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2013年夏，在杭州西湖之畔，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了简明务实的“宋代文史青年学者论坛”。本次会议的宗旨，在于加强宋代文史研究领域的沟通与对话，通过彼此学科的碰撞与交流，寻找到可以互相学习、促进的学术增长点。为了有效而充分地展开交流，主办方根据研究领域交集的可能性，遴选了一批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参加会议。此外，会议还特邀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虞云国教授、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沈松勤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王兆鹏教授等五位学有专长的资深专家莅临指导，并主持专场讨论会。《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先生也全程参与了此次会议，并给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23篇，有22位青年学者出席，其中文学、历史两方面各有十人左右，多以70年代学人为主。会议共举行两天，每天三场讨论会，设主持人、报告人、评议人，并预留出充分的讨论时间。在极为精彩的评议环节，评议人虽偶有赞誉之词，但更多是单刀直入，犀利发问，对于所评议的论文，或指出文献疏漏，或质疑其思路是否正确，或提醒对方关于相关研究成果的掌握是否充分，时见言辞交锋，你来我往，偶现刀光剑影，煞是激烈。几位资深专家的点评，也是要言不烦，切中肯綮。

会议伊始，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张剑研究员、历史研究所的梁建国副研究员做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与《宋代历史研究的新趋向》的主题报告。既是向与会者报告彼此学科的学术进展，也是为会议的正式讨论预先铺垫。

为了向学界汇报此次宋代文史学科跨界交流的具体情形，兹根据会议提交讨论的论文，稍加归类，做一综述。

一、政治史：如何见微知著？

政治史永远是王朝史研究中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因为里面有太多摄人心魄的历史大事件，也有不少令人费解的谜团有待人们去探究。不仅传统的史家给予政治史叙述留下了足够多的篇幅，即使是近代的历史研究者，也在政治史上花费了不少心力，宋代政治史也是如此。但近年来，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去探究政治机制运行的各个细微环节，例如围绕宋代文书、政令与信息的沟通问题，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一些历史事件，因史料解读的的深入细致，人们也有了更新颖的解释。而通过碑志等新材料的拓展，去探究地方政治的具体运作过程，依然是学者们持续努力的目标。本次会议，有三篇论文涉及宋代政治史的不同方面，虽然涉及的问题和切入角度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试图见微知著，小中见大，这无疑代表了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和一代青年宋史学者的学术趣味。

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提交的论文《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从一段宋高宗赵构与史臣范冲的对话入手，试图揭示宋高宗所说“朕最爱元祐”背后所具有的深层意蕴。论文指出，宋高宗说出“朕最爱元祐”一语的历史语境是正值绍兴撰修《哲宗实录》之际，而撰修《哲宗实录》则出于哲宗之后孟氏的授意。孟氏是元祐年间高太后为哲宗皇帝挑选的皇后，虽然在绍圣年间被废，但她却是靖康二年四月高宗得以即位的一个关键角色。当时，金人撤离东京，金人册立的楚国皇帝张邦昌尊孟氏为宋太后，迎请入宫垂帘听政，随后张邦昌避位，由臣僚携带孟太后的劝进书，往济州大元帅府迎立康王赵构登基。作者由此认为，赵构登基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来自孟氏的迎立。但一度成为废后的孟氏要确立其自身的名份，却需要首先恢复元祐年间施政的高太后的名誉。因此，重修《哲宗实录》意在为高太后辩诬，由此确立孟太后的名份，进而加固宋高宗登基的合法性基础。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高宗之“最爱元祐”，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这篇文章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对于一些史料的解读也时有新见，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兴趣。在评议环节中，也有学者指出，此文有些地方论述时带有推论成分而文献支撑不够有力，而且过于强调孟太后是宋高宗登基的合法性基础，似乎有些过当，未能注意到宋高宗登基背后其他政治力量的推动。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王宇提交的论文《光宗朝“引裾泣谏” 事件考实——兼论<宋史>中慈懿李皇后的形象》，同样是对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历史事件的考辨和论证。在《宋史光宗纪》中，记载了两次臣僚为劝谏皇帝而拉扯皇帝衣裾的过激举动，一次是绍熙四年九月陈傅良“引裾泣谏”，另一次是绍熙五年五月留正等群臣“引裾泣谏”，两件事都与劝说光宗过宫探视病危的孝宗一事有关。作者对这两次事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的研究发现，前者纯属子虚乌有，而只有后者真实发生。因为两次“引裾泣谏”的文献记载都提及李皇后的阻挠行为，因而引起作者探讨李皇后其人的兴趣。他得出的结论是，传世文献中关于李皇后的描述多有不实之词，但其性格强悍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光宗皇帝作为一个心理失常的病人，有可能在皇后面前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早在南宋后期，就有人别有用心地将李皇后作为替罪羊，来掩盖光宗本人自身存在的问题。此文的一大长处，是文献考辨与推论分析并重，试图由表及里地窥探南宋宫廷内闱的隐秘，是一次相当可贵的尝试。但也有学者指出，学术上证“有”容易，证“无”实难。能够证明陈傅良“引裾泣谏”事件的史料亦不在少数，否定陈傅良“引裾泣谏”以及李皇后对此事的参与，还需慎之又慎。

如果说，上述两文试图揭开上层宫廷政治的神秘面纱，那么四川大学历史韦兵副教授提交的论文《从碑刻看南宋嘉定年间陇蜀军政与人物——以<鼎勋堂记>为中心》，则运用碑刻资料的运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南宋后期陇蜀、川陕地区的复杂的军事形势，尤其是对于南宋军政体制中的基层将官做了生动的描绘。《鼎勋堂记》石碑现存甘肃省礼县太塘乡太塘村，此地南宋时为西和州大潭县故址。南宋的大潭县地处陇蜀要冲、宋金边境，既是蜀口西线战略要地，也为宋金双方所力争。此碑由大潭县令立于嘉定十三年（1220），是为镇守西和州的安藩、张威、程信三人所立生祠“鼎勋堂”而撰立的颂德之碑。论文依据碑记的内容，勾稽其他史料，细致描述了开禧、嘉定之际与四川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的四个人与四件事。四人即碑记中提到的随军转运使安藩、正都统制张威、副都统制程信，以及碑记之外的关键人物四川宣抚使安丙；四件事则涉及吴曦之变、第五次宋金战争、红巾之乱、巩州之役。作者认为，十三世纪初，正值宋、金、西夏、蒙古力量激烈角逐之际，也是中国政治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透过对《鼎勋堂记》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当时蜀口地区政治军事情势的认识和了解。此文的精彩之处，是对于三位基层将官各自扮演的历史角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这在以往的军事史研究中多被忽略。但作者也坦言，这块碑记由于字数不多，且是颂德之作，其史料价值有一定限制，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无法揭示。

