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5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前沿问题中青年学者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通大学、安徽财经大学、阜阳师范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15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包括：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对《文学遗产》先秦两汉方向选题、编发质量的批评与建议；与会中青年学者对自己当前所作课题的介绍。

研讨会首先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韩高年教授主持。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与《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编审分别致辞。赵逵夫教授在致辞中说，《文学遗产》不仅是几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园地，也是一面旗帜，同时也是全国古代文学研究发展进程的一个窗口。很多老一辈的学者，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同时在端正文风，引领扎实、良好、严谨的学风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竺青编审则感谢长期以来西北师范大学以赵逵夫先生为首的专家团队，以及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的大力支持。此后，学者们进行了三场讨论，分别由西北大学张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和西北师范大学马世年教授主持。

关于什么是学术前沿的讨论。西北大学孙尚勇教授认为，前沿就是以前学者不喜欢谈、不愿意谈的问题；另外，前沿也就是边缘。过常宝教授认为前沿就是理论创新。张弘教授认为，前沿就是将现象问题理论化，给人一种前瞻的理论框架。韩高年教授认为，前沿就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去创新，就是破除常识的误区。只有真正回归经典，细读文本，回归文学本位后，才能到达学术前沿。马世年教授认为，能够代表宏大命题和重大问题的研究就是学术前沿。研究有时可能是很具体的，但具体的研究背后一定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有一个很宏大的命题。南通大学许富宏教授认为，域外文献研究是目前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前沿之一，应该给予关注。西安交通大学罗军凤副教授认为，前沿的英文是frontier，是走在前面的意思，就是常人罕至的一个地域。所谓“前沿”，要兼具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山西大学郭万金教授认为，只有守正，才能出新。所谓的学术正脉，不仅仅在于文风的刚健，学术方法的规范，更在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古代文学的创新，就“新”在我们学科的自知之明，就在于我们一直在反思。文学是阐释学，是自我阐释与他人评价所构拟的阐释世界。所以，文学研究必须要引进一种阐释的思路。学术正脉上的思路转向，是一个阐释方法的重新思辨，这个地方就是守正出新的“新”之处。只有这样，“正”和“新”才能很好地挽结。同时，在文学研究中，要反对文学进化论、遗产论和机械的庸俗的社会反映论。

与会的中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还讨论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诸子学研究。许富宏教授一直致力于先秦子书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出版了《鬼谷子》和《慎子》之后，正在进行《尉缭子》的整理研究以及《吕氏春秋》的研究。其《吕氏春秋》研究主要是史料的对比，重点关注原来客观的历史记载，如何演变成后来诸子散文里面多姿多彩的文学片段。孙尚勇教授正在补续完成一位西北大学已故老师的“《庄子》西学阐释研究”项目，将其由十万字扩展到二十万字。马世年教授则关注先秦两汉子书的成书以及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问题，同时还在进行《新序》研究。他认为，我们现在谈论轴心时代，一定要比以前具体一些。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春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比如孔子、老子等，其实不是就他们个人本身而言的，更多的是就他们的著作本身而言的。我们现在理解轴心时代，一定要将那本书的成书结合起来，要谈那本书与学派的关系，要和古书的体例以及古书的形成结合起来认识。兰州大学杨玲教授正在做先秦法家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阜阳师范学院王启才教授正在进行《吕氏春秋》文献辑考与唐前接受研究以及《吕氏春秋学术档案》的撰写。

2、文献尤其是域外文献的整理研究。有韩高年教授的《先秦诗编年考校》和《楚辞语言词典》；许富宏教授的域外楚辞文献的整理（包括影印、点校、翻译）；复旦大学罗剑波副教授的历代楚辞评点研究；郭万金教授的中日韩《诗经》学汇总与东亚《诗经》学研究；罗军凤教授的清代后期开始的儒家经典的外译以及域外《左传》学研究。罗军凤教授还特别指出，域外有一些学者利用语言学来进行《左传》研究以及先秦文献年代的限定，在现今的国外《左传》学或先秦文学里，仍然延续了这个语言学的方法，这一点在国内却很少见。所以国外汉学界有一些成果还是很值得介绍，有很多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3、文体研究。韩高年教授一直致力于春秋文体研究。他主张，对文体的研究，应遵循刘勰《文心雕龙·序志》里所说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思路与方法进行研究。西北师范大学董芬芬副教授则关注先秦小说与春秋辞令研究；王启才教授一直致力于秦汉文体尤其是奏议文的研究；马世年教授则关注汉代诗体流变问题，并主张应将汉代诗歌的诗体流变与汉代诗歌的再评价结合起来。通过引进诗体演变的视角，则汉诗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贡献不在于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方面，更多的在于诗体形式方面。

