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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寒诗词歌词集》新书首发式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编辑）：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的新作——《忍寒诗词歌词集》的首发式暨龙榆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今天冬雨沥沥，道路难行，到会的很多先生、专家又都是德高望重，所以心里特别感动。
《忍寒诗词歌词集》是陈思和先生“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出版规划当中一部分，当时思和先生向我提出了“火凤凰丛书”的出版建议，并希望该系列学术遗产丛书能由复旦社来出版。丛书将选择老一辈的文史专家生前未及发表的作品来推荐给当代学术界与其他读者。我非常赞赏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复旦社就把它列入了出版计划。
至今，该丛书已经出版了10本，推出了陈子展先生、朱东润先生等一些专家们生前的遗稿。但总体来说，出版计划进行得还是比较缓慢。究其原因，虽然有很多专家的家属愿意响应我们的号召，可是有许多遗稿都未及整理。而就已出版的学术影响与市场反应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其中最初的4本到现在已经售罄，有的后来也已重印。复旦大学出版社能够为前辈名家学者的一些遗稿的问世做一点奉献，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另一方面，这项工作对于当今保留学术遗产、繁荣学术出版都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会坚持不懈地把这项工作做下去。
现在大家手里的龙榆生先生《忍寒诗词歌词集》是该系列丛书中最新的一种。两年前，我们就着手出版这本书的相关事宜。尽管我们安排了社里最有古典文化修养的编辑韩结根先生来担当责任编辑，但由于整理遗著手稿相当困难，所以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期间，也要感谢诸位龙先生诗词爱好者和专家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相信这本诗歌词集不仅在学术有一定意义，在编辑出版上也达到了一定水准。当然其中一些不周之处，欢迎方家指正，我们十分愿意再版时加以完善。
上述我为《忍寒诗词歌词集》做了一个背景介绍，相信诸位专家对龙先生在中国古诗词歌谣方面的创作等成就有更多高见，我们乐意聆听，这有助于我们将龙先生这本著作更好的推广，也有助于复旦大学出版社继续做好“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再次衷心地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座谈。
龙英才（龙榆生之子）：
我是一个化学系的老师，所以我不懂文学，我父亲没有把这个遗传给我。我事先准备了一份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下午好。在2012年即将结束之时，家父龙榆生的第十部遗作《忍寒诗词歌词集》正式出版了，今天是首发式。家父的遗愿终于在这大好的时代得以实现，这恰逢他诞辰110周年。作为他的子女和亲属，也倍感欣慰。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十分关心和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原稿是手抄稿，使清样的校对工作十分复杂和繁重，责任编辑韩结根教授、张晖先生、徐培均教授、黄思维先生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愿借此机会，代表龙榆生的后人，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的收集和整理得到了家父多位门生的帮助，也凝聚了家父子女长期的劳动。这些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都有说明，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我代表家属向与会的领导、专家和来宾们，再说一声“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编辑）：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各位能自由发言。就是围绕着龙先生这本书，大家熟悉的龙榆生先生在一些学术活动的状况，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交流，也是对龙先生表示敬意。向龙先生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发表一个感想，都可以，请各位随意。
徐培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先来说一说，今天参加这个盛会我感到无比的欣慰。龙先生曾经在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班给我们上过课，我们受教育非常深，今天到会的有我们研究班的两位同学。一个是唐葆祥先生，上海昆剧团的一级编剧，大家都看过《长生殿》，昆剧的《长生殿》就是由他执编的。还有一个吴兆芬同学，上海越剧院的越剧编辑，她的戏很受观众的欢迎，比较著名的有《孟丽君》、《蝴蝶梦》有十几种越剧的作品，有的已经拍成电影，有的又流传到国外。所以龙先生的弟子加我现在到会的有3个人，本来有28个人，28个人有的人改行做其他工作了，比如沙叶新同学，后来他就专门写剧本了。有的到文艺领导岗位当领导了，从事词学这个专业的，大概就是我一个了。所以我受龙先生的教育非常深，对他的恩情是永远不忘的。
今天参加这个会，龙先生的诗词歌词集终于出版了，我感到无比的庆幸，无比的欣慰。同时也略略感到一些悲哀。照道理按一般常情，一个人的著作大都在生前出版的，可是时隔五六十年之后，龙先生的作品才面世，龙先生的作品本来都是手稿，由他的长公子龙厦材先生亲自整理，一笔一划用复写纸写出来。当时他住在富民路的富民新村，我住在淮海路的大德里旁边，相距很近。当时他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互相讨论、互相研究。结果他有问题就骑了车子到我家里来，因为他不能行走，只能借助于脚踏车来来回回地跑。我也经常到富民新村去看望他，看先生的遗迹，看先生的草稿。我手里一份复印稿，曾寄给陈允吉先生，让他能不能在杂志上发表一下。今天龙先生和他的长公子龙厦材先生都已过世了，可惜他生前没有能看到这本书，我就心里感到有些悲哀。
但是现在经过龙先生的三公子龙英材先生不懈的努力，经过他的收集整理终于成了一本书，并且请中国社科院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张晖先生进行了四次校对。期间又让我和黄思维先生帮助校对，力求这本书少出错误、不出错误。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些疏漏，刚才贺社长已经讲过了，如果大家发现的话，还可以继续修改。
作为龙先生的弟子，我对龙先生在当代词坛上的成果、地位非常钦敬的。在20世纪中叶的词坛上，词学界出了三名大师，一个是龙先生、一个是夏承焘先生（夏承焘先生的再传弟子沈松勤先生，杭州师范大学的教授，沈先生也到了）、还有一位就是唐圭璋先生（唐圭璋先生的入门弟子钟振振教授，中国韵文学会的会长，前来参加这个会，我也非常高兴）。这三位大师级的人物在词坛上各有专长。
唐先生以词学的文献学著称于世，他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还有《词话丛编》都是大型的巨著，现在研究词学的人离开这三本书就无从着手，就是唐先生为词学的文献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夏承焘先生早期有《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词学论丛》以及《天风阁学词日记》，这个都是研究上一个世纪词学的宝贵资料。
我们龙先生呢，他主要的著作有《唐宋名家词选》。《唐宋名家词选》在文革时由中华书局用大号字排印，给毛泽东看的，陈毅老总也喜欢龙先生的书。《唐宋名家词选》之后还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前面还有《唐五代词选》，这个世人不太知道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给他印了，但是发行比较少。龙先生还有一部《东坡乐府笺》，词学方面的笺注他算是开创者。本书和夏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著作。龙先生的功绩还在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主编了《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这两大词学刊物团结了当时的许多的词学名家，他等于竖起了一个旗帜，担任当时词坛的盟主，我是这样看法的。也有许多同行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的《词学季刊》集中了当代的很多名家。夏承焘先生、唐圭璋先生的科研成果和词学著作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夏承焘先生在以后的上海书店影印本前言里面，很简短地讲他从事词学研究主要受了龙榆生先生的影响，确确实实是这么一回事。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好多地方都提到“榆生”，说榆生先生和我论词，大家可以参看《天风阁学词日记》。
不过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先生认为当代词坛有四大家，还有一个詹安泰先生，詹安泰先生他的讲义被他的学生印出来了，还有一些诗词。从著作上来讲，我讲一个不太恭敬的话，可能比三位大家还略逊一筹。我说词坛上真正的三大家是这三位先生。所以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把龙先生的诗词歌曲都印出来了，这个功劳很大，我在这里感谢贺老总。
另外，我讲一讲跟龙先生学词的经历、学词的一些体会，我觉得龙先生的词学研究有三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史与论的结合，他研究史，在词史当中贯穿了他的词学理论。比如他的《中国韵文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韵文史著作。这本书既讲史也讲理论，我就不多讲了。他给我们研究班开课的时候写了两讲义，一本就是《词学十讲》，这本书的原样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我当时是词学课代表，每一个礼拜都到龙先生住的香山公寓来取讲稿，取好讲稿以后，交付学校用油印给他刻印，油印刻出来以后有很多错字，有些错字我后来一页页给他校改，这个就是原始面貌的《词学十讲》。
