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0日至13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及美国、日本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文学遗产》竺青副主编受《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刘跃进主编委托致开幕辞，高度评价了新时期以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指出文体学研究的理论指向，不应是回归过去，更应着眼于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因此，如何在西学强势背景下，创建中国现代文体学理论，是每一个学人应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山大学吴承学先生在开幕辞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兴盛意味着中国学术对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与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他提出要建设超越古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研究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融通语言、艺术、哲学、宗教、历史、考古等多门学科，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宏观地审视中国文体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凸显文体学在整个文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大会共收到论文68篇，涉及诗、文、词、戏曲、小说等文类和文体学研究各个层面的问题。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三场大会报告和八场分组讨论，主要论题如下：

一、文体学学术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文体学已由冷门变为热点，研究方法、思路日趋成熟，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对文体学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提出新的发展方向，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心之一。社科院文学所孙少华以先唐文体学研究为例，分析了新世纪十年来在文体学史、文体与文化、文体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史研究“述”多于“论”；缺乏宏观上的理论总结，有碎片化倾向；“措意为文”现象比较突出，刻意求新而忽视了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文体学价值；胸中少丘壑，对学术发展的宏观思考与人文关怀不足等。针对以上问题，作者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思考与对策，主要有加强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深化文体产生、衍化及其对古代文学影响的研究，在重视文体学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关注已经亡佚的文体专著的辑存、研究工作等。

苏州大学罗时进对清代诗歌文献和作品的数量做了初步统计，认为按最保守的估算，清诗作者在十万以上，传世作品约八百万至一千万首，是清以前历代诗歌总数的十倍之多。如此数量庞大的作品，绝大多数没有得到搜集和整理，随时面临亡佚的危险；至于相关的研究，更是远远滞后。为此，作者呼吁尽快开展对清诗稿本的征集和整理，继续推进大型清诗丛书的出版；在此基础上，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清诗研究。因为这是目前古代文学学术界最为广袤的学术原野，未开垦的处女地比比皆是，最容易出学术成果。

除了大陆文体学术史，还有学者关注到海外的研究状况。如戏曲研究家久保天随曾经提出，森槐南博士为日本明治时代戏曲文体研究的开山。但青木正儿在1948年说，狩野直喜是“日本元曲研究”的鼻祖。此说虽晚出而影响极大，遂使森槐南在戏曲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湮没无闻。中山大学黄仕忠通过对森氏戏曲研究、教学活动及当时产生的影响的深入考察，认为日本近代学术史上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是森槐南，而非狩野直喜。

二、文体形态及其源流演变研究

文体形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论题之一。从提交大会的68篇论文看，有25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足见其受关注程度；从所涉文体看，除了诗、文、词、曲、小说等大文类外，更有文类之下的具体文体，如诗有古诗、律诗、乐府等，文有成相、墓志铭、露布、祈雨文、论、字说、进故事、八股等。其中有些是学界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充分的文体，如福建师范大学郗文倩在文献考察、文本辑录的基础上，界定“成相”的文体界线，揭示这种文体在形制、拍节节奏、唱诵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考察了宋代“进故事”文体的由来、体式特征及其史料价值；中山大学张海鸥、浙江工业大学刘成国都以宋代广为流行的“字说”作为考察对象，前者重在分析宋代字说的文体特征及文化意蕴，后者系统探讨了字说的文体渊源、流变、社会基础、创作模式、文体功能等，论题虽相近，而关注点多有差异，对某些相似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些论文探讨的对象，多是今人不太熟悉的文体，丰富了学界对多姿多彩的古代文体形态的认识，体现了文体学研究不断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

对于一些已有研究比较充分的文体，与会学者也力图有所突破。如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从墓志文的成文过程切入，认为墓志铭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留有不少空格，是不完整的文本；上石以后，空格得以填补，墓志铭文本才真正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原纸上文本的内容往往遭致篡改。北京大学杜晓勤认为学术史上有将“新乐府”扩大化的毛病，混淆了新乐府和讽喻诗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诗体概念。白居易《秦中吟》只是讽喻诗，而非新乐府。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中唐元和年间并未出现过新乐府创作热潮，更不存在所谓的“新乐府”运动。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探究露布的文学、美学价值，湖南大学郭建勋考察张衡在诗赋形制上的创新，台湾中央大学王力坚对六朝园林文学研究的拓展，西北师范大学董芬芬对《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关系的考论，中山大学黎国韬对宋徽宗时期传入朝鲜的中国乐曲《五羊仙》大曲曲本的探讨，广州大学吴晟对说唱体与叙事诗体异同的比较等，都有值得关注的创获。