4、散文研究。过常宝教授从行为方式、话语方式的视角对先秦文献进行透视，梳理先秦文献的功能。他认为，特殊的人群有特殊的话语方式、话语权力，因而形成了特殊的职事和特殊的制度。他关注的是，从话语方式向前追溯制度和职业方面的考证，以及对文献、文体的影响。安徽财经大学丁进教授主张从文章学的角度研究青铜器铭文，结合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他特别强调，青铜器铭文研究对历史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以及诸子学研究都有启示。西北师范大学王浩副教授则从传播的视角研究夏商周三代的散文。

5、通史类研究。张弘教授正在主持编纂一部《中国文学通史》，其体例的基本设想是：第一，不强求体例的完全统一，不强求整齐划一，尊重个性。第二，反对流行于中国近百年的教科书体的研究，完全按照材料的多少来取舍。每一章的设定按照专题来设，以问题和现象来设置问题。表面上好像每一章没有关联，但里面是有一根红线贯穿的。同时，也不搞现在流行的博士体。所以，要打破教科书体和博士体，以论文集、通史的形式来撰写，甚至谈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必要追根溯源。另外，还关注一些现象，以问题和现象作为逻辑起点。孙尚勇教授提出要撰写一部中国音乐文学通史。

6、文学理论研究。韩高年教授关注先秦文学理论的研究。他认为，先秦时期文学理论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宝藏可以挖掘。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观念，或者是文学理论，而应该从材料出发，去归纳、总结当时的文学现象、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张弘教授在研讨中重点论述了“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边界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中国学者对文学的涉猎范围。当我们把文学视为一个狭小的天地的时候，我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可能就会被阻碍。当我们把文学看成是一个宽泛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结构也就会随之放大。所以建议青年学者要把文学的概念放大。一放大之后，我们就会从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甚至是教育学，特别是思想史等领域来看待文学。知识结构一拓宽之后，就会打开人的思想境界。视野打开，再反观文学，细读经典，就会读出味道来。同时，他强调，我们研究文学，实际上一切文学也是思想史，它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对文学必须要有一个阐释，就是整理它也要有阐释。这里渗透着研究者对文本的串联，文本和文本何以有关系。当它们有关系的时候将它们串联，思想史就出来了。只要有关联，思想史就有体现。只要有叙述，思想史也就在其中。整理校勘的一个字，一般我们不会想到思想史的问题。但是当一个字和文化史、文学史有关联的时候，它就是思想史，甚至这个字的读音都成了思想史。一个作家的生卒年也会是思想史的问题。当一个作家是孤立的时候，那他的生卒年具体是早一年还是晚一年，都无所谓。但如果当他的卒年和另一个人发生关联时，这个考证就有意义了。这就是思想史的问题了。

7、经学研究。有丁进教授的礼学研究；罗军凤教授的乾嘉之后扬州学者的《左传》学研究。

8、佛教文学研究。有张弘教授的汉译佛典文学研究。

此外，绍兴文理学院俞志慧教授介绍了调腔的晚清民国抄本叙录的研究工作。

学者们还对《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遗产》在引领学术前沿、学科方向、正确文风以及培养新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常宝教授认为，先秦文学研究有其特殊性，与后代的文学研究有很多不同，因而建议《文学遗产》引入西方的“古典学”概念，在先秦文学研究方面可以刊发一些以文献经典研究为中心的古典学的文章。许富宏教授建议《文学遗产》可以多刊登一些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章，因为这样一类文章具有可读性，同时有利于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王启才教授认为，现在的读者越来越年轻化，网络媒体比较发达，因而建议《文学遗产》在搞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加强电子版的制作发行，以扩大传播力度。

经过研讨，学者们认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推进必须回归经典，在重视文献考证的同时加强理论阐释。《文学遗产》编辑部副主编竺青编审和责任编辑孙少华副研究员，分别对每位学者的发言作了学术或编辑方面的回应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