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寒诗词歌词集》的首发式暨龙榆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

时间：2012年12月28日

地点：复旦大学中文系会议室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编辑）：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的新作——《忍寒诗词歌词集》的首发式暨龙榆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今天冬雨沥沥，道路难行，到会的很多先生、专家又都是德高望重，所以心里特别感动。

《忍寒诗词歌词集》是陈思和先生“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出版规划当中一部分，当时思和先生向我提出了“火凤凰丛书”的出版建议，并希望该系列学术遗产丛书能由复旦社来出版。丛书将选择老一辈的文史专家生前未及发表的作品来推荐给当代学术界与其他读者。我非常赞赏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复旦社就把它列入了出版计划。

至今，该丛书已经出版了10本，推出了陈子展先生、朱东润先生等一些专家们生前的遗稿。但总体来说，出版计划进行得还是比较缓慢。究其原因，虽然有很多专家的家属愿意响应我们的号召，可是有许多遗稿都未及整理。而就已出版的学术影响与市场反应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其中最初的4本到现在已经售罄，有的后来也已重印。复旦大学出版社能够为前辈名家学者的一些遗稿的问世做一点奉献，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另一方面，这项工作对于当今保留学术遗产、繁荣学术出版都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会坚持不懈地把这项工作做下去。

现在大家手里的龙榆生先生《忍寒诗词歌词集》是该系列丛书中最新的一种。两年前，我们就着手出版这本书的相关事宜。尽管我们安排了社里最有古典文化修养的编辑韩结根先生来担当责任编辑，但由于整理遗著手稿相当困难，所以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期间，也要感谢诸位龙先生诗词爱好者和专家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相信这本诗词歌词集不仅在学术有一定意义，在编辑出版上也达到了一定水准。当然其中一些不周之处，欢迎方家指正，我们十分愿意再版时加以完善。

上述我为《忍寒诗词歌词集》做了一个背景介绍，相信诸位专家对龙先生在中国古诗词歌谣方面的创作等成就有更多高见，我们乐意聆听，这有助于我们将龙先生这本著作更好的推广，也有助于复旦大学出版社继续做好“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再次衷心地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座谈。

 

   

龙英才（龙榆生之子，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

    我是一个化学系的老师，我不懂文学，我父亲没有把这个遗传给我。我事先准备了一份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午好！

   在2012年即将结束之时，家父龙榆生的第十部遗作《忍寒诗词歌词集》正式出版了，今天是首发式。家父的遗愿终于在这大好的时代得以实现，这恰逢他诞辰110周年。作为他的子女和亲属，也倍感欣慰。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十分关心和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原稿是手抄稿，使清样的校对工作十分复杂和繁重，责任编辑韩结根教授、张晖先生、徐培均教授、黄思维先生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愿借此机会，代表龙榆生的后人，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的收集和整理得到了家父多位门生的帮助，也凝聚了家父子女长期的劳动。这些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都有说明，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我代表家属向与会的领导、专家和来宾们，再说一声“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徐培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皇皇词艺足千秋

词学界盼望已久等待多年的《忍寒诗词歌词集》终于出版了！我感到欣慰，感到庆幸。在欣慰庆幸之馀，不免也有一些悲哀。

这本书包括《忍寒词》、《葵倾集》、《外冈吟》、《丈室闲吟》以及几支歌辞，除《忍寒词》等少量词作曾经问世外，其馀大部分诗词，皆首次汇集成册，公开发行。按照先生的遗愿，此书诗词混编，以年代先后为序，由先生的长公子龙厦材先生收集整理，汇编成册。那时厦材师兄住在富民路富民新村，我住在淮海中路大德里旁边，相距甚近。厦材师兄身体羸弱，步履维艰，出行时总是骑着脚踏车。他经常到我家来，商讨有关此书的整理事宜，然后以蓝印纸复写件赠我，听取意见。全书编定后，他代表兄弟姊妹，写了序言。后来移居澳洲，将此书的出版任务，交给其弟英才。英才师兄，不负重托，请中国社科院张晖先生校对，为此张晖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尔后又叫我和黄思维先生各看一遍，可见英才师兄态度极为审慎。现在此书终于出版了，在此，我该感谢龙英才先生。

按照常情，此书应在龙榆生师生前面世，至迟也应在厦材师兄生前出版；然而却拖延了好几十年，可惜他们父子俩生前俱未能看到此书。睹物思人，不能不使我感到一些悲哀。可是现在好了，这本书以精深的内容、美丽的装帧，在复旦出版了！这是当代词坛的一件盛事！我们敬爱的龙老师和厦材师兄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无限欣慰。此书出版后，嘉惠词林，厥功至伟，毋庸赘言。今天国内词学界著名学者，在此聚会，纪念龙老师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并祝贺《忍寒诗词歌词集》首次发行。躬逢盛会，作为龙先生弟子，我感到无比荣幸。

龙先生是举世公认的词学大师，在上个世纪，他与夏承焘、唐圭璋先生鼎足词坛，各领风骚。夏先生有《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唐先生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龙先生有《中国韵文史》、《词曲概论》、《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和《东坡乐府笺》。1962年为我们研究班授课时，又新写了《唐宋词定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易名为《唐宋词格律》）和《词学十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龙先生还陆续主编《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两大词学杂志，团结了当时词学名家多人，实际上起了主盟词坛的作用。