在《词学十讲》第一讲里面他就讲唐宋歌词的特殊形式和发展规律，把唐宋词的形式跟发展规律结合起来讲，后来又讲唐人近体诗和词的演化，就是词怎么是由近体诗演化来的。龙先生的词学论文我觉得跟一般的词学论文不一样，将词学理论跟词史结合起来，有特殊的情味，所以读先生论文的时候感到韵味非常醇厚，别有一番心得。
第二个特色是研究与创作相结合。他的《词学十讲》主要是讲理论的，但是他另外一本书叫《唐宋词定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叫《唐宋词格律》，这本书是教我们填词的。他每讲一首词都把它的平仄、音律以及这首调产生和发展的情况交代得非常清楚。而且讲每一个词，每一个调名有它特定的调性，有的适用于抒发喜悦的感情，有的适用于抒发悲哀的感情，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在当时讲《唐宋词格律》的时候，有的同学领悟得很快，先生在黑板上写出来的格律，当下就填词。比如沙叶新马上就填好一首《菩萨蛮》，我们吴兆芬同志也写了一首《鹧鸪天》，都是根据先生讲的词学的格律很快写成的。吴兆芬女士才华横溢，她当时写了一首鹧鸪天，她在小序里讲，词学老师年逾花甲，为我班批改作业，常至深夜三点，此景此情使我感激。我把她这首词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鹧鸪天》：
初试东风第一枝，青灯白发缀新词。几回搔首仍含笑，击节声中玉漏迟。 情切切，意孜孜，一声一字费三思。叩窗寒雨催眠急，不识师情比你痴。
我们今天请我们老同学吴兆芬女士来，当时她对老师的感情非常深。老师受了她这首词的感动，也和了一首《鹧鸪天》，收在词集里面。
第三个特色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一般教古典文学的，教古代诗词都讲它在当时的背景，它对后世的影响，都从理论上大而化之的讲一遍。但是我们龙先生讲古代诗词，他主要是为了新的创作。最近我看电视，听莫言讲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的没有用处。这个话很有道理，也很发人深省。但就词学而论，我觉得龙先生教的词学是大有用处的。龙先生他曾经在1937年写《唐五代词选》的时候就在《导言》当中讲，为了时代的关系和顾及读者方面的程度，特地从各家选取声情并茂而又较易了解的作品，并且侧重于所谓豪放一派，目的就是为了借这个最富于音乐性的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节操。身心组织得到相当的修养、训练后，可以进一步去创造一种孕育现代的新体歌词。他教你唐宋诗词，是希望你创作出新体的歌词。他的研究和教学是为了继承古人的文学遗产的精华。当时我们学校创作研究班有很多人就把先生教的这个道理，用来写新词，用来写新戏。到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像唐葆祥先生的《长生殿》它是曲牌体的，曲牌跟词不同的就是可以多存字，但是它的格律都有严格的限制，跟词差不多的。唐葆祥先生就将学词的心得写了曲牌体的《长生殿》，这个工作不懂曲牌的人写起来恐怕是很困难的。所以唐葆祥先生能写出这样的《长生殿》的动人听闻的歌词，受了词的熏陶是非常深的。词对各种文体都有一种滋补、滋养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其他地方戏或者当代歌唱家唱的词，平仄不限，语言不通，有时候一句话7个字当中字字都是仄声。你看电视、看戏曲里面这种场景有很多，为什么？他不懂诗、不懂词，不懂平仄应用。所以龙先生的词学教育对戏曲以及歌词的创作是起了一个典范的作用。
龙先生自己写的《玫瑰三愿》可能大家都听过，他就是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楼底下看到几盆玫瑰花，有感而发，很快就写出这首歌词，书里也收录了。当时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音乐老师谱成曲，广为流传。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电视台还播这首词。所以龙先生不是泥古不化的，而是化用前人词学成就，用到歌词和戏曲创作方面。所以有的人轻视我们古典文学，轻视词学，他就不知道这是我们很优秀的一份古典文学遗产。对于繁荣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有很大的功劳。这一点可能好多人都不懂，实际上我们龙老师这本诗词出来以后，对于后来的歌词的拓展、戏曲的拓展是一份很丰富的营养，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另外今年元宵以后，张晖先生给我来信，说《忍寒诗词歌词集》即将出版了，我感动的不得了，当晚写了一首小词，调名《浣溪沙》，我在这里念一念：
苜蓿生涯逾百年，含辛茹苦苦犹甜。彊村高足迈时贤。 瓜葛冤禽沉碧海，风潮鹏举付云烟。词坛长奏伯牙絃。
龙先生是朱彊村最得意的门生，我认为在当时超过一般的词学家，超过一般的词人了。龙先生在中央大学教学的时候，曾经到北京去，他和张东荪几位先生到徐州去吃饭，策反伪军起义，龙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我曾在韵文学会开会结束以后乘火车回来时，遇到民革中央副主席许宝骙，他也参加这次韵文学会。他跟我同一个车，听我是龙门弟子，他说你晓得吗，龙榆生先生在1944年跟我一起到徐州去吃饭。所以龙先生的爱国情怀是生长在内心，而不是表露在外面的。
我借用这首小词结束我的发言，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指正。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编辑）：
非常感谢徐先生的发言。因为我们今天的规模并不大，所以每位参加座谈的先生的大名、身份都已经注明了，所以我们不一一地介绍了。但是发言的时候请自我介绍一下。
钱鸿瑛（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介绍一下自己，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大概谁都不知道，真的谁都不知道。我就是龙先生的书上第323页《浣溪沙》里提到的“江枫”。第324页《蝶恋花》、第334页《燕归梁》也是给我的。
我叫钱鸿瑛，江枫是我和龙先生通信以后的一个笔名吧。所以龙先生给我就是写江枫，为什么取江枫呢？我喜欢一首诗你们都知道的，里面有江枫两个字，我就用这个。
我认识龙先生的时间和徐先生他们不一样，我是1964年，也就是龙先生最后两年收的弟子。可以这么说，而且可以讲龙先生是最喜欢我了。为什么呢？就是龙先生赠我砚台，这方砚台是圆的，他当时说，朱彊村先生送我长的端砚，我送给你圆的。还有龙先生送给我很多书、东西。他单独地在家里面辅导我一个人，他给我讲了很多东西。
龙厦材和我关系也很好，他是我的师兄，我是清华大学，他也是清华大学，我中文系，他是化学系。所以关系是很密切的。2009年的时候在澳门开会，这里很多同志都参加了。澳门开会那次会上，有一些同志说一些老前辈都有诗词集，就龙榆生没有。我平时在大会里不发言的，但当时我就马上提出来，我说龙先生有的，他就会出来的。开完会以后，有同志说我提的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今天龙先生诗词集的首发式，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第二点我很感谢张晖和张宏生先生。我和张宏生同志根本没什么交流，平时可以说也不太认识的，但我非常感谢他。在年谱里面有张宏生的序言还有你们合写的论龙先生的词学成就。张宏生同志说龙先生非常有造诣，是一代词学宗师，说龙先生在词谱、词律、词史、词论这些领域里都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词学大师。这是张宏生他们的原话，这一点完全对。
龙先生的词学特色就是词论特别好，词论、理论非常好。我在龙先生的《中国韵文史》的稿子里也这么写。龙先生最大的优点是非常开放的、敏锐的思维能力，还有一种广阔的眼界。比如说夏先生不可能像龙先生这样。龙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学哲学、社会科学、还有外国文学，还有日语，对不对？与其他那些老先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眼光非常开阔。龙先生最好的就是他的论文，本来中国词论是评点式的，他给它开了个新的阶段，这是成就最大的。词选、笺注还是比较普及的东西，他也写得非常好。所以他的成就是全面的。
第二点是龙先生他不仅在论的方面好，而且他非常强调实践。他在跟我个别接触时就讲，论词的人一定要会写，这也是非常对的。而且龙先生是实践了，他写了一千多首，写了那么多，这么好。正因为龙先生有理论、有实践，他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对词的一种生命能力特别强。这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北宋晏殊的词，前人都说写的很圆润，很明丽，很娴雅，一直是这么评论的。可是龙先生他在《中国韵文史》用八个字——千回百折、哀感无端，这个和前人完全不一样。而且说他是近于李重光，说他和李煜很像。这是龙先生的独立思考，一种审美的能力。我把晏殊的全部词都看了，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上，标题是龙先生标题，观点是他的观点。
在龙先生写给我的词里头，完全可以看到他晚年的心情是非常悲哀、寂寞的，很寂寞。你们看这首词里面，就是他给我《蝶恋花》这首，他说“青眼相看，那复伤迟暮”。你说多可怜啊，这么一个词学大师，我当时不过是一个根本没有什么才学的青年教师，来拜访他一下，他就说“青眼相看，那复伤迟暮”。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上阙，我们看下阙“一霎沧桑经几度。月上潮平，静爱幽花语。”这句话也非常痛苦。“静爱幽花语”表示他心情已经平下来了，幽花当然指我们这些女学生，只能和你们谈。词后面还有几句话，希望我像屈原这样一种精神，像李重光这样对词学的钻研，将来对国家贡献、大同世界贡献。为什么他想到屈原，我想是因为他受的委屈是不能直接讲的。另外他希望能够继承词业，他还是对祖国一片赤子之心，希望我们年轻一代希望能够继承他的词学。
今天开会，我感谢张晖同志、张宏生同志，在座的各位同志我都非常感谢，而且还有复旦大学出版社。我的发言到这里，谢谢大家。
施岳群（原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社科院党组书记）：
我今天是门外汉，但是我心情很激动。我是龙先生的好朋友，首先我长话短说，首先向龙教授一家，你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包括弟子们把这本书呈现给我们，表示感谢，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很好的文化遗产，现在大家都说文化大建设，这是真正的文化。
第二我跟我们复旦出版社是有缘的，2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2年，我联系了出版社8年，当时有一个梦，这个梦复旦大学之所以是出版社，它要搞学术著作出版是首要的，那么这个梦，20年来我看越来越好。我刚才跟龙教授介绍，20年前我看中一帮人，当然一帮子人不是他一个人。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编辑）：
