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5日，《文学遗产》编辑部与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暨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协办的“古代小说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这次研讨会旨在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进一步向前拓展，与会代表围绕着当前古代小说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文学遗产》在古代小说研究选题、栏目设置等方面提出意见与建议。

作为主办方，《文学遗产》编辑部副主编竺青编审、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程国赋教授分别致辞。竺青编审强调，《文学遗产》编辑部一向注重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和沟通，追踪学术研究的前沿。程国赋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的概况和发展目标。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目前已形成三个较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即：中国古代小说传播与接受、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

与会代表围绕会议议题畅所欲言，概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代小说选题研究

古代小说研究选题一直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能否真正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王进驹（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首先谈到目前从事的三个主要课题，分别为清和近代岭南小说研究（包括岭南籍和游宦岭南的文人）、自况文学传统和小说戏曲、满汉关系与清代小说研究（包括个案研究和旗人小说创作）。满汉关系在明末、清末最为明显，清中期不太明显。刘湘兰（中山大学中文系）对2000年迄今共13年间《文学遗产》所刊古代小说论文进行统计之后提出，有关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不足110篇。其中先唐小说计有6篇。可见无论是先唐小说研究还是整个古代小说研究的选题和范围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史小军（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由所从事的明清小说研究领域谈起，认为选题要有创新性，如“聊斋女妖”、“红楼命案”和“明清文学形象男性弱化”等。纪德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指出，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选题所具备的传播意识不足，“看点”较弱，同时强调学者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有话题意识，如“小说文体学”等都成为小说选题创新的案例。作为当代精神文明的明清小说文本，建国以后发行量远远超过古代任何时候。而媒体学与经典名著的关系更是已经有学者以艺术学项目申报到国家课题。宋小克（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提出，过去的研究多是以神话解释小说，现在可以尝试以小说解释神话。他以探讨《桃花源记》的成书与《诗经》、《山海经》的关系、先秦诸子文体与小说的承继关系作为例证加以说明。曾肖（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提到，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选题值得关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夏志清、余英时和潘重规等先生。为什么历史学家对《红楼梦》兴趣高涨？索隐派文学研究的功过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客观看待。

罗立群（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重点介绍武侠小说和苏曼殊等方面的选题研究。耿淑艳（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论述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圣谕宣讲文学的课题，其具体研究对象包括相关小说、散文、诗歌。马莎（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着重关注词学研究基础上与小说的互动关系，并通过具体事例分析周邦彦的形象在历史上的转变。王瑾（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介绍其本人在博士论文《〈夷坚志〉新论》的基础上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是辑佚文献，从史籍、方志、诗话和词话等之中，目前已经找出来十几则。《夷坚志》的辑佚工作有助于推动《夷坚志》对“三言二拍”影响的研究。二是以《夷坚志》为出发点，探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间的互动。程国赋结合其目前从事的《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展开论述，涉及的具体内容包括小说篇名和小说人物命名。他介绍到，有关小说命名的相关研究，晚清时期已经出现，上个世纪相关研究论文共有100余篇。整体而言，很多只是介绍性文章，围绕小说命名出现5篇硕士论文。当今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个案关注较多，整体论述较少；人物命名研究多，小说篇名研究较少，很少结合元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进行整体阐述。

在《文学遗产》有关古代小说研究选题、栏目设置等方面，王进驹建议《文学遗产》设置有关学术论争的专栏，因为孤立地去看单篇论文效果不如分组研究效果明显，没有学术论争是不会有学术进展的。当然“争”不是漫骂，不是相互诋毁，而是争鸣。程国赋也谈到对于《文学遗产》的建议，认为《文学遗产》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期刊，对包括古代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导向起到重要作用，他建议：一是如王进驹所说，增加商榷性文章，多开设一些集中讨论的专栏；二是对青年学者多一些关注；三是学术信息量可以多一些，如学术会议、著作、博士论文、国家社科或教育部等重大攻关课题。