纵观龙榆生师一生的词学研究成就，我觉得似有如下几点特色：

第一是史与论的结合。他的《中国韵文史》，是一部分体文学史，专论中国韵文发展的历史，此书早于梁启勋的《中国韵文概论》，迟于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1934年8月初版，1935年5月再版。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而仅有的一部《中国韵文史》。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钱鸿瑛研究员写了《导读》，指出“本书精要地勾勒出了中国古典诗、词、曲发展流变的轮廓”。书中以更多的篇幅论述词史，并与曲学相结合，阐明词和曲两者与音乐的关系。在《词学十讲》中，又特别讲解唐宋歌辞的特殊形式和发展规律（见第一讲）；以及唐人近体诗和曲子词的演化（见第二讲）。在词史的论述中，先生都贯串着词学理论，而理论中又有隽永醇厚的词学意味，不象一般的文学史，仅作泛泛之论。先生的词学论文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中国词史上，不乏词论之作，但都以词话形式出现，篇幅大都短小，论词纵有吉光片羽，终觉零碎。唯李清照《词论》长约六百馀字，论词渐成系统。自此以后，罕见长篇。至榆生师出，长篇词论，不断涌现于《词学季刊》，如《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长达一万四千字；《两宋词风转变论》，亦近万字。他对词史上的大家，也多有专论。这些长篇论文，皆自成系统，新见迭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论析了宋词发展的历史和词学大家的独特成就。与李清照《词论》相比，更加细致化、系统化、理论化，开创了词学理论现代化的先河。在二十世纪词坛上，可谓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个特色是研究与创作的结合。当今词学界，有人概括为两种状况：一种是体制外的研究，一种是体制内的研究。体制外的研究，专讲词的外部规律，如词史之学、校勘之学、批评之学，以及笺注、考证等等；体制内的研究，讲究词韵、词谱、声调、安章布局等等。龙先生的词学研究，兼重体制内外，并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对以上各项作了概括，为今后的词学研究特别是词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拟定了范围。如何做到二者兼擅，我从先生给研究班所上的课中体会到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做诗填词。而学会做诗填词，首先要对汉字的四声平仄能够掌握。为此，先生在《词学十讲》第八讲中引万树《词律·发凡》云：“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种，不可遇仄而以三声概填。”如何才能掌握，先生教我们常念常吟，自能熟稔，即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四声的辨别与练习》，以供诵读。然后先生教我们填词。他认为填词就是将需要抒发的喜怒哀乐之情和词调抑扬抗坠的旋律结合起来，通过文字的阴阳平仄让感情的流程形成起伏跌宕、疾徐有致的波浪。为此，先生为我们开设了《唐宋词格律》，书中共有词牌153个，分为五类。每讲一词，以唐宋名家词作与平仄音韵符号一一对应，让人体会该词的声情之美和艺术手法。然后教我们填词，填词时如何根据感情的需要选调和选韵，如何运用句度的长短、韵位的疏密抒写感情，如何运用对偶，如何安排词章的结构，如何运用比兴手法。这些都是填词的技巧，比之于纯讲理论，更具有实用功能，且便于操作。所以听课之后，同学们很快学会了填词，如吴兆芬同学当时填了一首《鹧鸪天》，序云：“词学老师年逾花甲，为我班批改作业，常至深夜三点，此情此景，殊为感激，作《鹧鸪天》。”词云：“初试东风第一枝，青灯白发缀新词。几回搔首仍含笑，击节声中玉漏迟。　　情切切，意孜孜，一声一字费三思。叩窗寒雨催眠急，不识师情比尔痴。”这首词声情并茂，韵味秾挚，引起老师共鸣，随即和了一首，收在这本书中。现在重读，当时师生相互唱和、其乐融融的情景，似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第三个特色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日前看电视，见小说家莫言在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状时回答记者说：“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这句话乍看很幽默，也很令人深思。文学真的没有用处吗？就词学而言，不可一概而论。优秀的文学遗产（包括词学遗产），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培养爱国主义思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爱情，以及滋养其他文体，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龙老师就很看重这一点。1937年编著《唐五代宋词选》时，他就在导言中说：“为了时代的关系和顾及读者方面的程度，特从各家的全集里提取‘声情并茂’而又较易理解的作品，并且侧重所谓豪放一派，目的是想借这个最富于音乐性而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情操，一方面对于这种声调组织，得着相当的修养训练，可以进一步去创造一种宜于现代的新体歌词。”（着重号原有）由此可见先生研究古典诗词，并不像有些专家那样泥古不化，而是从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激扬青年们的志气”，“进一步去创造一种宜于现代的新体歌词”。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古为今用”，就是“继承创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先生就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可谓是超时代性的。可贵的是龙先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直到1962年为我们研究班授课时还殷殷嘱咐同学们好好学习诗词，努力创作新的歌曲，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需要。他早年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创作的并由黄自谱曲的《玫瑰三愿》，便是这方面的典范。这首歌直到“文革”后，中央电台仍在播放。我们研究班同学遵照龙先生的教导，有的人在戏曲岗位上，从事京剧、昆剧和越剧的创作，编写了许多优秀的剧目，不难看出，其中都受到榆生师词学课的沾溉。今天到会的唐葆祥老同学所改编的昆曲《长生殿》、《紫钗记》；吴兆芬女士所创作的越剧《孟丽君》以及《蝴蝶梦》等剧中的唱词，大多音韵和谐、意境优美，利于唇吻，富于情韵。若不熟谙诗词，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戏和诗情画意的唱词的。因此可以说，在繁荣戏曲方面，龙老师的词学教育功不可没。

今年元宵后，接张晖先生来书，得知龙榆生师《忍寒诗词歌词集》行将出版，感慨万端，曾赋《浣溪沙》一首，现录之如下：

苜蓿生涯逾百年，含辛茹苦苦犹甜，彊邨高足迈时贤。

瓜葛冤禽沉碧海，风潮鹏举付云烟。词坛长奏伯牙弦。

以上是我个人对龙榆生先生在词学研究和词学教育方面的一些粗浅认识，可能有错误，请在座的专家学者不吝指教。谢谢！

 

 

钱鸿瑛（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龙先生的书上第323页《浣溪沙》里提到的“江枫”。第324页《蝶恋花》、第328页《望江南》、第334页《燕归梁》也是给我的。

我叫钱鸿瑛，“江枫”是我和龙先生通信以后的一个笔名。

我认识龙先生的时间和徐先生他们不一样，是1964年，也就是龙先生最后两年收的弟子。龙先生很喜欢我，赠我砚台，这端砚是圆的。朱彊村先生送龙先生长的端砚。龙先生送我圆的。还有龙先生送给我很多书，如晋府旧藏王子敬《洛神赋》十三行精拓本，影明本南唐二主词等。他单独在家里辅导我一个人，给我讲了很多东西。

 龙厦材和我关系也很好，他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师兄，我是中文系，他是化学系。2009年时在澳门开会，某次大会上，有一些同志说一些老前辈都有诗词集，就龙榆生没有。我平时在大会里不发言的，但当时我就马上提出来，说龙先生诗词集就会出来的。开完会以后，大会主席施仪对同志说我提的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今天龙先生诗词集的首发式，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我也很感谢张晖和张宏生先生。我和张宏生同志平时没什么交往，但我非常感谢他。在年谱里面有张宏生的序言还有合写的论龙先生的词学成就。张宏生同志说龙先生非常有造诣，是一代词学宗师，说龙先生在词谱、词律、词史、词论这些领域里都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词学大师。这些话完全准确。

    龙先生的词学特色就是词论特别好，词论、理论非常好。我在龙先生的《中国韵文史 导读》里也这么写。龙先生最大的优点是非常开放的、敏锐的思维能力，还有一种广阔的眼界。龙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学哲学、社会科学、还有外国文学，还有日语，这与其他那些词学老先生是不一样的。他的眼光非常开阔。龙先生最好的就是他的论文，本来中国词论是评点式的，他给它开了个新的里程碑，这是成就最大的。词选、笺注还是比较普及的东西，他也写得非常好。所以他的成就是全面的。