当时分管出版社工作，也一度兼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我是他的兵。
施岳群（原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社科院党组书记）：
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三我认识龙榆生先生主要是看张晖的书，虽然没有全部看，看的也没全部懂。但是从这个经验来讲，我今天讲一些体会的话，这个文化建设后继有人。我算是一辈子也是搞文科，后来管了8年文科，到社联又是管上海的文科，我觉得要造就文科的人才是不容易的，一般人认为很容易入门，但是真正要做成，确实要有志于此。现在大家都说要搞国学，龙先生是自己耐得住寂寞的，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我本来因为身体的原因应该早退的，但是听了刚才的几位，我想还是讲三点感想，谢谢大家。我愿意继续听，特别是大家各位的发言对我很有教育，谢谢。
钱鸿瑛（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对不起，我再补充一点，很快的。讲讲龙厦材先生，厦材是龙先生的长子，在龙先生逝世以后，他花了很多精力，他把的论文集出版，而且是花了非常多的精力，他在去年6月份去世了。所以这里特别提一提，在龙先生去世以后他写了8首梦江南，最后一首他是这样写：
香山下，青冢恋丹枫。词客已披霜霰去，遗篇零落逐秋风。惆怅梦魂中。
这首梦江南也是写得很悲哀的。现在厦材他可以安心了。好了，我不占用时间了。
陈允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简单地讲几句。龙榆生先生是名闻天下的词学宗师，成就很高，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自己开始知道龙榆生先生这个名字是在刚刚跨进复旦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一届是1957年考进复旦大学的，又是在中文系。隔了不长时间，龙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出版了，可以说我们进入复旦以后，比较早的读到专业书，龙先生也是其中的一本，那么就知道龙榆生是个词学的大家。
我本人没有跟龙先生有什么接触，但是在我几十年中，也遇到一些龙先生的学生，受过龙先生的指点和帮助的同志，他们谈起龙先生给我的感触很大。我想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原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富寿荪先生，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富先生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我到古籍出版社，有时候到他那里去坐坐。有的时候他侃起自己的经历，他说我原来是个工人，爱好古典文学。经常受到龙先生的指点、帮助，慢慢地有些进步。后来是龙先生把我介绍到中华上编所。傅先生在当时中华上编的编辑里面，也是业务相当好的一个编辑。可见龙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
另外一个更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复旦的校长秘书喻蘅先生，喻先生是龙先生的嫡传弟子，他抗战时期去报考中央大学，第一堂考试考的是数学，试卷一发下来，喻先生一看一个题目都不会做，憋在那里做不出来，很尴尬的。这个时候刚好龙榆生先生是文学院院长，他来巡考，巡到他们的课堂里面，看见喻蘅的试卷完全是空白的。他说你怎么不会做啊？喻说不会。那么你数学不会做，别的会做吗？比如说你会不会写诗？喻蘅讲，我学过。那么龙先生就讲了，你给我写两首。等一下写出来，我来收。那么喻蘅数学就不去管它了，他诗是经常写的，写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他写好以后龙榆生先生来了，把卷子收了去，看了看。他说这样，这个我收去，下面别的科目你要考下去。喻蘅就说，好，我考下去。后来其他的几堂考试，当然考得还可以。结果发布的时候，取了艺术系第二名。所以喻先生对龙先生终生感激不尽的。
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学习以后，向龙先生学习写词，另外一个也向吕贞白先生学诗。当时吕贞白先生就跟他讲，你写诗要有一条很好的路子，就是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他就建议他从晚唐开始。所以喻蘅先生在复旦是一个全才，他诗词、绘画、书法、篆刻都行。一般大家都知道喻蘅写字写得好，他最好的还是写的诗词，特别是诗。什么呢？喻蘅先生书法说实话能够达到他这个水平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他写的诗复旦恐怕很少有人赶得上，包括苏老也经常和他一起讨论讨论、请教请教的。这个事情我听喻蘅先生讲了以后，我是经常记在心里，也很受感动的，他有这么好的老师。
《忍寒诗词歌词集》我看了以后，肃然起敬。它经过了凤凰涅槃、经过了历史的提炼出来是个正果。希望复旦大学出版社在陈思和教授和贺社长等的共同策划之下，能够继续出这方面的书，我们一睹为快，谢谢。
黄任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来说几句吧，我跟龙先生认识比较早，1956年就认识龙先生了，而且以后经常到龙家去，以至现在龙先生家里的人都认识我。因为经常到他家去，只要我在上海，礼拜天常去，恐怕一年也有20次左右。一般龙先生很平易近人的，看到年轻人来都很欢迎。总是很耐心地接待，谈今论古，我也没有说专门特地去请教他。反正就是随便说说，有时候龙先生最近收到什么朋友来信，也常常拿给我看，所以我在龙先生的家里也常常看到很多当代这些大人物名人的信件，我看了不少。像陈毅元帅的信他也给我看了，还有哲学家梁漱溟、马一浮的信看了，马一浮大概把他最近写的诗也抄了来。还有熊十力先生的信也看了，印象很深刻，为什么？他的信倒是没有诗，这个信是写在包香烟的纸，香烟盒子翻过来就当信纸用了，他都是讲哲理的，他自己得意的地方，半封信就用红笔加圈，加了好多圈。还有一次看到章士钊先生的来信，大概1964年春节的时候看到的，1963年的12月26号，毛主席过70周岁生日的时候，请他们几个老先生去吃饭，设家宴，当时出席就是四个老先生了，两位北洋总长章士钊，叶恭绰，还有一个程潜，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表哥，就是王季范，王海容的爷爷。这四个老先生出席宴会，而且都写了律诗，这几首诗章先生抄来了，当时看过，但是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字体。因为信里面有四个字我不懂什么意思，就是祝毛主席寿开八秩，我不懂寿开八秩什么意思，当时我就向龙先生请教。他说这是71岁，71岁叫寿开八秩，现在人对八秩好像用错了，以为80岁的是叫八秩。寿开八秩应该就是指从71～80岁，这整个一个年龄段叫八秩，所以71岁叫寿开八秩。事实上这里反映了很多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是过阳历周岁生日，过70周岁的生日，但老先生认为他是71岁，把这个算错了。章含之写的回忆录里面说她陪她爸爸出席这次宴会，但是她把年份也记错了，她说是1962年毛主席70生日请他们吃饭，其实错了，1962年绝对不能讲寿开八秩，因为1962年当时那是70虚岁，周岁还只有69。虚岁70岁绝对不能讲寿开八秩，章含之记错了。我为什么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当时不懂，我问龙先生，龙先生当时给我解释了，所以记得这件事情。今天能看到龙先生的遗著顺利出版，我也非常高兴。前辈学人很多好东西，现在能够抢救，能够出版是最好不过的了。好了我就讲这些，不多说了。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来自南京师范大学，虽然我没有见过龙先生，但是龙先生跟我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有这样几重关系。第一个龙先生是我已故的外祖父的好友，他们认识很多年。我先外祖是章黄弟子，就是章太炎黄季刚的学生，是治文字音韵之学的。跟龙先生大家都搞的是国学，所以过从甚密，来往非常多。我从小寄养在外祖父家的，所以外祖父的家里书架上的藏书我是随便翻的了，从六七岁、七八岁就知道龙先生的大名，为什么？因为龙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来名家词选》都签名送给我外祖父的，我从小就看这些书。我中学那时上外国语学校学英语专业，被培养搞外交。搞了一下文化大革命，人生道路就完全改变了。后来研究古典文学，但我想因为古典文学、词学、诗学是我从小的一个业余的爱好，由业余爱好最后成了我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这个龙先生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因为这两本书也是引领我走上词学研究道路的最早的启蒙读物之一吧。这是一重关系。
第二重关系就是我的导师唐圭璋先生跟龙先生也是好朋友，还有夏先生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词学专家。那么现在我们都尊称他们为当代的三位词学大师了，这三位先生，夏先生年纪最长，1900年出生，我的导师唐先生次之，1901，那么龙先生是1902，刚好各相差一岁。我看30年代龙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上面每一期打头的都是龙先生的长篇的论文，那些论文在当时都是非常宏观、非常先进、对词学界有非常创新的意义了，确实刚才各位老先生都讲了，我不用再重复了。作为两翼的，就有夏先生的关于词学音律的一些文章，我的老师就在那面发，当时在编《全宋词》，就是《全宋词》有关的一些文献考据的文章。那时候当然很多词学界的老辈都还在，龙先生自己也比较年轻，夏先生、唐先生也比较年轻，但是《词学季刊》是这些年轻的后辈学人在老一辈学人的关怀之下，在词学界积极发表成果，使得词学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龙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我记得在考唐先生的博士的时候，有一道试题就是研究词的押韵问题的，为什么出这道题目呢？就是因为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龙先生的《唐宋词格律》，龙先生对《唐宋词格律》押韵的格式做了非常好的总结，他说平韵格、仄韵格、平仄韵转换格、平仄韵通叶格、平仄韵错叶格等等等等。唐先生就把龙先生的这本书里面的关于押韵的格式就作为考博的一道试题来考报考的同学们。可见唐先生对龙先生是非常非常佩服，也尊敬的。
