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系统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学术活动
2013年1月12日,“叙事与抒情:中国文学表现传统问题学术研讨会”,暨我校董乃斌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来自北京、江西、江苏及上海当地的50多位学者会聚一堂,就“中国文学的表现传统”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可供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胡明研究员肯定了上海大学古典文学研究在一流学术圈产生的积极效应,进而就叙事传统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主要研究诗词,诗学又以抒情传统为主。如今董先生提出与抒情传统并列的叙事传统,具有很大的突破意义。之前董先生发表的《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一文,就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并作了具体分析,而胡适、吴世昌等学者也早有诗词类于“短篇小说”的认识,因此叙事确实是诗词的一个要素,可以循此更加深入地开展文学史研究。胡先生又指出,抒情、叙事这种二元划分,对文学传统构成的概括未必全面,文学传统还包括“理”的层面,文学史研究还面临如何处理明理、载道传统等问题。
陈伯海先生认为,董著从纵横两方面论述了叙事传统:纵的角度,叙事传统发源甚早,贯穿始终;横的角度,叙事传统渗透到各种文体。由于涉及面很广,论证深入可信,因此两大传统的构建可以成立。董著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打开了广阔的研究前景,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叙事传统的提出确实可以加深对文艺的理解,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陈先生期望突破局限在叙事文类中的西方叙事理论,而在中国文学史的深化研究中推进中国叙事学的建构。
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指出,董著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对文学界、国学界都有启发意义。他认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与中国叙事文学传统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是一元论的,二元论的,还是以某一为主,某一为辅?皆值得思考。古代“情事”与今天“事情”这两个词汇,是否说明情、事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值得研究。哲学界有“情本体”说,文学界的抒情传统说也与之有关,如今提出叙事传统,也要求对内在生命结构有所认识,对表现-再现等二分法有所反思。而在方法论上,是采用万法归一式的概括,还是实事求是,回归相对丰富的事实形态?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回忆,当年有勇气写《先秦叙事研究》,是得益于董先生《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他认为此著材料全面、论证充分、选目准确。傅先生还提出不少可供深入挖掘的新问题、新线索,如纬书对文学虚构的作用,散文与韵文的交错现象等。
上海大学张寅彭教授认为,叙事传统在文学中无所不包,在诗学范畴中也强烈地存在着。张先生以研究多年的诗话为例,指出诗话的性质,是论述的,还是记事的,历来看法不一,尚无定论。他举例分析《六一诗话》、《随园诗话》后,认为诗话是叙事体例。他还指出,从较宽泛的叙事视角看中国的文学传统,很有好处。
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的特点总结为三条:一是具有理论指向和观念启示意义,属于专门而深入的文学史原理之学;二是采用反省性研究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加以反思;三是属于打通式的文学史研究。罗先生认为,董乃斌先生将叙事、抒情传统并列提出来,具有基础意义,也可以说具有常识意义,而将这样的常识发挥出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含量。此外,董著从源头梳理清楚问题,从文字讲起,很有力度。罗先生还称,自己发表于《文学评论》的《迭合延展中的抒情与叙事——论唐代组诗的表达功能》一文,受到了董先生叙事传统研究的影响。
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推测,书面文学中,叙事恐怕应早于抒情出现。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言与事的问题,《诗》、《骚》及其批评类的作品出现后才逐渐树立抒情传统,并导致叙事不太受重视。长期以来,叙事文学的地位不高,如韩愈“以文为戏”,今天看来很具有文学性,但在当时地位并不高;再如“诗话”,即诗的故事,被认为是传奇体;明清时期,小说发展繁荣起来,但仍被认为非正宗。因此还可以探讨抒情传统为何被重视,叙事传统为何被忽视,以及叙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何出于那样的地位问题。黄先生认为,真德秀《文章正宗》“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四分法,对考察传统文学观中的叙事,很有参考价值。黄先生还论及诗歌中叙事与抒情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古代诗歌的标题,很少像“恨赋”、“别赋”那样,直接标明什么样的抒情,而多为叙事。但在诗歌理论,如诗话中直接论述叙事的材料却极少。这个背景下,沈德潜借金圣叹评论小说的语言来说诗,就很可注意了。