   龙先生他不仅在论的方面好，而且他非常强调实践。他在跟我个别接触时就讲，论词的人一定要会写，这也是非常对的。而且龙先生是实践了，他写了一千多首，写了那么多，这么好。正因为龙先生有理论、有实践，他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对词的一种领悟能力特别强。这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北宋晏殊的词，前人都说写的很圆润，很明丽，很娴雅，一直是这么评论的。可是龙先生他在《中国韵文史》用八个字——千回百折、哀感无端，这个和前人完全不一样。而且说晏殊是近于李煜。这是龙先生的独立思考，一种深刻的审美能力。

在龙先生写给我的词里，可以看到他晚年的心情是非常悲哀、寂寞的。他给我《蝶恋花》（第324页）这首、说“青眼相看，那复伤迟暮”。试想这么一个词学大师，对当时不过是一个根本没有什么才学的青年教师，来拜访他一下，他就说“青眼相看，那复伤迟暮”。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上阕，我们看下阕“一霎沧桑经几度。月上潮平，静爱幽花语。”这句话也非常痛苦。“静爱幽花语”表示他心情已经平下来了，幽花当然指我们这些女学生。词后面还有几句话，希望我以屈原这样一种精神，像李重光这样对词学的钻研，将来对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他想到屈原，也许他受的委屈是不能直接讲的。另外他希望能够继承词业，他还是对祖国一片赤子之心，希望我们年轻一代希望能够继承他的词学。

今天开会，我感谢张晖同志、张宏生同志，在座的各位同志我都非常感谢，而且还有复旦大学出版社。我的发言到这里，谢谢大家。

 

 

施岳群（原复旦大学副校长、原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忍寒诗词歌词集》的首发式暨龙榆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今天我是以龙老先生之子龙英才教授好朋友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简要讲三点感想。

一、龙榆生先生是我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经过龙老先生的子女、家属和弟子们的共同努力，花费了大量心血，终于把早就应该出版的龙老先生的第十部遗作：《忍寒诗词歌词集》呈现给社会，为中国保留了一份很好的文化遗产，为我国加强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二、《忍寒诗词歌词集》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中的一部著作，这也是出版社值得庆贺的事情。1992-1999年我有幸联系出版社8年（其中有一年兼任社长之职），当年我和同仁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之一是：提高出版社的学术品位，多多出版学术著作。离开十多年来，不断看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学术新作出版，令人喜悦和钦佩，复旦出版人应该有这样的坚守和努力。

三、看了青年学者张晖先生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使我开始了解了龙老先生的人生和学术贡献。在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大潮下，作为一名青年学者，能心无旁骛地爬梳一位老前辈十分“枯燥”的经历，这是多么需要长久地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呵！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今天，中国社会多么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文化建设后继人！在2012年1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我见到了年轻有为的张晖先生。岂料在改稿的今天，张晖先生的生命竟已被病魔夺走，真是令人扼腕、悲痛。

    

   

钱鸿瑛

对不起，我再补充一点。讲讲龙厦材先生，厦材是龙先生的长子，在龙先生逝世以后，他花了非常多精力，把龙先生论文集出版。不幸他在去年6月份去世了。所以这里特别提一提，在龙先生去世以后龙厦材写了8首梦江南，最后一首是这样写：

香山下，青冢恋丹枫。词客已披霜霰去，遗篇零落逐秋风。惆怅梦魂中。

这首《梦江南》也是写得很悲哀的。现在厦材他可以安心了。

 

 

陈允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简单地讲几句。龙榆生先生是名闻天下的词学宗师，成就很高，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自己开始知道龙榆生先生这个名字，是在刚刚跨进复旦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一届是1957年考进复旦大学的，又是在中文系。恰好在这段时间里，龙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经出版，在高校文科学生中非常受欢迎。可以说是我们进入复旦以后，比较早读到的一本专业书，由此就知道龙榆生是个词学的大家。

    我本人跟龙先生没有什么接触，但是在此前几十年中，也遇到一些龙先生的学生、或受过龙先生的指点和帮助的同志，他们谈起龙先生的若干嘉言懿行给我的感触很大。我想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原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富寿荪先生，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富先生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我到古籍出版社，有时候到他那里去坐坐。偶尔他侃起自己的经历，说他原来是个工人，爱好古典文学。经常受到龙先生的指点、帮助，慢慢地有些进步。后来是龙先生把他介绍到中华上编所。傅先生在当时中华上编的编辑里面，也是业务相当好的一个编辑。可见龙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

    另外一个更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复旦的校长秘书喻蘅先生。喻先生是龙先生的嫡传弟子，他抗战时期去报考中央大学，第一堂考试考的是数学，试卷一发下来，喻先生一看一个题目都不会做，憋在那里显得很尴尬。这个时候文学院院长龙榆生先生来巡考，巡到他们的考场里面，看见喻蘅的试卷完全是空白的。他说你怎么不会做啊？喻说不会。那么你数学不会做，别的会做吗？比如说你会不会写诗？喻蘅讲，我学过。那么龙先生就讲了，你给我写两首，等一下我来收。喻蘅年轻时就爱好撰作旧体诗词，写起来比较容易些。他写好以后龙榆生先生来了，把卷子收了去，看了看。他说这个诗稿我收去，下面别的科目你要考下去。喻蘅就说，好，我考下去。后来其他的几堂考试，当然考得还可以。结果发布的时候，取了艺术系第一名。所以喻先生对龙先生是终生感激不尽的。

    喻蘅进入中央大学学习以后，向龙先生学习写词，另外也向吕贞白先生学诗。当时吕贞白先生就跟他讲，你写诗要有一条很好的路子，就是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建议他从学习晚唐开始。所以喻蘅先生在复旦是一个全才，他诗词、绘画、书法、篆刻都行。一般大家都知道喻蘅写字写得好，其实他最好的还是写的诗词，特别是诗。何以见得？说实话喻蘅先生的书法能够达到他这个水平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他写的诗复旦同辈人恐怕很少有人赶得上。包括苏老也经常和他一起讨论讨论、请教请教的。这些事情我听喻蘅先生讲了以后，我是经常记在心里，也很受感动的，他有这么好的老师。

    《忍寒诗词歌词集》我拜读以后，肃然起敬。它经过了凤凰涅槃、是经过历史提炼出来的正果。希望复旦大学出版社在陈思和教授和贺社长等的共同策划之下，能够继续出这方面的书，我们一睹为快，谢谢。

   

 