正如韦兵在论文结语中所言：“在叙述历史时，我们不仅应注意那些伟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也应该把研究的目光放得更仔细，探究历史进程中无数丰富的个案和细节，力图呈现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本次会议三篇政治史的论文，几乎都着眼于历史细节的呈现与澄清，正表明了当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趋向，就是力图在宏大叙事之外，描述小人物、小事件，而通过聚焦于这些小人物、小事件的研究，也许可以引领现代人更好地去贴近历史，品读历史。当然，所有历史细节的呈现，多少总有想象和推断的成分，这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历史研究抑或有害于历史研究，仍是一个需要仔细掂量的问题。

二、制度通向文学的延伸

制度史研究通常是历史学科专擅的领域，别的学科一般很少插足，因为如果缺少足够的学术训练和文献根基，往往很容易闹出笑话。尽管如此，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不能明瞭士人所生活的时代由各种制度构建出来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许多问题将无法得到有效的解答，甚而许多士人的行为方式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有鉴于此，近年来文学研究中探求制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著日渐多了起来，并确实寻找到了一些以往被忽略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交集点，成为促进文史交叉研究的新议题，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呈现出这一趋势。

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探求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往的成果甚少，但是最近若干年来，却不断出现一些高质量的论著，极大提升了学者对此一议题的关注度，形成一个小小的学术热点。本次会议上，不约而同地有两篇论文涉及了宋代的科举制度，而且作者都是文学专业出身。华中师范大学林岩副教授提交的论文《南宋学校取士诸问题考论》，篇幅甚长，主要围绕南宋的太学取士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论证。论文首先梳理了南宋太学的重建过程，特别注意到深受程颐学说影响的国子司业高闶在此过程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认为他制定了一系列南宋太学的章程，涉及太学补试办法和课试办法。接下来，论文对于南宋太学补试办法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作者指出，自绍兴十三年（1143）至淳熙三年（1176），太学招录学生施行“混补法”，对于学生资格没有太多限制；但因应考者众多，朝廷深感难以招架，遂在淳熙四年（1177）至端平三年（1236）施行“待补法”，规定只在地方州军解试落榜的举子中按比例录取一定人数为“待补生”，这些人才有资格参加太学补试。但从嘉熙元年（1237）至咸淳十年（1274），则又出现了“混补”与“待补”同时并行的情形。紧接着，作者对于南宋太学内部的“舍选”程序和办法，作出了颇为细致的解释，特别介绍了“舍选”中两优释褐者的条件及其所享有的待遇，并举出一系列的实例作为佐证。论文进而对南宋太学取士与科举取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揭示，指出由于浙江、福建等地的解额较窄，而应试人数太多，导致科举竞争日趋激烈，相比之下，太学解额较高，因此吸引了众多士人想方设法参加太学补试，这不仅导致了舞弊行为出现，更造成京城游士的大量出现。论文最后指出，尽管以州学升贡体系为核心的崇观三舍法没有在南宋推行，但是却受到南宋一些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屡次作为替代方案被提出，试图重建太学与地方官学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南宋士大夫对于北宋的新法并不是完全予以否定。此文牵涉面广，涉及问题众多，尤其在文献梳理上颇见功夫，澄清了一些既有的错误说法。其在材料的辨析与具体问题考证上，得到与会历史学者的认可，认为能够符合史学规范。但在座的宋史专家也指出，由于此文涉及面广，反而导致问题意识不够清晰，缺少一个统摄全文的构架，文章稍显散乱。

另一篇有关科举的论文，是厦门大学钱建状副教授的《宋代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这也是一篇长文，但讨论的问题则侧重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宋代科场中判卷的衡量标准。诗赋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其考校标准也相对稳定。论文首先从现存的宋代礼部《贡举条制》出发，结合其他相关材料，揭示出宋代科场中的诗赋判卷，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唐代的评判标准，唐人的诗学观点成为衡定科场诗歌优劣的依据，而唐人律赋写作中的声病学说，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适用于宋代科场律赋的评判。接着，论文对弥漫于宋代科场的文风弊端做了颇具概括力的归纳，指出宋代科场时文不断出现违背常格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句式加长、篇幅增大、文风险怪、缺臣子之谊、有失正体等五个方面，并都给出充分的史料依据作为说明。当然，作者也不否认宋代的科场衡文仍有其兼容并蓄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主考官、阅卷官在具体的衡文过程中，仍然持有相当的包容性，对于各种风格的时文写作大体都能包容。此文在材料的爬梳上颇下功夫，因此得以对一些模糊影响的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并提出新的看法；同时其研究揭示出宋代科场文风中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倾向，纠正了过往研究中的一些不正确认识，可以说这是一篇颇有深度的文章。但有学者在赞赏之余，指出其在立论方面或有偏颇，似可再加斟酌。在文风方面，不够明畅，材料几乎淹没了论证。

此次会议上有一篇让众多与会者觉得耳目一新的论文，同样是兼跨文史两个学科，此即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侯体健的《祠禄官制与南宋文学》一文。南宋祠禄官制度与士大夫的居乡问题，本是一个宋史学界颇为关注的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但注意到南宋祠禄官与地域社会文学形态之间联系的学者，在宋代文史学界中尚不多觏。此文最为新颖的地方，就是找到了两者之间的连接点。作者借鉴、利用宋史学界已有关于祠禄官的研究成果，注意到南宋时期有大量的祠禄官居于乡间，而这些祠禄官中颇多知名文人，甚至有名重一时的文坛领袖，他们的居乡生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如田园诗、农事诗、村居诗的大量创作，即是一个显例。进而，作者考察了以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文人群体的形成过程，试图表明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文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构建出一个士人交游的网络。最后，作者还大胆提出了一个“祠官文学”的概念，指出居乡士大夫奉祠状态下的文学创作，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文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宋文学面貌的塑造。此文以南宋祠官制度为切入点，将其与南宋士大夫的居乡现象、地域文化的构建、地方文人群体的交游、以及祠官士大夫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等诸多问题关联在一起，实际上为南宋文学构建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尤其“祠官文学”的提法，大胆而新颖，具有后续研究的伸展性。与会学者对此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从多方面给予有好评。另有宋史专家善意提醒要注意吸收宋史学界关于祠禄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为南宋祠禄制度相当复杂，如果不能立足于扎实的制度清理上，论述的严谨性将会大大降低。