还有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选择了唐先生给我出的一个题目，就是做贺铸词研究，唐先生专门告诉我，说龙先生在30年代的《词学季刊》上发表了《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去写文章跟胡适商榷那是政治运动，不足为训，但当年龙先生看到了胡适先生的《词选》以后，觉得胡适先生的词学观点不正确，特地写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始批评胡适先生的词学观点。然后就说胡先生的词选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就是一首也没有选贺铸的词。他认为贺铸在北宋是有贡献、有造诣、有创新的，既能够婉约又能够豪放，胡先生没有选，眼光是不对的。唐先生特别地向我交代，说你一定要去找到龙先生的这篇文章，好好地读。当时因为《词学季刊》上海书店还没有重印，唐先生把他自己保留的《词学季刊》给我，让我仔细地看。后来我在出版《东山词校注》还有《贺铸词研究》的时候，都大量采用了龙先生的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他的看法的确是非常非常周密的，对我的启发非常非常大。
龙先生不仅是一个学者，更是著名的诗人、词人和歌词作者，这个是早就知道了。龙先生上一次出版的论文集后面也附了龙先生的一些诗词。这回看到的很显然就比较全了。龙先生在创作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个人也搞一点诗词创作。那么我填词主要就是根据龙先生的《唐宋词格律》，我现在教学生，讲诗词格律，讲词的格律，教同学们做词创作的时候也极力推荐龙先生的这本书。我认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比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也更加在行，因为王力先生毕竟他是搞语言学的，龙先生是词学的专家，他的诗词都是做得，王力先生在创作这方面没办法跟他比。在词律的研究方面，龙先生当然是当代名副其实的大家。今天的会议因为时间很短，我也不能多说了，总而言之，我觉得龙先生对我的一生，对我的学术道路影响非常非常大。
另外也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贺总，还有出版社同仁们的邀请，还有龙先生的公子龙英材教授的盛情的邀请，能够出席这个会议，非常非常荣幸。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国务院原来的秘书长马凯先生非常热爱诗词事业，所以他在他分管的工作国务院参事室他分管，所以他在前年批了经费，批了机构，批了编制，在国务院参事室专门设立一个中华诗词研究院，这个中华诗词研究院每年都在编一本中华诗词年鉴，所以我在想这本书的出版，这个座谈会，很显然是2012年中华诗词界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够把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大家的发言有个录音整理材料，我愿意做个通讯员，在年鉴上面来发表一下。再次谢谢大家。
王水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今天是我们复旦大学出版社将龙先生的诗词集来纪念龙先生110周年，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也是适当的形式。我想龙先生如果地下有知，自己长期艰苦的创作能够在今天跟大家见面，他一定很欣慰，所以这也是使我很受感动的，也是很受教育的。
其次，今天看到徐培均老师，白头门生重师恩，讲的都是非常实在的。我们平时就知道龙先生是个学者、词学家，那么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一个定位，就是词学教育家。这两天我天天晚上读一本书，什么书呢？台湾出的叫做《近代词人手札墨迹》，这里面有很多学生当时写给龙先生的诗词。关系最密切的是两个学生，一个叫张寿平，一个叫黄永年。那本书是张寿平编的，刚刚提到的手迹都在那个里面，里面有四封钱钟书先生给龙榆生先生的信，还有夏承焘先生给龙榆生先生的信，我看了非常感动。龙先生对于同辈也好，对于老辈，对于学生，特别是对学生，我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老师就应该这么当。
至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会非常有必要，为什么必要呢？就是对于龙先生对中国词学学科建设、建立奠定上的作用评价是极不充分的。刚才很多人提到，从词学学科建设、建立来说，龙先生应该跟唐先生、夏先生这三位是奠基人，我觉得这个地位应该把它明确出来了。为什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三个人年龄恐怕也没有分别，都是好朋友，但是都从不同的方法把中国的词学学科建立起来了。比如说唐先生主要是词学文献学，夏先生主要是词学专辑，特别是夏先生的年谱治学。而龙榆生先生恰恰处在一个《词学季刊》的主编，几乎是他一人之力编《词学季刊》，在这个地位上对词学的整体的建构他是有考虑的。所以我们这个词学学科的建设的自觉性，应该说龙先生是自觉性最强的。我想一个学科的建立，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就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学科是研究什么的，研究的范围是什么，这个范围跟内容具有排他性，别的学科不能来侵占的。第二要知道这个学科的学术体系，这个学科应该有的范畴、应该有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的研究手段。我们去看龙先生每一期的《词学季刊》，第一篇文章往往都是他的，他的文章都是宏观的，都是这个词学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今后的词学应该研究什么问题，近代的词风有什么转变，都是讲这些问题，都讲得非常到位。最近晚上看那个手稿，我老是手上放着一本龙榆生先生的词学论文集，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对照着来看。把中国的词学建立在学科的基础上，这个功绩是龙先生的，不是别人的。第三个就是学科要有一个平台，要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这个平台别的先生都没有达到，是龙先生做到了。你们看夏承焘先生比龙先生年长一年，但是夏先生在中学教书的时候，中学老师，他开始写信给龙先生，要跟他结交，随后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以后每一期的词学研究上都有夏先生的文章，所以夏先生词学大师这个地位为全国所接受，是龙先生的《词学季刊》给他提供了平台。是不是？唐先生的很多著述都在《词学季刊》上发表。龙先生在培养、发现、推荐词学人才，建构一个词学队伍。一个人建立不起一个学科的，这是龙先生的功劳。现在宋代文学研究当中，很长时期以来词是重点，词是热点，词的成就最大，原因就是由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这三位大师把我们的词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讲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其他的词学研究家研究成就不高，不是的。今天的会议很好，比如说中山大学有詹安泰先生，他的词学研究的水平，应该说有些地方没有被人家认识。有一次我跟黄天骥先生一起在香港讲学的时候，我们处的时间比较长，他认为詹安泰先生有很多词学的著作可能还没有整理出来。我也相信这个成就很高。北京的文学研究所，应该说俞平伯先生的词学鉴赏、吴世昌先生的词学考订也有成就的，可能某些方面三位大师不一定及得上他。但是他们达不到作为词学学科奠基人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先生、万云骏先生，包括现在年辈稍微晚一点的马兴荣先生，应该说词学方面均有造诣，但是在学科的建设方面他们没有起到作用，这是历史造成的。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徐培均先生讲的，这三位大师是奠定了、建设了这个学科。我是同意这个说法的，以前在一次会议上，我也提出这个看法。学科建立的人必须要具备很多条件，要发挥好多作用。从整个词学学科来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将近七八十年的发展，达到今天的成果，这三位先生应该是处在这个地位。我想这个评价特别是对龙先生的评价是偏低的。当然我们很清楚，受了一些历史的原因。但这些现在都已经可以讲清楚了，应该给他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地位，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也不是说因为今天开龙先生的会，我们就讲龙先生的好话，开哪个先生的会讲哪个先生的好话，不是的，我们是客观从历史的学科的发展过程当中，给他一个历史的定位。
所以来参加会议是因为之前给我打电话，说周五要开一个火凤凰的新书发布会，我说火凤凰好像都是搞现代文学的，我说我不去了。昨天到学校来看到通知，我才知道是龙先生的会，我今天就来了。我想一定要表达我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把龙先生建立学科自觉性方面，要有充分的估价跟评价，这也是历史的功臣。谢谢大家。
钟振振：
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忘了讲，实际上龙先生、夏先生、唐先生他们这一辈真的是相濡以沫，在学术上相互提及，相互称道，相互帮助，为词学界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所以到现在我看在中国古典研究界，凡是搞词学的这一帮学人，从他们的弟子到再传弟子，大家总的风气就是文人相重，大家相互之间没有这种不团结、争名争利，或者党同伐异，没有这些。词学界的风气我觉得老一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当然龙先生由于客观的原因，他去世得早，他没有赶上文革以后戴博士生、硕士生，但是像钱鸿瑛老师，徐培均老师，都是我们非常尊重的老师。所以我觉得这三位大师给词学界树立了好风气，这一点要特别强调说一说。真的是在中国学术界还是非常难得的。
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刚才诸位先生都谈得很好，特别是两位前辈，徐先生和王先生，我是原来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是吴熊和老师的学生，吴熊和老师是夏承焘先生的学生，所以到我们这儿第三代了。但是我不才，没有做好。龙先生我没有见过面，但是其大名我们读书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我的导师也经常讲起龙先生，他介绍的这三本书就是《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尤其是《唐宋诗词格律》。我导师教我们课的时候，开始第一年交作业不是论文，要交诗词的。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要交作业，一首近体诗，一首词。格律方面，词的格律方面就是龙先生的《唐宋诗词格律》，所以对龙先生的大名及其学术方面的成果在读硕士生的时候已经拜读了。