黄任轲（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跟龙先生认识比较早，1956年就认识了，那时我刚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完了一年级。以后数年间，星期天常去他家拜访，一年大概有20次左右； 每年春节，也总要到他家拜年。后来到外地工作，放假回上海时也总要去他家看望。龙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对晚辈很热心，而且非常健谈，我在他面前从无拘束感。他曾经给我讲过许多前贤轶事，使我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还会把新近收到的重要信件拿出来给我看，其中就有陈毅元帅的来信。还有章士钊、马一浮，熊十力等几位老先生的来信，都曾经拿给我看过。章、马二老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他们和龙先生之间是常有诗篇唱和的。熊老却并不作诗，他的来信只谈学理。有趣的是他的信竟是写在香烟包装纸的背面的。先用墨笔写好之后，又用红笔在自认为重要的语句旁边密密麻麻地加了许多圆圈。如此奇特的信我这辈子只见过一回。

  章士钊老先生有一封与毛主席过生日有关的信，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的12月26号，毛主席70岁生日，特设家宴招待章士钊、叶恭绰、程潜、王季范四位老先生。四老各写了一首律诗表示祝贺。事后章老给龙先生的信里就把那四首诗作为附录抄了寄来。诗我是一句也记不得了，但是诗题中的“寿开八秩”四字却是忘不了的，因为那时我根本弄不懂“寿开八秩”是什么意思。龙先生给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寿开八秩就是71岁”。进一步思考一下就不难明白，原来“秩”字并不是指岁数逢十，而是指逢十之岁为止的十年；这样的十年无疑应当是从逢一之岁开始的。“寿开八秩“之所以是七十一岁，道理正在于此。那么，毛主席那年到底是七十还是七十一岁呢？ 在我们中国，两种说法都是可以成立的，七十是足岁，七十一是虚数。毛主席自己是讲足岁的，上承马、恩、列、斯，势必如此。但是四位老先生沿袭我国数千年来的固有传统，仍然习惯于讲虚数。对于老先生的”顽固“，毛主席大概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当年四老赴宴时均由晚辈陪同，陪同章士钊老先生的是他的养女章含之。后来章含之写文章追忆此事，文字不多，却出现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把“毛主席七十寿辰“的日期定为1962年12月26日，既与毛本人讲足岁的习惯不符，又与其父“寿开八秩“之说相违。另一个错误是把宴请的来宾概括为”四位湖南同乡老人。章、程、王三老的确是湖南人，但是叶恭绰老先生却是广东人，怎么能把他的籍贯随便乱改呢？ 白吉庵的《章士钊传》也照搬了这一错误。

   龙先生的诗词歌曲经历文革浩劫之后仍然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值得庆幸的，现今在龙先生子女和张晖等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又得以顺利出版，这更是一件值得大家高兴的事。我就讲这些，不再多说了。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来自南京师范大学，虽然没有见过龙先生，但是跟龙先生有两重非常重要的关系。

首先，龙先生是我已故的外祖父的好友。先外祖施肖丞是章黄弟子，就是章太炎、黄季刚的学生，是治文字音韵之学的。虽然跟龙先生的治学方向不完全一致，但搞的都是国学，而且先外祖也擅长诗词创作，所以与龙先生过从甚密。我从小寄养在外祖父家，先外祖父书架上的藏书是随便翻的，从六七岁、七八岁就知道龙先生的大名。为什么？因为龙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来名家词选》等著作都签名送给我外祖父的，我从小就看这些书。我中学上的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英语专业。原本是定向培养，将来要去从事外交工作。结果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人生道路完全改变了。1968年起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十年后直接考上了研究生，研究古典文学，重点是词学。词学是我从小的一个业余爱好，由业余爱好最后成了我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可以说，龙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的那两本书也是引领我走上词学研究道路的最早的启蒙读物。这是一重关系。

    其次，我硕士、博士都是跟唐圭璋先生读的。唐先生跟龙先生也是好朋友，还有夏承焘先生。他们三位，一时齐名，都是当代的词学大师。夏先生年纪稍长，1900年出生。唐先生次之，1901。龙先生是1902，刚好各相差一岁。30年代龙先生主编《词学季刊》，每一期打头的都是龙先生的长篇论文。那些论文在当时都是非常宏观、非常先进、在词学界有创新意义的。作为两翼，也有夏先生、唐先生的系列文章。夏先生、唐先生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初稿就发表在《词学季刊》上。当然，那时候很多词学界的老辈还健在，龙先生、夏先生、唐先生都很年轻，才30来岁。但是他们在老一辈学人的关怀和支持下，刻苦治学，异军突起，使得词学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在这方面，龙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记得我在考唐先生的博士的时候，有一道试题考词的押韵问题。唐先生为什么出这道题呢？因为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龙先生的《唐宋词格律》。龙先生对唐宋词的押韵格式做了非常科学的分类，如平韵格、仄韵格、平仄韵转换格、平仄韵通叶格、平仄韵错叶格等等。可见唐先生对龙先生是非常佩服、非常尊敬的。

    还有，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选择了唐先生出的一个题目——贺铸词研究。唐先生特别叮嘱我，要读龙先生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30年代，胡适编了一部《词选》，前言里对词史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新的看法。龙先生觉得胡适的词学观点不正确，写了这篇文章与他商榷。文章一开始是对胡适词学观点的总的批评，然后说到胡适《词选》中一大失误，就是北宋名家贺铸的词一首也没有选。龙先生认为贺铸词既能婉约又能豪放，在词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后来，我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东山词校注》和《北宋词人贺铸研究》中，都采用了龙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他的看法的确是真知灼见，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龙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更是著名的诗人、词人和歌词作者。他在创作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个人也搞一点诗词创作，填词主要就依据龙先生的《唐宋词格律》。我现在给博硕士生开《诗词格律与创作》课，教同学们作词的时候也极力推荐龙先生的这本书。在词律的研究方面，龙先生是当代名副其实的大家。

今天的会议因为时间很短，我也不能多说了。总而言之，龙先生对我的人生，对我的学术道路影响非常大。

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贺总，还有龙先生的公子龙英才教授的盛情邀请。能够出席这个会议，非常荣幸。

   

 

 王水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今天我们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出版龙先生的诗词集的方式来纪念龙先生诞辰110周年，这个方式非常好，也是纪念一位学者诗人最适当的方式。我想龙先生如果地下有知，自己长期艰苦的创作能够在今天跟大家见面，他一定很欣慰。这也是使我很受感动的。

    其次，刚才听到徐培均等老师的发言，白头门生忆师恩，讲的都是非常实在的。我们平时就知道龙先生是位学者、词学家，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一个定位，就是词学教育家。这两天我天天晚上读一本书，是台湾出的叫做《近代词人手札墨迹》，这里面有很多学生当年写给龙先生的诗词和书信。关系最密切的是两个学生，一个叫张寿平，一个叫黄永年。这部书就是张寿平编的。除了学生辈的信札诗词，里面有四封钱钟书先生给龙榆生先生的信，还有夏承焘先生给龙榆生先生的信，反映特定时代他们交往的心态，我看了深有感触。龙先生对于同辈也好，对于老辈，对于学生，都是坦率真实，待人以诚，特别是对学生，亲切动人，有着强烈的亲和力，我很受教育。我觉得老师就应该这么当。

