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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
座谈会上,青年学者们反思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观念,重点对周秦汉唐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文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
徐建委《文学的故事:被发现和重建的传统》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对西方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接受与对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学”概念的摒弃,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范型,突出了“民间传统”及“文学性”的意义,进而造成了文学研究中“剥离与重建”的研究范式,从而带来了研究过程中“问题预设”与本土化“选择性阐释”的弊病。
童岭《“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认为,今天中国文学研究者遇到的困境,主要原因与百年前对“文学”概念的选择有关,即当时选择了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对“文学”的定义,而非“上天以国粹付予”的
罗剑波《“通变”:重新审视先唐文学的递延脉络》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通变”观念,是以他对前世历代文章创作、文学现象的深入反思和回顾为基础的,我们必须深入到《文心雕龙》全书中,去认真把握“通变”的实际内涵及刘勰之心志,而后再去审视周秦汉唐各体文章之流变历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文章以诗赋之“通变”为例作了简要说明,并交待了接下来需重点研究和努力的方向。文章最后认为,以《文心雕龙》“通变”理念为依准,来重新审视周秦汉唐文学,则更能接近于当时的审美标准和文章的内在递延脉络。
林晓光《文献•历史•文本——先唐文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再思》认为,先唐文学研究中,文献与文学分属两个层次,研究者较少注意到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的复杂的矛盾关系。钞本时代文学文献的生成变异,会极大地影响文学面貌的呈现,这本身就应成为中世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的文史不分家、文史互证,其实包含着不同的层次与问题,“文史结合”的提法,需要避免将“历史知识”等同于“史学”、文学流为简单的史料堆积或历史衍生物的做法。而先唐文学研究,还需要避免对具体作品的忽视,应当从个别作品单位出发,对六朝文学运作体系、下笔技巧、构造形式、功能取向进行全面的研究,将不同作品间交互作用、先后演进的过程展现出来。这样才能从新的层面重建六朝文学的框架。
程苏东《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认为,《汉书·五行志》突出体现了部分先唐文献在编撰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为我们深切认识先唐文献的复杂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流传至今的先唐文献,大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为以下四种方式:第一,同一文献的不同流传形态;第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第三,所谓“伪书”或“伪作”;第四,文本内部的矛盾。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要求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必须与深层次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在这种研究理念中,文献学研究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者手段,它本身就成为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方式。
孙少华《问题•方法•范式——古代文学现代性转化的思考》认为,晚清民国结合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对经、史、子三部向“文学”转化的思考。中国古代典籍出现的甲乙丙丁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决定了“集”部与其他三部在文献载录、传播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相应带来的是阅读者对文本阐释与解读方式的差异。古代文学与任何时代产生联系的一个“衔接点”,其实就是实现“本时代”的现代转化,将个人研究的“深意”与本时代的学术要求相联系,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基本道路。
座谈会讨论话题较为集中,首先,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文本”,目前的先唐文学研究,对文本的复杂性考虑不多,尤其是文学实践层面,缺乏有深度的文本分析与研究。文本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多系统性,事关先唐文学文本的形成与衍化过程,事关我们的研究思路与结论的可靠程度,事关如何进行更新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其次,对文学与史学、经学、子学文献的关系,也是座谈会关注的话题,同一个材料,在不同部类中的性质、目的是不同的,一概而论、竭泽而渔的研究,可能会存在问题;第三,对西方意义上的literature 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文章、集部之间的关系,也有相关讨论,如何厘清这些问题,重建我们的文学史传统,是一个大问题,将来还可以从“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角度展开深度讨论;第四,对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新方法的探索与重构。
青年学者们一致认为,周秦汉唐文学研究,需要重视文本复杂性问题,并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应坚守传统和经典,不能对海外汉学的观点亦步亦趋,而是努力将“中国学”的研究中心留在中国。
最后,
开幕式
刘跃进研究员
童岭副教授
林晓光博士
徐建委副教授
程苏东博士
孙少华副研究员
马昕博士
赵建成副教授
与会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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