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21日，2014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武汉大学70后研究团队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团队、武汉大学70后研究团队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团队共同举办。在开幕式上，王兆鹏教授回顾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海内外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发展格局和丰硕成果，也指出在这些研究当中出现一些值得注意和深思的问题，王教授归纳为三多三少：一是有些论文满足于证成一个传播的事实、接受的事实，很少还原历史的真相、回到历史的现场，去深入了解究竟是怎样传播的；二是只注意现象的说明，现象列举的多，而缺少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实质性分析，缺乏理论的提升和概括；三是单向研究的多，为了传播而研究传播，或是为了接受而研究接受，而缺少对传播与接受互动关系的关注。同时，王教授还提出要注重两结合、两并重的研究思路：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传播接受研究与创作文本研究相结合；界内研究与跨界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实务应用研究并重。

共有来自美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共收到代表们提交的学术论文152篇。本次会议是自2009年以来举办的第三次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前两次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本次议题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等。参会学者们围绕这些议题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     传播接受的理论建设及学术史的考察

随着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对象不断细化、深化，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理论的建设；一些新兴的文学现象也需要相关理论指导研究，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有所关注。如刘方的《文学的大众传播模式萌芽对于南宋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从西方关于大众媒介、大众传播的定义和文学的大众传播模式及其社会影响等理论出发，认为在南宋印刷文化繁荣基础上，私人坊刻竞争下的市场化形成与繁荣，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以大众传播模式为特征的文学传播方式。吴淑玲的《唐人无意识的诗歌传播》认为无意识传播在唐诗当时传播中是更普遍、影响更大、更有意义的传播活动，并从无意识传播的形成原因、传播形式及其价值等方面探讨其贡献。林良娥的《论唐宋女作家的创伤书写以鱼玄机与张玉娘为考察中心》从精神分析学上的创伤理论切入，以唐宋两位女作家为观照对象，从创伤书写的情感内蕴和悲剧美学特征两个面向来具体探讨她们诗作中的创伤书写。元鹏飞的《古典戏曲生成与传播的信息公约项脚色制》认为古典戏曲的脚色制具有信息公约功能，这一功能决定性地划分了中国戏曲与西方以古希腊戏剧为代表的戏剧完全不同的生成与传播方式。汪超的《论权力场对明词传播的影响》结合西方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作者在权力场的位置、所持资本状况出发，考察权力场如何左右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张晓宁的《从<秦妇吟>的命运看影响古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几个因素》以历史传播中《秦妇吟》的传奇命运入手，总结出影响古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几大因素是作品的瞬时性影响力、书面传播的影响力、题材选择的影响、篇幅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

此外，部分论文涉及学术史的相关话题。如黄俊杰的《文学传播史的思考》首先分析了传统文学史存在的局限和文学传播史书写的优势，认为文学传播史的书写应还原古代的文学传播观念、各个时期的文学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并在还原的基础上完成理论的思考。同时探讨其具体的书写方法与操作步骤，对其书写的目的与意义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施议对的《真传与门径中国倚声填词在当代的传播及创造》以民国四大词人的词学成就与传承情况入手，围绕学词和词学的传承问题，探讨中国倚声填词在当代的传播及创造。李剑亮的《民国诗词中的苏轼镜像及其文学传播史意义》认为民国诗人有感于苏轼其人其事其作所创作的呈现苏轼镜像的诗词作品，对推进苏轼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及传承与弘扬苏轼人格精神产生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文学传播史意义。

二、     传播接受的具体过程及环节的考察

文学传播与接受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端点，文学传播的过程由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要素和环节组成。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有相当部分是立足于某些传播过程与环节展开的考察。

曹胜高的《由两周称诗论<诗>本的编成》通过考察《国语》、《左传》、《墨子》、《孟子》对诗的称名，来逐步分析出春秋战国时期《诗》的版本形成过程。杨林夕的《从诗之兴到思之兴<诗经>的兴与话本入话的关系及其意义》从《诗经》的兴和话本小说的入话两者之间相似性的对比分析，认为它们都是原始诗性思维影响发展的产物。孙世洋的《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与<诗经>早期传述状态初探》从清华简文献和相关传世文献，来深入探究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及表现，并具体分析《诗经》在史官渠道中的特殊传述状态。