由这三篇论文透露出一个讯息，即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借鉴宋史同行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有时也会从自身学科的新议题出发，对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研究课题进行探究，如科举制度、祠禄官制度这类历史气息较浓的研究课题，也开始成为文学研究者涉足的领域。当然，宋代文学研究者偶尔为之的历史研究无法与宋史同行的专精研究并驾齐驱，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径上也会呈现诸多差异。但这样的学科越界行为，却为宋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拓展自身学科视野的窗户。在近年来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文学与科举、党争、家族、地域、传播进行关联研究的新课题，被戏称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五朵金花”，并出现了一批视角新颖的研究成果，说明宋代文学研究正从宋史领域里汲取到丰富的营养。

三、文献解读与思想史重构

近年来，因应着儒学研究在西方汉学界的活跃，新的研究思路不断被引入到宋代思想史领域中来，一个新的议题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兴趣，即宋代道学人物的形象如何在文献记述中被建构和扭曲。通过对这一议题的深入探讨，一些思想史的环节得以重新建构，思想史表述也需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正，因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不管议题发生怎样的变化，文献本身的研读，仍然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先性。本次会议中，有数篇论文就或浅或深地触及了此已议题。这些论文或由文献爬梳来辨识思想人物的形象变迁，进而探讨其在思想史上的定位；或通过文本的细读、考辨，对于一些重大的学术思想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学术思想在《宋元学案》中被概括为“明体达用”，随后被一般的思想史著作所接受，成为比较流行的观点。但此次会议上，湖州师范学院周扬波副教授提交的论文《胡瑗“明体达用”辨》，却对这一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在论文中指出，胡瑗本人从未有“明体达用”的提法，通过梳理文献，也发现此四字也并不切合于他。因而探寻胡瑗学说如何被贴上“明体达用”的标签则显得饶有意味。作者发现，在《宋元学案》之前，学人通常以“明体适用”一词论胡瑗，其创自于胡瑗的学生刘彝，而“明体达用”一词的出现则要迟至南宋末期。但无论“明体适用”还是“明体达用”，在宋明理学中皆非主流的表达。进而，作者从“达用”与“明体”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考证。他的研究表明，一般人常提及的胡瑗分斋教学之事，其实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分科教人，但这并非其教学主体，也不甚为时人所重。而就“体”的方面来说，胡瑗学术的核心概念其实是“大中之道”。这一概念不仅贯通了体和用，而且也包蕴着后来理学所重视的心性论和功夫论。但是其学生刘彝在向神宗皇帝陈述其师学说时，为了与盛行的王学对抗，特意强调了其“明体”的一面，而南宋理学家在将胡瑗塑造为理学先驱的同时，又只强调“达用”的一面。由此，在胡瑗形象理学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明体”的内涵被窄化，一方面“达用”又因理学在此方面的稀缺而被夸大。在作者看来，胡瑗的历史形象与其本人渐行渐远，折射出中国古代重治体轻治法这一传统的形塑力量之强大。但对于论文否定胡瑗分斋教学之事，与会学者也提出了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张剑研究员近年来从事范浚的系列研究，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范浚与秦桧、朱熹关系考论——兼论道学谱系的生成问题》，对范浚这样一个以往不太被重视的人物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也涉及了范浚人物形象的变迁问题，但是对于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却有了更多层面的揭示。作者首先通过对两篇核心文献的考辨，澄清了范浚与秦桧和朱熹的关系，指出范浚对于秦桧并无恶感，其因秦桧当国而辞贤良方正试之说出于后来的层累和增饰，而朱熹也并未拜谒过范浚，其对范浚《心箴》的引用也系断章取义。在此基础，作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从元代开始，随着乡贤士大夫对范浚的不断揄扬，范浚在金华区域文化中的位置逐渐凸显，甚至有“婺学开宗”的称誉。尽管如此，范浚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道学谱系中，究其原因，在于范浚自身的学说缺乏吸引力，其所构建的师承传授也不够彰显。范浚不能介入宋代主流道学的话语系统，也就意味着他在道学谱系中的“失位”。此文藉由范浚这一个案，所要探讨的却是道学谱系如何生成这样一个大问题，可以说是一篇因小见大的力作。但与会学者也提出，此文在概念的辨析方面尚有若干欠缺。

朱熹作为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几乎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个坐标式人物。围绕其思想历程的演进，已经有了无数的研究成果，欲求再出新意，洵非易事。浙江师范大学王锟教授提交的论文《诗哲合一之典范——朱子<斋居感兴诗>》，却试图在思想文献的运用上有所突破，特别选取了朱熹《斋居感兴诗》作为重点解读的文本，试图通过对一组诗的笺释，来佐证寒泉证道时期，朱熹的思想已趋于成熟。作者对于这一组诗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朱子理学的诗化表达，并指出其对于晚宋理学诗风兴起的引领作用。此文以诗歌诠释哲学，以哲学反观诗歌，做出了融通文哲的努力。但与会者对于其诗歌的笺释，提出了不少斟酌意见，作者在做回应时，也坦言以思想史研究者的身份来诠释诗歌，有力不从心之感。