   关于文体源流演变的探讨，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利用出土文献考察楚辞中“猗”字的音乐特征及其与早期戏曲演唱的关系，从而为探讨戏曲起源提供了新的视域。中山大学康保成认为，中外戏剧史上都存在一个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就中国而言，金元杂剧是“一剧之本”时期，演员依附于剧本；明末清初，演出技巧的高度发展使“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逆转；随着“花部”的兴起，戏曲“以表演为中心”的命题得以确立。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指出，杂剧的“北”、“南”之分及其变迁之表征，其根本缘于中国古代文学抒情言志观念的强力吸附，导致戏剧本体特征的逐渐消解，日益趋近一种以诗骚传统为灵魂的抒情文体。中山大学石育良从全新的时空意识、全新的叙述者等形式特征入手，力证六朝小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正式兴起，否定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学术史定论。日本九州大学西山猛考察了唐宋小说中“听话者”称呼的历史演变，并以此窥究从唐代《游仙窟》到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小说文体变异。广州大学纪德君探讨了清末报刊连载对小说叙事的影响。

三、文体与文化研究

文体与政治、学术、宗教、语言、文化等现象的关系，也吸引着较多的关注。香港教育学院陈国球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对诗与史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考量。广州大学曾大兴就文学地理学的建设问题提出构想。中山大学张慕华认为，南北朝时期佛事文体形成了规模化的创作，并出现体式较为固定的范本，标志着中国佛事文体的成形，是佛教本土化的产物。佛事文体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仪文，而是兼具社会功能和审美意味的礼仪文体，是中国古代文体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考察了中古学人之诗围绕“学问”展开的特点，以及学人之诗三大类型引导诗歌发展的意义。浙江大学胡可先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唐代墓志的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紧密关联。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认为，在词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尊体的要求。帝王词作在“尊体”过程中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帝王作为国家形象代表和伦理道德典范，在歌词创作领域推尊词体，走向高雅，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暨南大学邓乔彬从地域特征和文化环境差异等方面揭示了宋末元初词雅曲俗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一代之文学”的兴亡、转移的影响。中山大学史洪权考察了元代采诗制度及其对文人、文学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认为，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是近代文学文体着意变革创新、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型例证，具有独特的文体史和文学史意义。中山大学安东强探讨了清末废八股而保留四书义、五经义的举措所产生的文化反响和文体学意义。

还有学者关注到文体在异域文化中的接受与传播问题。日本九州大学中里见敬通过比较、分析日本明治时期《茶花女》的翻译情况，重估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翻译小说在当时的东亚接受西方文学这一历史时期文脉中的意义和成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蔡宗齐有感于英语世界向不懂中文的学生讲授近体诗基本只讲内容，不讲韵律的局限，在高友工先生提出的三条格律规则的基础上，仔细推敲，逐步形成一种分析、解释近体诗格律的新方法，经过多年的课堂实践，证明效果很好。这种方法对国内近体诗研究和教学也有启发、借鉴意义。