第二对于龙先生和夏先生之间的友谊也经常听我的导师说起，夏老原来是个中学老师，龙先生把他发现了以后，在他的平台《词学季刊》上经常发表论文，记得他的许多代表作都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从而走向词学界。尤其他们之间的一些私人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我也经常听我的导师以及夏老的《学词日记》当中经常提及，令人感佩。听了以后、看了以后令人感佩。我刚刚翻了这里给夏老的诗和词都有，感情相当的充沛。看了这些作品，回想起以前所知道的事情，更加亲切。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刚刚水照先生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龙先生在词学这门学科体系建构上的贡献，现在评价不足。记得9月份水照先生文体学会议的时候，我也在会上简单地说了一下文体学能否建立一个学科，进入大学的课堂，真要学一下词学这门学科，通过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这批老专家的努力以后，进入了课堂，而且成了一门热学。因为这个会是王先生主办的，也希望王先生像龙先生那时候一样，作为大旗，给我们后辈做一个平台，把文章学像词学一样进入大学课堂。刚刚诸位提到了三位主要的词学研究者或者大师，包括夏老、唐先生、龙先生在内，确实如王先生所说的，词学学科是在那个时期通过各个方面建构起来的。这也是我们近代、当代词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近百年的词学学术史我已经看到两本了，但是对上个世纪上半叶尤其是龙先生、夏老、唐老他们这一代，具体的阐述还没有到位，没有像刚刚水照先生讲的那么深入、那么到位。我建议学术界能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对我们近百年的词学学术历程、学术史有所交代，同时也对龙先生在词学学科建构过程当中，使词学成为一门学科，成为一个体系，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讲出来以后，也是对龙先生的一个交代，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最后要讲的就是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把龙先生的诗词作品出版出来，这也是我们了解龙先生一生他的思想、心理、心路历程，包括自己的学术交流等等一个重要的资料，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对旧体诗词，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张扬。作为文体不管新和旧，都能言情，都能言志。同样是可以表达人心、人的情，人的志。多年的实践证明，旧体诗词是一种成熟的文体。龙先生诗词集的出版，也昭示我们旧体诗词照样有其生命力。其实现在年轻人写旧体诗词写得好的有很多，说明了什么？说明旧体诗词照样可以在当代或者说在将来可以言情言志，抒发自己的情感。那么龙先生的诗词作为经典，也给我们年轻人学习创作旧体诗词提供了一个范本。我就讲这些。
朱惠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词学》主编）：
我说几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首先要感谢龙先生的盛情邀请，龙先生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我说龙先生我们尽管没有见过面，我们辈分要小一辈，但是我们是读着他的书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当时做研究离不开龙先生的书。这几年因为研究词学的关系，三位先生的110周年座谈会，我都是参加的。前年在温州开夏先生的会，去年在南京开唐先生的会，今天是我们这里开龙先生的会。我觉得刚才诸位先生都谈到了三位大家对我们现代词学的贡献，都讲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以及他们的特点。他们的作用，刚才王先生说得非常好的。我昨天晚上也在想，龙先生他对我们近代词学到底贡献了什么。其实当时我也想到，龙榆生的贡献就是他的词学理论以及词学学科建设。钱老师刚才也说了，他的理论是最好的，三位大师里面他是最重理论的。
从学科建设来讲，王先生刚才说得非常到位的，词学作为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实际上是龙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研究词学之商榷》，发表在他的《词学季刊》上。他非常详细地讲了词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的研究前人虽然也有提到，但却是龙先生把它梳理，然后推出的。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词学，最终的定名成型，龙先生可以讲是功不可没的。他的贡献非常大。
而且龙先生写的理论文章，现在来看也不过时，水平是非常高的。像刚才提到的《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的这篇文章，这里面就对胡适非常的公正，他对胡适也并不是全部持批评意见的，他对胡适提出的所谓的文学循环论，生于民间，然后一点点发展，是赞同的，但是对他三个阶段的提法，词匠之学、诗人之学、歌者之学他是不同意的，而且他的分析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包括龙先生他自己对老师的学问比如说朱彊村，朱彊村他是受到常州派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是后来常州派的集大成者，那么他对常州词派的评论也是非常科学的，并不是说我全部接受。他对他的合理的部分是接受的，但是同时他对张惠言的那些说辞并不是很同意的。尤其是他讲到了一个温庭筠的问题，他说温庭筠《新旧唐书》里面都是有传记的，这个人就是填词填得好，但是这个人的政治意识什么是没有的，你现在说他很有些寄托，他是不同意的。所以他的理论非常客观，非常实事求是。所以他的这些理论现在我们来看，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老一辈里面，我觉得龙先生的理论文章，那是最好的。
另外，正如刚才王先生说的，我觉得在当时的词坛上龙先生其实是一个核心人物。我觉得民国时期，就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有两个核心人物，一个就是朱彊村，他成为核心人物主要是他的年辈、他的学识、他的号召力形成的，这有一个历史原因。龙先生他成为核心人物，其实就是跟王先生刚才说到的，他组织两个词学刊物很有关系的。当时实际上龙先生才三十几岁，年纪非常轻，现在来讲就等于是博士刚刚毕业的这样一个年龄。但是他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坛领袖。我发现了，从传统词学到现代的词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词学活动、词学传播变了。你看我们传统的词学，就像清代，一般以地域为一个核心的。所以我们以前的词派，常州词派、浙西词派、阳羡词派，这是大的词派，小的词派里面什么西泠词派、柳州词派，都是有一个地域性的，在一个地域性里面，或者是师承的关系，或者是血缘为纽带，大家一起切磋。这个情况到了近代以后变了，交通发达了，印刷术发达了，这时候实际上词学的活动中心逐渐逐渐转到一个刊物上来了。我做了一个统计，在民国时期有三个刊物，发表词学文章是比较多的。两个就是龙先生主持的，一个是《词学季刊》，一个是《同声月刊》，还有一个就是《青鹤》杂志。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词学季刊》跟《同声月刊》发表的文章占当时比重是最大的，尤其是《词学季刊》。除了研究上它是个中心之外，从创作上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统计了一下，《词学季刊》上发表过词作的词人是113个，在《同声月刊》上发表过词作的是80个，在《青鹤》上发表过词作的是60个，那么当然这里面人有些是重复的，这里也发表，那里也发表。如果去掉重复的总共是153位。那么这153位，我一个一个排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词人。所以实际上这几个刊物，就是把大家联系起来了，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词学中心。
在这三个刊物里面，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就是龙先生所主持的这两个刊物。所以他对当时词学的发展起了一个纽带作用。他实际上是民国后半期的一个核心灵魂人物，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对龙先生的评价，确实是不够的。可以这样讲，很少有人很系统地、很深入地来研究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会，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对于龙先生我们可以深入、系统地来研究。大家推动一下。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复旦是我的母校。其实龙先生与我读书的复旦大学有关系，与我工作的中山大学也有关系，也在那里任教过。这个学期课蛮多的，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说我要抽时间过来，这是一个盛会。先说说我对这个诗词集的感受，真是一本好书。这个好书首先版式上看着很舒服，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在于把这些诗词的唱和，一来一去收在其中，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就更方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一些人的评点也附录在其中了，这本书的出版其实是一个研究的起点。
