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5日，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十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5篇，有对新世纪以来研究成果的总体把握与梳理，更多的是对研究现状的检讨和反思，古代小说研究的学理性、学科性和问题意识是本次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

会议研讨的问题综述如下：

一、对古代小说整体研究现状的反思

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坦言，近十年，学术史的著作很多，但并没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学术史，除了清点已有的成果外，还应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启示性的作用，应加强学科意识，只有加强学科意识，才能对研究、对学科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有自觉的认识。刘勇强教授提交的论文《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以“外延式扩张”和“内涵式发展”两个概念评述十余年古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外延式发展表现了古代小说研究学术视野的变化，其中文化研究与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当代观念与古代小说研究、全球化视野下的古代小说研究、文学生态变化下的小说研究几个方面的问题引人注目，但要避免粗放式的发展与低水平重复，避免成为附庸和点缀的可能。内涵式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有三个方面：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大规模资料整理与出版之后，古代小说的研究涉及了更多的作品、特别是二、三流的作品，使古代小说的历史演进呈现出更为完整的面貌。二，在研究方法上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叙事学已取代传统的艺术研究，成为小说研究最重要的角度。三，小说文体方面的研究，也是十余年来成绩较为突出的领域。文体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意味着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自身特点认识的深化，全面摆脱了二十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被动局面。要注意的问题是：首先，提高理论思维的水平，关注文学理论的发展，不断发现和开掘古代小说研究的新鲜命题，并由此优化研究结构，激发古代小说的研究活力。其次，深入古代小说史的细节中去，强化文本释读的历史感与思辨水平。第三，具有独立思维与个性意识的学术研究，才是学术发展的真正动力。刘勇强教授还强调在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并重的学术格局中以内涵发展为主的原则。

绍兴文理学院潘承玉教授的论文《波澜不惊：2001—2011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明清小说研究>为中心的简要检讨》，检索《明清小说研究》10年来正式发表的文章1058篇，认为在研究广度、深度、视角多元化方面有很多进展，而且学风有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盲目追逐洋风向中西汇通的方向转变，淡定下来，大度从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比较根本的问题是，应该十分明确地把古代小说作为当代精神文化现象来研究，古代小说特别是一些经典名著的传统生命力仍待“激活”。在有关古代小说的理论把握和当代价值发掘上，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很多论文的思辨性和理论建构均不足，如何建立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小说学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如何进一步扩展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提升古代小说研究的科学品格和当代价值，有两个方向值得进一步强调：一是古代小说与诗词文等抒情文学的关系研究，一是古代小说与现当代小说关系的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教授在会上一再强调学理和学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不要孤立地研究古代小说，应将当时的整个文化生态、整个文学创作总体联系起来，强调古代与现代打通，站在时代文化的高度，站在世界文化的交汇上，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研究理论、学科理论。提交的论文为其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之弁言，提出了他论述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小说史问题的理论基点：1、作为文学样式的散文体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和人类成年的艺术，人类文化及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此为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之规律，这就是学理。2、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这两种不同“语体”的小说，实际上是同源异流，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的总体格局和历史景观。3、中国古代小说是在中国古代发生的一种文化和文学事象。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我们民族不同于世界其它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形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与其它国家和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渊源形成，还是演进发展，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大不相同。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有鉴于此，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理应提出契合自身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的理论、方法，脱离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盲从或者套用他人的理论、方法，显然是邯郸学步、不得要领的。4、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风俗史、心灵史。如果将小说置于民族的全部文化中，则小说就不仅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因此，人们理应注意小说审美价值以外的其它文化价值。

浙江海洋大学韩伟表教授提出：在古代小说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对学术史的整体把握。学术史具有“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留心学术史的把握，用综合的意识对小说研究的态势作整体的观照，才能避免陷入隔裂式研究的泥塘。古代小说研究要有沉潜的决心和学科建构的意识，关注学术视野、观念、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转变，才会带来研究领域的新发展。

复旦大学罗书华教授则在会上提出小说研究处在各自为政、自发自然的状态，呼吁应有全盘意识，发出属于“小说国”的声音，强调思想交流与交锋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提交的论文《叙事与传神》，从“教化”与“通俗”、“虚实”与“真幻”、“写形”与“传神”、“叙法”与“文法”等几个方面分析小说的叙述法与文法，认为从小说批评史本身来看，由教化伦理批评、虚实思辨转入实在的文本章法分析，是小说理论与批评的进步与成熟。