王颂梅的《齐梁体与折腰体之授受与反接受》认为折腰体因与齐梁体同具失黏的特征而有形式上的接受，但相对的也有反接受的部分。马丽娅的《先唐谐谑类诵说底本与小说的互为体用及传播》从谐谑赋或类赋体文入手，认为此类诵说底本为后起的小说特别是俳谐小说提供了范式。于俊利的《敦煌本<甘棠集>与晚唐幕府公文创作》以《甘棠集》的创作和流传为考察对象，从创作主体身份的变化、创作内容和行文风格及程式化倾向等方面来分析晚唐幕府公文创作的诸多特征。

王兆鹏的《从一则佚文看北宋文集出版的审查制度》以一则《白氏文集准印牒文》的实例分析，来具体探讨北宋文集出版审查制度的运行机制、北宋文集出版审查的内容和北宋文集印行详定牒文的文体样式等。刘晖的《试论宋朝家集传播者行为及特点》从宋代家集传播者的角色、行为及其特点切入，通过对两宋家集的相关信息统计与分析，深入考察两宋家集的辑刊特点与传播过程。董军平的《好事者：一个特殊的文学传播主体》以文学传播中好事者为对象，具体分析这个特殊传播主体独特的行为特征和传播作用。鲁小俊、杜丹的《课艺总集：清代书院的学报和集刊》从对现存清代的课艺总集的深入调查与资料分析，认为从本质属性和诸多要素上看，课艺总集就是清代书院的学报和集刊。

潘明福的《北宋时期文学撰著编刊与传播的背景考察》从北宋时期文学撰著的背景分析入手，具体探讨其编、选、刊、传等问题。陈志平的《书家书写与文学传播以黄庭坚书写他人文学作品为例》从书写文本、书写动因、传播价值与效果等方面，来探讨黄庭坚书写他人文学作品这一现象。马艳的《明初文学传播研究以传奇为例》从明初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明传奇入手，从其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方面，来考察明初文学的传播概况与特点。李欣的《探析中国古典诗词的广告效应》从即时效应、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三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的广告效应和传播特性。李松的《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以<匪情月报>为中心》以文革时期台湾的中国大陆文学研究为对象，从研究文献、研究视角、批评实践三个方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深入探讨和理性审视。

王玥琳的《序：中国古代文学接受与传播的一个剪影》认为序文对文本具有直接的宣传推广作用，对后续读者的接受视野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序文在某种程度上能映射古代文学接受史。张静的《书序在文本传播接受中的地位与正负影响力以北宋书序为例》认为书序是一种重要的副文本，具有强势传播地位，又具有首次批评或第一读者的传播影响力。胡建次的《清代词集序跋中尊体之论的承衍》从创作实践之难、诗词同源、有补于诗歌艺术表现等三个维面，以词集序跋为对象，来探讨清代词学理论批评中尊体之论的承衍。孙欣婷的《清代词集丛编与清人词集传播》从具体分析清代词集丛编的多种类型和不同功能入手，认为清代词集丛编对清人词集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雪莹的《大众传媒与京剧的近代化转型以<申报>对梅兰芳沪上演出报道为例》围绕当时《申报》对梅兰芳沪上演出信息的报道过程，认为《申报》作为近代重要文化传媒，见证并促进了京剧的近代化转型。焦宝的《论近代报刊诗词中的寿苏雅集》围绕近代报刊中关于寿苏雅集的活动记录与诗词内容，探讨苏轼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和近代报刊对诗词创作与传播的重要价值。王新立的《晚清近代报刊与词学传播》以近代报刊与词学传播的关系入手，从近代报刊所刊载的词学内容、传播特点及其对词学的影响等方面，来阐述近代报刊在词学传播中所起作用及其贡献。刘成勇的《二十世纪文学的广播传播》从二十世纪文学的广播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方面，来深入解读广播传播的文学意义和特点。梁笑梅的《传播的诗：电影影像传播之于诗歌立体创构的意义》围绕电影创构的诗歌影像，从其传播的立体形态和诗歌认知等方面来解读其独特意义。刘家思的《启蒙传统与救亡呼声论20世纪30年代发生期的广播剧》从发生期广播剧的一些重要主题和内容，来具体解读其文学价值和意义。