二、古代小说研究方法与态度

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都应引起足够重视。项裕荣（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则就《聊斋志异》中的身体哲学报告了他的新观点：其一、身体与情感的灵肉互动关系。小说有通过身体的微妙变化来描写情欲的产生与控制的现象，如《嫦娥》中的“媚情”产生，《董生》中的掐耳以克制情欲等。二、人体的某个部分如器官如寄生物，会决定人的品性、性情、能力乃至命运，如“拗筋”、“恶骨”、“心窍”、酒虫、鳖宝等。而药物（如“丈夫再造散”、贪酒、淫药等）与巫术，则可以通过改变人体、器官来改变人物命运，当然它们也可以直接改变。三、肉体、器官对人物命运的“改造”，既有其非理性的“神鬼”一面，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此等描写自古便有，文化之溯源则可探至古老的中医理论、道教与蛮荒“巫术”、国人对于命运无常的社会感知等。其理论固有科学之一面，更能映射出的则是蒲氏对于“命运”的无穷感慨与“欲控不能”的深层悲哀。罗立群以武侠小说研究现状为切入点，指出小说传播与媒介有关。例如民国通俗小说读者群达到新文学读者群的七八倍之多。有关《水浒传》江湖形象的描写，亦具有武侠小说性质。再有就关于苏曼殊生平与创作的研究而言，苏曼殊共有6部小说，写作主题主要包括感伤记忆、自况描写和悲情色彩等三大方面，他受到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等影响，作品中经常出现“僧俗之间矛盾”或者“一男二女之间矛盾”等。

关于古代研究的态度问题，陈松柏（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谈到在上海师范大学求学时研究《水浒传》的情形。与当今易中天说书式评讲“三国”不同，学术研究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湘兰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一旦“戏说”演变成“胡说”，大众媒介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应该沟通引导并向一般受众解说经典。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也结合具体例子提到，如南国书香节时有些“说书人”对古典文学的解读有主观跋扈的倾向。他进而补充，以学生为本要按照教育规律来，而不是由着学生性子来。李南晖（中山大学中文系）补充强调创新是一定功底基础上的创新。马莎认为，历史真实中的周邦彦并非风流才子形象，王国维曾经对此有所辩驳。至于笔记小说记载周邦彦、李师师和宋徽宗关系多为虚构性成分，被早期文言小说如《宋公明闹元宵》以及《周邦彦传》等喜用，由此引申出流传与接受问题，把文学材料当史料使用。这种现象会影响后人观点，进而影响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甚至政治立场的把握，这是古代读者、批评者存在不求真实而以审美为主的文化现象。她同时指出此种构思缺乏文献积累，切入点也需要合适的角度。耿淑艳提出就阅读和审美角度来说，武侠小说比莫言小说可读性强，此类武侠小说在民间流行的原因何在？中国文化暴力性一面很少得到正视。传统文学文化不仅具有温柔敦厚的一面，底层文化被绑架受伤害的现象也非常明显，并以自己所研究的圣谕宣讲小说作为分析。

史小军认为具体到《金瓶梅词话》研究，通过全书通读发现全书于第88、89等回因袭《西厢记》“崔张约会”多次。有人提出《金瓶梅》前八十回和后三十回叙事风格不同，因而作者也不统一。通过文本细读有助于分析《金瓶梅》偷情故事的叙事策略，进而从《金瓶梅》偷窥窃听描写看人性和小说构思。这种“性心理”展现同样出现在古代艳情小说文化阐释当中。因此，通过文本细读和文化阐释来解读《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小说成为常用方法。纪德君强调叙事策略可以灵活调整。媒介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值得关注，读者定位和传播意识也非常重要。李南晖陈述小说研究主要从文献和史学结合入手。唐代小说研究和史传传统紧密相连。抄、印同时存在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受众逐渐变多，海外研究如何看待？简单嫁接不能解决问题，方法没有新旧之分，误用、滥用与关注不足是当今学界普遍存在的弊病。左鹏军主要谈到目前所从事的三个主要研究问题：一是近年近代小说研究印象。当前学界对版本考据、史料考释越来越清晰，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完善，应正面利用网络资源。二是有些领域有拓展，但并不等于深化。如近代小说与报刊和大众传媒等关系、如《民生日报》等重要报刊研究等、对传教士与文学关系、海外故事题材研究，等等。三，学术背景变化之后，涉及到学术史借鉴和前瞻等问题。近代小说研究作为小说史来说是一小块，作为近代文学来说是一大块，但与唐传奇、《世说新语》等研究相比仍有不足。王进驹赞成左鹏军的观点，也认可找到轶文以及对白话小说的进一步影响，有助于把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程国赋以其所从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关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等作为个案分析，阐述古代小说研究的方法与特点。