二、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总结和思考

小说文献研究是本次会议引起较多关注、有讨论有对话的议题。

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的《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新进展》是一篇二万五千字的长文，基于扎实的文献基础，从重要小说文献的新发现、小说作品的校勘整理、小说目录索引的编制、小说资料的整理与汇编以及小说辞书的编纂等几个方面，详细而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十年来小说文献研究成果。苗怀明教授认为，从文献角度来看，发展和机遇并重，一方面文献的研究有个极限，难度越来越大，门槛越来越高， 遇到发展瓶颈；另一方面，机遇多，掌握的资料多，有数据库，能够做得更全。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地域、种类、时段等全方位拓展小说文献搜索的渠道和范围，力求对小说文献进行更完备精细的整理。苗怀明教授呼吁推动小说文献的电子化，建立合法、健全的大型数据库。

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关于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若干展望》提出了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发展方向的问题，他认为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存在新的发展契机和拓展空间：一、向精细纵深的方向推进，不仅《红楼梦》等一流作品需要再清理，而且二三流作品还有很大空间，虽然二三流作品文学价值没那么高，但是对认识整个文学史面貌是很有必要的。古本丛刊的编撰和电子化数据库的建立对研究都起到重要作用，可编撰单本性的古本丛刊，如已出版的《三国演义》古本丛刊。二、促进整体研究，比如跨区域研究。也可分头进行各区域的研究，集合众力，开拓新局面。另外，小说是文备众体的，可跨文体交叉研究，比如把子弟书、弹词等都考虑在内，不只进行资料交叉，更需深度勾连，要充分利用俗文学研究的资料。三、建构小说文献学，推出一套《古代小说学术整理本》的丛书。小说文本稳定性差，改动增删的情况比较严重，没有办法搬用诗歌等的校勘办法，如何在实践中总结出小说所特有的小说文献学，包括小说史料学、小说目录学、小说版本学、以及小说校勘学等，这有待小说文献研究学者去思考。潘教授还提出学术个性化的重要性，如古代小说研究学者都能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形成自己的个性，那么最后必然不会如现在这般焦虑与彷徨，而是多姿多彩的局面。

嘉应学院汤克勤博士《近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是其专著《近代小说学术档案》的前言，此文回顾百年来近代小说研究，认为其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近代小说作品的整理以及小说家资料的收集和出版，近代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和历史地位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近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其中关于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和近代小说的物质技术因素方面的研究，成绩尤其令人瞩目。对于今后近代小说研究，汤博士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要凸显近代小说的本位观，进一步挖掘、整理近代小说的研究资料，立足于小说文本，在研究时避免新文学立场所带来的局限。

福建师范大学欧阳健教授就小说研究如何深化的问题，提出一要提高学理性，二要深入阅读文本，不用心投入，就体会不到妙处。提交的论文《留心于小说文献的鉴别》以其在博客中转帖的两篇对《枣窗闲笔》提出反证的文章为例，借此个案，旨在呼吁学界同仁撰文时注意“自以为是”与“自以为非”的辩证统一，既要相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也要谦虚接受别人建议。他表示，为了完善文献整理研究，方便后来学者的补充，他甚至可以放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知识产权。

三、小说研究方法和小说史书写等问题的思考

在梳理和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有些学者着重于对古代小说研究方法的讨论，关注研究方法的更新，注重小说不同题材作品之间、小说与其他文体之间、文学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打通，引人深思。

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提交的论文《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另辟蹊径，在对20世纪古代小说戏曲以单篇作品和文体本位为主体研究视角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所忽略和掩盖的跨越单篇作品和文体本位的故事类型研究的内涵和构成进行了初步构想，并进一步推论其对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所具有的学术视角换代意义。针对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宁教授在会上作了较为具体的阐释。

暨南大学程国赋教授《论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运用——以2000-2012年小说论著和博士论文为中心》阐释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界定、渊源及其发展，以2000年至2012年间的134部小说论著和博士论文为中心，分析了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研究方法的整体运用情况，全面列举了文化学方法运用的各个方面，如古代小说与文化的整体研究，儒道佛文化与古代小说，出版文化与古代小说，商业、城市文化与古代小说，民俗、民间文化与古代小说，地域文化与小说，科举文化与古代小说，婚恋、女性文化与古代小说，法律、公案文化与古代小说，以及服饰文化、神秘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建筑园林文化、海洋文化、家族文化、武侠文化、娱乐文化、墓葬文化、小说评点与文化等等。在此基础上论述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化学方法的价值与意义，认为文化学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拓展小说研究的视野，拓展古代小说研究的创新思维，深入了解特定时代小说作家的心理状态。并提出在运用文化学方法研究时应注意避免将文学论文写成文化史或历史学论文，同时要注意材料和理论的结合，不能忽视文献材料。

