观研究也在本次会上得到了响应。复旦大学卢康华先生《重塑正统：宋初二帝时期祠庙碑文之探讨》，选取北宋太祖、太宗两朝的祠庙碑文作整体研究，从中透视重塑正统、润色鸿业的时代命题与帝王词臣的心态轨迹。复旦大学倪春军先生《宋四家学记刍议》以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李觏四家学记为代表，认为四家学记以议论代替叙事，议论以经术为本，开拓宋代学记的新局面。湖南师范大学吕双伟先生《论桐城派的骈文态度》，则继续扩大中观研究的视域范围，对清代散文流派桐城派的文学观念作了全面梳理，从先驱戴名世、方苞等对诗词、四六的轻视冷漠，到创始者姚鼐对骈文的肯定认可，再到桐城后学嗜好骈文并创作骈文的态度，揭示了桐城派对骈体文的接受态度。

总的来看，这次历时两天的研讨会可谓朴实无华、紧张高效，论文学风扎实，与会代表真诚交流，不仅是对三年前召开的首届文章学会议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局面的新思考与新开拓。会议上，观点交锋迭起，关于文章学的定义、内涵、外延与成立时间诸问题，皆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的氛围一直贯穿始终，在闭幕式上，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对台湾新近出版的《全唐赋》编纂成就作了全面的述评，并就一些问题提出商榷，而该书主编之一李时铭先生虽未能到场，仍以书面答复词的形式，委托与会代表宣读，成为本次研讨会让人难忘的一次思想交锋。会议的最后，王水照先生应邀即席讲话，鼓励同道学友放宽视野，坚守本位，在多元的比较中深入阐释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重建话语体系，书写“中国文学的史”。他呼吁大家采取多种途径，平等对话，真诚交流，为推进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学科建设与深入发展，一同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