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指出,董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重新审视长期被遮蔽的东西,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言志与缘情、再现与表现、抒情与叙事,忽略任何一面,都容易一刀切,会失于片面。汉字造字为叙事,但书法尤其是狂草却是抒情的。我们的研究也应兼顾周全,不偏不倚,不刻意突出某一面。孙先生还希望通俗文学、叙事文学、诗文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出发,共同努力,体悟文学史,概括出有特色的理论术语,寻求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建构。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认为,董乃斌先生的学术精神非常“年轻”,论著在文学、文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出了新锐的探索,也提出了很多可供思考的问题,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陈先生结合书中论述刘知几《史通》、《新唐书》列传的相关章节,着重谈了叙事中文与史、求真与求善、实录与褒贬等问题。他认为,刘知几《史通》在史学的立场上区分文史、重视求真求实的观点,在宋代以后并未占主导地位,反而是欧阳修等人强调微言大义、春秋褒贬的观点占据上风。欧阳修、宋祁等人重视价值塑造、维护意识形态的史学观,使得他们对史实的处理很微妙,历史真实在史著中能表达多少也成了问题。此外,宋祁文涩,宋代以后,对《新唐书》的成就便有不同看法,因此论著的一些章节,不必对此拔得过高。陈先生还认为,当代的传叙文应追究事实真相,而非强调价值评判。
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说,董著是他首次看到的以团队方式对海外四十年来的重要论述作出回应的成果,具有国际视野和重大理论突破意义。胡教授认为,关于文学史的二元对立,如再现与表现等一系列论述,都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文学、哲学都有“两个轮子”,二元的并列、分裂、互动,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机制。胡先生进而由台湾大学郑毓瑜教授批评某些人“把抒情传统说小了”谈起,指出这些二元对立的提法,仍未突破“五四”以来惯常的文学观。我们是否还应思考,我国文学的特色到底何在?是否有一个高于二元对立的概念,是否可以以更大的问题意识,超越叙事-抒情传统的提法?甚至以此为契机,突破“五四”时代文学观,构建有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凭借对海外、台湾学术的熟悉,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台湾学界研究抒情传统四十年的历程,补充了很多历史背景和细节。陈先生还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著述中叙事的含义,并认为其时评论、抒情、叙事的含义有交叉。他还指出,叙事可以说大,问题是怎么来说。中国文学史,整体地看,叙事因素是在逐渐增大。此外,怎样从宏大的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叙事传统,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引述了海登·怀特的一些观点,说明历史与文学在文本叙述层面的相似性,还提醒注意对文本本身的构成序列的分析。陈先生认为,董著敢于迎向重大问题,是一种与解释性工作相对的建构性工作,它指示了一个方向,打开了一个领域。
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认为,董著有大气象、大格局。叙事传统是对晚清以来的文学史学加以梳理之后提出的,是对文学史学原理的总结与升华。论著具有国际视野,是受西方叙事学刺激而展开的建构性工作,可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精神主干的重新思考,体现了建立自身学术话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本书论述很周详,涉及面较全面,也很有新意。如抉发文论、诗词中的叙事性,从钟嵘《诗品序》中拈出事感说,就很有特色。陈先生还补充了翁方纲的诗当“切于事”说,龚自珍自叙传诗的自注和诗本文构成的互文性等叙事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教授指出,董著总体上有大气磅礴、去弊补缺的特点。具体说,一是填补空缺。从前我们更多地看到抒情传统,现拈出叙事传统,使我们对文学史传统的认识更加全面。二是分寸准确。董著虽从纠偏出发,但不趋偏,并不夸大叙事传统,很好地掌握了分寸感。三是体现了团队工作的精彩跳跃。董先生及其团队,实现了1加1大于2的合作效果。如王继洪教授,原是上海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加入团队后,从叙事新视角完成第一章,成为该著的一个亮点。祁先生期待董先生及其团队今后能扩大文体研究的种类,实现从点到面的跃升。他还提出值得深思的新问题:中国古代,当抒情与叙事发生矛盾时,古人是如何处理的?说叙事传统存在,是从目的,还是从手段来讲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指出,过去经典叙事学的世界版图,主要由法国、美国两块构成,中国叙事学被边缘化。经过学者的努力,今天世界叙事学版图中已有了中国叙事学的位置。而董著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拓展版图的里程碑意义。乔先生认为,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包括中文系和外文系两大块。有一部分学者基本沿袭西方叙事理论,其中体现了习焉不察的文化弱势心理。董著是对此心理提出的挑战,因为该著并非以西方叙事理论来整理中国文学,也非论证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的相似性,而是立足于文本分析,求特点之所在,因此具有重大意义。乔先生还指出,西方叙事学立足于叙事文类来谈叙事,我国中文系学者谈叙事,或以叙事传统来修正抒情传统,就应厘清是在哪个层面上谈叙事:是在形式(叙),还是在内容(事)的层面上?因为在文类上,抒情与叙事并是非同一层面的问题。
董乃斌先生最后发言,对各位专家的意见作了简要回应。他深挚感谢学友同道长期以来的学术支持和今天的积极建言,深挚感谢各级领导、老师和会务人员的辛苦工作。他表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有待今后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这次虽然只是就一本著作展开的研讨会,但由于所探讨的问题关乎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关乎学术格局、学术范式的悄然新变,且与会专家多为古典文学界的顶尖学者,他们各自以深厚学养和深切体会发言,在精微问题、恢弘学理上都吐露了一些心得,因此始终在高水平层次上展开,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您是第 12404498 位访问者 备京ICP备:06036494号-20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话:010-85195583(周二、周三) 邮编:100732
本系统由北京博渊星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技术支持电话:010-6326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