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以180余篇博士论文为考察路径，回顾了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的研究，认为成果丰硕却问题不少：古代小说作家研究层面，重复过多，考证繁琐，离题过远；古代小说文本研究层面，论文数量少，缺乏新意，老生常谈；畏惧经典，不敢涉足。针对这些问题，侧重于古代小说文本研究提出四个方面建议：拓展文本中文化意蕴挖掘的空间；注重文本中蕴涵的超时空价值的探索；强化对文本中所包含封建思想的批判力度；清除文本解读中“文革思维”的隐形存在。

陕西理工学院雷勇教授《多元•选择•适度――关于中国小说史书写方法的思考》提出：小说史具有史学和文艺学双重品格。在“史”的层面上，小说史书写面临两难选择，即“还原”历史的愿望、努力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任何书写都是一种对历史的干预和介入，绝对客观的历史书写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在这种两难境界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度。在“文学”史层面上，小说史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化石”，另一方面又是活着的生命体，因此小说史书写应该包括对作品本身的意义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及其规律的阐发。小说史书写的多元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撰写者来说，在多种选择中做出自觉而明确的选择是首要的工作，根据特定的选择来把握“史”和“文”之间的度，则十分必要。

北京师范大学陈惠琴教授的论文《文体论三部曲——川本荣三郎的（儒林外史）研究》，以日本学者川本荣三郎的《儒林外史》文体研究的三篇论文为中心，认为其研究观点虽不新，但是其文体研究中的三种意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是语言意识——文体研究与语言分析的结合；二是历史意识——文体研究与纵向比较的结合；三是文体意识——思想解读与文体分析的结合。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日本学者往往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值得我们关注。

大连大学王立教授《新世纪明清文学研究论著述评三则》对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刘相雨《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论稿》、薛洪勣《传奇小说史》等三部论著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其中的不足也提出了中肯意见。王立教授提出要重视学术论著的表述、重视学术史，关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邻近学科的研究及方法等问题。

四、  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研究

本次会议提交的一些论文讨论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为基于学术史思考的选题，均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

首都师范大学张庆民博士《<搜神记序>初探》一文，针对《搜神记》研究中当前三个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并通过翔实的考证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中对基础文献材料的准确把握和解释做得精到细致。一是针对《世说新语》注和《文选集注》所存《搜神记序》残文之一，干宝何以“建武中”“有所感起”而“发愤”撰《搜神记》？目前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搜神记》编纂之缘起，与魏晋时期无鬼论思潮有关。张博士认为，《搜神记序》所谓“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乃是对现实政治有感，是对西晋之衰亡所作深刻反省，并以此引发干宝编纂《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二是针对《晋书·干宝传》所存《搜神记序》残文之二，目前学术界认为干宝已经“认识到小说的虚构并加以自觉提倡”，认为干宝认识到小说的娱乐作用。张博士考究此序的撰述背景，并以裴启《语林》因被指责不实而废为例，考证认为干宝之序恰恰是针对有人指责《搜神记》“失实”而发，“作序以陈其志”；而“游心寓目”的意思是“留心观看”，当前学界的理解和阐释是错误的。三，对于《法苑珠林》卷三十一、卷三十二载“干宝记云”两部分文字，学界流行观点认为是《妖怪篇》、《变化篇》篇首序论，张博士认为可能是《搜神记序》残文“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之前的铺垫性、阐发性文字。

广州大学纪德君教授提出，仅仅从史传角度来探讨中国小说是不够的，小说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民间传统，即民间说书。我们需要把通俗小说重新放回俗文学的场域当中，关注它和其他俗文学的交叉互动互补，从而对小说的文体形态做出一个新的解释。纪德君教授的《文学传统惯例对文学中气候描写的影响》是一篇以小见大的论文。文章认为，文学作品对气候的描写往往受到文学传统惯例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在描写气候以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或悲剧体验时，就深受古代文学中早已形成的伤春悲秋传统的影响，并且那些脱胎于民间说唱的小说，还受口头叙事文学惯例的支配，喜欢以程式化的韵文、套语等来描写气候。因此，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气候描写，应考虑到文学传统惯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否则就会对某些不合时令的描写产生误读或曲解。