至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会议非常有必要。目前学术界对于龙先生在中国词学学科建设上发挥了奠基性作用，评价是不够充分的。刚才很多先生提到，从词学学科建设、建立来说，龙先生应该跟唐先生、夏先生这三位是奠基人，我觉得这个地位应该把它明确起来。他们三位实际上是同龄人，夏、唐、龙依次年长一岁，而且都是好朋友，但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与层面把中国的词学学科建立起来了。现在看来，真像有分工合作，配合默契，虽然事实上并无事前的统一规划。唐先生主要是词学文献学，夏先生主要是词学专题研究，特别是他的年谱之学。而龙榆生先生恰恰处在一个《词学季刊》主编的地位，几乎是他一人之力编《词学季刊》，在这个地位上促使他对词学的整体建构需有全局性的考虑与设计。就建设我们这个词学学科的自觉性而言，龙先生应是最强烈的，具有学术史上的开创意义。

我想一个学科的建立，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就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学科是研究什么的，研究的范围是什么，这个范围与内容具有排他性，别的学科不能来侵占的。第二要知道这个学科的学术体系，这个学科应该有的范畴、应该有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的研究手段。我们去看龙先生每一期的《词学季刊》，第一篇文章往往都是他的，他的文章都是宏观的，大都涉及词学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今后的词学应该研究什么问题，近代的词风有什么转变，都是讲这些问题，都讲得非常到位。最近晚上看台湾那部手扎集，我总是手上放着一本龙榆生先生的词学论文集，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对照着来看。把中国的词学建立在现代学科基础之上，这个功绩主要应归于龙、夏、唐三位的共同贡献，但龙先生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第三个就是学科要有一个平台，要有一个群体，这个平台的建设，由于历史条件，其它的词学家顾及较少，龙先生都倾注了全部的心力，而且成效卓著。夏承焘先生比龙先生年长二岁，但夏先生在严州中学教书的时候，作为中学老师，开始写信给龙先生，要求跟他结交，随后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以后每一期的《词学季刊》上几乎都有夏先生的文章，所以夏先生词学大师这个地位才逐渐为全国所接受，是龙先生的《词学季刊》给他提供了平台。这一点也是夏先生不断追怀的：“念僻居山邑，如不交榆生，学问恐不致有今日”（1934年《日记》）。唐先生的很多著述也都在《词学季刊》上发表。龙先生不遗余力地培养、发现、推荐词学人才，才慢慢形成一个词学队伍。一个人是建立不起一个学科的，这是龙先生的功劳。现在宋代文学研究当中，很长时期以来词是重点，词是热点，词的成就最大，原因就是由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这三位大师为我们的词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讲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其他的词学研究家研究成就不高，不是的。今天的会议很好，到会的人数不多，但各个词学学脉的传承人都来了。比如说中山大学有詹安泰先生，他的词学研究的水平，应该说有些地方没有被人认识，据说还有很多词学的著作没有整理出来。北京的文学研究所，俞平伯先生的词学鉴赏、吴世昌先生的词学考订也有成就的，可能某些方面三位大师不一定及得上他们。但是他们似乎还不宜称作词学学科奠基人。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先生、万云骏先生，包括现在年辈稍微晚一点健在的马兴荣先生，应该说词学方面均有造诣，他们在学科的建设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但主要也不在奠基性方面。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徐培均先生讲的，是这三位大师奠定了、建成了这个学科。以前在一次会议上，我也提出这个看法。学科建立的人必须要具备很多条件，要发挥好多作用。从整个词学学科来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将近七八十年的发展，达到今天的成果，这三位先生应该是处在这个地位。以前对龙先生的评价是偏低的。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受了一些历史的原因。但这些现在都已经可以讲清楚了，应该给他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地位，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也不是说因为今天开纪念龙先生的会，我们就讲龙先生的好话，开哪个先生的会讲哪个先生的好话，不是的，我们是客观地从学科的实际发展过程当中，给他一个历史的定位。

    会议前有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要开一个火凤凰的新书发布会，我想火凤凰好像主要是搞现代文学的，我说我不去了。昨天到学校来看到书面通知，我才知道是龙先生的会，我就来了。我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把龙先生建立学科的自觉性和发挥奠基性作用方面，要有充分的估价与评价，他是词学史上的一位功臣。谢谢大家。

 

   

 钟振振：

    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忘了讲。龙先生、夏先生、唐先生他们这一辈真的是相濡以沫，在学术上相互称道，相互帮助，为词学界开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直到现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从事词学研究的学人，从他们的弟子到再传弟子，总的来说是文人相重，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不团结、争名争利，或者党同伐异的不良倾向。词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当然，由于客观原因，龙先生去世得早，没有赶上文革以后带博士生、硕士生，但像钱鸿瑛老师、徐培均老师，都是我们非常尊重的老师。龙先生、夏先生、唐先生这三位大师为词学界开了好风气，这一点要特别强调，在中国学术界这是非常难得的。

 

  

 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刚才诸位先生都谈得很好，特别是徐培均先生和王水照先生，谈得很生动也很深刻。我没有见过龙先生，但在80年代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已闻其大名，并拜读过他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唐宋诗词格律》等书，受益很深，我的导师吴熊和先生也经常讲起龙先生，讲他与夏承焘先生之间的友谊。吴先生的导师夏承焘先生原来是中学老师，龙先生发现他后，在他创办的《词学季刊》经常发表夏先生的文章，记得夏先生的许多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从而走向词学界；而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令人感佩。我初初拜读这本《忍寒诗词歌词集》，其中有给夏先生的诗词，这些诗词感情真挚充沛。看了这些作品，回想以前所知道的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切。