张春晓的《小议木棉庵故事演变》以贾似道殒命木棉庵的故事流传与演变为考察对象，认为故事的演绎会根据时事背景、文学风习和世俗观念来增衍细节，从而将其纳入自身的价值体系。苗菁的《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戏曲的传播》认为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其临近地区的城市，是中国各种戏曲声腔或剧种的吸纳、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这条水道也是中国各种戏曲声腔或剧种最重要的传播渠道。肖波的《雷峰塔的兴废与白蛇传说的传播接受》由雷峰塔在历史上的兴废情况，认为虚幻的白蛇传说附着于真实的雷峰塔，一方面使它获得有形的载体，强化它的真实感和形象性，另一方面则赋予雷峰塔以生命和灵气，深化其文化底蕴。

刘勇刚的《因声求气，涵咏入境论古诗文吟诵》以古诗文的吟诵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了吟诵的定义、特点、方法、功能及其盛衰问题。傅承得的《现代诗歌朗诵：面向群众的文学传播》从场所与受众、传播学与广告学等层面，围绕面向群众的文学传播特性来解读现代诗歌朗诵现象。朱文斌的《中国现实主义诗潮在东南亚华文诗坛的承继与发展》通过梳理东南亚华文新诗与中国新诗在现代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认为二者之间遥相呼应。

三、     传播接受的研究方法及角度的考察

关于文学传播接受的研究方法及角度的探讨与尝试依然是会议的一大热点。如计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王春的《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唐宋诗词》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唐宋诗词地位、编排方式、入选作者、入选篇目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龚红林的《屈原诗歌图绘传播的计量分析》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来统计历代画谱类、笔记类书籍及当代楚辞书目中所著录的屈原诗歌图绘。苗贵松的《南宋以来屈原图像题跋诗文创作史和价值观以三幅<屈子行呤图>为中心》通过对三幅《屈子行呤图》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其蕴涵着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具有贬谪文化的模式意义。李征宇、许连军的《诗意的接受与传统的树立：明前赤壁图探微》结合宋元金和明清两个阶段赤壁图的比较分析，来探讨其图像转译和诗意接受的过程与模式。陈依洁的《李纲梁溪词于苏辛词间之承衍性与独特性》通过比较李纲梁溪词与苏辛词之异同，认为三者之承衍关系主要是见于描绘闲居生活一类遣怀词，在表达爱国情怀的豪壮词上却不同。李德辉的《论馆驿和唐宋诗的关系及宋代馆驿诗的新进境》通过比较唐宋时期馆驿诗创作的不同情况，总结其不同的创作特点与群体特征。

在文学典故的研究角度上，冯红梅的《唐诗司马相如典故初探》从唐诗中使用司马相如典故的具体数量统计入手，归纳出不同的类型。董继兵的《探析宋代边塞词对历史人物的多样接受》从宋代边塞词接受历史人物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边塞词创作的多样性与现实意义。高峰的《人面桃花的来龙去脉》认为人面桃花文学意象的内涵不断丰富，并且衍化为情节曲折生动的爱情故事。方丽萍的《北宋的伊尹评价及其思想史意义》从上古贤相伊尹形象在北宋的接受情况入手，探讨北宋初中期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分歧。

对文化传播的关注也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个焦点，潘碧华的《文化传承与本土认同：论吴岸诗歌中的伦理抉择》依据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吴岸《残损的微笑》的诗篇，探析其如何面对文化传承与原乡隔绝的抉择和心态，审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在文化传承上的角色。黄雪玲的《浅析大马师范中文课程：文学选材与教学》围绕马来西亚师范中文课程里有关文学的内容与教学，从文学传播的六个层面来解答师范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陈军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中的文类以中国无悲剧命题为考察对象》从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的概念与思想变化，考察中国无悲剧命题的百年历程及其文化学意义。陈煜斓的《林语堂的文化经济学理念与文化传播策略》围绕林语堂的文人活动和文化主张，具体探讨其独特的文化经济学理念与文化传播策略。

