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4日，“古代戏曲研究前沿问题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会议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华南地区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就古代戏曲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讨论。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自己与《文学遗产》之间的深厚学术渊源，并就刊物对古代戏曲研究的支持与引导表达了感谢之情。《文学遗产》编辑部副主编竺青编审在致辞中表示，《文学遗产》今后会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并请专家学者对如何办好刊物多提建议。

中山大学康保成提出，当下的戏曲研究有式微的态势，这不仅表现在老一辈学者陆续离世或淡出后所呈现的人员凋零现状，更在研究方向的日趋窄化有所体现。针对这种现状，他谈了原先计划编撰的“中华戏剧通史”的思路，努力编撰一部全面贯通的中华戏剧史，借此机会让戏曲学科丰满起来。而一部中华戏剧通史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下几点值得重点关注。第一，除了着眼于纵向的古今之通，戏剧通史之“通”，更要在案头与场上、农村祭祀戏剧与城市娱乐戏剧、戏曲和其他戏剧形式、汉族戏剧和少数民族戏剧、大陆戏剧和港澳台戏剧，以及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等横向研究上；第二，一部好的戏剧通史必须直面戏剧史上的疑难问题；第三，戏剧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应该“眼光向下”，即在研究范围方面提倡时代“向下”，在研究对象方面提倡从经典文本走向民间的活态戏剧；第四，有志推动戏剧研究的学者，应注意学识的拓展与理论水平的提高。此外，康保成还认为，在戏曲研究领域，学者们应开阔眼界，多关注戏剧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博采纵长，有所思考，唯有在互相与切磋中，大家才能共同丰满这个学科并推动其向前发展。2013年是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发表的一百周年，他充分肯定了王国维在戏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开创性成就，希望后辈学者能公允的看待其研究中一些有待修正之处。最后，康保成就《文学遗产》实行的匿名审稿制度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他表示，“匿名审稿制是一把双刃剑”，其优点在于可以避免人情稿、关系稿，但也仍存在完全匿名可能性不大、好稿子的通过难度加大和审稿时间过长等问题。

广州大学刘晓明强调了构建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系统的突破性作用。他指出，建构理论系统难度很大，因此，大陆研究的重点是理论阐释而非理论建构。西方的文本研究，其诠释带有本体意识，缺乏文献研究的概念，这正是其现存的不足。与之不同，文献基础正是中国学术的重要特点，学者们可以通过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来与西方的理论进行沟通。刘晓明认为，如果能在这方面作出超越，中国的学者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中与西方展开探讨与对话。

中山大学陈志勇汇报了中山大学中国戏曲研究团队近期整理“全明戏曲”的工作收获。现已基本整理完全明戏曲的275个杂剧成本，并正在展开的明代传奇整理工作。遇到 “同曲异名”和“同名异曲”等问题，目前仍在克服中。他个人主要负责明代戏曲的辑佚工作，这也是明代传奇编撰过程中的前期工作之一。经过这几年的共同努力，已发现了不少没有被著录或影印的剧本，尤其是明代戏曲散折数目惊人，梳理难度较大。陈志勇今年暑假就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水浒青楼记》的新版本，以往著名的目录学家都都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类似的发现会不断的丰富古代戏曲小说的研究内容。最后，他表示，细致的辩证、考据工作必不可少，否则文献的价值也就无法体现。

中山大学董上德主要就如何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守正出新”，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守正”具体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戏曲研究学科，就是如何重新看待董每戡先生和王季思先生留下来的学术财富。两位老先生的学术路数虽各有不同，但都值得后辈借鉴。王先生是有着经学的功底、文献整理的经验、诗词创作的鉴赏与体验和文本解读的精神史思路；董先生的路数则为舞台经验、编剧实践、中外戏剧理论的修养、对戏剧史脉络的思考和文本解读的立体化思路，二者的落脚点皆为文本解读。董上德认为，要在结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则应回归古代戏曲的文化语境，体味古人的群体心态。在任何一个时代，一部剧目的流行都是由群体选择所决定的，而群体选择与审美、社会学乃至于民俗学等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我们需要借此思路来理解中国人情感结构的形成与走向。在戏曲研究领域中，“守正出新”之“新”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归戏曲艺术的本体，去体会前辈先人们的喜怒哀乐，并由此了解他们对国家、社会和族群的认同和梦想。

黄天骥表示，作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刊物，《文学遗产》不仅是国内学术期刊的标杆，更是培养年轻学者的摇篮。结合着当下古代戏曲的研究状况和个人的治学经验，他给《文学遗产》今后的办刊提供了许多建议。首先，他认为《文学遗产》应吸取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办刊做法，通过引发争论来引导学术界，抓住话题苗头来启发学术界。其次，针对《文学遗产》“论”少了而“证”多的发表现状，黄天骥先生认为刊物应引导当下的学者利用文献，去解读背后的文化含义、去发现文献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去认识中国文献的价值。他认为，在对待文化遗产，应该做到“以我为主”，必须争取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文学有上千年积累底蕴，其古典文学已经具备了一套特有的价值理论体系，学者们不应该用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中，《文学遗产》必须紧紧把握住话语权，并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是如何影响和启发后人的。最后，对比先辈先贤，黄天骥先生谈到了当下学者创作才能缺失的现象。细数前辈学者，以董每戡先生、王季思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为例，他们的创作才华都十分出众。如果不懂艺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就无法对作品的好坏作出评判。他希望《文学遗产》能在今后的办刊中试着改善这种现状，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体系为基础，多发一些理论性的论述，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动向和方法提出建议，从而指导学术界的研究走向。

