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6日，由《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里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对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文学”，犹如满天星斗，百川归海，从来都是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而成的共有的文化血脉。然而，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还是依照传统的历史分期、地域划分或者社会学的民族概念，将本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学，分割成孤立或单一的断片，而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本次会议旨在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召开缘起、学术背景和文学史意义。之后，与会专家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讨论：

一、“中华文学”命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要在多民族的格局下改造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套路。中华各民族文学有巨大的资源值得我们挖掘，要看到各民族文学对整个中华文学的意义所在，并且促进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学的阅读。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理论层面指出：把中华各民族文学融合为中华文学，这种理解是真正回到了文学之中。因为文学作为审美现象，作为活生生的文化生态，并未在自我内在根据性上说自己是某种的文学。在学术文化运行中，对其产生分离的理解，则是不合理的。文日焕（中央民族大学）则在现实层面提出，要注意中华文学与中国近三十个跨境民族的关系。这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学，提高中华文学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华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对于“中华文学”的概念界定，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中华文学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的地位；第二，如何正确认识“民族”与“族”的关系。

关于“中华文学”的特征，首先是开放性，使其与“中国文学”等其他近似概念相比具有更大的外延。詹福瑞（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指出：过去的文学史，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首先是汉族的文学史，其次是士人的文学史。今天重新看中华文学，就要看到其所具有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首先表现在民族的多样性，其次是包容外来文学，再次是实现士人雅文学与民间俗文学的共生共长。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则认为：过去习惯于对中国文学作封闭性的理解，将其归结到一些汉族的经典作品，而很少顾及其他民族文学。“中华文学”将中华各民族文学统合起来，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融通性。马自力（首都师范大学）指出：在大文学史观的框架下，中华文学的建构要走出我们曾经自设的唯古、唯今、唯中、唯外的误区，要注重学科内部和外部的融通，树立中华民族多民族融汇共生共长的意识。廖可斌（北京大学）也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多民族融合正是中华文学的特点，这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文学有本质不同。

三、“中华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理论先行。专家们普遍认为，在进行具体研究之前，应首先加强“中华文学”命题的理论建设。张政文就指出：在构建中华文学命题、研究中华文学历史并展望其未来的时候，要在文学的立场、观念、视野、路径等方面提出全新的理论，否则会再次落入窠臼，缺乏创新；除了文学史研究专家外，理论研究者也要提出建设性的理论成果。文日焕特别提出：编撰中华民族通史必须有思想上的基础，可以先作编撰方法论研究。

第二，转变观念。朱万曙（中国人民大学）认为，要实现“中华文学”研究的大格局，首先要转变学术观念。一是要转变中国文学只是汉民族文学的观念；二是要转变文学审美的观念，多关注汉族外其他民族优秀的作家作品；三是要转变文学史观念，要注重其他民族为文学史提供的“非汉族”性的新鲜内容和审美元素。张国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以大胸襟、大气魄，突破清代学人那种书斋里的“私人化”意识，摒弃“纯学术”、“象牙塔”的狭隘“意趣”；进行中华文学研究，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将其看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一个部分。

第三，拓展材料。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指出：中华民族文学研究应拓展文献材料的范围，不限于文本材料，而应关注到丰富的实物、图像、口传材料等。

第四，完善框架。中华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华文学史的书写来展现，而撰写这部文学史，需要充分尊重中华文学的开放性与融通性特征，在结构框架上做出重大调整。张政文就提出，如果把汉民族文学与其他各民族文学按照时间或文体的构架写成一部大文学史，就没有达成学术界对“中华文学“命题的期待。付承洲（中央民族大学）也说：不能把中华文学研究做成”拼盘”。文日焕则指出：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列入了中华民族文学史的板块，但没列入结构。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提出了三个具体维度：第一，要扩展视野，扩大研究对象，加强各民族文学的特色研究，勾画其独特面貌与发展历史；第二，中华文学史应该是一部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史，要看各民族文学对中华文学做出了什么贡献；第三，要特别加强对易代之际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必须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对抗也是一种交流，要妥善处理民族气节与民族交流的关系。

第五，讲究策略。廖可斌认为,要改进对中华文学融合进程的叙述策略，尤其谈及民族矛盾与对抗时要寻求叙述的平衡。

第六，增进交流。汤晓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认为，中华文学研究要改变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自说自话”的状态，拓宽与主流学界对话的有效途径。

四、“中华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张政文建议“构建中华文学的全科学科”。廖可斌提出，要打破学科界线，章培恒先生曾经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二级学科，现在则需要设立“民族融合”二级学科。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则提出建议，认为中华文学理应进入大学中文系课堂。

五、“中华文学”研究的个案分析。

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元代为例，来说明中华文学的独特魅力，并从元代文人马祖常的创作实践出发，探讨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双语”写作的成功。

会议上，专家们各抒己见，热烈探讨，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最后，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指出：“今年不仅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也是‘中华文学’复兴元年。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文学’的复兴做出学术上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昕）

会场

朝戈金研究员

陆建德研究员

刘跃进研究员

汤晓青研究员

文日焕教授

张国星编审

詹福瑞教授

郭英德教授

左东岭教授

傅承洲教授

张政文教授

朱万曙教授

马自力教授

过常宝教授