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9日，《文学遗产》编辑部、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前沿问题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文学遗产》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竺青先生、责任编辑石雷女士担任评议，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二十余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与会学者就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发展状况以及对传统学术观念的反思展开了深入探讨，对当下以及未来如何更好地展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继承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寻求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

本次会议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关于古代小说观念的新思考。小说观念的问题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前沿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张庆民认为，《四库全书》所收小说的体例，表明了四库馆臣的小说观念，这和今人对小说观念的叙述和界定有很大差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所收小说内容、体例（包括标题）都有特定的要求。四库提要中对《聊斋志异》的批评也不能一味否定，《聊斋志异》确实存在体例驳杂的问题。《四库全书》对小说的详细分类，对今日文言小说的分类亦有启示。人民大学王昕将传统笔记小说称之为“国学小说”，因为这些小说在目录学上一直被划分在“子部·小说家类”，应当是一种学术著作。这些小说的作者并不认为自己在创作虚构类作品，而是把这些小说当成严肃的著述或者为著述所作的准备。这些小说具有学术性、个人视角、札记体的三大特征，这些特征有别于文学概念中的小说。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则指出中国小说非常复杂，不能用单一的小说观念来看。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小说观念不同，但两者之间又有互动，《聊斋志异》中不少作品就受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李小龙注意到中西方小说存在很大差异。整体来看，中国小说注重传奇性，西方小说注重现实性；中国小说注重沿袭性，西方小说注重独创性；中国小说注重片段性，西方小说注重整体性。中国小说注重娱乐性，不附加道德观念。不能用看西方小说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小说。北京大学李鹏飞强调，中西方小说虽有差异，但相通之处更多。中西方小说的共通之处有助于思考小说的普遍规律，它们的差异性可以让人看出中国小本身的一些特点。今日文言小说的推进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经常在中西方小说观念之间犹疑不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研究推进，取决于方法是否恰当。对待中国小说，他主张首先要从目录学上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再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并将不同的文类的文类系统中去评判。

第二，关于古代小说研究思路的新检讨。《红楼梦》研究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夏薇介绍了她对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她对胡适“高鹗续书说”的几条论据的辩驳，已撰成专文发表在《清代文学研究集刊》上。她认为俞平伯先生晚年的根本性转变，对于《红楼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的关系问题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红楼梦》研究的发展，所以她提倡应将《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视为整体，从文学性和哲学性上来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认为《红楼梦》是如何修订而成的非常重要，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已有的版本进行穷尽型的比对，这样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她借助数字化科技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进行综合比勘，颇多发现。她认为“新红学”以来“曹雪芹家传说”和“高鹗续书说”对《红楼梦》研究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产生了“原著情结”和“原本情结”，所以她建议应当打破脂本和程本之间的鸿沟。人民大学李萌昀认为，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要直面每一个文本本身，讨论具体的版本带来的阅读感受，要将每一个文本的流播和接受视为一个文化事件。这样或许能在传统研究基础上发现一些新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不满足于将明清章回小说的续、补之作统称为“续书”，认为其中分为“续书”和“补书”，“续书”应该指在一部小说的结尾处继续写作的作品，而《西游补》、《新平妖传》等插入小说中或者小说之前的可称之为“补书”。他也不太同意将章回小说分为“世代累积型”和“文人独创型”两种创作方式，所谓“文人独创”乃是指小说的主要人物、重要情节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凡有前人的作品作为基础或参照的都不能称之为“文人独创”。他认为两者之间还存在过渡型的作品，比如《金瓶梅》和章回小说的续、补之作。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指出“才子佳人小说”不仅仅是一种小说类型，而且是中国小说史上罕见的小说流派。“才子佳人小说”的一批作家集中在江南地区，互相修改，互相作序。他们有明确的创作目标，小说形成固定的模式，产生了一批固定读者，根据读者反应又会产生新的小说。这个流派如果放在明清小说发展史上来看，乃是文人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以往的研究对何为“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阶段等问题还未讲清楚。“才子佳人小说”的概念和篇目需要作出更为清晰的辨析。

第三，关于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中国人民大学王燕通过她对十九世纪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的研究，发现海外资料的文献价值：如一些英文目录里记载了一些罕见的小说资料。又如《花笺记》的一种英译本乃是根据一种失传的中文本译成，具有版本上的特殊价值。某些小说也可根据英译本序言上的时间信息，间接地推断创作时间。海外的资料也能提供一些文学史上的新材料，如“中国无史诗”说、孙悟空原型“哈奴曼说”。中国语言大学段江丽介绍了她在日本学术访问的收获，包括：一、对日本当代中国小说学者如金文京、大塚秀高、铃木阳一等人的访谈，其中关于金文京先生的访谈录已经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二、对若干稀见的日本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论著的调查，包括为中国学者所忽视的日本“中国文学史”中的《红楼梦》研究、日本第一部“红学”研究专著——大高岩的油印本《红楼梦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倩基于她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翻译以及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阅读，发现有些研究领域还未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如佛教对中国小说形式的影响、图像和小说的关系、明代文言小说对白话小说的影响、“三言”作者的研究、晚清的小说理论等。首都师范大学詹颂通过她对清代旗人小说的研究，认为对于文学创作者的民族归属，主要要看创作者自身的族群认同感。她还认为晚清京旗小说还有待挖掘，旗人小说的谱系还需要梳理。北京师范大学莎日娜介绍了她对古代小说中“士”和“官”的形象世俗化过程的关注和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叶楚言根据其对古代小说中科举和婚姻的研究实践，提出了文化研究如何和文本研究结合的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目前正从事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她指出可能因为日本汉文小说家都是儒学学者，所以日本汉文小说中文言小说较白话小说更为成熟。在明治时代“欧风”盛行时，他们的“国学回归”思潮中包含了对儒学和佛学的回归，故这个时段的小说值得深入研究。东亚汉文小说存在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此外，如何完善《文学遗产》小说栏目以及进一步推动古代小说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井玉贵认为，面对学界一些重要的成果和观点，《文学遗产》可以组织讨论，形成共同话题；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提出，《文学遗产》应该扩大小说研究的稿量和篇幅，加强选题策划；首都师范大学张庆民建议，《文学遗产》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方向和机会。

竺青和石雷就各位学者的发言以及对《文学遗产》的建议进行了回应。石雷介绍了目前《文学遗产》古代小说研究论文的编刊情况，提议小说研究要有经典意识，注重学术史研究。竺青表示《文学遗产》将继续发挥对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层面的引导作用。日本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也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并简要介绍了日本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状况。

(会场）

(竺青副主编)

(潘建国教授)

(金文京教授)

(魏崇新教授)

(傅承洲教授)

(张庆民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柏英杰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