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表达了他对古代戏曲研究文献方面的想法。他指出，现在的学者比较注重固化的物质形态的研究，但在研究中起重要作用的往往是没有固定形态的经验方法论。因此，学者们不能仅停留在文献和固态文本的研究，更要深入探讨其背后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态意识内容。除了剧本形态和演剧形态，戏曲还有剧场形态，而与剧场交流语境相关的问题，是对文本文献研究思路的一大突破点。此外，陈建森先生还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要对戏曲进行活态研究。作为文学和艺术的结合体，戏剧是在人文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潜理解的积累下成形的，作者在创作时需要考虑作品是否具备在市场演出的特质。在他看来，从物质形态的文献文本研究走向文体的非物质形态的研究，从文体的研究走向本体存在的研究，从文本的文体分析走向文学理论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研究，这是古代戏曲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中山大学戚世隽就文学研究的三个维度发表意见。由于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比较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和种族文化的影响，因此，从西方的角度去完全的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在她看来，还原事实与真相是三个维度中最具有科学性的，它既包含了对文本原样的还原，也涵盖了对文本生态环境的还原。

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从清中晚期和近代文学研究的两个角度切入，谈论了他对戏曲研究的看法。他认为：第一，戏曲文献的整理工作必不可少，因为它能推进戏曲研究的工作。第二，戏剧史中经典作品的本体研究应得到重视。近年来，戏曲研究多从外围切入，而作品的内部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仅从事作品外围研究是不完备的，因为不回归文本的内部分析，作品的精彩微妙之处也就无从说起。第三，对近代戏剧史的研究应立体多元化。既然中国古代有那么一种相对固定而又变动的形态，近代戏曲的形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发生的变化应得到重视。第四，应重视戏曲与其它的文学文体、非文学文体和学术思想文化风气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中，戏曲有雅俗兼备的文体特征，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之中，戏曲必然会和其它文体发生关联。能不能在进行戏曲研究的时候丰富一下其多元的角度也是该领域研究的突破口之一。第五，如何突破戏曲研究领域的理论缺失问题。相对于诗文，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理论范畴和话语系统比较落后，一旦剥离了西方的理论范式，便会面临失语的困境。这方面的缺失使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困境重重，这在戏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而克服方法则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左鹏军先生希望《文学遗产》在今后的办刊中，能多选取有思想深度和锋芒的文章以引导学术界，并有意识的去发现一些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成果。

中山大学宋俊华以“戏曲的传承”为中心，发表了他对戏曲研究未来发展的见解。他指出，过去的研究多从文献文物入手，却甚少从戏曲的活动群体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学者们应把戏曲看成是有生命的活体，去探索戏曲研究的盲区——民间——戏曲小说活跃的土壤。在他看来，环境生态是戏曲的本体，对戏曲的研究要从民间去挖掘资料。他认为，戏曲本身就是民俗生活的体现，这是除文学、艺术之外戏曲本体的最大特点。在舞台上，戏曲的解读是多样的，可在文本中，戏曲的解读则比较单调。文本、文献考证只能解决戏剧小说的部分问题，涉及演出性质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掘。宋俊华希望《文学遗产》能在古代戏曲小说领域稍微扩大“文学”的概念，把剧本文本以外的文学形态也纳入其中，引导该领域研究的转型。

中山大学黄仕忠以“戏曲文献的整理方法”出发，与在座的学者分享了他近年来所积累的工作经验。秉承着把戏曲及俗文学文献家底摸清楚的理念，他近年在继续传统戏曲的寻访整理的同时，还进行了“子弟书”、“潮州歌册”和“木鱼书”等的说唱文学文献整理，致力“中国俗文学大系”的编纂。在他看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经历目目编纂、具体研究到整个戏曲史的观照的过程，其方法值得借鉴，因为整理材料和编目是不可忽视的前期工作。只有只有把第一手资料弄清楚，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研究，才会在各个领域有新的发现。黄仕忠指出，不能用纯文学的角度去看待通俗的东西，学者们应转变固有的观念，从大众社会群体的审美观念与思想理念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

华南师范大学李静指出，对于戏剧的当下和未来，学者们要特别注意其变化的节点，新形式媒体的出现与普及，必定会给戏剧的发展走向带来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徐燕琳也就“如何处理好与外国理论体系与其它学科之间建构的问题”发表观点。广州大学王风霞主要以民国时期的话剧演出为切入点，探讨它与戏剧演出之间的关联。广州教研所罗旭舟认为，除了“可遇不可求”的原典材料发现，系统的文献整理也能有新的发现，当下学者要善于“翻陈出新”。

出席本次会议还有中山大学的钟东、丁春华，广州大学的张蕾、仝婉澄，华南师范大学的肖少宋，华南农业大学的徐燕琳、白海英，以及广州工业大学的卜亚丽等。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