海外汉学及其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大重要议题，倍受学者关注。如李奎的《新加坡<振南日报>刊<南游记>初探》以1916年新加坡《振南日报》连载的王晓沧所著《南游记》与明代余象斗同名小说进行比较，认为王氏小说是在余氏著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改编。由兴波的《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新路径探求》从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必要性、文化价值等方面，来积极探索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主要类型和创新路径。刘赛的《刘向<列女传>的流出及在域外的收藏、刊行》通过考察《列女传》在东亚诸国的流传及刊行状况，探析其文本在域外传播中所具有的文化娱乐与道德教化作用。谭新红的《论两宋时期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从传播途径、传播效果两个层面，来探讨宋代文学是由什么人通过哪些途径传播到境外、作品在异域的传播对其本身的保存及对当地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等问题。张海的《简论韩国古代文人对杜诗诗史特征的接受》从韩国古代的一些诗话和文献资料出发，认为韩国古代文人高度推崇和评价杜甫及其诗歌，认同和接受了杜诗的诗史特征。曹春茹的《朝鲜诗人对欧阳修诗能穷人和穷而后工的论辩》从朝鲜诗人对欧阳修诗歌理论的评论和接受入手，来探讨这些文学接受者的评论特点和理性态度。王国彪的《朝鲜诗家对清初明遗民诗的接受与评论》从域外接受与评论的背景、目的、方式、特点，主题思想、诗歌风格等方面，来探讨朝鲜诗家对明遗民诗的接受与评论问题。高玉海的《宋元小说在俄苏的翻译与研究》梳理了宋元时期的文言笔记小说和通俗白话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传播和研究情况。任先大、刘红麟的《<沧浪诗话>在欧美汉学界的传播与接受概观》通过考察本土学者和华裔学者对《沧浪诗话》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来探讨欧美汉学界传播接受活动的主要特点。

此外，还有一些从其他的研究角度切入，如刘军政的《论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接受》以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和观点入手，从纵向和横向层面来探讨词接受的表现。刘学、叶烨的《亲属后裔与宋词传播》以词人亲属后裔入手，具体探讨宋词传播中亲属后裔的传播行为、其传播的价值和传播的局限等问题。周淑舫的《从<伊人思>到<名媛诗纬初编>：明末清初女性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从女性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角度入手，具体探讨沈宜修的《伊人思》和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的辑录内容及文学价值。方星移的《一个城镇的唐宋文学记忆与传播以黄州为中心》从文学史对城镇的记忆与传播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黄州这个在唐宋文学史上有特殊记忆的城镇的价值与意义。

四、     重要作家及作品的考察

经典作家、作品的传播接受一直是传播接受研究中的热点，本次会议也不例外，如老子、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元好问、吴讷、王夫之、吴伟业、王国维等。吉峰的《老子的传播观念拓谈》结合中西相关的传播理论，来具体分析《老子》书中所蕴含的传播观念、老子所主张的传播策略、传播理念。李建国的《论陶渊明对太康繁缛文风的接受与疏离兼论陶渊明的美学自觉》通过梳理陶渊明诗文中袭用西晋作品的语例和作品分析，考衡陶诗中对太康繁缛文风的接受表现和疏离态度。誉高槐的《从<风雅翼>看宋元理学新文统影响下李白诗接受的新变》认为《风雅翼》对李白诗作出了迥异于诗史传统的新品评，反映了理学新文统影响下李白诗接受命运的复杂多舛。周静的《<诗人玉屑>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通过对《诗人玉屑》有关论杜诗资料的研究，分析该书对杜诗接受的鲜明特点。彭文良的《论苏轼作品在生前的传播形式及其特点》具体考察苏轼生前作品的传播情况，探讨其主要传播形式和特点。王星的《论苏轼对石刻的审美态度与运用》认为苏轼好石成癖，以石刻存书迹、表名篇、寄哀思、恤贫困，对石刻的运用积极主动。赵永源的《融合、接受、传播略论宋金元明清时的遗山词》以元好问遗山词的创作与传播为对象，认为其词在宋金词的融汇沟通中既有传承又有独创和提升，同时在金元词的延续中以其独特性和崇高声誉有着很大影响。田玉琪、齐凯的《吴讷<百家词>在词籍传播中的贡献》从《百家词》的辑抄来源、版本价值及其在明清和现当代的传播情况，来深入探讨其在词籍传播中的重大贡献。贺严的《王夫之的唐诗评点》围绕王夫之《唐诗评选》中的点评，从情景关系和声情关系两方面，来探讨王夫之对唐诗的具体看法及其诗学思想。梁雅英的《吴伟业诗文集白文本源流考》以吴伟业的诗文集白文本的版本源流为对象，通过对其各本中的篇章、顺序的对比，理清其更动和流传过程。梅向东的《一个经典的词学接受个案王国维对周邦彦词的接受》通过对一些文献资料和历史背景的考察，详细阐述了王氏对周邦彦词的持续接受过程。