第二个问题关于龙先生的词学，刚才诸位都说得很好，不再重复诸位的观点，他们说的我都赞成。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龙先生作为一个学者或者说是一个词学教育家，他很关怀当时的学科的走向，他有一种学科关怀，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文体关怀。比如说他在三十年代跟当时的叶恭绰南北呼应在做一些关于新体乐歌方面的号召，做讲座。尝试着跟上海音专的黄自，这里面有写给黄自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他们做了大量的尝试，若干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参加清词会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叶恭绰先生的论文，最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龙榆生先生的新体乐歌创制方面的看法。我当时有个感慨，就是说新体乐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似乎最后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从问题的发展来说，它也很难说走向了成功。我想这个时代与龙先生、叶先生处于的三四十年代的特殊时代有关系。因为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它需要一种固定的音乐，一种音乐的体系，另外就是韵文的文体虽然从诗到词到曲，虽然有句式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一种在规则当中的变化，才能更切合中国人的心理。新体乐歌在这方面的尝试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深入地开展下去，所以导致了这个新体乐歌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当时我在文章里面开了个玩笑，我说可能缺乏一个像北宋那样的大晟府，如果有一个大晟府这样的机构，让龙先生或者叶先生这样的人来整理旧乐，创制新乐，配合这个音乐，然后创制新体乐歌。那么这个新体乐歌从文体的角度来说就更值得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龙先生对于文体的敏锐性，是超越同时的。而且只有他利用他音乐学院的关系，多方地合作，就是说词学家跟音乐家来多多合作。他们当时已经提出了若干的理论，比如说中西音乐如何结合，是配长笛呢，还是配哪些乐器，都做了这些方面的尝试。当时有几种的音乐杂志也发表了他们的许多新体乐歌，所以我觉得从二十世纪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说，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的新体乐歌的这么一段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是值得总结的。
再说一点关于词学学科的问题，王先生真的说的高屋建瓴，我也很有感触，我更大的感受就在于我看到徐培均先生拿出来的旧的讲义，上面叫“倚声学”。近年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先生也在倡议提这个“倚声学”。其实关于“倚声”或者叫“词学概论”这样的书我们已经有过几本，比如说宛敏灏先生的《词学概论》，比如说龙先生的《词学十讲》，都奠定了倚声学的骨架、建构。但是一个后出转精的，一个涵盖各个学科各个方面的，能够及时吸收最新的词学研究成果的新的倚声学的建立应当是我们当代学者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唐葆祥（上海昆剧团一级编剧）：
刚才谈到倚声学的问题，我们后来没有去专门研究词学，我们搞创作了，我搞昆剧跟诗词创作的关系更密切一点。我记得当时龙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我们都是中文系毕业的，以前都背了很多诗、词的，但是自己不会创作。自己会创作就从龙老师开始教的，所以我觉得中文系能不能在这个上面，教学方面也搞一些创作，这一点是应该提出来，应该考虑的。那么龙老师也在搞创作的时候，他特别注重音韵学，一个词的音韵，平仄也好，格律也好，他非常讲究，这也是一般老师不能教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是龙老师最大的特点，刚才讲那个倚声学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我后来搞了昆曲以后，就更有体会了。昆曲里面它的平仄什么的，都要讲究，每个字的字数，包括哪一个调，什么调是用什么情绪的，这个跟龙老师讲的那些词的韵味有很大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我们昆曲里面南曲里面保留了宋词很多很多词牌，而且有很多词牌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变化。随便翻翻好了，《水调歌头》也好，《清平乐》也好，那些曲牌大概保留了我估计有一百多个，就是说宋词当年就是能唱的，但是宋词怎么唱，没有保留下来。为什么没有保留下来呢？当时没有记谱的方法，没有很科学的记谱的方法，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保留在什么地方了呢？保留到昆曲里面去了。所以昆曲里面的南曲它的引子，那部分用的曲牌《点绛唇》什么的，几乎跟宋词是一个字都不差的，一个韵也不差的，平仄都是这样。但是它有一部分的曲调，用了词牌的名字，但是做了一些改变，过去当中有一部分是改变的。所以如果要研究宋词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宋词怎么唱的，能讲得出来吗？我说就是研究宋词的人应该从昆曲里面去找。昆曲里面保留了宋词的一些原始的唱法，我不能讲是一模一样，但是我想基本上是能听出一个大概，宋词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唱的。
龙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他一首词拿到手里以后，他就默默地念几遍，念几遍这个音韵，这个平仄，行不行啊，哪儿不合适他就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当代的诗词曲创作的启发是很大的。因为现在搞音韵的人太少了，懂这个的人太少了。这个来讲，中国的文字跟外国文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四声，就是有音韵性，这一条体现在宋词，包括元曲当中，都是非常充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书出版，不仅是对龙先生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对他的理论跟实践的结合作用，而且对今后的诗词创作方面同时是有很大的价值。所以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功德无量。
吴兆芬（上海越剧院一级编剧）：
刚才各位说的都是大的，我说的是小的，本来我想不说了。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真的非常荣幸，我觉得真的也是一次学习，因为我也不是搞研究的，我是搞编剧，我是搞板腔体的，不像他是曲牌体的，但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受龙老师的教育影响，对我们以后搞这个工作真的是关系太大了，受教很深。我们对龙老师没有研究，但是我回顾当年我们在上海戏剧学院读戏曲创作研究班，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班就是搞戏曲创作，出来恐怕大部分都是搞编剧了，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师兄，他是专门研究诗词了。
回忆老师执教诗词课的印象，马上会引发我对龙老师深深的敬意，深深的怀念。虽然只教了一年。我们是中文系毕业了以后再到那边去读研究生，读了18年的书，恐怕记得住的、而且始终念念不忘的老师，龙老师是其中的一个，应该说也不多的。刚才教授们都讲，他是一个词学的教育家，我要说，根据他给我们上课的那种印象，他实在是个好老师。老师在课堂上我印象很深，他那种循循善诱的讲课，这种情景回忆起来，现在还好像、好像马上他的形象回到眼前。印象太深了，老师讲课的声音不高的，语调非常质朴，非常平实的。但是论述非常清晰，刚才你讲的，他要点拎得非常明确，引领我们非常到位。他念诗、读诗那种音韵、情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他讲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如数家珍的倾心的投入，他念词的状态常常能让我们领悟到老师对古典诗词重情之深切，感受到他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厚的敬畏之情。他念诗的时候，真是全情投入的。这种感染力的不知不觉。我今天回忆起来依然是觉得非常感动人。
至于龙老师给我们批改作业，那样的细心、细致、认真、热情，这个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以前高中、初中也写作文，因为我也从小喜欢作文、喜欢文学。有的时候老师最多把你的作文或者放出来、贴出来，从来没有那样仔细地给你加批还要加改，真的这种认真批改是一辈子难忘，一辈子心存感谢、感激、感恩，真的。这次参加会议以前，我又把龙老师给我们修改的作业本找出来。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因为龙老师实在是太精心抚育我们了，每一篇都有他的修改，我都放起来，龙老师也是在批语上希望把你的作业保留下来。对不起我讲得很浅的，都是直感，没有什么理论色彩。
龙雅宜（龙榆生之女）：
我在整理父亲留下来的信件的时候，看见1962年的学生写给他的信和父亲对1962年学生批改作业的评分。今天听到你们的发言我忍不住想和你们合影、照相。还有徐老师，徐老师是你们当时的班长，我都不知道。
吴兆芬（上海越剧院一级编剧）：
谢谢，谢谢。那么您坐下来，您应该坐下来，我太感动了。您一定要坐下来，我们一起坐，我再继续讲下去。
龙老师在我们的作业上批改，每一篇都有很多很多字写下来。有的他在认可或者赞许的句子下面，他用红笔就像我们描红布一样，他在下面写上红圈圈。对我们的平仄不合，用词不当，用字不妥，他都一字一句地精心地修改。对我们写的错别字也要改正，比如说我粗枝大叶，我写这个柳，杨柳的柳，老是不从卯，而是从压抑的抑字。他两次发现，以后少写错字，这些方面他都非常注意的。另外加上批语，而且非常难得的是我们词写得不好，他有些词，有些字都亲自费心、费力地修改。当然这种我也不举例了，经过老师这么巧妙的一修改，我们自己的这些习作，当然顿时就增加了一种诗情，增加了一种逸韵。这样他叫我们留下来，当初我们把老师修改的词、字，他的平仄给我们修改过来以后，我们反复比较之后，反复阅读当中，对老师课堂上的所讲的、所教的确实又有了深一层的这种理解。所以他这样的修改、对我们的做诗、做词，中文系的时候我们也爱古典文学，我们从来不写，所以能写一点，这个就是龙老师给我们教课的时候开始的。也许就为这个，龙老师在批语当中两次给我嘱咐“望将每一次改稿保留起来”，真可谓用心良苦啊。另外为了肯定我们一些点滴的进步，龙老师经常在该稿当中，写上热情的一种鼓励的话。当然鼓励的话“如此比喻颇有创意”“猛进可喜”“猛进无疑”，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这次翻出来又复习了一下，他在我的一首《乌夜啼》后面他写了一句“写作认真，大有进步，但愿长共相勉。”我当时看了感动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也对龙老师的，刚才许多教授讲的，他伟大的功绩，他的贡献，我们了解得也不多，但是当时我们进学校就听说，毛泽东到上海来，都要跟龙老师吃饭、切磋诗词。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一点，当然这个时候印象是蛮深的了。那么我在想，这样的大家，试想龙老师这样的大学问家，对我们这种诗词应该说还尚未入门的学生，用这样的语句来鼓励我们，这样的批语，真的岂止是鼓励，岂止是肯定，那分明是用一种非常平等待人、友好待人、温良谦逊的态度，用非常感情化的语言来启迪我们，感染我们好好地传承祖国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从这些批语真真切切地使我感受到龙老师对我们的真诚的关爱、热切的期待。一字一句应该说都饱含着浓浓的亲和力，饱含着暖人的真情、深情，让人读了之后感觉到无比的亲近、亲切。