除了这几篇个案式的研究之外，此次会议上也有两篇论文涉及学术思想史上大问题的宏观论述。山东大学的葛焕礼副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唐宋新《春秋》学的研究，颇多创获。本次会议，他提交的论文《<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对于中国史书著述体例之一的“纪事本末体”，就其产生的渊源，提出了自己的新见。首先，作者就《左传》叙事中的“隔断”现象进行了归纳，指出其产生或因体例“隔涉年月“，或因“分经附年”，或因简编错乱。接着作者对于《左传》学在六朝、隋唐五代、宋初的流行状况进行了文献上的梳理，指出六朝至唐代中叶，《左传学》最为流行。自唐代中叶起，新《春秋》学兴起而渐夺《左传学》的势力。五代、宋初，《左传》学则又恢复其主流地位，在北宋后期也保持着一定的势力。进而作者对于自晋至宋的《左传》纪事类编著进行了详细的考索，并列出了书目，通过对这一类著作的梳理，作者认为它们的大量出现，影响到新的史书体例——纪事本末体南宋前期的出现。最后，作者对四库馆臣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创始之作的观点提出反驳，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提出纪事本末体最早的创始之作应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论文大量引述文献，试图以实证的方式，证成自己的观点，体现了极为笃实的治学态度。但对于《三朝北盟会编》是否应该作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还是有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四库馆臣自有其分类标准，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强求古人。

另一篇大处着眼的论文则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国武副教授的《概说宋代经学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和学术特色》。此文原是其《两宋经学学术编年》一书的前言，因为前期从事过繁重的文献编年工作，故能全面梳理宋代经学的发展脉络，因而对于宋代经学的基本面貌和学术特色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论文首先将两宋三百余年的经学演变划分四个阶段，即：经学典范的尝试阶段、经学新典范的初定阶段、经学新典范的重塑阶段、经学新典范的再定阶段，并分别以孙奭和胡瑗、王安石和程颐、吕祖谦和朱熹、真德秀和魏了翁作为相应阶段的代表人物。接着指出，从经学著述的数量和性质来看，新起的四书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虽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但“六经“（《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仍然是宋代经学主体，宋代思想的根基莫不起于此时的经学。最后作者认为，宋代经学大体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广泛的怀疑精神、显著的议论风格、精深的体用观念和强烈的道统意识等五大学术特色。由于此文是一篇书序，立论宏观，与会学者针对其中的经学典范的界定、两宋经学的基本特色的概括，以及诸多表述细节等等，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

此次会议上的思想史论文，虽然视角各有不同，观点也不无争议，但是都能在扎实的文献基础进行立论，或通过文献的细致辨析、考订修正流行观点，或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提出宏观结论。这或许表明，无论思想史研究引进怎样的理论模式和解释框架，文献本身始终是我们进行学术工作的出发点。

四、多元视野下的社会群体

对于一个时代的研究越是深入，研究者就越是想揭示这个时代的多面性，对于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关注，即是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的标志。经由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揭示、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层次变得更加丰富，一个时代的面貌也得更加具体可感。本次会议，就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所揭示，其中涉及家族组织、赵宋宗室、诗僧群体，此外还有从区域社会的视角来考察士人的观念类型。

家族研究本是近些年来宋代社会史研究中一个颇为兴盛的分支领域，涌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研究视角有不断的更新，对于资料的使用也更为多元化。杭州市社科院的魏峰副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宋元家族史的研究，近些年更注重于对考古资料的发掘、利用。此次会议上，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魏峰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先茔碑记与宋元家族组织》，代表了他最近的研究兴趣。论文指出，先茔碑记渊源于唐代的家庙碑，至宋、金、元时期日趋普遍，但现存的碑志实物主要集中于华北。作为立于家族墓园外的石刻，先茔碑记详细记录家族世系、仕宦经历，是对一个家族历史的简要记述。先茔碑记的撰写方式，反映出修撰者期望以碑记记载、明确家族世系，褒扬前代德业，以凝聚家族共属意识，达到尊祖收族的目的。作者通过考察发现，就其功用和撰写契机而言，元代的先茔碑与宋代的此类碑志无显著差别，但具体的撰述方式上，元代的先茔碑在述及家族世系时，往往会分书子孙所出，这在宋代并不常见。他认为朝代更迭所导致的家族兴替，以及蒙元统治下的姓氏混淆情形，促使元人在立先茔碑时注重明确世系所出、各代名讳。作者进而揭示先茔碑记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通过在先茔碑记中详述家族世系，明确房支谱系，若再配以碑阴世系图谱，先茔碑记几可视为石刻谱牒，据此族人得以昭本支、别亲疏，居同里，死同葬，才不致数十年服尽亲尽，成为路人。因此可以说，先茔碑志的建立过程，就是一次家族组织的建立或重建过程。这一研究，利用考古资料拓展了我们对于宋元家族组织形态及其维系手段的理解，无疑是一项有益的尝试。但有学者指出，论文有过于重视新材料而忽视传世文献之嫌，应在更大的文献视野范围内考虑论题和总结规律。

   作为天潢贵胄的赵宋宗室，也是近些年不断引发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有趣议题，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不断修正着我们对于宋代这一特殊群体的认识。中国计量学院的何兆泉副教授，在很早以前就对赵宋宗室有过深入研究，此次提交的论文《天枝还是弃物：南宋宗室与政治关系考察》，即是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论文通过爬梳各类相关的史料，对于南宋宗室的进士人数及其担任侍从官、安抚使的人数进行了统计，试图以此说明南宋宗室在政治上的影响。作者在结论部分指出，继北宋神宗朝以来的宗室疏属出官政策之后，承靖康之难的历史境遇，宗室疏属的任用在南宋以后获得极大突破。不管从进士科举人数还是从中央、地方各级任官情况分析，宗室在政治上都已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从而否定顾炎武所谓赵宋宗室“名曰天枝，实为弃物”的说法。此文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统计，以表格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出来，极大增强了论文的说服力。在论文评议时，有学者指出，此文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但主要运用数据统计的方式，而缺少具体的史实分析，影响了文章的深度。另外，对于新近的研究成果也应予以足够重视。