刚才水照先生所说的龙先生在词学这门学科体系建构上的贡献，现在学界评价不足。记得我在今年9月份水照先生主办的文章学会议上说过，要使文章学建成一个学科体系，进入大学的课堂，需要认真借鉴词学学科建设的经验。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龙先生、夏先生、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词学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的专门之学，进入大学课堂，而且成了一门热学，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因为这个会议是水照先生主办的，也希望水照先生像龙先生当年一样，作为大旗，给我们后辈做一个平台，将被“五四”所屏蔽的文章学像词学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支，进入大学课堂。诸位提到的龙先生、夏先生和唐先生三位学者，在词学上虽然各具特色，具有不同的主攻方向，但他们为词学学科的建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了当代词学体系建构的三大主力。这是近百年词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方面学界虽有探讨，但具体阐释还没到位。我建议学界对此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对近百年词学学术历程、学术史作出全面到位的交代；同时，对龙先生在词学学科建构过程中的具体贡献，或者说，在词学成为一个学科，形成一个学科体系，他到底做了什么？作出客观的评介，对龙先生一个应有的交代，这也十分有利于词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将龙先生的诗词歌词作品发表出来。这些作品是我们了解龙先生一生思想、心理、心路历程、学术交流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这对旧体诗词，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张扬。作为文体，不管新与旧，都能抒情，都能言志，同样可以表达人心、人的情感、人的志向。实践表明，旧体诗词是一种成熟的文体。龙先生的诗词出版，也昭示了旧体诗词依然有其生命力。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旧体诗词写得好的有很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旧体诗词照样可以在当代和将来用于抒情言志，抒发人的情感。龙先生的诗词，给我们年轻人学习旧体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范本。

 

  朱惠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词学》主编）：

    我说几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首先要感谢龙英才先生的盛情邀请，龙先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和龙榆生先生尽管没有见过面，我们辈分要小一辈，但我们是读着他的书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做研究离不开龙先生的书。这几年因为研究词学的关系，词学三大家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我都参加了。前年在温州开夏先生的会，去年在南京开唐先生的会，今天是我们这里开龙先生的会。我觉得刚才诸位先生都谈到了三位大家对我们现代词学的贡献，都讲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以及他们的特点。他们的作用，刚才王先生说得非常好。我昨天晚上也在想，龙先生对近代词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认为：龙榆生先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的词学理论以及词学学科建设。钱老师刚才也说了，他的理论是最好的，三位大师里面他是最重理论的。

从学科建设来讲，王先生刚才说得非常到位，词学作为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实际上是龙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研究词学之商榷》，发表在他主持的《词学季刊》上。他非常详细地讲解了词学研究八个方面的内容。这八个方面的研究前人虽然也有提到，但却是龙先生把它仔细梳理，然后推出的。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词学，最终的定名和成型，龙先生可以讲是功不可没。他的贡献非常大。

而且龙先生写的理论文章，现在来看也不过时，水平非常高。像刚才提到的《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的这篇文章，里面对胡适的评价非常公正。他对胡适并不是全部持批评意见，他明确说，“吾对于近世治中国文学史者，惟胡氏为素所服膺”，但对他三个阶段的提法，即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词匠之词，并不同意，而且他的分析也非常实事求是。龙先生即使对他自己老师朱彊村推崇的常州词派，也是这样。朱彊村深受常州派影响，是后期常州派的集大成者，但龙先生对常州词派的评论却非常科学，并不是全部接受。比如对常州派开山者张惠言的一些论词言论，他就不是很同意。他曾讲到温庭筠，说温庭筠在《唐书》里面有传，这个人就是填词填得好，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张惠言说他的词有寄托，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龙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以为张氏“穿凿附会之说”，“其谁信之”？龙先生的理论非常客观，非常实事求是。他的这些理论即使放到现在，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老一辈里面，我觉得龙先生的理论文章是最好的。

    另外，正如刚才王先生说的，在当时的词坛上龙先生其实是一个核心人物。我觉得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词坛有两个核心人物，一个是朱彊村，另一个就是龙榆生。朱彊村成为核心人物主要是因为他的年辈、他的学识，和他的号召力，这有一个历史原因。龙先生成为核心人物，其实就是王先生刚才说到的，与他主持的两个词学刊物很有关系。当时龙先生其实才三十几岁，年纪非常轻，等于现在博士毕业不久这样一个年龄。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词坛领袖人物了。我们发现，从传统词学到现代的词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词学活动、词学传播的方式变了。我们传统的词学，就像清代，词学的活动中心一般都有地域性的特点。所以我们以前的词派，大的词派如常州词派、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小的词派如西泠词派、柳州词派等等，都有一个地域性。在一个地域里面，或者是师承的关系，或者以血缘为纽带，或者友朋间同声相求，大家一起切磋，形成词派，然后再慢慢扩大影响。这个情况到了近代以后变了，交通发达了，印刷术发达了，这时词学的活动中心逐渐逐渐转到一个刊物上来了。民国时期有三个刊物，发表词学文章比较多，一个是《词学季刊》，一个是《同声月刊》，还有一个就是《青鹤》杂志，其中两个是龙先生主持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词学季刊》跟《同声月刊》发表的文章占当时比重是最大的，尤其是《词学季刊》。除了词学研究上它是中心之外，从创作上来讲，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统计了一下，《词学季刊》上发表过词作的词人大约是113人，在《同声月刊》上发表过词作的大约是81人，在《青鹤》上发表过词作的大约是60余人，当然这里面有些人是重复的，这里也发表，那里也发表，另外还有一些笔名待考。如果去掉重复的，总共是150位左右。这150位，我一个一个排了一下，可以这样讲，基本上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词人。所以实际上就是这几个刊物把大家联系起来了，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词学中心。

    在这三个刊物里面，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就是龙先生所主持的《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所以他对当时词学的发展起了一个纽带作用。他实际上是民国后半期词坛的一个核心人物，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对龙先生的评价，确实是不够的。可以这样讲，很少有人很系统地、很深入地来研究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会，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来研究龙先生。大家推动一下。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来自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是我的母校。龙先生与我读书的复旦大学有关系，与我工作的中山大学也有关系，他曾在中大任教过，当年《词学季刊》上曾有这方面的信息报道。我这个学期课较多，但听闻这个消息以后，我说我一定要抽时间过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很有意义的座谈会。先说说我对这个诗词集的感受，这真是一本好书。首先版式上看着很舒服，典雅而且大气。其次，就在于编者把这些诗词的唱和，一来一去都收在其中，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就更方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把一些人的评点也附录在其中了。如此，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总结文献的意义，其实也是一个研究的起点。因为龙榆生先生作为词学中心人物的特点，他的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交游、时代风云，所以一个详尽的注释本也是读者所期待的，希望接下来能有合适的人来完成这一工作。因为创作的编集只是研究的基础，创作的意义要在研究和接受之中才能充分地完成，所以这本诗词歌词集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基础文献的收集整理。