福建师范大学刘海燕教授《儒道佛思想与明清小说生态》一文提出，明清小说以兼容博杂的面貌，吸纳了来自儒佛道经典中的各种素材，在创作思想上则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兼容佛道思想，对明清时期儒佛道三教圆融以及宗教世俗化等倾向有明晰的揭示。以儒佛道思想为基础，明清小说中全方位地展现了古代社会众生相，描摹现实与虚构想象，小说叙事深受因果轮回等宗教观念影响。儒佛道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明清小说批评，包括明清小说神道设教批评话语以及小说理论话语的建构等。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明清小说的创作与批评，那么儒佛道思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何还原到当时儒佛道思想语境下去研究明清小说，也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海南三亚学院冯汝常教授的《悖论叙事视野下的<水浒传>忠义之争》，简要概括了自《水浒传》流播以来有关《水浒传》忠义思想的论争，认为明代以李贽为代表多盛赞《水浒传》忠义而予以“忠义水浒传”之名，而清代金圣叹乃至近代以来多有斥《水浒传》为“诲盗”，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悖论，其根本原因在于《水浒传》叙事具有悖论叙事的特征。该文从廖昌胤《悖论叙事》“悖论叙事策略”的观点出发，认为《水浒传》文本存在“期待与结论相冲突”的事实是其悖论生成的根源，通过解析《水浒传》的叙事悖论，发现《水浒传》叙述中存有五方面的悖论叙事，即一是以忠义为心，强盗为名；二是以忠义为主，强盗为次；三是借洗刷贼名，毅然报国；四是以死为证，实践忠义；第五是历史积淀，文化生成。如此，为解读《水浒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江南大学伍大福教授《“越理”与“越礼”之辨——兼谈<红楼梦>尊礼攘理的思想倾向》从文本出发，探讨《红楼梦》“礼”、“理”二字在不同版本中运用不同的原因，发现其表现出一定的尊礼攘理之思想倾向，以程甲本尤为突出，而这一思想倾向与乾嘉朴学所倡导的“以礼代理”思想颇为接近。

集美大学王人恩教授提交的论文《“淇水遗风”之“俗”的深层意蕴新探》认为《红楼梦》第17-18回曹雪芹借贾政之口揭明“淇水遗风”之俗，是以藏而不露的手法褒扬贾政之才，实际上也是曹雪芹借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不“尽信书”，不为前人的争论所囿，而追求“新奇别致”。

福建师范大学段春旭教授《晚清小说与晚清文化市场》中认为，与过去小说相比，晚清小说的创作和传播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环境：小说创作者、小说读者、政府、政治家、商人、新闻出版机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市场，对晚清小说的创作、出版、发行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小说的市场化是小说真正走向普及的一个必然过程，对晚清小说与文化市场的关系应秉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与评价。

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为近年学界所关注。本次会议福建的几位学人着眼于古代小说中的“闽人、闽地、闽事”，探讨闽地文化特征与小说的关系，视角多比较新颖。

福州大学王枝忠教授谈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学界要重视方言小说的研究，重申《闽都别记》的学术价值。其二，主张《西游记》故事的定本是在吸收了各地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必拘泥于一时一地之说。其三，学术争议不等于学术前沿，在没有实证材料把握的前提下，研究者花太多精力于争议的问题是没有价值的。

福建师范大学涂秀虹教授《<醉翁谈录>闽地题材试析》一文，根据罗烨《醉翁谈录》中闽地题材所占比例，以及对闽地题材篇目的分析，认为《醉翁谈录》与闽地说话艺术关系密切，很可能是对闽地说话艺术资料的辑录。

漳州师范学院陈丽媛教授《明清涉闽小说研究综述》论述：明清小说中有相当多篇目涉及闽人、闽地、闽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历来关注较少，有所关注主要集中在几部长篇小说和个别专题研究，未能从整体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探索力度不够。福建地处东南海疆，山多地少,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铸就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典型文化传统与经济特征。明清两代是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而这特殊的时代与地域的交融使得闽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经济文化特色，而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中对闽地闽人闽事的涉及就是这种经济文化形态的最好表现。对于明清小说涉闽问题应将闽地历史文化特色与明清时代背景相结合，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福建工程学院苏建新教授《近三十年林纾形象的演进及文化解读》，将改革开放前林纾被批判的命运和近三十年以来林纾形象由负面到正面、不断朝着人性化、人文化方向演进加以对照，从多元文化视野的角度对其进行关照，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当今社会文化的逐渐多元、包容与时代的进步。并认为，主张和而不同的林纾在不久的将来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齐裕焜教授说，本次会议是一个求教的会议，因为有不少困惑需要向大家请教。十余年来，古代小说研究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如古代小说研究存在学理性不强的事实，如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用理论指导研究成为重要课题；在“国学热”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古代小说研究该如何实现其现代意义也成为重要问题。本次会议规模不大，但是一次务实、成功的会议，对当前古代小说研究现状的总结和反思切实而中肯，对古代小说研究前景的展望令人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