鲁迅及其作品的传播接受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焦点，如葛海庭的《20世纪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及其接受》将20世纪日本译介鲁迅的历程分为四个时期：译介的萌芽时期、繁荣与复杂时期、热潮冷却时期、译本定型时期。叶李的《鲁迅的影响与媒体的权力》认为现代传媒通过对传播信息的选择、不同传播策略的采取等对鲁迅的意义与形象进行了有意的阐发与建构。古大勇的《鲁迅在美国华人文化圈的接受与研究》从意识形态的影响、多元解读的格局、经典价值的认同三方面来阐述美国华人文化圈中的鲁迅研究状况。姚纯的《鲁迅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通过梳理鲁迅作品在美国的译介情况及其研究成果，来探讨鲁迅作品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李秀敏的《鲁迅晚唐小品论刍议》围绕鲁迅关于晚唐小品文的评论与观点，重新审视这些评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缺陷。

还有一些古代其他的作家、作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如马里扬的《从陈善<扪虱新话>看北宋士大夫在南渡士人群体中的接受》以宋代陈善《扪虱新话》对北宋诸名家的评价入手，认为陈善的评价虽有相当自负的文士习气，但从中能看出南渡士人群体对北宋重要文人行事的评判与学说的接受。吴丽娜、洪迎华的《张纲著述的编刻与传播》围绕宋代名臣张纲文集的编订、刊刻、版本、著录情况等，详考其文集编刻的曲折过程及它在历代的著录情况。叶宽的《宋代奏议的传播学解读》以宋代奏议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角度来具体探讨宋代奏议的传播模式、奏议传播的政治意义和文学意义。郑继猛的《宋笔记对宋代文学的传播》以宋代的各类笔记文为考察对象，探讨笔记作者的传播作用、笔记文本的传播作用和笔记对宋代文学传播的意义。刘越峰的《论宋文对<榖梁传>的接受》以在宋代重新受到重视的圣人经典《榖梁传》为对象，具体分析宋文对其接受及表现。杨波的《史铸<百菊集谱>的编纂、刊刻与传播》通过梳理《百菊集谱》的编纂、刊刻与传播情况，探究其在考证、辑佚、校勘等方面的文献学价值。王前程的《<红梅记>与唐人小说》认为晚明文人周朝俊的传奇名作《红梅记》所接受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唐人小说尤其是唐人婚恋小说。傅湘龙的《邹漪<诗媛八名家集>辑刊初考》详细考订了明季清初出版家邹漪辑刊《诗媛八名家集》的内容与版本，认为其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与校勘价值，而且暗寓编者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王莉的《明清时期三曹诗评的特点及其成因》在系统梳理明清三曹诗评的基础上，从审美风格、文体创造、品第抑扬等角度对三曹诗评加以具体分析。朱祥竟、刘相雨的《<京本通俗小说>传播始末》从《京本通俗小说》二十世纪初的出现及当时学界的评价情况入手，并对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对该书真伪质疑的论述进行了分析。谢永芳的《论潘飞声对纳兰词的受容》从受容基础、阶段性特点、经典化进程三方面，来具体论述潘飞声对纳兰词的受容情形。谢冰青的《宣教下的隐秘诉求论弹词<再造天>对<再生缘>的接受》通过对《再生缘》和《再造天》二者内容和思想的比较分析，认为《再造天》是《再生缘》续书，具体分析了侯芝作为出版者、阅读者、写作者对于《再生缘》的接受。赵兴勤的《论古代戏曲在清代诗词中的传播清代诗词中散见戏曲史料学术价值再探》从涉及的主要剧目、戏曲艺人的班社组织、其它伎艺表演等层面，来探讨《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诗词卷初编）》一书具有的文献价值。

对当代大家与学者的研究与总结是会议的一个亮点，如张再林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兴产业与中国气派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读后》围绕王兆鹏二十多年的学术成果与研究建树，认为其积极倡导并大力践行的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兴产业，其鲜明的个性特色和学术风格则树立了一个新的标识和范例。潘明福的《论王兆鹏先生的文学传播研究》从文学传播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方法探讨等方面，来系统阐述了王兆鹏先生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努力开拓。柯尊斌的《伊维德元杂剧研究的思路及启示》以汉学家伊维德对元杂剧文本演变的研究为中心，探讨其对戏曲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示。谢川成的《温任平与马华现代诗的传播》从理论建设、创作实践和传播效果等三方面，来阐述马来西亚现代诗人温任平积极参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贡献。

总之，本次研讨会海内外学者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领域里取得的进展和最新研究成果，相信随着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必将有力推动今后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开展。

 会场

王兆鹏教授

谭新红教授

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