    关于龙先生的词学，刚才诸位都说得很好，我不再重复诸位的观点。我想强调的就是龙先生作为一个学者或者说是一个词学教育家，他很关怀当时的学科走向，他有一种出于使命感的学科关怀，为此他写了专论词学学科的鸿文，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极富学理和气度的。龙先生的学科观念和文体意识超越了那个时代，他虽承朱祖谋余脉，但治学方向已经大异其趣，词学之新旧在朱、龙两位先生身上体现得很清楚，所以虽是一脉两代，但呈现出来的是两种学术范式，两种学科理念。龙先生对梦窗词虽亦偏爱，但不局限。而且在认识朱祖谋之前，黄侃已为其专门讲解过梦窗词，所以黄侃对龙先生词学的启蒙意义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龙先生还有一种深切的文体关怀。龙先生的文体发展意识敏锐，观念前沿。他同时在开展在新、旧两种词学的衔接工作。“旧”的词学研究毋庸多说，学界关注已多。而关于龙先生在新体乐歌方面的贡献，则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龙先生不仅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而且坚持尝试新体乐歌的创作。他与当时音乐家的合作是有成功前景的，并借助专门刊物扩大新体乐歌的影响。只是时代变迁，没有新的“大晟府”来规范和接受这种新兴文体。当然作为音乐文学，当时新的音乐体系未能完全形成，也是阻碍乐歌发展的瓶颈之一。但对于不懈努力者、勇敢前行者，理当充分敬重。

2008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两岸三地清词研讨会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叶恭绰先生的论文，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龙榆生先生新体乐歌创制方面的看法。我当时有个感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新体乐歌，似乎最后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我想这与龙先生、叶先生所处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殊时代有关系。因为一种新的韵文文体的产生，它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音乐体系。韵文文体虽然从诗到词到曲，有句式、音乐、调性等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一种在不断调整的规则当中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切合国人的接受心理。新体乐歌在这方面的尝试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深入地开展下去，当然最关键的是理论准备似乎还不是很充分，所以导致了这个新体乐歌没有能够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如果龙先生的年代有一个类似北宋大晟府这样的机构，让龙先生或者叶先生这样的人来整理旧乐，创制新乐，配合这个音乐，然后创制新体乐歌。那么这个新体乐歌从文体的角度来说就更值得期待。所以我觉得从二十世纪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说，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的新体乐歌的这么一段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是值得总结的。因为新体乐歌其实是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诗的一种“专业”救弊，其意义非同寻常。

    再补充说一点关于词学学科的问题。刚才王水照先生说的真是高屋建瓴，我也很有感触。我更大的感受就在于我看到徐培均先生珍藏的龙先生当年的讲义，名称就叫“倚声学”。近年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先生也在倡议建立“倚声学”。其实关于“倚声学”或者叫“词学概论”这样的书我们已经有过几本，比如说宛敏灏先生的《词学概论》，比如说龙先生的《词学十讲》，都奠定了倚声学的骨架。但词学研究几十年过去了，很多曾经让人备感困惑的学术问题得到了解决，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编著一本新的后出转精、更具学科格局、更具理论深度的《倚声学》，我觉得不仅必要，而且迫切。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唐葆祥（上海昆剧团一级编剧）：

    刚才谈到倚声学的问题，我们后来没有去专门研究词学，我们搞创作了，我搞昆剧跟诗词创作的关系更密切一点。我记得当时龙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我们都是中文系毕业的，以前都背了很多诗、词的，但是自己不会创作。自己会创作就从龙老师开始教的，所以我觉得中文系能不能在教学方面也搞一些创作，这一点是应该提出来，应该考虑的。龙老师在创作诗词的时候，他特别注重音韵学，平仄也好，格律也好，他非常讲究，这也是一般老师不能教的东西。这方面也是龙老师最大的特点，刚才讲那个倚声学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我后来搞了昆曲以后，就更有体会了。昆曲里面平仄压韵什么的，都要讲究，每个字的字数，包括用什么曲牌、什么曲牌表达什么情绪的，这个跟龙老师讲的那些词的韵味有很大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我们昆曲的南曲里面保留了宋词很多很多词牌，而且有很多词牌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变化。例如《水调歌头》、《清平乐》等等。那些词牌大概保留了一百多个，这说明宋词当年就是能唱的，但是宋词怎么唱，没有保留下来。为什么没有保留下来呢？当时没有记谱的方法，没有很科学的记谱的方法。但也不是完全消失了，是保留到昆曲里面去了。所以昆曲里面南曲的引子，那部分用的曲牌《点绛唇》什么的，几乎跟宋词是一个字都不差的，一个韵也不差的，平仄都是相同。但是它有一部分的曲牌，用了词牌的名字，也做了一些改变。所以如果要研究宋词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宋词怎么唱的，能讲得出来吗？我觉得应该从昆曲里面去找。昆曲里面保留了宋词的一些原始的唱法，不能讲是一模一样，但是我想基本上是能听出一个大概，宋词是怎么唱的。

龙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首词拿到手里以后，他就默默地哼几遍，哼几遍这个音韵，这个平仄，行不行啊，哪儿不合适他就都已经知道了。这对我们当代的诗词曲创作的启发是很大的。因为现在搞音韵的人太少了，懂这个的人太少了。中国的文字跟外国文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四声，就是有音韵性，这一点体现在宋词、包括元曲当中，都是非常充分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出版，不仅是对龙先生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对他的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对今后的诗词创作方面同时是有很大的价值。所以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吴兆芬（上海越剧院一级编剧）：

刚才各位说的都是大的，我说的是小的。本来我想不说了，但会议主席点名了，我就大胆说几句。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真的非常荣幸。我觉得这真是一次学习。我不搞诗词研究，我是搞编剧的

老师在课堂上那种循循善诱的讲课情景，现在回忆起来，好像马上又回到了眼前，印象太深了。老师讲课，声音不高，语调非常质朴，非常平实，但是论述非常清晰，要点拎得非常明确，引领我们非常到位。他念诗、诵词的那种声韵情态，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如数家珍般的倾心投入。那种投入状态，常常能让我们领悟到老师对古典诗词钟情之深切，感受到他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浓厚敬畏之情。这种不知不觉中传递的感染力，我今天回忆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动人。

至于像龙老师为我们批改作业那样的细心、细致、认真、热情，也是过去从未碰到过的。记得我从小喜欢文学，爱写作文，读初中、高中时常受语文老师表扬，不过老师最多拿你的作文在班上读一读，或者把它贴出来，从来没有没有像龙老师那样仔仔细细地给你加批，还要认认真真修改，故一辈子难忘，一辈子心存感谢、感激、感恩。真的，这次参加会议前，我又把龙老师给我修改过的作业本找出来翻阅，这些纸片虽已泛黄甚至残破，但我一直保留着，因为龙老师对我们的抚育太用心、用情了，上面几乎每一篇都有他的修改，在批语上他也希望我把作业保留下来，对不起，我讲得这些很浅很琐碎，都只是直感，没有丝毫理论色彩。

 

   