四、文体理论与文体批评研究

文体理论与文体批评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内容。澳门大学邓国光认为，早期总集兼有选文和“解释评论”的功能，属文章学范畴，不同于唐以后很多以搜集全备为旨的总集。文体之学是总集文论最为突出之处。崇雅则是总集文体学的根本主张，在崇雅的基础上开展一套以儒家价值为中心的文论系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桐生提出，《论语》可分为格言体、对话体、记事体和历史旧闻体，其中前两类文体最具代表性，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多有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在对《孔子诗论》第一简所载三句话，尤其是“文亡隐意”说进行文本考释的基础上，论述孔子对散文本质特征的揭示及其理论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详细考察了前四史收录文学作品的情况，并与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作比较，进而探究唐前文学发展和文体观念演变。上海财经大学朱迎平考察了宋代文体分类中形成的古文、四六、时文三大文类鼎立并存的格局，以及这种格局对当时和后世文体学的影响。社科院文学所石雷通过分析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引方苞论古文的一段话，认为方苞论文以儒家思想和唐宋古文为文体本位，立论既有时代气息，也具理论高度，对于桐城文派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暨南大学程国赋就《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唐传奇以及明清通俗小说的命名情况与小说文体的关系展开探讨，认为小说命名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文体特征以及文体演进轨迹。南京师范大学曹辛华对民国时期词体理论批评的进程、特点进行了梳理与勾勒。华东师范大学朱惠国认为，1940年前后发生的午社“四声之争”，是词学界对晚清以来持续不断的梦窗热的反思与反拨，表现出再次解放词体的内在要求以及对词体功能定位的重新思考。

   此外，探讨文体理论与文体批评的还有首都师范大学贾奋然《挚虞<文章流别集>、<文章志>的文学史意义》、中山大学李晓红《论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开新》、江西师范大学汪泓《宋代“体格”观念对朱熹<诗经>学影响之论考》、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夏令伟《论宋人的论体文观念》、华南师范大学李光摩《<日知录>“诗文格式”笺证》、中山大学戚世隽《明清<诗>学观与曲学思想》、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刘兴晖《略论晚清民国的唐宋词“新声”及其意义》等论文。

五、文体学周边问题研究

中山大学刘湘兰提出，《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依托道家气化宇宙论，建构起道教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中的文气说，对后世文学理论中的文气论有所影响。香港岭南大学汪春泓对诗学史上曹植迥出同辈的崇高地位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曹丕代表了“诗缘情”的线索，对南北朝诗歌有开创性的影响，是沟通建安与齐梁的津梁，这点却为学界所忽略，故需重新审视曹植兄弟的诗歌史地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杨昊鸥认为，宋代修辞学深化、拓宽了《史记》的文章学研究思路，完善了《史记》接受的主要形式，为明代《史记》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四川大学吕肖奂考察了宋代“分题分韵”作为一种集体唱和活动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意味和意义。社科院文学所张剑力图打破古代文学研究的固有模式和“规定动作”，对两宋之交范浚诗歌的多种文化和文学意蕴作了充满学术个性的探讨与描述。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认为，叶适在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对古文提出了义味和典雅的要求，将唐宋古文运动思想推向成熟，并深刻影响了明清古文思潮。复旦大学郑利华考察了自明初以来逐渐成为主流的宗唐诗学倾向，在正德、嘉靖年间文士观念形态上的承传与演化特征及其特定指向，进而窥究明代唐诗宗尚意识的演进之势。中山大学何诗海对“明文极于弘治”这一明清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断作了深入考察，揭示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丰富意蕴以及在后世的发展衍变。北京师范大学张德建从茅坤的知识世界与精神境界的构成入手，试图解析其官僚意识、历史意识、文人意识之下的思维方式，从而探讨其散文的基本表现模式。北京师范大学王润英提出，王世贞在序文写作中根据不同的主体间关系，运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在一致与不一致的对话中，同书籍编著者达成主体间的谐融，从而实现书序文的生成。上海财经大学朱丽霞认为，吴兴祚幕府的巨大文学成就，成为晚明向清初文坛的自然过渡，引领了清初文坛的全面繁荣。复旦大学陈广宏考察了以吴汝纶为领袖的清末桐城派后学，处身于中西文化激荡的环境中，利用在新式学堂教授的场合，整合传统学术资源，在力延古文一脉，尝试建立一种系统的文章学的同时，也逐步实现向近现代人文学术转换的进程。中山大学彭玉平对王国维文艺观与庄子的关系作了深度探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李杰玲考察了清末广东诗人与日本明治文坛的交流及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论题广泛，内容丰富，学术观点、视角和方法都有较大创新，不仅为古代文学和文体学提供了前沿性的成果，更在延续、深化前三届文体学会议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局面作了新思考和新开拓。在闭幕式上，杜桂萍与张剑代表与会学者发表感言和总结，《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致闭幕词。他们一致称赞此次会议以学术为本位,是一场风清气正的高层次、高水平学术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