禅宗发展至宋代，已由早期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逐渐演变为具有士大夫气息的“文字禅”，不少禅宗僧人舞文弄墨，留下大量文字作品，其中更涌现了不少精于吟咏的诗僧。这个诗僧群体及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往在文史两个学科中都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但在此次会议中，复旦大学的朱刚教授却对于宋代禅宗诗僧的面貌及其在诗歌上的成就做了相当全面的揭示。他的论文《宋代禅僧诗研究序说》，基于其对宋代禅僧诗歌作品的全面辑考，试图初步揭示出宋代禅僧诗研究的重大意义。作者首先指出，日本的“五山文学”与宋代禅僧文学之间，不仅在人事上具有确凿无疑的继承关系，在创作态度、创作体裁、基本风格上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故我们可以把“五山文学”看作宋代禅僧文学的海外分流。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赋予宋代禅僧文学研究一个广阔的东亚视域，而且也使其增添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色彩。接着，作者通过诗歌数量的统计，发现禅僧的诗歌创作几乎占到了现存宋诗总量的十分之一，因此禅僧已成为“士大夫”以外的宋诗第一作者群。在作者看来，“非士大夫作者”群体的崛起，本是南宋文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禅僧诗的发达，正凸显了这一时代特征。然后，作者对于宋代禅宗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禅僧诗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作者指出，在经历了宋初云门宗短暂的兴盛之后，临济宗后来日渐风行，至于南宋时期，则几乎已全部是临济宗的天下。而南宋禅林内部，也经历了以大慧派为主流，到大慧、虎丘二派并盛的时期，至宋元之交，虎丘派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禅僧诗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之相应，尤其是宋元之交的虎丘派禅僧诗，正值全盛时期，由于遭逢世变，一部分绵延入元，一部分则东流扶桑。作者还指出，因为禅僧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文献系统，所以其诗歌作品才获得良好的保存，后来日本禅僧编纂的文献，即完全继承了宋代禅籍的表述特征。在对宋代禅僧诗的种类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作者对于禅僧诗风做了一些概括，指出由于受限于体裁，禅僧诗歌难免有“蔬笋气”，因而与“晚唐体”诗歌始终保持着联系。但优秀的诗僧总是会寻求突破，进行“言语上的冒险”，这对于黄庭坚“诗法”的形成，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而在诗歌中大量运用俗语，从而创造出白话诗，也是禅僧诗的一大特色。此文虽只是简单勾勒了宋代禅僧诗歌的基本面貌，但实际上扩展了宋代文学研究的园地。但论文的概说性质，也淡化了问题的深刻程度。

    《夷坚志》作为一部宋代笔记体的文言小说，以其带有纪实色彩的叙述方式，已经成为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广为使用。浙江大学历史系吴铮强副教授提交的论文《<夷坚志>温州故事研究》，则从区域社会的角度，对于书中的温州故事进行了专门研究。据作者统计，《夷坚志》现存温州故事33则，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故事发生在温州，一类是温州籍士人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无外乎神明灵应、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法师驱鬼、鬼怪作祟、占卜应验之类。依据故事中人物与神灵鬼怪之间的关系，作者将温州故事中呈现的观念类型划分为鬼怪论、命定论、命正论三种。接着对温州故事的观念类型与故事提供者、故事人物及故事地点等方面的关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故事，进行了简要分析。经由这样的分析、归纳，作者发现，温州故事中的鬼怪论故事呈现出“陌生环境”故事的特点。那些为洪迈提供故事的官员、士人们偏好通过鬼怪作祟的情节将鬼怪论的观念应用于讲述陌生环境的故事，鬼怪作祟故事表达了对陌生环境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冲突对抗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他们又偏好通过神明灵应的情节将命正论的观念应用于讲述乡邦以内的故事，这种故事以一种世俗的方式表达了构建“道德共同体”的愿望。此外，他们还偏好通过梦占语言等情节将命定论的观念应用于讲述与自身命运相关的故事，表达了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人生前途被人控制的无力感。在作者看来，《夷坚志》温州故事的观念类型反映了宋代科举、官僚社会中另一种世俗化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社会秩序观念。在这种观念里，乡邦成为世俗生活道德共同体的边界，超出这个边界即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由此构建出一个三元的“乡邦——朝廷——异乡”空间社会秩序。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讲，这种以“乡邦成为世俗生活道德共同体的边界”的地域观念，意味着以地域为界限的“我们—他们”的观念。这种观念将各地域分割开来，地域间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统治而“并联”在一起，是一种接近于现代政治术语中“地方主义”的概念。此文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旧有的文献，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解释框架。但是也有专家指出，论文未能很好地突出选取温州故事的必要性和独特学术价值，对于已有丰富成果的叙事学和故事类型学等相关理论还可以考虑吸收和借鉴。

五、文学内与外的交错

人们常说文史互通，文史之间确实有着太多互相借用和共享的知识或论断，但是由于学科畛域的划分，学者们似乎越来越满足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自得其乐，而缺少对于相邻学科研究进展的持续关注，以往那些兼通文史的大学者似乎越来越少见。时间久了，彼此学科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和研究手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许多关键性问题已经有了颠覆性的解释，而我们却一无所知。所以无论文学研究者，或者历史研究者，在步出自己的学科藩篱，涉足对方学科之后，常常会惊异地发现，某些问题在对方那里竟然已经有了迥然不同的认知，涌现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本学科却知之甚少，甚至继续沿用陈旧而浅薄的传统解释。反过来，如果我们能有效吸收彼此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对许多既成的看法进行修正，而且可以生发出许多新的研究议题出来。

本次会议虽然旨在突破学科畛域，实现宋代文史领域的跨界交流，但并非要泯灭学科特色，而是要借助于学科之间的相互打量，让彼此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研究所存在的局限，不要陷于一孔之见当中，从而努力去消除因学科壁垒所造成的闭塞和浅陋。本次会议上，一些宋代文学研究者的论文依然保持了浓厚的文学本色，但是也透露出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在因素相结合的学术取向，而且某些论文确实不乏新意。