之后我又听说老师为我们改作业，改作业太累了，这样的改要用多少功夫啊，我听我们的培均师兄说，龙老师每天为我们改作业改到深夜三点，所以我一激动，有一次作业我就刚才写了一首鹧鸪天，以表示我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也没想到老师不久以后就和了我一首。当时我接到老师这个亲自写的，我都保留好的，我真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总而言之，回顾我们龙老师对我们的悉心教诲，热诚的鼓励，我体会到他不单是在给我们传授知识，教我们如何做诗、填词，我觉得他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引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担当应有的责任。真的，所以对龙老师的印象，我们回顾当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龙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那真是太美好、太美好了。所以五十年以后，我今天想起来，他那个形象好像倏然又回到了眼前，刚才看见龙老师的三公子，哎呀我一看，跟龙老师真的是像的。反正今天最后一句话要说，十八大也提出了，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那么现在的教育大家也知道，不满意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在想，参加这个会议，我真想说一句，希望像龙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像龙老师这样既有师能又有师德的老师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吧。谢谢，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本来不敢说，你们都是大家，你们都是研究的专家，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说。我本来想时间不够，我就不说了，后来老总还是要我说，就说一点。谢谢，谢谢，谢谢。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编辑）：
我非常感谢各位，再次要向大家表示敬意，另外作为出版社的主事人，我出了龙先生的这本诗词歌集，能够引发那么多的专家学者今天欣然来参加这个会议。在刚才的座谈过程当中，我受到很多启发。过去年轻的时候读龙老师的作品，就很喜欢，但今天真正从各位专家，各位弟子们那里知道龙老师不仅是个学问家，而且是个教书育人的优秀的典范。龙先生在我们中国的词学建设当中的作用、地位，听了以后都觉得是肃然起敬的。我想今天我们引发了很多的话题，王先生的发言还有各位的发言，都给我很深的感触。我们引发的这些话题，随着这本书的发行、流传，会引起更多的人对龙榆生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中国的诗词曲方面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会有更多的人喜欢龙先生的，除了他的理论著作，包括他的实践的诗词创作。
刚才也有钟先生建议可以在北京的刊物，把我们今天座谈会的记要内容能够做一个转发，这个转发我想会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学术界会引起很多关注的。王先生说对龙先生总的研究不够，跟唐圭璋先生、跟夏承焘先生比较起来，我的感觉也是，龙先生的研究的作品不多，我想是不是通过我们今天的会议，随着这本书的传播，也许龙先生的研究会掀起一个新的局面。我衷心地希望今天的会议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们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也希望各位老师们成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坚强的支柱。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都已经给复旦大学出版社赐稿，我也希望其他的老师，也觉得复旦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可信赖的出版社，从给龙先生做的这本书，大家觉得我们做事是认真的，我们做的书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那么请各位赐稿的继续给我们赐稿，未赐稿的希望能够为我们赐稿。我们一定努力为各位专家、学者服务，通过各位对我们的支持，使复旦大学出版社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出版社，受到学界的重视。
我再次地向各位表示敬意，同时今天晚上我们略备晚宴，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能留下来，我们在晚宴上能够继续缅怀、探讨龙榆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好，谢谢大家。
附：
皇皇词艺足千秋
——在龙榆生师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会暨
《忍寒诗词歌词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徐培均
词学界盼望已久等待多年的《忍寒诗词歌词集》终于出版了！我感到欣慰，感到庆幸。在欣慰庆幸之馀，不免也有一些悲哀。
这本书包括《忍寒词》、《葵倾集》、《外冈吟》、《丈室闲吟》以及几支歌辞，除《忍寒词》等少量词作曾经问世外，其馀大部分诗词，皆首次汇集成册，公开发行。按照先生的遗愿，此书诗词混编，以年代先后为序，由先生的长公子龙厦材先生收集整理，汇编成册。那时厦材师兄住在富民路富民新村，我住在淮海中路大德里旁边，相距甚近。厦材师兄身体羸弱，步履维艰，出行时总是骑着脚踏车。他经常到我家来，商讨有关此书的整理事宜，然后以蓝印纸复写件赠我，听取意见。全书编定后，他代表兄弟姊妹，写了序言。后来移居澳洲，将此书的出版任务，交给其弟英才。英才师兄，不负重托，请中国社科院张晖先生校对，为此张晖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尔后又叫我和黄思维先生各看一遍，可见英才师兄态度极为审慎。现在此书终于出版了，在此，我该感谢龙英才先生。
按照常情，此书应在龙榆生师生前面世，至迟也应在厦材师兄生前出版；然而却拖延了好几十年，可惜他们父子俩生前俱未能看到此书。睹物思人，不能不使我感到一些悲哀。可是现在好了，这本书以精深的内容、美丽的装帧，在复旦出版了！这是当代词坛的一件盛事！我们敬爱的龙老师和厦材师兄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无限欣慰。此书出版后，嘉惠词林，厥功至伟，毋庸赘言。今天国内词学界著名学者，在此聚会，纪念龙老师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并祝贺《忍寒诗词歌词集》首次发行。躬逢盛会，作为龙先生弟子，我感到无比荣幸。
龙先生是举世公认的词学大师，在上个世纪，他与夏承焘、唐圭璋先生鼎足词坛，各领风骚。夏先生有《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唐先生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龙先生有《中国韵文史》、《词曲概论》、《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和《东坡乐府笺》。1962年为我们研究班授课时，又新写了《唐宋词定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易名为《唐宋词格律》）和《词学十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龙先生还陆续主编《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两大词学杂志，团结了当时词学名家多人，实际上起了主盟词坛的作用。
纵观龙榆生师一生的词学研究成就，我觉得似有如下几点特色：
第一是史与论的结合。他的《中国韵文史》，是一部分体文学史，专论中国韵文发展的历史，此书早于梁启勋的《中国韵文概论》，迟于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1934年8月初版，1935年5月再版。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而仅有的一部《中国韵文史》。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钱鸿瑛研究员写了《导读》，指出“本书精要地勾勒出了中国古典诗、词、曲发展流变的轮廓”。书中以更多的篇幅论述词史，并与曲学相结合，阐明词和曲两者与音乐的关系。在《词学十讲》中，又特别讲解唐宋歌辞的特殊形式和发展规律（见第一讲）；以及唐人近体诗和曲子词的演化（见第二讲）。在词史的论述中，先生都贯串着词学理论，而理论中又有隽永醇厚的词学意味，不象一般的文学史，仅作泛泛之论。先生的词学论文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中国词史上，不乏词论之作，但都以词话形式出现，篇幅大都短小，论词纵有吉光片羽，终觉零碎。唯李清照《词论》长约六百馀字，论词渐成系统。自此以后，罕见长篇。至榆生师出，长篇词论，不断涌现于《词学季刊》，如《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长达一万四千字；《两宋词风转变论》，亦近万字。他对词史上的大家，也多有专论。这些长篇论文，皆自成系统，新见迭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论析了宋词发展的历史和词学大家的独特成就。与李清照《词论》相比，更加细致化、系统化、理论化，开创了词学理论现代化的先河。在二十世纪词坛上，可谓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个特色是研究与创作的结合。当今词学界，有人概括为两种状况：一种是体制外的研究，一种是体制内的研究。体制外的研究，专讲词的外部规律，如词史之学、校勘之学、批评之学，以及笺注、考证等等；体制内的研究，讲究词韵、词谱、声调、安章布局等等。龙先生的词学研究，兼重体制内外，并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对以上各项作了概括，为今后的词学研究特别是词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拟定了范围。