三、古代小说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开展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必然绕不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李南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创新点少、理论性扶持不够的问题。当代性要求学界综合利用前人成果，譬如在西方近代化蓬勃发展时清代“大儒”们还沉浸在琐细的考证中显然不行。因此，学界需要多加关注域外汉学研究动态，否则就造成学术研究的不完整性和资源重复。另外，年青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感也使他们逐渐靠近西方文化，这是引导大众走进传统文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罗立群提出宋江形象的形成是个渐变的过程，如历史上著名的大侠郭解，其逃走情节与宋江逃走情节相比较则颇值玩味。他进而论述到宋江的人物形象认为，宋江相貌不如玉麒麟卢俊义等，武艺不如林冲等，但是却能领导众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品质有关。宋小克谈到《桃花源记》中的乐土不仅出现在《诗经》、《山海经》中，四川某地也有相关传说。先秦寓言神话影响后世小说创作，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尊显的太师、太傅在先秦时期却经常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左鹏军指出，诗文创作研究一直是大头，戏曲小说研究的壮大需要概念性引导。近代小说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拓展虽有进展但还是不够。随着印刷技术提高和报刊出现等，相关资料会翻倍发展。与此同时，对容易到手的材料反应迟钝。内容拓展和研究创新的诉求需要文献支撑。二是缺少具有很强的学理性、方法性意义创新的研究。当今学界的各种研究相当多地借鉴西方语汇，但如现代性、近代性等基本概念仍不够清晰。关于小说叙事等方面研究，目前以陈平原先生最有代表性，比如叙事策略、叙事时间等提法，但目前多数未能突破陈先生研究。此外，有些研究过于琐细化而缺乏足够的价值。三是老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缺陷，如侠义、公案等小说类型的研究。五六十年代看似常见的问题，现在可以重新思考。比如谴责小说究竟价值何在？鸳鸯蝴蝶派是否毫无是处？四是希望研究者具备宏通的视野和批判的精神。学术研究和审美都需要观照考量的距离。再者，学术研究思想深度和文化关怀不够。如单一作家研究需要汇通连贯性，研究者都认为各自的研究很重要。各色各类小说的大量增加带来复杂的影响包括正、负两个方面。非小说家身份的人物参与小说创造也值得关注。如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就包含了大量的议论，利用大众传媒连载体式。近代小说理论曾经兴盛过，为什么近年来又淡出了？真正进入小说本体的研究很少，这又是什么原因？最后，应该思考近代小说与相关问题的联会沟通关系。为什么文人群体多在苏锡常一带，而杭嘉湖一带又是另一种风貌？再如澳门、香港和广东地区等地域文化小说创作。他最后呼吁研究者多关注这些有很大研究空间的议题。蔡亚平（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谈到目前自己重点关注中国海洋文化与小说的关系。中国不仅是内陆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海洋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如关于最近中日岛屿之争在明清文献中即有记载。一些已有的学界成果如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体现了相关研究思路。从事这一课题研究，一方面梳理历代有关海洋小说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就包括岭南海洋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类型、特点、文化内涵等进行考察。何亮(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以叙事学和文体学相结合的视阈,在对融入汉唐小说的文体进行全面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学界关注甚少的书牍文入手，考察书牍文与汉唐小说之间的相融、互渗对汉唐小说文体生成、演变的意义。

此次“古代小说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广东地区从事小说研究的众多专家、学者，会场气氛热烈活泼，各位专家一致肯定《文学遗产》对推动学术界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也对作为古代文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今后的栏目编排、审稿用稿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与会者都能够就自己目前开展科研工作的心得和遇到的困惑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