诗歌研究是宋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领域，近年来在研究思路、方法上都有不少新的探索，尤其对于影响宋诗风貌形成的一些外在因素有了较多的揭示，这在本次会议上也有所体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李贵副教授提交的论文《黄庭坚<书磨崖碑后>探微》，对于黄庭坚的一首诗歌名篇做了别开生面的阐释。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黄庭坚因《承天院塔记》遭到构陷，被贬谪广西宜州。次年三月，他途经湖南祁阳的浯溪，得以游览观赏由唐元结撰写、颜真卿书丹刻石的“中兴颂碑”，并写下一首《书磨崖碑后》的诗歌。此诗不仅在宋代即受到广泛关注，在后世也是为人所热议的对象。那么缘何这首诗有如此之高的关注度呢？作者指出，要了解这首诗的写作契机，我们必须要知道宋代存在着一股读帖寻碑的文化风潮，黄庭坚之观览“中兴颂碑”，即是受此风潮影响而有的举动。接着，作者对于《书摩崖碑后》的文字做了一番释证的工作，认为其中蕴含着黄庭坚本人的“史笔”，即其对于唐史独特的理解，而这一点恰好受到后世史家的激赏。最后，论文也不忘对于黄诗特用的用韵手法进行细致的剖析，指出其是唐以后古体诗反律化的典型。在作者看来，黄庭坚的这首诗高度凝练了唐玄宗、肃宗朝的时代动乱、皇室恩怨与个体命运，将李唐史事、史家评论、理学教训与书学艺术、诗歌吟咏交织在一起，编织出一张巨大的互文网络，使自身成为一个超级文本，既重写了历史记忆，又进入了历史记忆，从而在多方面吸引了读者去关注与品味。此文运用西方“互文理论”，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了时代风气、历史记忆与诗歌技巧等诸多层面展开论述，揭示了一首诗歌可以呈现出来的多个面相。但一首诗歌的涵摄范围到底有多大，支撑论点的互文性证据能否成立，也有学者表示怀疑。

王安石是宋代历史上的一个焦点人物，不仅是推动庞大改革计划的践行者，也是宋代文学上的典范人物，在诗文方面皆有显赫地位，研究这样的人物必然要兼涉文史两个方面。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研究王安石的诗歌，而且都采用了通贯文史的研究取径。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刘成国教授的论文《糟粕所传非粹美：论王安石的翻案之作》，紧扣王安石诗歌中的翻案之作，将其置于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的多重语境中进行考察。作者认为，王安石之运用翻案法进行诗歌创作，首先是受到这一时代怀疑精神的熏染，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史观，对于许多历史事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其次，在其方案之作中，表面是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评价，但实际上都蕴涵着自己的政治立场、主张和抱负，甚而有个人的隐衷在里面。再次，作者又从思想层面抉发出王安石自有一套“为士之道”的理念，这作为他的思想预设，成为其翻案之作的的逻辑起点。最后，作者从文学和史学两个角度，对于王安石翻案制作的后世评价问题稍稍做了梳理，发现文学方面多予肯定，而史学方面则否定者居多，呈现出较大差异。此文虽讨论王安石的诗歌，但却出入文史，诗文互证，不乏个人创见。同时，评论专家也指出，史学中的求真意识起源于近代，作者以此来比较、评论王安石的史学立场，不无脱离具体学术语境之嫌；另外，应将王安石的翻案之作置于北宋翻案诗文中予以比较，以呈现其特色。另有青年学者指出，该文在王安石咏史诗的体制分析方面，欠缺深入的发掘。

宋代的皇帝大多是右文之君，其本身具文艺造诣者不在少数，但宋代君主如何影响到文学风尚，却殊少详细讨论。兰州大学中文系曾维刚副教授提交的论文《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倒是一篇全面探讨宋孝宗对于南宋中兴诗坛如何发生影响的专论。论文通过爬梳文献史实，从孝宗之治与中兴诗坛主体精神的再造、孝宗重文措施与中兴诗坛的新老交替、孝宗的文学趣尚与中兴诗坛的唱和反响、孝宗的推动倡导与中兴诗坛的诗学新变等四个层面，揭示出孝宗与中兴诗坛关系的具体剖面。作者认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君主不仅引导天水一朝走向文治，他们与两宋文学盛衰也始终具有密切关联。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的关系，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其稽古右文、礼贤下士之盛，特别是正面影响诗坛之深，堪为两宋君主之翘楚。此文依照通行的文学史研究模式阐述一代君主与诗坛之关系，可谓面面俱到，但是在与会的宋史研究者看来，则似乎对于史学界关于宋孝宗的最新研究成果掌握不够，尤其是近些年来学界对于宋孝宗的认识与过往相比有了较大的差异，如果不能有效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将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此文的学术价值。

家族研究是近年来宋史研究中一个成果丰硕的领域，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家族如何界定、家族组织的形态、家族的社会功能、家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的等问题，出现了不少新的解释和观点，当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注意将宋代文学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与家族研究联系在一起，则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不断有成果陆续问世。此次会议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卞东波副教授的论文《宋代福建仙溪傅氏家族的苏轼研究》，即根据新材料的发现，揭示了一个家族对于苏轼研究的持久兴趣。论文首先对宋代福建仙溪地区傅氏家族的科第、仕宦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傅氏家族在宋代是一个典型的融官员、文人与学者为一体的士大夫家族。进而通过对现存傅藻《东坡纪年录》、傅共《东坡和陶诗解》与傅干《注坡词》的文献考察与文学价值介绍，揭示出宋代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存在一个持续进行苏轼研究的传统。作者认为，一个家族的多位成员，为东坡编纂年谱、注释东坡的诗词，在中国文化史上乃罕见之事，这一方面是宋代追崇东坡风气，一方面也表明苏轼研究已经内化成这个家族的文化传承。此文的一个亮点，是对于新资料的发现。傅共所著《东坡和陶诗解》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苏轼和陶诗注解之作，曾见于宋人著录，但自元代之后即已散佚。作者发现，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所藏蔡正孙编《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大量援引了傅共的《诗解》，从中可以一窥《诗解》的原貌与特色。此文揭示的文化现象甚是有趣，但对于如何认定傅藻、傅共、傅干为同一家族成员，他们与福建仙溪的科第家族傅伫、傅楫二房是否有着直接的宗族关系，与会的宋史学者提出了不少异议，认为在文献上缺少足够的支持，且对于宋代家族的概念缺少明确的界定。