如何做到二者兼擅，我从先生给研究班所上的课中体会到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做诗填词。而学会做诗填词，首先要对汉字的四声平仄能够掌握。为此，先生在《词学十讲》第八讲中引万树《词律·发凡》云：“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种，不可遇仄而以三声概填。”如何才能掌握，先生教我们常念常吟，自能熟稔，即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四声的辨别与练习》，以供诵读。然后先生教我们填词。他认为填词就是将需要抒发的喜怒哀乐之情和词调抑扬抗坠的旋律结合起来，通过文字的阴阳平仄让感情的流程形成起伏跌宕、疾徐有致的波浪。为此，先生为我们开设了《唐宋词格律》，书中共有词牌153个，分为五类。每讲一词，以唐宋名家词作与平仄音韵符号一一对应，让人体会该词的声情之美和艺术手法。然后教我们填词，填词时如何根据感情的需要选调和选韵，如何运用句度的长短、韵位的疏密抒写感情，如何运用对偶，如何安排词章的结构，如何运用比兴手法。这些都是填词的技巧，比之于纯讲理论，更具有实用功能，且便于操作。所以听课之后，同学们很快学会了填词，如吴兆芬同学当时填了一首《鹧鸪天》，序云：“词学老师年逾花甲，为我班批改作业，常至深夜三点，此情此景，殊为感激，作《鹧鸪天》。”词云：“初试东风第一枝，青灯白发缀新词。几回搔首仍含笑，击节声中玉漏迟。 情切切，意孜孜，一声一字费三思。叩窗寒雨催眠急，不识师情比尔痴。”这首词声情并茂，韵味秾挚，引起老师共鸣，随即和了一首，收在这本书中。现在重读，当时师生相互唱和、其乐融融的情景，似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第三个特色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日前看电视，见小说家莫言在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状时回答记者说：“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这句话乍看很幽默，也很令人深思。文学真的没有用处吗？就词学而言，不可一概而论。优秀的文学遗产（包括词学遗产），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培养爱国主义思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爱情，以及滋养其他文体，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龙老师就很看重这一点。1937年编著《唐五代宋词选》时，他就在导言中说：“为了时代的关系和顾及读者方面的程度，特从各家的全集里提取‘声情并茂’而又较易理解的作品，并且侧重所谓豪放一派，目的是想借这个最富于音乐性而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情操，一方面对于这种声调组织，得着相当的修养训练，可以进一步去创造一种宜于现代的新体歌词。”（着重号原有）由此可见先生研究古典诗词，并不像有些专家那样泥古不化，而是从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激扬青年们的志气”，“进一步去创造一种宜于现代的新体歌词”。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古为今用”，就是“继承创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先生就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可谓是超时代性的。可贵的是龙先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直到1962年为我们研究班授课时还殷殷嘱咐同学们好好学习诗词，努力创作新的歌曲，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需要。他早年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创作的并由黄自谱曲的《玫瑰三愿》，便是这方面的典范。这首歌直到“文革”后，中央电台仍在播放。我们研究班同学遵照龙先生的教导，有的人在戏曲岗位上，从事京剧、昆剧和越剧的创作，编写了许多优秀的剧目，不难看出，其中都受到榆生师词学课的沾溉。今天到会的唐葆祥老同学所改编的昆曲《长生殿》、《紫钗记》；吴兆芬女士所创作的越剧《孟丽君》以及《蝴蝶梦》等剧中的唱词，大多音韵和谐、意境优美，利于唇吻，富于情韵。若不熟谙诗词，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戏和诗情画意的唱词的。因此可以说，在繁荣戏曲方面，龙老师的词学教育功不可没。
今年元宵后，接张晖先生来书，得知龙榆生师《忍寒诗词歌词集》行将出版，感慨万端，曾赋《浣溪沙》一首，现录之如下：
苜蓿生涯逾百年，含辛茹苦苦犹甜，彊邨高足迈时贤。
瓜葛冤禽沉碧海，风潮鹏举付云烟。词坛长奏伯牙弦。
以上是我个人对龙榆生先生在词学研究和词学教育方面的一些粗浅认识，可能有错误，请在座的专家学者不吝指教。谢谢！
一颗耀眼的流星
——怀念青年学者张晖
那是一九九八年八月的一天，一位身材适中，举止温文尔雅的青年，来到我那狭小而又不明亮的小平房，自我介绍说：“我是张晖......”因之前，厦材大哥已有信告诉我，南大学生张晖因编《年谱》事宜将会访问我与静宜，欲详尽地了解龙榆生生前的点点滴滴，并望我能陪同前往万安公墓给先生扫墓。我热情地请他进屋，在交谈中我尽可能追溯着那些心灵深处埋藏着或温馨或悲楚的往事......已年逾六十五岁的我，面对着眼前这位素不相识却又极为真挚大学生，他与我所处环境中相遇的年轻一辈相比，其举止态度的稳重、思维谈吐的慎密，给我留下这是一位好青年的原始印象！
《年谱》 出版后，我通读了该书，作为一生（近六十余年）从事于关观赏植物的‘老花匠’与当了近五十年化学教师的英材弟而言，《年谱》中有关古典文学的词句与文字内涵，我们真是门外汉！
但是从治学观点出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具有的治学态度及其原则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在通读《龙榆生年谱》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编者在治学的严谨、态度之求实及编写体例内容的创新性、研究过程之条理性等方面，显示出他特有耀眼的一面。在多年的《年谱》编著过程中资料收集面广而深厚，频频出入于全国各地重要的图书馆，在沉封的历史故纸堆中仔细搜索、寻找有关的史料。他不辞辛劳，大量走访亲朋、师友、业界长辈，点点滴滴的探寻，从而掌握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他分析问题周密而审慎，以历史唯物的观点，客观分析不同时期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谱主的诗词内涵，如实的展示了谱主一生学术里程与社会活动风貌。吴小如教授在〈年谱〉的序言中写道：“ 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这也正是我们在阅读《年谱》后认同的最恰如其分的看法。
他的论文《政治还是文化-龙榆生在汪伪时期的文化政治活动》一文，以理论的观点，站在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角度，剖析了民国时期相当一部分文人的政治、文化、思想，在大历史条件背景下，复杂而又相互交错演变的过程，摒弃一般迂论，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获得指导教授洪长泰的极大好评。
休息时间，聊及生活状况，张晖淡淡地说：“略有所改善吧！”清贫的生活压力与他那强烈的欲为之一生奋斗的学术研究激情相比，显得那么淡然！
我们整理先父遗留下的零散文字资料时，面对着那些陌生的文学形式、茫然而淡漠的历史政治背景等复杂原委，加之古今文字的转变，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这些绵续遗存约近七、八十年以上信件、文稿中所表述内容的理解，深感无助。当我们看到张晖在出席“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的讲演全文中说到：“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自然呈现的，而必须通过杰出的研究来加以阐发，所以要深入谈论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无法脱离当下的古典文学研究。”这一论点时，深感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理解的精辟，这也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作用与意义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冥冥之中也为我们这些门外汉（特别是已进入古稀之年的门外汉们）所面对的困难找到了如何扫除向前迈进的‘拦路虎’！
下午赶往复旦大学出席座谈会， 张晖是以专家的身份出席的，可是他却默默地坐在普通来宾席中，在长达约三个半小时热烈而严肃的讨论会中，他专注地呤听着老一辈专家们的发言， 还不时将重要的内容敲击到膝上打开的便携电脑上......会后，我们问他为何不发言？他平和地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是年轻的学生！”
在历史现实的进程中，可以说张晖才是全面研究龙榆生的第一人！他特有的稳重和谦逊的态度更使我们顿生对他刮目相看之感！
接着，我们不断地从网上看到有关张晖的报道，从家乡发小、中学时代的同窗、大学时代的志同道合者、研究生时期与博士后研修期的同事、有关单位相识的知友，各阶段的指导老师纷纷发表追思、悼念文章，才全面得知他在该领域中已取得的各项成就。在他短暂三十六年生命旅程中，著述丰硕。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年谱》（多次印刷）已发行十多年，前不久古籍出版社曾向张晖提出要求补充重版，可见该书在有关方面引起的巨大反响必将与日俱增！最近他的另一本著作《忍寒庐学记》业已出版，当我们看到对张晖《悼词》中列有《龙榆生全集》（2013年）时不禁热泪盈眶，泣不成声。那是他生命最后日子中，最为惦记并欲全力以赴的职责与竭尽全力企望按期完成的心愿啊！
诚如怀念他的文章中曾诚说道：“他是一个那么有抱负的人，他真正想写的都还没写，如果能再给他二十年，他将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在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幻灭和失望之后，他原本已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在学术、人生和经济上都有望进入一个平稳期，如张宏生先生所言，只要再过半年，一切都会好转。而死亡却恰在这个时刻不期而至。就像一颗流星，在即将发出最耀眼光芒的那一瞬间，骤然消失在天际。”
龙雅宜 龙英才
201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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