    龙雅宜（龙榆生之女，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我在整理父亲留下来的信件的时候，看见1962年的学生写给他的信和父亲对1962年学生批改作业的评分。今天听到你们的发言我忍不住想和你们合影、照相。还有徐老师，徐老师是你们当时的班长，我都不知道。

   

    吴兆芬：

龙老师在我们的作业上的批改，几乎每一篇还都有提醒、叮嘱。他像批描红簿一样，对他认可或赞许的句子，就用红笔在下面画上红圈圈。对平仄不合、用词不当、用字不妥的，他都一字一句精心修改。对写错的别字也一一改正，决不放过。譬如我写杨柳的柳，老是不从卯，而错写成压抑的抑的右边旁。他笫二次发现，就批语提醒；“以后少写错字”。非常难得的是对我们的每一首词，他都亲自费心费力地修改。当然，经过老师巧妙的一修改，我们的这些习作，顿时就增加了一种诗情，一种逸韵。记得当初只要我们把老师所作的修改，同我们没修改过的稿子反复比较，就会对老师课堂上所讲、所教的东西，会有深一层的理解。他这样的修改，对我们学做诗词，确是大有裨益。说实在，在师大中文糸就读时，虽也爱看古典文学，爱读古典诗词，但当时从来不写。而做戏曲编剧要能写好唱词，就必须练好诗词功底。进戏曲研究班后能学着写一点，就是从龙老师给我们教课时开始的。为使我们加快领悟，龙老师在批语中曾两次嘱咐“望将每一次改稿保留起来”，真可谓用心良苦啊！

另外，为了肯定我们的点滴进步，老师经常在改稿中写上热情的鼓励话。譬如“如此比喻颇有创意”，“猛进可喜”等等。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他在我的一首《乌夜啼》后面写了一句“写作认真，大有进步，但愿长共相勉”。看着“长相共勉”这四个字，我当时就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对刚才几位教授发言中所讲的老师的伟大功绩和贡献，我们虽然了解不多，但进校时就曾听说，在老师列席1955年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就曾接见并请他吃饭，一起切磋诗词。我想，这样的大师、大学问家，能对我们这些做诗填词还尚未入门的学生，用这样的语句，这样的批语，这岂止是一般的鼓励和肯定，这分明是用一种平等待人、友好待人、温良谦逊的态度，用火热的感情化语言来启迪我们、感染我们，要我们好好地传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从这样的批语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龙老师对我们的真诚关爱、热切期待，可以说一字一句都饱含着浓浓的亲和力，饱含着暖人的真情、深情，让人读后感觉到无比的亲近、亲切、亲和。

可以想见，老师这样批改作业，要用多少功夫！一定很累很累啊！果然，我后来听培均师兄说，龙老师为我们批改作业，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三点，我为此一激动，在作业本上写了一首《鹧鸪天》，以表示我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初试东风笫一枝，青灯白发缀新词。几回搔首仍含笑，擊節声中玉漏迟。  情切切，意孜孜，一声一字费三思。叩窗夜雨催眠急，不识师情比你痴。）没想到老师不久就和了我一首《鹧鸪天》（词前写明：兆芬新製有“擊節声中玉漏迟”之句，感不绝于心，次韵一首。“开遍东风桃李枝，惯将青眼注妍词。闻鸡起舞心犹壮，待漏傳衣意未迟。  怀落落，兴孜孜，晴虹千丈護期思。孤飞老鹤听鸣凤，报答朝阳望岂痴。“）当我接到老师亲笔写的这首词，我真的感动得连眼泪都差一点掉下来。

总而言之，回顾龙老师对我们的悉心教诲，热诚鼓励，我体会到他不单是在给我们传授知识，教我们如何做诗填词，他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引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担当应有的责任。真的，回顾我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班，龙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太美好太美好了。所以，五十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他那慈祥、质朴的形象，好像倏然又会出现在眼前。刚才与龙老师的三公子龙英才教授见面，哎呀我一看，跟龙老师真的很像呀！

今天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党的十八大已提出了，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现在的教育状况，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还很多很多，所以，参加这个会议，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像龙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像龙老师这样既有师才又有师德的老师能多一些，再多一些吧！谢谢，谢谢你们！当着你们这么多研究专家，我真的实在不敢说。现在我就说这一点，只能说这一点，谢谢，谢谢！   

   

 贺圣遂：

    我非常感谢各位，再次要向大家表示敬意，另外作为出版社的主事人，我出了龙先生的这本诗词歌集，能够引发那么多的专家学者今天欣然来参加这个会议。在刚才的座谈过程当中，我受到很多启发。过去年轻的时候读龙老师的作品，就很喜欢，但今天真正从各位专家，各位弟子们那里知道龙老师不仅是个学问家，而且是个教书育人的优秀的典范。龙先生在我们中国的词学建设当中的作用、地位，听了以后都觉得是肃然起敬的。我想今天我们引发了很多的话题，王先生的发言还有各位的发言，都给我很深的感触。我们引发的这些话题，随着这本书的发行、流传，会引起更多的人对龙榆生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中国的诗词曲方面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会有更多的人喜欢龙先生的，除了他的理论著作，包括他的实践的诗词创作。

    刚才也有钟先生建议可以在北京的刊物，把我们今天座谈会的记要内容能够做一个转发，这个转发我想会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学术界会引起很多关注的。王先生说对龙先生总的研究不够，跟唐圭璋先生、跟夏承焘先生比较起来，我的感觉也是，龙先生的研究的作品不多，我想是不是通过我们今天的会议，随着这本书的传播，也许龙先生的研究会掀起一个新的局面。我衷心地希望今天的会议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们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也希望各位老师们成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坚强的支柱。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都已经给复旦大学出版社赐稿，我也希望其他的老师，也觉得复旦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可信赖的出版社，从给龙先生做的这本书，大家觉得我们做事是认真的，我们做的书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那么请各位赐稿的继续给我们赐稿，未赐稿的希望能够为我们赐稿。我们一定努力为各位专家、学者服务，通过各位对我们的支持，使复旦大学出版社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出版社，受到学界的重视。

我再次地向各位表示敬意，同时今天晚上我们略备晚宴，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能留下来，我们在晚宴上能够继续缅怀、探讨龙榆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好，谢谢大家。

（此次会议记录稿是由速记员现场记录并与录音核对形成的记录初稿，经张晖先生看后把某些完全口语部分删除，再分别由发言者本人审定并同意在“文学遗产”上公开发表）

 

 

左二 贺圣遂

前排左起 王水照 沈松勤 彭玉平

前排左二 钱鸿英 左三朱惠国

前排左起 徐培均 吴兆芬 龙雅宜 唐葆祥

前排左二 钟振振

左起 陈允吉 施岳群

左一 黄任柯

左二 张晖

与会专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