“古文运动”无疑是宋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引起太多关注的课题，围绕此课题已有众多的研究论著，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相当深厚的积累，因此若想有新的创获，实属不易。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方笑一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论宋人的“古文观”》，通过梳理“古文”一词在宋代的各种表述，试图探究一下宋人对于“古文”的理解。作者首先认为，“古文”在宋代已不仅仅是一个文章概念，更成了士人标榜自己迥异于世俗时流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对宋代古文与时文关系的梳理中，作者得出结论说，古文在北宋后期成为科举时文的对立面，然而到了南宋时期，科举时文与古文却有等量齐观的趋势，科举时文遭受鄙夷的色彩在淡化，甚而成为士人理应致力的学问之一种。最后，作者又对“古文”一词的文体学内涵进行审视，认为在宋人那里“古文”并不是某一类文体的专有名词，其包含的文体种类要宽广得多。此文意图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但在众多与会学者看来，似乎有些观点前人已曾提出，注意消化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十分关键。而单凭对“古文”一词的电子检索，是否能完整呈现出古文内涵的演进，也颇有疑问。

    上述几篇论文都以宋代文学研究为主，但是又都不局限于纯文学研究的文本分析套路，而着力揭示文学背后的政治、社会、思想等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这说明在年轻一代宋代文学研究者那里，存在着打通文史界限，进行融合研究的趋势。但是，面对宋史学科丰富的学术积累，如何根据自己的议题，进行学术成果的别择和吸收，却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总的看来，宋代文史领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不可淆乱，如何做到文史交融，端在学人不断地跟进、摸索和积累，断非一蹴而就那么简单。

六、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其意义

因为学科划界的缘故，长期以来，文学和历史两个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路数，甚至在文献的使用上也有了隐形的界限，文学研究者较少去接触宋代史料，而历史研究更少去触及文学作品。但是从宋代士大夫这个群体来看，他们却又大都同时兼具官僚、文人、学者之三重身份，其身后留下的作品，也往往既有论及国家大计的奏议、章表，也有吟咏个人情性的诗词歌赋。所以如果想深入的了解一个宋代士大夫，进入其生活的时代，必须结合多方面的材料来构建历史语境和生活场景。此次会议上，有两篇论文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入手，生动而具体地呈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背后潜藏的社会机制。碰巧的是，一位是历史研究者，却大量使用了文学资料；一位是文学研究者，却更多涉及了历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建国先生，近年来一直从事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往往切入点小，却都具体可感，其得出的结论也常常深具新意，给人诸多启迪。此次提交的论文《北宋东京士大夫的私第宴饮》，延续其以往细腻而缜密的行文风格，对于北宋京城士大夫密集出现的私第宴饮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论文从北宋士大夫私第宴饮的基本条件、组织方式、以及伴随宴饮活动的文化行为等三个层面展开论述，涉及北宋士大夫举行宴饮的闲暇时间、举办宴会的宅第和园林环境、宴饮的开销花费与饮食种类、举办宴饮的方式、以及宴饮活动中歌舞娱宾、诗歌唱酬的文化行为等诸多方面，可以说相当的具体而全面。通过对士大夫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作者却试图更进一步地揭示其背后潜藏的独特社会机制。原来这些频繁举行的宴饮活动，不仅标示出士大夫作为有着雄厚物质财富支撑的有闲阶级的存在，而且也是士大夫日常社交不可或缺的一环。士大夫举行宴饮的园林和宅第，作为私密的高级场所，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能够参与私第宴饮，对于地方士人来说意味着对于京城社会的深度融入。而且士大夫的私第宴饮满足的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是与歌舞、诗歌、书法等活动融为一体，是一个小型的演出和创作场合，这成为士大夫群体在文化品味上有别于普通百姓的重要内容。经由这样的分析，北宋东京士大夫的私第宴饮似乎成为了一个交织着物质生活、社交网络与文化艺术的结合体，具有重新被认识的可能性。而且特别的是，此文大量使用北宋文人的诗、词、文作品，尤其是梅尧臣的诗歌被多次征引，在一个新的视角下文学作品被当成了史料去运用，在宋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近年来，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日渐被引入国内，其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研究与深层次意义的揭示，给了国内学人不少新鲜的刺激，此文从切入角度、史料运用、行文风格以及分析构架的提出诸方面来看，也颇有点新文化史研究的意味。但有学者指出，论文在如何阐释宋代士大夫身份的多样性；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歌舞活动的差异性；私第宴饮的动机、目的等深层问题上还有可以探索的空间，另外皇帝赐宴是否算是私宴也是一个问题。

士人退隐之后，筑造庭院园林以为隐居之所，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习见的现象，但是宋代士人对于隐居之园林庭院的题咏、记述，却显得似乎异常丰富。藉由这些诗文作品，窥探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近几年逐渐成为宋代文学研究者的兴趣之一。此次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东瑶副教授提交的论文《文人庭院的精神建构——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即通过北宋苏州士人朱长文关于自己隐居之所“乐圃”的文学书写，探讨了文人庭园的精神内涵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呈现一座物质之园变成精神之园的过程。朱长文虽然进士登科，但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入仕为官，于是他在先人所购旧地上建成了自己的“乐圃”。作者在其现存的作品中，找到许多关于“乐圃”的文学书写。她分析这些作品后指出，通过对积淀着清雅之意的竹、松、菊的反复吟咏和对拒斥俗世的陶渊明的一再自况，朱长文有意将“乐圃”塑造成城市中的山林。进而作者以同时代的司马光的“独乐园”作为参照，指出两人虽然同以“乐”字名园，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意趣。司马光退居洛阳，虽然远离了朝廷，但随时可能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他的所谓“独乐”其实也是其政治话语的一种表达；朱长文则还没来得及与政治发生关系便退居庭园，他的焦虑不在于政治上的失意，而在于如何为自己寻求和定位人生的价值。经由对朱长文交游活动的考察，作者发现其交游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同样具有隐逸思想的地方诗人群，一个是地方上的显贵和官员。所以，在作者看来，“非山非市”的乐圃，既非纯粹的山林，亦非纯粹的尘世，它的庭园特色正是“乐圃”先生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既求尘外高节、又抱淑世情怀的一种映射。但是朱长文去世之后不久，乐圃便毁于兵火，到了元末明初，张适在其废墟上重建起自己的“乐圃林居”。它不仅是张适的隐居之地，也是同时代士子的精神之乡，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朱长文赋予乐圃的精神气质。作者通过对朱长文身后之事的叙述，试图说明物质庭园的坍塌在所难免，但是书写却保存了文人园林的精神意趣，并在后世在效仿与流传。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借助于书写，我们才得以跨越时空去辨认庭园当日的风物，感受园主的庭园生活，窥视到庭园主人的内心世界。此文虽然运用了大量的文学文本，却无意于进行纯粹的文学研究，而是结合了历史语境的分析，揭示了一个隐居士人如何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挣扎，园林作为一个精神符号，成为我们进入其精神世界的隐秘小径。由于作者因故未能与会，本篇文章未能在会上讨论。

    以上两篇论文，或多或少都带有新近流行的新文化史研究的趣味，从那些不太为人关注的日常生活入手，却意图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意涵。无论是私第宴饮，还是隐居庭园，这在以往的文学或历史研究中，大多不会给予特别的关注，但是这两篇论文却试图提醒我们，这些日常生活的行为、景观背后其实有着亟待发掘的丰富意蕴，值得学界去认真对待。从他们研究视角的转换、文史界限的跨越、以及新颖的表述方式，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些以往被忽视的、或完全没有注意的新课题，将不断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七、越界与本位：本次会议的若干反思

在两天时间里，共举行了六场讨论会，每场讨论会皆由一位资深专家主持。在论文评议环节，也不时可以听到专家的精彩点评，这让与会的青年学人感觉受益良多。在专场讨论会结束之后，应与会青年学人的恳切邀请，几位资深专家学者就参加此次会议的感受，围绕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特点、文献资料的运用与发掘、论文的选题与撰写等方面，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在发言一开始，首先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宋人怎么看历史编纂？她说，追求客观、真实乃是近代才出现的历史观念。在宋代，编纂历史的标准也许根本不在于客观、真实，我们不能拿现代的观念去套在宋人的身上。那么，宋代人编纂历史的功能是什么？这必须要回到其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藉由这样一个例子，她试图提醒与会的青年学人，我们无论是研究宋代文学或是宋代历史，一定要注意宋人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不要轻率地将现代人的看法、观念强加在古人的身上。

随之，邓小南教授针对青年学人论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供了一些参考性意见。她说，撰写学术论文，议题一定要集中，要有一以贯之的核心主线，如此论文才不会散乱。对某一问题的解释，要有确切度和丰富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前人进行解读材料能力的竞赛。她还说，文章要经得起考验，一定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追问，对于层次感、分寸感的把握尤其重要，好的文章是改出来的。最后，她还意味深长的指出，史学的魅力在于，史学本质上是一门反思的学问。

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沈松勤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史学研究一般来说要比文学研究显得扎实和丰富，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研究的成果、方法，但不能放弃自身学科的特色。他根据自己进行宋代党争与文学研究的心得体会，总结出了一个“从史学入，从文学出”的治学原则，希望与会的宋代文学研究者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他还对“一代有一代之学术”这句名言做了别具深意的发挥，将“一代”理解为“一个代际”，希望与会的年轻学者能够做出具有代际特色的学术，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包伟民教授在发言时说，本次会议为文史两方面的同行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作为历史研究者而言，从文学研究领域得到的最重要启示，或许就是学会怎样来关注文本、解读文本。宋代文学作品中，其实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如宋人文集中的“启”以往多不被注意，但其实具有史料价值。接着，他介绍了近年来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些进步，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政治史研究领域，对于制度层面的关注，从制度的条文走向了制度实践，力求呈现“活的政治史”，这主要由邓小南教授在推动；2）在研究议题上，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方面的影响较为明显，在对社会层级的关注方面，眼光越来越往下，但是也遇到许多挑战，宋代很多方面没有充足的资料来满足研究的需求；3）是在文献资料的处理方面，走向对于文本的解构，更关心文本自身形成的过程背后所能传递的信息。希望在解构文本的过程中，重构史实。最后，他还指出，促进学科交流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能运用别的学科的眼光、方法来见到本学科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例如，文学现象是否仅仅是被社会决定，它会不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宋代士大夫有许多文学活动，这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生活呢？但是，无论文学研究者、史学研究者，是否始终能跟得上对方学科进展的步伐，如何搜寻到对方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于彼此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虞云国教授发言时说，自己读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晚年的日记，发现他已经感叹学术分科越来越细，要想全面了解学术发展几乎不太可能。因此，虞教授特别强调要注意相邻学科发展的动态，要相互补课，成果互相利用。他举例说，现在流行的心态史学，就必须大量发掘和利用文学资料。而研究文学也要关注制度史、政治史的成果。他还不失幽默地提出，在进行论文选题时，要考虑如何进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入侵。另外，他也指出，在本次会议提交的一些文学论文中，虽然借鉴了部分史学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却没能注意，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尽力克服这方面的缺憾。

有别于前面几位学者的宏观思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王兆鹏教授的发言，主要是向青年学者点拨论文写作的技巧。他首先指出，论文的题目一定要与内容相适应，要做到准确、新颖和简练。论文题目要有充足的信息量，便于检索；要能将论文的闪光之处涵括在论文标题之中，引起读者的兴趣；论文各小节的标题要具有概括性。他举例指出，本次会议的一些论文，要么题目过大，信息量不集中；要么选题很好，但是标题过于笼统、含糊。接着他提出，论文写作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不仅如此，在论文的一开始，就要单刀直入，提出自己的问题意识，否则读者很容易丧失继续阅读的兴趣。对此，《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先生补充说，自己在审稿过程中也有两点体会：一是许多文章的题目是论题，而不是问题，失之宽泛；二是一篇文章写不清楚往往是没想清楚，没想清楚就写不清楚。最后，王兆鹏教授提醒青年学者，学术论文也要具有可读性。写论文时，不能平铺直叙，过于呆板，心中要有读者，要能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会议，是宋代文史研究领域突破学科界限，面对面进行碰撞和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虽然对于彼此学科仍显隔膜，对于彼此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明显把握不够。另外本次会议的论题也稍显散乱，无法形成热议的焦点，但这正说明了举办此次论坛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希望今后能把此种形式的论坛继续举办下去，并在会议形式和议题设置上做更精心的设计。但无论如何，此次“宋代文史青年学者论坛”开启了一个学术交流的新模式，其意义必将在今后日渐显现出来。

（林岩 刘成国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